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北大办成哈佛和剑桥有什么危险？

大参考

　　在五四运动9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北京大学考察，谈到价值观，习近平说，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习近平肯定了北大争取到2018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但也要求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不要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而是要办成“第一个北大”，让北大师生深感责任重大。

　　北大哲学社会科学系教授叶朗在回应习总讲话时称：哈佛办得好，但那是为美国人而办的，北大是为中国人而办的，我们不能在办学上处处照抄美国名校。我想，北大如果办成哈佛第二，一定不是好事，而是很危险的。

　　至于有什么危险，这位从文革劫难中走出来的哲学教授并没有明说，令人疑惑的是，北大的目标不是哈佛和剑桥，又如何成为世界一流名校？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中国近代最早以“大学”身份和名称建立的学校，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推行“戊戌变法”，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1898年7月3日，光绪帝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正式创办京师大学堂，并任命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首任管学大臣。

　　京师大学堂也是戊戌变法中，维新派与顽固派激烈斗争的产物。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请变法、建学堂”。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提出“自京师建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府县立中小学”。梁启超说，大学堂的前身是官书院，官书院的前身是“强学会”。在甲午战争后，康有为在京组织强学会。购置图书、仪器等，宣讲新学，谋求改革。强学会实际上是政治团体兼学校的组织。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强学会被顽固派查封，但改为“官书院”。“京师大学堂”就是在“官书院”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

　　1917年（民国六年），著名教育和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义”，使得北京大学思想解放，学术繁荣，北大从此日新月异。同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研究生，这标志着中国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开端。

　　北京大学的前身也可以说是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建立于1919年，其前身是美国教会在北京一带办的三所教会学校。1920年，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合并，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的司徒雷登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燕京大学校长。1921年，校长司徒雷登获得美国著名出版商亨利·卢斯及美铝公司创办人Charles Martin Hall的捐款，在北京西郊购买了数处前清亲王赐园，聘请建筑设计师亨利·墨菲进行总体规划，建造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校园。

　　1952年，新中国实行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拆分，文科、理科等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校址“燕园”成为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主校园。

　　北大要成为世界一流名校，其价值观和办学理念也应该符合世界潮流。正如耶鲁大学前任校长理查德.雷文在就职演说中所言：我们的价值观是允许人类精神完全开放。我们坚信只有自由探究、自由表述，才能真正发掘人类潜能。只有毫无限制地应用“明确的信息”才能真正认识自然和自我。我们提出难题，如实回答；我们追求真理，不畏艰难险阻。我们言传身教，着力提倡的是：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质疑每一个假设，钻研每一个论点。通过培养公众领袖，有助于重塑社会。通过培养学生具有促进民主、健康发展的思维素质，改善公众的生活。通过鼓励学生细心推论和独立判断，使他们能够成为善于思考的公民。

　　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多种多样，归结起来，其实就是自由的传播知识，启发学生去思考，不预先设定目标，不刻意培养一国之政权的需要。所以世界一流大学往往是独立的，先有大学，而后有政府。好的大学只能在尊重知识，尊重传统，自由平等的环境下才能得以发展。

　　现在中国的大学包括北大在内仍然还是一个“生产作坊”，即制造出政府需要的东西，而政府不需要，大学就不会制造，本质上，大学是政府的附属物，政府在则大学在，政府不在，则大学不在。中国大学的办学理念从来不会，也不可能是超越政治，超越阶级，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的去传播知识，传播文化。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里，一直有一个观点：人才，是可以通过某种手段“培养”出来的，手段之不同，则培养出来的人才也不同。在这种“培养”理念里面，预先设了一个前提，就是人的异化。跟种菜一样，农民要的是菜，而不是别的。

　　中国大学基本上都是官办大学，大学成为政府的附属工厂。大学的书记、校长都是官方任命的官员，“官文化”充斥整个大学校园，不仅存在于学校管理层中，还蔓延到了学生会等自治组织中。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本应是大学主导者的教授们并没有什么话语权，只是想方设法地去迎合权力，或者主动投身官场谋求出路。而世界一流大学一律施行“教授治校”，即学校由学校的教授组成一个委员会来管理学校，教授委员会乃学校之最高权力机构，一切事情都经由这个委员会来管理。教授治校，保障了学校始终处于独立的地位以及尊重学术自由的氛围。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曾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施密德特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

　　对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先后派出世界最多的近140万留学生，回归率不到三成。特别是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80%、北京大学76%的毕业生都去了美国。2006年，清华和北大分别以571名与507名博士输送量，超过美国本土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为美国大学博士生来源最多的两所院校。由于近九成的中国科学与工程博士都会选择留在美国，因此，美国《科学》杂志2008年就把清华、北大看作是“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美国橡树岭科学与教育研究所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2010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在2002年毕业于美国各大学的获得科学或工程博士学位的2139名中国留学生，2003年回国的比例仅为6%，2004年留在美国的比例为73%， 2005年至2007年，留在美国的比例均为92%。也就是说，2002年中国赴美攻读科学或工程博士学位的学生，在获得博士学位后5年之中，仅有8% （171人）的学生回国，余下的92%（1967人）则留在美国。

　　北大争取到2018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靠什么？靠大兴土木建豪宅？靠政府拔款打造世界名校预科基地？还是创造自由的学术氛围，培训一代有独立思考能力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梅花香

靠社会主义的理论办，笨蛋，你不懂的，哈佛和剑桥是代表资本主义的，差了一个档次。

林副产品

难道北京考鸭比肯德基炸鸡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