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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大武汉”和“小武汉”
第一节 城市的主动规划——“大武汉”的功能区划
二、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借鉴意义 （一）德国 德国城市化的重要特点在于大力发展中小城市。截至2010年底，德国共有大中小城市2065座。其中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只有柏林、汉堡、慕尼黑三个，10万以上的城市不过80个，2000至10万人口之间的中小城市则遍布全国，承载了4970万人口，占总人口的60%。而最大的柏林也不过370万人。 德国的城市虽小，却绝非一盘散沙，所有这些城市围绕各自的中心，组成了区域性互补共生的有机统一体。目前，德国以大城市为龙头，以中小城市为主体，共形成了莱茵-鲁尔等11个城市圈。这些城市圈均匀分布于德国的各个地区，将全国70%的人口有效聚集起来。尽管单个看来德国的城市较小，然而作为城市圈整体，其规模却与伦敦、巴黎等大都市区相当。 德国的这种模式，使大中小城市得到均衡发展，使中小城市成为城市体系中的主体。其结果就是，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还保证了低房价，减少了居民上下班通勤时间和成本，完善了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持和发展了各城市独特的城市文化。所有这些，自然都离不开德国科学的城市圈规划。
（二）日本 日本东京都市圈先后进行了5次规划，目的就是控制中心城市过度扩张，实现核心城与周边城市的分工互补。 1985年以前，“一极集中”结构的发展模式，使东京城市空间的扩张失去了控制，大约60千米半径、占日本陆地面积约3.5%的东京都市圈，集中了全国约27%的人口。“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使东京一面看上去十分风光，一面却日益不堪重负。 首先是东京城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人口和产业高度集中，城市过密，加上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优先建设，地区间的发展差异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持续拉大。结果东京在不断膨胀，而周边城市却在相对萎缩。近年来甚至导致了日本一些地方出现了荒地，这在国土面积狭小的日本本来不该出现。 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城内城际两方面交通成本高企。1970年代东京城内的轨道交通一度达到了220%的“混杂率”——即车厢实际乘坐人数与车厢定员的比例，100%的混杂率即为车厢内所有人都有位子坐或有吊环/把手扶，可见其拥挤程度。同时，周边地区的道路全部向东京城聚集，一些并不开往东京的车辆也必须从东京经过和中转，结果既加剧了东京地区的交通拥堵，也损害了周边地区的物流效率。 最后，都市区的规划根本无法控制东京城的实际扩张，土地紧张，房价上涨，社会问题严重。用环状绿化带“包裹”城市，一方面阻止东京都无限蔓延，一方面在绿化带外围构建卫星城的设想也统统失败。东京城就像一头饕餮，贪婪嗜掠着周边的资源，却又自己消化不良。 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东京太大了，也太集中了，与此同时，周边城市的发展则显得十分不够。东京都市圈必须从整体上明确各自城市的功能和定位。如果定位模糊，在一个城市中漫无边际的扩大、扩张、集聚、集中，则一方面中心城市资源高度密集，却日益紧张(这就导致了规模不经济)；一方面广大中小城市却资源短缺，得不到有效发展，同样不能充分实现规模效益（就是所谓的达不到规模经济）。为此，核心城市东京要成为整个城市群体的管理中枢，发挥政治、金融和文化娱乐中心的功能，而周边城市要依托东京的政治管理、生产性服务和科教文化资源，紧密围绕在核心城市周围，根据自身优势发展特色产业。 如横滨市、八王子市成为东京的卧室；厚木市发展信息产业和科研开发；横须贺市主要承担医疗福利、物流等职能；成田市以国际交流和物流业为主等。最后分工明确的周边各个城市，与首都圈的中心东京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形成了中枢管理城、生产城、居住城、生产和生活兼用城、学园城、游览城等城市圈格局，大大降低了圈内交易成本，提高圈域运行效率，进而提高整体竞争力。 目前东京都市圈一方面继续坚持大城市为主导，一方面大力发展中小型城市。截至2005年，日本10%的大城市集中了近50%的城市人口，而3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则在数量上和人口占比上不断降低。进一步看，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数量基本不变，人口占比有所下降，保持在25%左右；而30-5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则得到了巨大发展，其城市数量从1950年的1.6%提高到2005年的6.0%，人口占比从4.4%提高到了15.7%。可见，在坚持发挥大城市核心集聚功能的同时，与中等城市的错位分工、协同发展得到了日益重视。 从日本城市化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规模的重要意义，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实现规模经济。
（三）美国 美国纽约都市圈北起缅因州，南至弗吉尼亚州，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华盛顿四大核心城市，此外还包括巴尔的摩等一些次中心城市和周围40多个中小城市。都市圈面积达13.8万平方千米，人口6500万人，约占全美总面积和总人口的1.5%和21%。 美国城市化历史经过了三个阶段。先是城市化初期纽约等大城市的迅速扩张，工业、交通和大量人口集中到城市，而城市间的联系较少，呈现出独立发展的特点。然后是城市化发展到顶峰，开始“逆城市化”过程。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纽约都市圈出现了中心城区不断向郊区蔓延，建设无序和郊区化过度的现象。由于城市向周边地方的“低密度扩张”，整个区域丧失中心，散漫发展，结果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和破坏也日趋激烈。集聚功能的过分分散导致地域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规模效益得不到发挥，整个都市圈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等问题越来越明显。最后就是“再城市化”或“再中心化”过程，通过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纠正郊区城市化的种种问题，在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重新发展了核心城市、核心区域和核心产业，最终实现了产业升级和地域分工组合，达到今天的都市圈格局。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城市化过程中的两种倾向，一个是东京都市圈的“集中主义”，一个是纽约都市圈的“平均主义”。无论是哪种倾向，都是城市定位不明、功能不清的表现。由于对核心城市的中枢功能和服务功能认识不清，而过分集中资源，发展一般工业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阻碍周边中小城市发展，同时自己又庞大臃肿，这便是过度“集中”。同样，对核心城市的中枢功能和服务功能认识不清，分散经济资源、削弱城市功能，在区域内整体“匀质”分布，这就是过分分散而“平均”。这两种方式都是不经济的，一个超过了“度”，一个低于“度”，结果都是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引起人口、城市和资源、环境的全面紧张状态。 目前，纽约都市圈已经克服了自己过度郊区化的问题，实现了区域内“再中心化”和资源的有效整合。都市圈的核心纽约成为美国的金融、贸易中心，发挥着世界金融中心的作用，并且拥有全美第一大商业港口，贸易服务极其发达。费城则重点发展重化工业，是美国重工业的核心集聚地，并发挥港口运输的功能。波士顿的微电子工业突出，具有高科技产业技术和科教优势。华盛顿则作为美国的首都，发挥着政治、金融功能。各大城市协同分工，抱团发展，取得了十分客观的整体集聚效益。 由此可见，无论是东京都市圈还是美国都市圈，只有核心城市，而没有周边城市的辅助支撑，其发展是不堪重负的；只有中小城市，而没有主心重心，其发展是散漫而混乱的。核心城市定位不明，资源集中，抢占了中小城市资源不说，自身也不能最优化的利用，等于是浪费；中小城市得不到发展急缺的资源，同样不能发挥自身的优势。结果大城市、中小城市的地域联系和产业联系均被割裂，两极分化悬殊，相互掣肘，矛盾尖锐，最终谁也得不到利益。 尽管从理论上讲，每个城市都存在定位和规划问题，但是由于大城市是各类资源的所有者和配置者，在整个城市发展的链条中实际上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定位问题和规划问题也就主要表现在核心城市方面，成为核心城市规划的主要问题。如果核心城市的定位问题不能得到科学的解决，则区域内的统筹规划根本无从谈起，因此，核心城市是主要的，是重要的，必须重视起核心城市的定位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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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30 09:5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