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镇长：禁酒令的目标，是县城婆罗门

lameihua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是社会现状决定了法规条文，而不是相反。如果拘泥于法规甚至试图用A4指教社会怎么运行，就是教条主义错误。

　　所以讨论“禁酒令是否影响合规吃喝”是模糊了重点，真正重要的是合规的规是怎么定的。

　　举个例子，去年年末经济工作会议上，去掉了过去几年都有的“过紧日子”和严控地方举债的部分（《财政紧日子过完后，会发生滞胀吗？》），然后今年开年不久，很多地方就有了编内涨薪的消息。

　　这薪涨得当然合规，然后各地编内拿着合规涨的薪去合规地消费和吃喝一下，也没违反哪条法规吧？

　　问题是大家都认为合规，但未必都认为合理——近期的经济和就业情况如何我们不敢妄议，但高考关注度的降低很能反映近期社会对青年特别是高学历青年就业的看法。

　　在这种背景下不与民共度时艰，难免会让不少人认为合规不合理。

　　然而，屁股决定脑袋，不同位置有不同位置的理。在一些人看来目前正因为经济低迷通缩，所以要给编内加薪——因为很多小城市和县城的经济，有不小部分要靠编内的消费撑起：

　　在巨大的规模效应和马太效应下，大部分地方的大多数制造业已经没有和巨头竞争的能力。发达的交通基建和电商网络把物流成本降得极低，让少数制造业优势区域可以碾碎各地的本土制造业。

　　追求高质量就业的年轻人也只能离开家乡到制造业优势集中的地区。结果是大部分地区只剩下零售服务餐饮等行业。可没了制造业对外输出商品，怎么从外面赚钱买来东西做零售和餐饮？

　　答案是钱不是靠本地产业赚来的，而是靠本地编内转移支付来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到大城市工作买房贡献财政收入，而这些财政收入中很大部分回馈他们的故乡成为编内人员的工资。

　　你别管有没有回馈成他们父母的养老金，你就说有没有回馈到他们的故乡吧。

　　然后当地编内把钱消费出去，养活一系列产业和从业者。这就是“公务员经济”。

　　按这种思路，不仅合规吃喝有理，甚至不合规的吃喝也有一定道理——因为本质是通过编内消费给当地编外撒钱，撒钱的过程喝果汁还是喝茅台区别不大。

　　一个印证是，从小县城到北京，地方越小，越容易遇到路边的“烟酒礼品回收店”——因为一般来说越小的城，自身产业越弱，对“公务员经济”的依赖越强。

　　这种撒钱方式不同于拜登搞的无差别盲目撒钱，而是按照和编内距离的远近决定分到的蛋糕的份额。距离编制中心最近的能分到最大一份，形成县城婆罗门。

　　但是这套逻辑现在受到了现实的冲击：

　　房价不振让一系列产业低迷，也让原本作为供血者的几个省自顾不暇，没有余钱对外转移支付。

　　另一方面，AI等领域的突破性进展要求更多投入，在资金紧张且举债空间不大的现在，有限的资源只能在投资新经济和维持公务员经济之间二选一。

　　相信大多数人都知道该怎么取舍。所以今年深度求索新闻传出不久，“过紧日子”的要求被重新提出（《体制外打出了统战价值》），而如今的禁酒令，则是这种思路的进一步深入。

　　当然源头的方法最好是降低收入，但这种对自己人的降薪阻力最大。禁酒令甚至被层层加码的禁酒令，为的是控制转移支付资金的流向——

　　如果县城婆罗门们愿意把积蓄拿出来变成大城市的房产而不是在本地消费，就不用担心被过度执行的禁酒令伤到了。

　　而这样，远他们的后代离他们在县城的人脉积累后，就成了大城市里家底较好的打工人。于是县城里就少了一家婆罗门。

　　这也是一个阳谋。

　　阳谋的背后，是人口形势下大多数县城萧条的未来。当年轻人向大城市——省会——一二线集中后，没了人的县城，自然也无法支撑婆罗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