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反央企腐败影响经济”是歪理邪说

大参考

　　昨天各主要新闻网站上都转发了一篇题为《专家称央企不应成反腐主战场：影响经济繁荣》的文章。该文引用“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的观点，称“我认为央企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反腐的主战场。央企承担的任务与党政机关不同，所以之前我们提央企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主战场永远在党政机关。这是权力需要制衡的本源地方。”李永忠认为，央企尽管是资金、物资、项目、各种利益的聚集地，但把权力的派生地作为反腐主战场，既会减弱对党政机关重点的关注，又会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

　　笔者看到该标题时，就极不认同这位专家的观点。用百度搜索“李永忠”，发现多名李永忠中，有一位的资料是：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制度反腐专家，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长期潜心于党建、制度反腐等领域的研究。

　　既然是制度反腐专家，首先应该了解中国官场、央（国）企高官（管）的清廉状况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特别应该了解一名副部级央企老总贪腐，较一名副部级党政官员贪腐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性，究竟哪个更大？

　　几天前，媒体图文并茂地报道《近5年部分涉案过亿巨贪盘点：姜人杰等领死刑》，其中被判死刑的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贪污受贿1.95亿，首都机场集团公司董事长李培英贪污受贿1.1亿，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涉案1亿元；获死缓的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涉案1.95亿，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马俊飞涉案超过1.3亿元。在这无人当中，涉案金额最大的陈同海，就是央企老总。

　　而央企高官（管）的涉案金额却远超过以上金额的还比比皆是。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共盗取4.8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0亿元）逃往美国和加拿大；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在把大量的资金转移到境外多个私人账户，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后回国投案自首；中国银行北京劲松分理处原主任丁岚，利用职务之便与他人合谋诈骗1.95亿元人民币外逃，后被押解回国。

　　再比如佛山禅城区澜石镇邮政支局局长何丽琼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利用高息做诱饵及空白存折作假等方式非法吸储高达17.9亿元，案发时尚有5.45亿元无法追回；而“德隆系”金新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7年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1亿元，案发时仍有42亿元未能兑付；“齐鲁银行百亿诈骗案”共造成18.4亿元本金损失；曝郑州浦发女副行长非法集资63.9亿获刑7年，尚有5.38余亿元无法兑付。

　　这些央企高官，多数仅是“芝麻粒大”的官，可“捞”起钱来也都是“大手笔”。除了金融投资行业，其他央企高官贪钱也不手软，比如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中国无线音乐运营中心总经理李向东成功逃往加拿大，并带走3.4亿至4.5亿元的资金。近期被查的副部级央企负责人宋林，涉案金额估计也不会小。

　　毫无疑问，央（国）企高官（管）贪腐起来，国家损失就会更大。针对广州市市委副书记方旋因身为“裸官”而提前退休一事，笔者前天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了央企尤其是金融业高官（管）一旦成为“裸官”，其危害性将远大于同级别的党政官员。

　　此外，央企的效益很多是建立在国民痛苦之上的，并非真正的“效益”。中国不但汽油、电力等资源性产品价格较国外贵，电信等服务类价格更是数倍于高收入国家，这些企业的所谓效益，无非是靠垄断，靠盘剥中国纳税人所得。国家保护他们也是万不得已，但却非长久之计。如果反腐不将这些企业作为主阵地，中国老百姓的“口袋”就会越来越瘪。

　　党政官员贪腐，只要不是“裸官”，只要不将财产转移境外，还是中国的社会财富。而央（国）企高官（管）因为与境外经济交流密切，也更容易成为“裸官”，更容易将资金转移境外，因而社会危害性更大。

　　因此，笔者有理由认为，鼓吹“反央企腐败影响经济”，真正是歪理邪说。

biosoul

央企领导没人管是不争的事实！

淡定

本文的论点上，非常支持楼主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