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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加盐:陈行甲的争议、性格、天命与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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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7-6 08:13: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注:本文是《陈行甲的两条命》的姊妹篇。不了解陈行甲的朋友,可以先看看前文。已经了解陈行甲的朋友,可以直接往下看)

  加盐说:今年以来,每次写完一位人物,都总觉得还有很多话没说完,但限于篇幅,又没法加在原文里面,所以都会单独另写一篇,讲我自己的感受和看法,例如《重新认识罗振宇》《你我都是邵亦波》等。

  这次写完陈行甲,也是内心还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说。但是《陈行甲的两条命》都已经三万多字了,再加更多话加进去,肯定不合适。所以,还是另外再写一篇吧。

  由此我有了一个想法,干脆单独开一个栏目,就叫“盐评”,以后对于我想要评论的人物,就以《“盐评”:某某某……》为统一标题。

  《史记》的很多人物传记后面有“太史公曰”,《资治通鉴》也有“臣光曰”,虽然这些“曰”不是文章的主体,但是没有这些“曰”,两部史书也少了很多意味。

  何加盐的文章离司马迁和司马光相差万里,但见贤思齐,我还是决定跟在他们后面,司马步亦步,司马趋亦趋。如果大家标准别定那么高的话,也可以将就着看一看。

  总而言之,希望大家喜欢“盐评”。

  因为,我们也许不是在讨论罗振宇、邵亦波、陈行甲们,而是在讨论,我或者你,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

  以下是“盐评”陈行甲:

  1

  争议

  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往往要从最讨厌他、最反对他的人那里,才能听到。如果你的敌人对你恨之入骨,那你就知道,你肯定是做对了什么。

  陈行甲人生最大的转折,是县委书记任满之后突然离职,转身从事公益事业。这一转身,成为日后网络讨论最多、争议最大的地方。

  主要的观点是:陈行甲是一个好官,当地需要这样的好官,所以陈行甲应坚守岗位,不该离职,离开就是不负责任。

  有意思的是,即便是网上对他攻击最厉害的人,最猛烈的攻击,也是基于这一共识。他们都不得不承认陈行甲是一个好官,并以此为立论的出发点,引申出来说:老百姓那么需要你,党那么肯定你,领导那么重用你,而你居然跑掉了,你对得起群众,对得起党,对得起领导吗?

  没有人说陈行甲在巴东做的事不对,只有人说他离开不对。对于一个县委书记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高的评价呢?

  当然,认为陈行甲的离去是一种道义逃避或责任推卸的,不仅仅是讨厌他、反对他的人,也包括一些原本非常认可他、支持他的人。不同在于,前者更多是怨恨和愤怒,后者更多是惋惜和失望。

  对于陈行甲该不该离去,其实不仅别人会有这个疑惑,他本人也有过深深的纠结。

  201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时,陈行甲也是心潮澎湃,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想要“像焦裕禄同志一样,死在自己的岗位上”。

  但在县委书记生涯的后期,他感受到了一种身不由己的无奈,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想要脱离樊笼、复返自然的深深渴望。

  这种感觉外人是无法感受的,但是在个人的体验中,就会觉得这种被束缚的感觉越来越强,似乎人都要窒息。这时,如果能脱离那种环境,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就是天堂般的幸福了。

  是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很多人在评价陈行甲的去留时,似乎忘了这个重要的因素。他们更关心陈行甲“应该”如何,而不关心陈行甲“想要”如何。

  我对此的理解是,“想要”有时候确实是需要服从于“应该”的,但仅限于一种情况:这种“应该”是如此重大,以至于值得牺牲我的“想要”;并且除了我自己之外,别人都无法胜任这个“应该”,以至于必须牺牲我的“想要”。

  陈行甲当时面临的并非这样的情况。最起码那个县委书记或者州里的副职,并不是非他不可。他离开,是自由;留下,是“牺牲”。情况未到需要牺牲的时候,他完全可以选择自由。

  陈行甲的经历让我想起两个中国古代的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跟陈行甲特别喜欢的苏轼有关。

  北宋元丰年间,苏轼被贬黄州,好不容易获赦,回中原的途中去拜访了王安石。

  王安石曾经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主持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试图挽救已显颓势的大宋朝。可惜的是,变法最终失败,所有变法措施都被新上任的宰相司马光废除。王安石本人罢相,隐居江宁,了此残生。

  苏轼知道,他这次被赦,朝廷估计要重用他了。按照当时惯例,他也可以推辞不去,就找个乡下地方,像陶渊明一样,亦耕亦读,喝酒吟诗过一生。

  对“回朝做官”和“下乡隐居”两条路,苏轼纠结不已,便向王安石请教。

  王安石的回答是,给了苏轼一张纸,上面写着王安石此前写过的一首诗:

  千载纷争共一毛,

  可怜身世两徒劳。

  无人语与刘玄德,

  问舍求田意最高。

  这首诗有个典故,就是“问舍求田”,是当时刘备批评三国名士许汜(sì),说你这个人空有“国士”之名,不思报效国家,整天只知道求田问舍,我都瞧不起你。

  王安石则反用了刘备的意思,说你们当时争来争去,还不是“可怜身世两徒劳”,由此看来,还不如问舍求田为好呢。

  显然,他是在借这个典故反思自己此前孜孜以求致君尧舜,造福万民,最终却白白献祭了一生心血,只收获一地鸡毛,还不如一开始就去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呢。

  王安石给苏轼这首诗,意思再明白不过,就是劝苏轼别回官场了,就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安安稳稳、平平淡淡地过一生吧。

  可惜的是,苏轼并没有听从王安石的建议。后来朝廷征召的时候,他就回去做官了,一步一步做到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经历了文学侍从之臣能得到的最大辉煌,但也一步一步走向了人生最大的苦难,此后被贬惠州、儋州,就是在“应诏起复”这一刻被埋下了伏笔。

  第二个故事来自《庄子外篇·秋水》:

  楚王听了庄子的大名,觉得他应该是个治理国家的高手,便派了两名大臣去找庄子,说:“愿以境内累矣!”意思是,受累您来帮我治理国家吧。

  庄子当时正在钓鱼,头也不回,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有三千年了,楚王把神龟珍重地装饰,供奉于庙堂之上。你们说这只神龟啊,它自己是宁愿被尊贵地供奉在庙堂上,还是宁愿拖着尾巴在泥巴里爬来爬去呢?”

  两名大臣说:“当然是宁愿拖着尾巴在泥巴里爬来爬去。”

  庄子说:“那你们走吧。我将要拖着尾巴在泥巴里爬来爬去了。”

  我不知道陈行甲在决策时或者日后回顾时,有没有曾经想起过这两个故事。如果你也曾处在、或正处在“我应该”和“我喜欢”两种情况的极度纠结之中,希望这两个故事,能给你一些启发和参考。

  2

  性格

  陈行甲为什么喜欢做公益而不喜欢当官?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他的个人性格更适合做公益而不适合做官,是其中很关键的因素。

  说起陈行甲的性格,就不得不说一个细节。他的很多行事风格、行事逻辑,都隐藏在这个细节所透露出的本质里面。

  2012年的一天,身为县委书记的陈行甲带队下乡调研。刚走出党政大楼,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拦住了他,说要反映情况。

  这位老人,是县里面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位精神病患者,他患的是“被害妄想症”,总是疑心有人要抓他,于是经常来找陈行甲要求“救命”。陈行甲接触过几次,也知道老人的精神状况,但每次被拦住,他总是耐心倾听,温言安慰,从来没有让工作人员把老人挡住或者赶走。

  这一次,时间确实很着急,陪同调研的人员都已经在车上等着了,只等县委书记一上车就可以出发,而老人还拦着陈行甲絮絮叨叨。

  一边是紧迫的工作任务和一车正在等着你的人,一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缠着你倾诉,而你知道,其实他的问题你也解决不了,因为那是医学的问题,请问,如果你是陈行甲,你会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呢?

  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这些方式没有是非和高下之分,但它们揭示了我们是怎样的人。

  陈行甲的处理方式是:工作先搁在一边,随行人员先等着,他耐心地安抚老人。等老人情绪平复了,他才上车,出发。

  你可能会对陈行甲的处理方式不以为然。毕竟,一个县委书记,身上肩负的是五十万人的命运,是党的嘱托,是让这个国家级深度贫困县尽快脱贫的重任,你有无数重要的事情等着要做,为什么要把这么多时间花在一个患有精神病、连话都说不清楚的耄耋老人身上呢?难道,这位病人片刻的心里安宁,比五十万人的民生、十几万人的脱贫更加重要吗?

  但陈行甲之所以是陈行甲,就是因为他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之所以不是陈行甲,是因为我们很难做出这样的选择。这并不是说陈行甲更高尚,也不是说他的处理方法更合理,而是说: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会这样做。

  要知道,这样的事情并非一次两次,而是很多次。除了这位老人以外,陈行甲到巴东之初,也经常在下班时或者要外出工作时,被一些人堵住,多的时候甚至一次就有两三百人,这样的情况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发生了三十多起。

  围住陈行甲的人,有些确实是遇到了问题要解决,也有些是带着其他目的过来胡搅蛮缠的——陈行甲在拆除违建、打击贪腐等过程中得罪不少人,有段时间,每次他要出门,就有人通风报信,叫人过来围堵。

  而陈行甲的处理方法是:从不退避,直接走进人群,和大家对话。尽管党政大楼有后门,此前其他领导碰到这种问题都是从后门躲着走,但陈行甲一次后门都没有走过。他会一个一个地收下群众的资料,耐心地听他们讲,告诉他们不用急,“放心,我不会走”。

  从类似的很多事情中,可以总结出陈行甲的一个底层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相比起宏大叙事,他更关注个体的具体需求;相比未来潜在的利益,他更在意当前面临问题的解决。

  这就像是那个很有名的故事说的:

  一个小男孩在海边,把沙滩上快要干涸的小水洼里的鱼一条一条地捡起来,放回大海。

  好心人劝他说:“这片沙滩上有成千上万条鱼,你救不过来的。”

  小孩回答,“我知道。”

  好心人问:“那你为什么还要捡,谁在乎呢?”

  小孩捡起一条鱼,说:“这条鱼在乎。”

  又捡起另一条,说,“这条也在乎。”

  某种程度上,陈行甲就是那个捡鱼的小孩。他最喜欢的诗之一,是来自美国传奇诗人艾米丽·狄金森的《如果我能让一颗心不再破碎》:

  如果我能让一颗心不再破碎,

  我这一生就不会虚度;

  如果我能缓解一个生命的痛苦,

  或者平息一个人的忧伤,

  或者帮助一只昏迷的知更鸟

  回到他的窝里,

  我这一生就不会虚度。

  这首诗完美地表达了陈行甲的充沛的情感与“在乎当下个体苦难”的理念:我哪怕只帮助了一个人,甚至哪怕只帮助了一只小鸟,我都能感受到生命的巨大意义与价值。

  这种在“宏大”与“个体”之间更关注个体,在“未来”与“当下”之间更在意当下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贯穿在陈行甲人生几乎每一个阶段,体现在他每一个人生重要决策上。

  例如当县委书记时下大力气推动“结穷亲”,逢年过节总要专门抽出时间跋山涉水看望下肢瘫痪的向琼、艾滋病儿小航这样的穷“亲戚”,从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任上裸辞做公益,做公益的过程中用那么多时间去陪伴每一个受助对象等等,背后都体现着这样的性格特征。

  当然,这不是说陈行甲不关注宏大,不在意未来,他也有很多行动是非常在意并且实际上有利于宏大与未来的,我只是说,当宏大与个体、未来与当下相冲突时,陈行甲的内心情感更倾向于后者。

  心理学家说,人类分析问题时是依靠理性思维,但真正到做决策的那一刹那,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内心的情感倾向。所以陈行甲在这样的情感倾向之下,做出那样的选择,也就不足为奇了。

  许多关心、爱护陈行甲的人,之所以对陈行甲有意见,本质上来说,要么是没有看明白这一点,因而觉得遗憾和可惜;要么是看明白了,但是内心并不认可,因而感到失望和不满。

  这种分歧自古以来就存在。

  春秋时期,曾主持郑国国政的名相子产,在有一年发大水的时候,用自己的车马帮助老百姓渡河。这本来是作为一桩美谈流传于世,但二百多年后,孟子却说他“惠而不知为政……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孟子的意思是说,子产虽然对老百姓好,但是却不知道为政的道理和方法。为政者应该去造桥,没必要用自己的车马去帮人渡河。你把政事处理好了,出门让老百姓回避都是可以的,哪能去帮着人人渡河?你想取悦每个人,时间也不够啊。

  在这里,我们不去评价孟子和子产谁说得对或做得对,只是想展示两种不同的看问题的方式。

  子产不会因为被孟子批评而减少一分伟大,毕竟,连孔子都夸赞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而孟子也不会因为批评了子产而减少一份伟大,后世对孟子的尊崇已经说明了一切。

  显然,陈行甲更多显示出子产的特质,而那些因看好陈行甲而对他离职感到失望的人,是以孟子评论子产的方式期待他。

  当明白了这一点,那些曾经因为失望而疏远了陈行甲的朋友,想必会更加理解陈行甲;而因为朋友的疏远而多少有些失望的陈行甲,想必也会更理解这些朋友。

  3

  传承

  人的性格,究竟是先天的基因决定还是后天的环境决定?这个问题历来充满争议。相对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基因和环境都有影响,只不过还无法定量地知道各自的影响有多少。

  “对具体的弱势者当下的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陈行甲性格的底色,这种性格既源自母亲的遗传和教育,也有在尘世中不断的自我强化。

  陈行甲在书中和演讲中多次提到的母亲言传身教的两个例子,是最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

  一个是“王伯娘”的故事。

  这一家人由于极度的穷,可能也有一些为人处事上的缺点,在村里很不受待见。但是陈行甲的母亲却一直都善待他们。他们一次又一次来借盐,很少见他们还过。

  令人震撼的,倒并不是母亲一次又一次还愿意借给他们,而是当陈行甲提出疑问时,一贯温柔的母亲,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对陈行甲严厉地训斥:他们都已经穷成这样了,你怎么能不同情他们,还说这样的话?

  这话在二十多年后,陈行甲几乎原封不动地用上了。

  那是他在当水月寺镇镇长的时候,看到下肢瘫痪只能爬着走、爬着干活,还经常被精神不正常的丈夫打骂的向琼大姐的悲惨遭遇,流着眼泪希望村支书能多多照看他们,村支书说“他们造业(可怜)是造业,就是嘴太讨嫌了”。

  陈行甲一下子就勃然大怒,站在路边就大声呵斥村支书:“你这说的是人话?人家已经苦成这样了,她除了嘴上能反抗一下,她还能有什么?你这个村支部书记怎么当的?”

  其实陈行甲待人是非常温和的,除了在办公室对非要送礼的商人发过火,在大会上对着贪官污吏发过火,日常生活中很少对人发火。但是见到有人对别人如此深重的苦难都缺少同情心,况且遭受苦难的人还是作为一个党员和基层干部应该服务的对象,他内心的怒火就压不住了。

  菩萨低眉,从来都伴随着金刚怒目。没有怒目,只有低眉,就不是真慈悲。

  另一个例子是母亲对过路陌生人的帮助和关心。

  陈行甲家所在的下湾村虽然偏僻,但也是更偏僻的村子如天池岭、徐家湾、朱家坡等去高桥乡的必经之路。这条去乡上的路经过村子里多户人家,但只有陈行甲家门口的阶坎,是赶路累了的人歇脚必坐的。因为母亲总是把这阶坎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对于来家里讨水喝的陌生路人,永远笑脸相迎、热情招呼。

  有一次晚上,他们都已经休息了,听到窗户外有窸窸窣窣的动静,母亲便和陈行甲掌灯出来看,看到是一对歇脚的父子,坐在阶坎上吃随身带的冷饭,他们连筷子都没有,是在墙角的柴垛里折了几根树枝当筷子吃的。

  陈行甲的母亲赶紧招呼他们进屋里坐着吃,让陈行甲又是给他们拿筷子,又是倒水。等他们吃完饭千恩万谢走了,母亲还在感叹:他们真是造业(可怜),这么黑的天赶夜路,当娘的不知道得多担心。

  可想而知,母亲的这些行动和话语,会给孩子多大的影响。陈行甲看到那些悲苦者时内心泛起的情感,就是母亲这种情感的延续,而他为悲苦者做的事情,也是母亲在同样的情形下一定会去做的事情。

  长大之后,陈行甲在与人相处中发现,每当他为这些悲苦者做了一些事情,让他们的境遇有所改善,或者情绪有所好转时,他就会产生很大的满足感。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让他心情无限愉悦,而要是眼看着人处于悲苦之中,而他自己却无能为力时,内心就会极度难过和自责。

  我听说过一种理论:人的大脑结构是有一个专门的区域负责共情的。由于这个结构的作用,当别人处于某种境况之中时,我们虽然没有身处其中,但是也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感受。绝大多数人都有共情能力,只是有些人的共情能力强一些,另一些人的共情能力弱一些。

  但有两种人的大脑结构和普通人不一样。一种是共情能力极度弱化,例如有极少数人在和别人打架时,感受不到对方挨打时的痛苦,所以很容易会不计后果地下死手,因而显得极度凶狠残暴。但这可能并非他品格本性就坏,而是因为他的大脑结构中眼窝前额皮质的某个部位某种机制缺失或受损导致的。

  另一种是共情能力极度强化的人,他们看到有人在遭受苦难,就如同自己在遭受一样,如果不想方设法做一点什么,他们的内心就会无法忍受,无法原谅自己。只有为这些受难者做某些事情,他们才能获得内心的自洽与安宁。这可能是他们的大脑结构天然就与一般人有区别,可能是眼窝前额皮质的某一部分更活跃,或者某种神经递质的分泌比一般人更旺盛。

  我猜想,陈行甲的母亲和他,可能就是后面这一种类型的人。

  4

  天命

  具备“对具体的弱势者当下的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这种特质的人,其实天然地更适合做老师、医生、心理咨询师,或从事公益慈善这样的事业,从政虽然也可以胜任,但是从政所需要的特质和他本心更喜悦的特质是不完全匹配的。

  例如从政有时候需要极度的理性,需要完全克制当下的感情,甚至可能需要为大局的利益而牺牲某些特定个体的利益,这对“个体当下苦难同情型”人格的人来说,会感到极度的痛苦与撕裂。例如,让陈行甲去抓计划生育工作,去劝说、甚至强迫那些好不容易怀上孩子的可怜农村妇女堕胎,对他来说就是永远都无法适应和释怀的痛苦。

  但公益事业却天然地需要“同情个体当下苦难”的特质。因为公益总是需要面对具体某个人当下的苦难。

  如果一个从事公益事业的人不具备这种特质,相反他总是更关注大局而忽略个体苦难,更关注未来问题的解决而忽略对当下痛苦的安慰,就会显得冷血铁心,尽管他内心深处可能也是充满大爱,但那种大爱是需要别人用理性去分析才能“知晓”的,而无法用心去体验而直接“感受”到的。这会使得他很难取得受助者的充分信任,也很难得到社会的充分支持。

  我们回想一下自己看到有关于公益事业的文章、视频或海报时,会发现,触动心灵的往往是那些关于个体的小故事。慈善传播的经典案例表明,讲述非洲大陆有多少人遭遇饥荒,人们往往无动于衷,不是因为人们没有爱心,而是因为这些数字是理性层面处理的事情,难以进入到感性层面。但是讲述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小孩的故事,甚至只需要看到一张他的照片,人们就会深感同情,慷慨解囊。

  我们看陈行甲记录他公益经历与见闻的书《别离歌》,就会明显感受到陈行甲关注的着眼点就是具体的个人苦难,讲述的就是个人的故事。因为这就是他的注意力会被吸引的地方,也是他在写作时心里会自然浮现的东西。

  陈行甲做公益,之所以能够让受助者感到温暖,让旁观者深受感动,就是因为具备这样的特质。这也是一线的公益人最需要的一种特质。

  而他关注个体苦难,书写个体苦难,又恰好天然符合了公益传播的需求。在公益领域,讲述苦难故事的视频和文章多的很,但很少有讲得像陈行甲这么动人的。

  恒晖基金会作为一个没有官方背书的民间公益机构,成立才短短几年,就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除了陈行甲之前的“网红”属性和“好官”形象加持之外,离不开他超强的社会感召力。而这种感召力,很大部分就是建立在他全身心地投入去帮助一个又一个受难的人,去感受他们的感受,去讲述他们故事的基础上的。

  如果说“超强共情”是一种能力,那么这种能力可不是人人都有的。而每一个具备这种能力的人,都不妨考虑一下把公益当成自己的事业,即便不能成为主业,先从兼职、从志愿者做起,也是挺好的。

  在那种情况下,你的喜悦会完美契合他人的需要,从而给你带来强烈的满足感、成就感和幸福感。

  这可能就是你的天命。

  而对陈行甲来说,公益是他的天命,除了因为超强共情这一点之外,还有四个同样重要的理由:

  他读过很多书,走过很多路,经历过很多事,深度看到过这个世界,能够拨开云雾看月亮,找出解决问题的方向;

  他多年从政的经历和成绩已经证明,他做事从来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总能够把方案落地,成功实施;

  他有“网红书记”的知名度和“好官”的名声,还有超强的演讲能力和写作能力,能感召和动员一大批人,同心同力往前走;

  他曾历尽繁华,却能安然舍弃触手可得的功名富贵,内心深处能真正看淡功利,这样的人做公益就不会因为私利而跑偏,也容易得到人们的信任。

  上面这些条件,单独拿出一条来看,似乎符合的人并不少,甚至有很多人可能比陈行甲更符合。但是五点综合到一起,每一项都比较突出的,陈行甲就是最符合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一句“陈行甲是中国公益事业的天选之子”,似乎并不为过。

  所以陈行甲说,他自己梳理完这些条件之后,也不由得生出一股豪情:

  If not me, who?

  If not now, when?

  这般事业,舍我其谁?

  此时不做,更待何时?

  5

  化身

  在《陈行甲的两条命》中,我写道:我固执地认为,有陈行甲和没有陈行甲的世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有陈行甲的世界,一定是更美好的世界。

  为什么我要固执地这么认为呢?因为我看见,当今中国社会,已经走到一个呼唤陈行甲式的人物出现的阶段了,而陈行甲也正在履行着这个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使命。

  当前时代的特征是:极度的内卷+极度的空虚。

  中国经济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持续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我们早已习惯了GDP每年以超过7%、甚至是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我们默认社会一定是向前发展的、生活一定是一年比一年更好、一代比一代更强的。

  但突然之间,由于内部外部种种原因,我们又回到了历史本来常有的、却是大家已经感到很陌生的惯性——社会不会总是向前发展,在某些时间段,它还有可能停滞甚至倒退;生活并非总是会越来越好,在某些时候还会越变越差。

  有些人把这叫做“历史的垃圾时间”,但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这也有可能就是“历史的正常时间”,而过去的几十年反而是很罕见的“历史的黄金时间”。只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身处黄金时间,而当正常时间来临时,由于对比太强,落差太大,就觉得是垃圾时间了。

  这种历史的落差,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心理落差,最主要的是焦虑代替了乐观,失落代替了希望。我们现在感到无比的内卷、无比的焦虑,以及卷不动时无比的沮丧、无比的郁闷,都是时代变迁中的产物。

  另一个巨大变化是,以前的社会,总是会有某个权威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权威也许是上帝、也许是君主、也许是圣人、也许是家长……但随着“上帝死了”“皇帝跑了”“打倒孔家店”“父母皆祸害”“一切向钱看”等思潮的流行,所有这些权威所赋予的意义都被消解了。

  现代人一下子被抛到了意义的荒漠,只能自己承担起“寻找生命的意义”的责任。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这道题完全超纲了,大家都不会。

  于是,在现代社会,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不明白当下自己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当闲下来时,除了刷手机,打游戏,不知道还能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的生命变得充实一点。

  意义感、价值观、目标感的丧失,成为现代人在精神层面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说得文艺一点,现代人已经丢失了自己的“心”。“空心病”已经成了蔓延整个社会的最普遍的传染病。

  在上面这两个历史巨变之下,我们焦虑、我们担忧、我们累、我们丧、我们空虚、我们无聊,一句话,我们很痛苦,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抑郁症、焦虑症、躁狂症等精神类疾病所发生的比例,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自杀、自残、家暴、争吵、冷漠、失眠、离家出走、夫妻反目、子女与父母失和、因情绪失控而发生的极端事件,充斥着我们每个人的周围。

  精神危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危机。

  而应对精神危机,除了要靠经济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之外,同等重要的,就是需要精神上的救赎。这种救赎,既来自我们自己,也来自精神层面能触动我们内心的前行者的感召。而最好的良方,就是爱。

  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陈行甲个人的成长之路,他所从事的公益事业,以及他在此过程中不断向世界讲述的故事、传递的爱,正是对时代需求的一种呼应,是对时代责任的一种承担。

  所以陈行甲所做的公益事业,最大的意义,还不在于他帮助了那些处于苦难中的人,甚至都还不在于他以局部的探索,得出普遍性的解决方案,推广到更广的层面去解决更多的问题,而在于,他的这些行为对围观者的触动,救赎了我们的心灵。

  爱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它会在心与心之间共鸣,在人与人之间传递。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尤其是那种毫无保留的、毫无私心的大爱,我们会被打动,会感到内心有暖流涌动,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美好,会有一股冲动也要那样去爱。

  人人心中都有爱。但是爱的释放,可能需要一个火种来点燃,需要一阵微风来吹旺。当我们看了陈行甲的视频、读了他的书,或者通过何加盐以及其他作者的文章了解到他的故事,我们就会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想要更爱这个世界。

  而当我们的内心充满爱时,一切的焦虑、无聊、空虚、怨恨、痛苦,都会在瞬间烟消云散——只要你在任何一次内心充满爱的时候用心感受一下,就会发现我的描述是如此准确。因为这就是人类大脑运行的基本特征:当我们的注意力被一个东西占据,其他的东西就被自动赶出去了。

  如果你曾被陈行甲感动,对世界多了一份爱,你就应该相信:每多一个人知道陈行甲,了解他做的事情,感受到他传递的爱,并愿意让这份爱循环起来,这个世界就会多一份美好。

  而爱与爱会互相吸引。当你身边知道陈行甲、认可陈行甲的人越多,围绕在你身边的爱就会越多,你就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更美好的小环境,不管做任何事情,你都更容易收获爱而不是其他东西。

  这就是我为什么固执地认为:有陈行甲和没有陈行甲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世界。知道陈行甲的人生和不知道陈行甲的人生,是完全不同的人生。

  当然,我们也无需过度拔高陈行甲。他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凭一个人的力量,来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但他可以是一个火种,不断点燃更多的微光;可以是一阵清风,让已经燃起的火苗烧得更旺。

  他是一个代表,代表着不管经历了多少艰难、见到过多少丑恶、遇到过多少打击,都依然对未来充满信心,对生活充满热爱,对人间苦难充满悲悯,依然愿意用自己的行动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千千万万心怀善念的人。

  他就是你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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