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红色后代邓卓棣深耕基层有何新意？

大参考

　　邓卓棣下放广西平果县担任新安镇党委书记的消息是广西《右江日报》近日披露出来的，该报盛赞平果新安镇领导“换位沉底”听民声，镇党委书记邓卓棣在三合村龙怀屯担任“屯长”。

　　报道说该镇党政“一把手”按照市委、县委的要求，带领全镇领导干部到各村党支部、贫困屯担任3～5天的“一把手”，带头上一次党课、召开一次班子会和一次征求意见座谈会，开展一对一谈话交心活动和一次走访调研、一次服务体验，同时记好一本《民情日记》，切实将自己融入新的工作角色，做到真换位、真履职、真体验、动真格、感悟基层工作，聚焦“四风”问题，解决基层实际困难。

　　“以前我以为屯长没什么事干，当了几天才知道基层的苦、群众的难。”镇党委书记邓卓棣在三合村龙怀屯担任“屯长”3天后深有感触：“只要领导干部能坚持进行换位思考，用心来感同身受群众的疾苦，其实很多要求就不会难以做到、问题就不会无法解决”。

　　该镇领导干部通过深入村屯，坐下来与村屯干部和群众面对面交流谈心，了解民情，听取民声。目前已向群众发放“新安镇干群连心卡”10000多张，收到群众拨打“农事直通车”热线电话100多次，领导干部通过“换位沉底”，共收集到涉及“四风”方面的意见和建议12条，并将群众所反映的问题记录在案、分门归类，建立台账。定责定岗定时间，将责任落实到各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身上，限期完成整改。

　　实际上，人们知道邓卓棣的消息，是在去年这个时候，去年5月2日，有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平果县获悉，邓小平唯一的孙子，邓小平最小的儿子邓质方的独生子——28岁的邓卓棣被任命为该县副县长。

　　在广西平果县人民政府的领导分工中，邓卓棣负责发展改革、物价、政府法制、农业农村、扶贫和重大项目等方面工作。据当地干部群众介绍，邓卓棣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知识渊博、能力突出，但为人低调、谦虚谨慎、勤奋好学，从不接受记者采访。（见云南信息报）

　　平果县2004年至2012年连续9年蝉联“广西财政第一县”。2012年全县完成生产总值107.39亿元，增长12.6%；财政收入20.51亿元，增长19.09%；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2764元，增长12.40%；农民人均纯收入6142元，增长34.2%。（据《2013年平果县政府工作报告》）

　　这个消息传开后，网上一片热议，28岁的副县长，又是出生在美国的红色后代，是否镀金之后回到中国的政治中心？根据有限的资料，1985年出生于美国的邓卓棣2003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年仅18岁，按说应该2007年从北大法学院本科毕业。佩服的是2008年，邓卓棣却取得了杜克大学法学院LLM（法律硕士）。之后的履历是个空白，直到2013年5月2日，突然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平果县副县长，年仅28岁。

　　邓卓棣的父亲邓质方是邓小平最小的儿子，上世纪80年代去美国留学，获纽罗彻斯特大学博士学位，并在留学期间生下一子。根据美国法律，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即为美国公民。不过，后来邓质方、刘小元夫妇携子归国。邓小平曾说过：“谁说我的孙子是美国公民，他回到中国就是中国公民。”

　　邓质方回国后，进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直属的中信兴业公司，任副总工程师。1993年，正式加入“四方集团”。1993年5月，邓质方连同首钢、长实、加怡，共同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开达投资”。成为商界低调的“黑马”。

　　红色后代邓卓棣深耕基层，显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现任最高领导人也是从基层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可以想象，再过二十年，会有一大批象邓卓棣这样的红色后代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接过祖辈们传承的江山，带领中国人继续做“中国梦”。

dfym

　第一，从政治制度运作的形式上看，西方是通过全民普选方式进行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则是通过以组织部为主的、以能力为导向的人才培养、选拔和使用机制，实现定期的换人而不换党。如果再对比一下以中东为代表的全球另一大文明伊斯兰世界的话，它们则是终身制或者家族世袭制，是既不换人也不换党的体制。

　　从宏观的角度讲，西方短期（四年或八年）而又频繁的换人换党，虽然可以具有政治体制的灵活性，而且也可以当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来临或激化时起到缓解、转移矛盾的效果，但整体治理效果却缺乏长远性和稳定性，制度性出现国家政策的相互否定。

　　因为政党和政治人物的执政期限只是四年或八年，长期规划对选举并无意义，更何况即使制订长期规划，换人换党之后也会被搁置或者废除。甚至就是短期的政策，在换人换党之后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比如法国右派政党人民运动联盟，为应对经济危机，在萨科奇时代进行了一些微小的改革。比如为提高劳动效率，提倡多劳多得，加班的倍增收入免税。结果社会党一上台就立即废除，重新回到原点。至于国家大政，1980年左派社会党一上台就搞大规模的国有化，后来右派上台就搞私有化。

　　由于政治人物热衷于追求短期效应，往往置国家长远利益而不顾，这就成为今天的西方：不管是以福利为特征的欧洲还是以借贷消费为特征的美国，均深陷危机，负债累累，国家竞争力下降。

　　西方这种体制另一个弊端则是既无法选出优秀的人才，还造成政治人才的浪费。

　　西方基本是上从二战后开始逐步推行全民普选，美国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瑞士则是到了七十年代妇女才有投票权。全民普选的一个后果就是造成政治人物的平庸化。本来衡量政治人物的主要标准是能力。但在选举制度下，形象、性别、种族、宗教信仰、口才、突发事件、甚至非理性感觉都成为非常重要影响选举的因素，候选人的能力反而退居其次。以21世纪以来的美国总统为例，克林顿评价奥巴马只是一个业余级别的政客，是历史上最差的总统。而奥巴马的前任小布什，也早已经被卡特批评为史上最差的总统。特别是小布什总统，他第一次出马竞选时，民主党携克林顿创造的绝佳经济景气竟然败北，第二次民进党又企图利用他糟糕的执政水平想卷土重来，结果再次失败。更令他们难以理解的是，在辩论时，民主党候选人犀利的辩才常令小布什处于守势。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正是小布什憨太可掬的形象，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就像一个可以信赖的邻居，反而帮助他一再胜选。

　　当然西方民主的辩护者也自有其一套说词：成熟的民主社会对政治家的素质要求较低。只是何必还要举行成本如此高昂的选举干什么？更何况过去他们是这样为民主制度辩护的：由于可以更换不称职的领导人、选出优秀的人才，就能避免皇权专制时代昏君长期执政的现象。这就是民主制度表现要优于专制制度的根源。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西方选不出优秀人才是一回事，另一方面还由于政党对决，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又被人为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

　　相对比而言，中国“改革后模式”不仅宏观上保持了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能产生优秀的人才，更能在全国使用人才。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到现在已经持续三十五年，这在任何西方制度模式国家都是无法想像的。这同样也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制订跨越两代领导人的五年规划。中国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外专家学者、各行各业负责人，下至普通百姓都广泛参与，甚至包括外方的专业机构。如世界银行驻华办事处。整个制定过程要经过十一个步骤历时三年。需要经历集中、民主、再民主、再集中，参与共识无数个轮回。内容则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每个方面，可谓对自身全方位的检测、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切实可行的未来发展路径和目标。

　　这样长期和大规模的动员全国各方参与、智慧凝聚性质的政治行为，以对国情做非常彻底的调查，从而达到战略性、前瞻性、客观性和实践性的效果，在西方选举民主制度下是没法做到的。

　　中国今天的制度模式之所以可以选拔优秀的人才，主要是建立在以能力为基础之上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今天的中共，全体党员都要根据以下三个标准进行年度考评：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质、工作成绩、群众满意度。组织部门也引入了问卷调查和民意调查等现代形式。所有的干部每五年至少进行三个月的培训。目前中共8000多万党，拥有2700多所学校，课程以“三个基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和“五个当代：当代世界经济、科技、法律、军事和思潮”为主，省级党校则为地方干部提供社会管理具体实践技能的培训。除此之外还有三个分别建立于井冈山、延安和上海的重要干部学院。

　　这也是中国“为政之道，惟在得人”、“尚贤”传统的延续和继承（当代的说法是：当正确的方针政策制订之后，干部是关键）。其公开的规则包括：政绩、学历、基层工作经验、年龄以及公推公选、竞争上岗、任命前的公示制度、任期制度、差额选举制度。以新一届领导人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例，他们均经历过长达二十年左右的基层任职考验，并在五年前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国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所以可以立即针对性地施政。

　　对中国的执政团队，福山有这样一个评价：“我认为中国模式非常难以复制。这些国家缺少中国模式的一个核心的因素，即中国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现代的、集权的中央政府。建立一个集中权力的、现代的、高质量的、以发展为导向的能够提供基本服务的政府体制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说，中国执政党治理能力太高，以致于都成了中国模式无法复制的原因！

　　当然福山在承认今天中国领导人的超强能力，可以有比西方模式有更高的效率的同时，也质疑中国如何才能保障领导人和领导集团的质量永远是高的。其实答案就在于中国目前的人才选拔和使用机制：全国性人才选拔扩展到最高层以及有任期制（自十二大以来，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更替率均超过50%，最高达68%）。昔日皇权时代，最高权力只能是来自血缘世袭，而且是终身制，所以一方面经常性的出现人才短缺，另一方面如果遇到昏君，灾难将长时间持续。但到今天，全国性选拔人才再加上任期制，已经解决了上述问题。倒是西方，由于大众普选的出现，才真正面临人才匮乏的危机：从实证的角度看，西方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即使偶尔出现负责任有魄力、敢于正视现实和注重长远的领导人，也往往被选民选下台。

　　总体而言，西方民主的人才逻辑是先不管能力如何，选上去再检验。不胜任就在下一次选举时进行更替。中国的人才逻辑是只有在一个位置上表现优异或者至少胜任，才能够被选拔到上一个岗位。然后通过一级级的淘汰选拔，最后由八千万党员中最优秀者进入常委。然而，治理国家不仅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命运。从这个角度讲，把整个国家当成试验品的西方人才逻辑显然过于草率和不负责任，而中国则十分的谨慎。

　　从本质上看，西方选举模式产生人才的体制和中国过去的世袭皇权体制类似：如果运气好，碰上一个英明的领导人，就能带领国家进步。如果运气差，则国势力立衰。克林顿八年和小布什八年就是最明显的写照。当然民主之所以优于皇权时代，是在于可以一定期限内进行更换，但和今天中国的“改革后体制”相比，则要逊色的多：中国不仅发挥了过去体制选拔人才的优势，还借鉴了西方定期更替的优点。政治体制不同的逻辑自然导致不同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深陷危机而中国“改革后体制”一枝独秀。

　　不过，中国的现行体制也有需要进一步改进之处。比如人才选拔的制度性、透明性、包容性依然不够。这也是引发薄熙来事件的一个因素。当现有政治人物发现自己无法透过现在体制拓展政治未来时，便会诉诸于体制外因素寻求突破。其后果便是对体制的冲击。当然在经历薄熙来事件之后，十八大仍然顺利召开，也从另一个角度反应现有体制的成熟和稳定。

　　相对于西方自下而上的选举体系，中国的自上而下的选拔制度自然会令人质疑。即在缺乏一种对下负责的政治责任体制的情况下，如何始终保持高质量的治理？确实在中国的现实社会广泛存在各级官员唯上而忽视甚至损害民众利益的现象。但这并不是中国模式不可解决的问题，只要最高层改变选拔人才的标准，即可迎刃而解。比如改革开放之初的政绩标准是GDP，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当这一标准的负面影响日益显露时，比如环境污染、强征强拆激化矛盾，中央就开始强调绿色GDP。2014年初各省市召开的人代会上，降GDP、治雾霾就成为基调。另一个例子就是，当越级信访成为衡量政绩的一个标准之时，就引发了各地截访现象。当中央意识到问题存在废除这项规定之时，这种现象也就自然消失。

　　世人可能还记得2009年重创台湾、近七百人死亡的“八八”水灾。当是莫拉克台风也同样袭击了浙江福建沿海，但大陆成功疏散上百万人，几乎无人伤亡（仅一名儿童死于房屋倒塌）。大陆的官员之所以更负责任，是因为民众安全是重要的考核标准。而在台湾，虽然有法律规定强行疏散，但由于选举临近，官员反而不敢作为，最终酿成惨剧。

　　不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西方当然难以理解何以最高领导人却能够向下负责。中国自秦朝率先成为马克斯。韦伯所定义的现代国家以来（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就逐渐形成了政治上的民本传统。纵观整个中国皇权时代，即使无能、无为的君主也会被历史所否定，至于类似于隋炀帝式的暴君，更是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上。其实就是隋炀帝在面对弑君的兵变者，也承认自己对不起百姓（“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邪？”）。

　　在西方，政治伦理和契约是：我是选民选上来的，因此要为民众负责。但中国的政治传统是，为政者以人为本乃是政治的本义，是天经地义的。套用西方宗教的话语体系就是不证自明的。这就是中国政治传统从精神和价值上确立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的人民优先论和民本论。与“民本”相紧密联系的是则“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的天命观。1949年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提出的“为人民服务”不过是“以人为本”的现代表述而已。

　　西方之所以产生自下而上的民主，恰是因为为政者持有路易十四哪种“我死后，哪管洪水涛天”的理念（他绝不会有隋炀帝“我实负百姓”的觉悟），西方完全从一种极端“绝对专制”走向另一个极端“绝对民制”。而中国因为有民本传统，反而没有产生自下而上民主的历史动力和需要。中国自1840年以来向西方学习，并不是因为专制的苛政而是为了重新复兴。

　　中国的民本思想还可以解释当代一种奇特的政治现象。在儒家文化圈，新加坡有李光耀，韩国有朴正熙、台湾有蒋经国，大陆有邓小平。他们共同特点是具有为政者的使命感、责任感，带领国家（地区）走向富强。他们为政的原动力，则是西方政治理论无法解读的。反观其他文化圈的国家，则鲜有此类政治人物。亚洲的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政治强人马科斯获得权力后，完全是当代路易十四的翻版。

　　这就是儒家文化强调“民本”责任伦理、推崇“贤人政治”、内圣外王的传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美国学者社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对比过中国和俄罗斯政治的不同：“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俄罗斯最高精英没有对国民负责的类似道德感。在中国，政治等级越高，政府质量越 有改进。但在俄罗斯，它却变的越糟。当代精英愿意借用民族主义，使自己权力合法化，但到最后，好象仍在为已着想”。可谓一语道破中国政治传统的本质。

　　应该说，从政治传统和跳出西方话语权的需要以及话语使用和对外传播的便捷性来看，中国的制度模式应该称之为“民本制”。

zanmatin

出生在美国的红色后代

stevenhu

还是米国的国籍吗？

新乡小龙

可悲啊，谁让他是邓小平的孙子，那个杀人犯的孙子

尚楼

米国邓，想干什么？？？

dfym

想想大小布什，想想盖茨母亲和巴菲特的父亲。还有，安倍的爷爷和外公，印度的甘地家族……
人生而不平等，中国是，外国更甚。
蔡狗拿邓三代说事，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挑拨离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