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潘汉年是如何搞情报的，又为何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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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有很多在刀锋上游走的红色特工，例如钱壮飞、李克农等等，相较这些知名者而言，潘汉年有极为精彩的故事，却不为人知，有最悲惨的结局，世人却不知他为何落难。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潘汉年。

　　早年间，潘汉年的工作和情报完全不搭边，他是个文艺青年，在宣传领域写出很多倾向革命的雄文，相当于1920年代初期的流量作者。

　　1926年底，国共大革命轰轰烈烈，潘汉年跟着郭沫若到了南昌，担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大革命失败后，潘汉年又回到上海，继续做宣传工作。

　　革命生涯平淡如水，不起波澜。

　　但一个人的命运啊，必须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做流量作者的时候，潘汉年认识了同样做宣传工作的博古，后来博古去苏联留学，认识了王明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30年9月，博古回到上海，在全国总工会做宣传干事，早回国半年的王稼祥，在中宣部旗下的《真理》报做编辑。差不多相同时间，潘汉年调到《红旗日报》做总采访，和王稼祥住在一起。

　　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下，潘汉年和博古、王稼祥打得火热，并和王明产生了微妙的联系。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一步登天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短暂兼任过江苏省委书记。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王明问博古，有没有宣传方面的优秀干部，给我推荐一个？

　　博古说有，潘汉年不错。

　　于是凭借博古的关系，潘汉年很快就做了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可谓是一步登天。

　　但潘汉年的运气不止于此。

　　同年4月，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叛变革命，出卖了很多我党机密，导致中央特科的情报网遭到极大破坏，周先生为挽救革命，决定调陈云、鲁赤水、潘汉年到上海，重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是非常重要的部门，这份调令虽说是周先生下发的，但潘汉年的工作调动，要说背后没有王明的影子，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以说，潘汉年的前期革命生涯，每次进步都和王明有关。这在当时看来是平步青云，但长远来看，却对潘汉年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在新的中央特科，陈云兼任第一科科长，负责财政、交通和营救工作，潘汉年兼任第二科科长，负责情报、侦察、反间谍的工作，鲁赤水兼任第三科科长，主要工作是领导红队镇压叛徒。

　　其他两人暂且不说，这篇文章只说潘汉年。

　　潘汉年到中央特科工作以后，整个人都变了。

　　以前做流量作者的时候，潘汉年的文青气质特别浓，喜欢参与文人聚会，谈论些风花雪月的事，浑身充满了小布尔乔亚风格。到了中央特科，潘汉年就必须切断以前的社会关系，在老朋友的视线中消失，即便偶尔碰面了，也只能以“不熟”的态度打招呼。

　　有个作家后来回忆说：

　　“那时汉年已是一个完全的地下工作者，再没有地方找他聊天了，有时偶尔碰到，笑笑而已。”

　　虽说这是职业要求，但能迅速转变角色，足以说明潘汉年的心性、意志、适应能力远超常人。

　　换做你我，恐怕真不一定能做到。

　　不过转变角色是做情报工作的第一步，要想真正做出成绩，潘汉年必须重建被破坏的上海情报网。

　　做工作交接的时候，原二科科长陈赓向潘汉年移交了两个线人——杨度和焦铠。

　　杨度曾经是袁世凯的谋士，积极劝袁世凯称帝，北洋失败后，杨度到了上海，做了杜月笙的幕僚，在上海的上流社会可谓是手眼通天。

　　焦铠是青帮头目，在法租界的饭店、茶楼、浴室里招收了大批弟子，在上海的底层社会很吃得开。

　　接手了这两个线人，便接手了一部分残破的情报网，潘汉年的主要工作是在此基础上，恢复上海中层情报网，其中的核心焦点是恢复租界巡捕房的内线。

　　因为中央特科的内线鲍君甫，和租界巡捕房的关系很好，数年来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顾顺章叛变以后，鲍君甫暴露，被国民党押送回南京，这条线就断了。

　　如果失去租界巡捕房的内线，以后要打听上海军警的行动，或者营救被捕的同志，都是不可能的。

　　经过一番调查，潘汉年发现知名律师陈志皋，和巡捕房的领导人物关系很好，以前也给我党的被捕人士做过辩护，在政治上是可以争取的人。

　　最关键的是，陈志皋在追求我党党员黄慕兰。

　　黄慕兰是中央委员贺昌的妻子，而贺昌在中央苏区工作，因为一起去苏区有危险，黄慕兰便留在上海，担任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

　　凭借这层关系，黄慕兰就是绝对可信的人。

　　于是潘汉年决定，用黄慕兰结交陈志皋，然后通过陈志皋联系巡捕房高层，培养内线。

　　很快，潘汉年把黄慕兰调到中央特科第二科，并和她说了计划。黄慕兰很为难，说我是有丈夫的，而且已经拒绝了陈志皋，这么做是不是不合适啊？

　　潘汉年：“为了革命嘛，克服一下自己的情绪。”

　　黄慕兰：“那好吧，坚决服从安排。”

　　就这样，黄慕兰按照潘汉年的要求，约陈志皋吃饭，并提出要在巡捕房交一个朋友，方便以后的营救工作。

　　陈志皋一听就上头了，黄慕兰竟然有求于己，是不是追求有戏啊，便和黄慕兰说：“我和法租界巡捕房的华人探长赵子柏关系不错，可以帮你牵线。”

　　几天后，陈志皋选了一家高档餐厅，约黄慕兰和赵子柏吃饭，准备介绍他们认识一下。为了给赵子柏留下印象，黄慕兰专门打扮一番，穿着和妆容都很讲究。

　　果然，赵子柏一见黄慕兰便两眼放光，立即递上名片，谄媚的说：“非常愿意结交黄小姐这样的朋哟，黄小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一定效劳。”

　　到了这一步，法租界巡捕房的华人探长赵子柏，便是中央特科的囊中之物。

　　潘汉年通过黄慕兰和赵子柏约定——

　　请赵子柏留意巡捕房里“逮捕办案”一类的事，无论大小都尽量告诉黄慕兰，每个月给赵子柏丰厚的酬金，如果有上海的其他军警朋友，也可以介绍认识，酬金和介绍费都可以谈。

　　赵子柏在美人计和糖衣炮弹的攻势下，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就这样成为潘汉年的内线，法租界巡捕房也成为中央特科的情报来源。

　　搞定法租界巡捕房，潘汉年又盯上了国民党上海党部，准备在那里建立内线。

　　国民党上海党部是CC系的地盘，里面是清一色的反共分子，要建立内线很不容易。但经过研究对比，潘汉年发现上海党部有个姓沈的干事，不受重用，国共大革命时属于左派。

　　这种人正是最佳培养对象。

　　于是潘汉年派一名同志接近沈干事，每天吃饭喝酒聊天打屁，慢慢的，沈干事和那名同志便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并且愿意成为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给革命做事。

　　再过一段时间，沈干事被提拔到国民党上海党部的组织部门工作，负责登记秘密自首的人员名单。

　　所谓秘密自首人员，其实就是背叛我党的叛徒，这份名单正是潘汉年需要的。

　　所以通过沈干事，潘汉年能源源不断的得到叛徒名单，然后汇报给周先生，及时处理叛徒，及时疏散党的工作人员和文件。

　　此外，潘汉年还在一个大型商场的钟表柜台，把老实憨厚的售货员发展成情报人员，但这名售货员只负责观察往来人员和传递消息，并不知道自己在为中央特科工作。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缝补，一个一个的发展，不到两年时间，潘汉年便恢复了中央特科的上海情报网。

　　那个爱写文章的文艺青年，也在历史的进程下，成为潜身上海地下的谍王。

　　潘汉年

　　2

　　按照原本的计划，上海党组织被破坏之后，周先生和博古等人进入中央苏区，潘汉年则留在上海继续做情报工作。

　　结果到了1933年夏天，也就是上海情报网刚恢复的时候，丁玲和潘梓年被捕了，这件事直接影响到潘汉年的处境。

　　因为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堂兄，丁玲是知名的左翼女作家，两人和潘汉年的关系非常好，他们两人被捕，那么潘汉年在上海的安全就不能保证。

　　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通知潘汉年，上海的事不要管了，立即动身去中央苏区。

　　潘汉年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把经营两年的上海情报网交接出去，抬脚便走。

　　说起潘梓年，我倒想起一件事。前些年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位老阿姨，她老公小时候是少先队的积极分子，每天上课之余，老师还给分配了一项政治任务，就是陪潘梓年散步……

　　那时中央苏区是博古和李德掌权，潘汉年属于自己人，所以潘汉年到了中央苏区以后，得到两个选择——

　　要么做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和军团长彭德怀合作。要么做中央局宣传部长，调部长杨尚昆去红三军团。

　　这两个都是显赫的职位，任由潘汉年选择，绝对称得上是重用，从这里也能看出潘汉年的分量。

　　但是潘汉年觉得，自己是军事外行，去红三军团政治部工作，可能要出问题。与其如此，还不如到宣传部做老本行。

　　这次选择，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潘汉年和杨尚昆的人生轨迹。

　　此后杨尚昆凭借红三军团的资历，在军队系统一路高升，新中国成立时做到军委秘书长，有了大将的资格。而潘汉年没有进入军队系统，常年做着宣传、情报、统战工作，军政地位自然要差一大截。

　　人这一辈子，能决定命运的选择就那么几次，一旦轻易做出选择，就决定了一辈子。

　　没有选择红三军团，那么潘汉年在中央苏区，就没什么显赫事迹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三次谈判。

　　一次是做为谈判代表，和福建的十九路军谈判，签订“反蒋反日的初步协定”，停止双方的军事行动，恢复经济贸易。

　　一次是长征前夕和广东王陈济棠谈判，达成停止作战、解除封锁、允许红军借道的协议，给红军长征打开第一道大门。

　　另一次是在莫斯科，和国府驻苏联武官邓文仪谈国共合作，不过还没谈出结果“西安事变”就爆发了，谈判主角换成了周先生。

　　这三次谈判，潘汉年都是执行者，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有功劳，但不大。

　　潘汉年真正扬名立万的战场，还是在上海。

　　3

　　时间到了1938年，抗日战争打的尸山血海，中国进入即将亡国灭种的危险时刻。

　　要打赢抗日战争，必须有情报支持，要保护我党的组织和根据地，必须及时清理汉奸敌特，于是延安决定成立中央社会部，任务就是：

　　“有系统的与敌探、汉奸、奸细做斗争，防止他们混入内部。有计划的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机会打入敌人内部，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人，在敌人内部工作保护自己。”

　　中央社会部其实就是中央特科的延续，所以负责社会部工作的，也都是有特科经验的老革命。

　　原第三科科长鲁赤水，现在成了社会部部长，而陈云调任中组部部长，他向教员建议说，潘汉年以前做情报工作不错，不如让潘汉年做社会部副部长，继续分管情报。

　　虽说潘汉年追随过王明，但教员用人，主要看是否认同自己的路线，并不记私仇，潘汉年表态拥护“遵义会议”后，就认可了潘汉年。

　　现在陈云推荐潘汉年，教员就同意了。

　　分管情报的社会部副部长，看起来位高权重，实际上是个劳碌命，根本不可能在延安常住。

　　毕竟延安是偏远的大后方，得到的情报都是被人嚼过的二手货，要想得到准确的第一手情报，还得去风云汇聚的香港、上海等大城市。

　　于是潘汉年以“治疗眼病”为由离开延安，在香港和上海之间来回奔波。

　　那时日本在上海有个庞大的特务机关，因为办公楼叫梅花堂，这个特务机关也就俗称为梅机关，机关长是影佐祯昭，此人一手策划了汪精卫投日，并亲自出任汪伪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控制着汪伪政权的一切重大事务。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副总领事岩井英一，也成立了一个情报机构，直接受外务省指挥，号称“岩井公馆。”

　　汪精卫投降日本后，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成立了情报机构，俗称为“76号”，由原军统特务丁默邨、原中统特务李士群担任正副主任。

　　此外国民政府撤退到重庆前，在上海留下大量的军统、中统特务，活动能力不容小觑。

　　相比这些兵强马壮的情报机构，我党的情报网已在长征后被破坏殆尽，在鱼龙混杂的上海，显得有些势单力薄。

　　别说收集情报了，能不能生存下来都是问题。

　　那怎么办呢？

　　从零开始建立情报网肯定来不及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执行中央命令，利用一切机会打入敌人内部。

　　首先，潘汉年和廖承志合作，巩固了没有受到破坏的香港情报站，然后便带着延安派出的刘人寿、董慧等情报人员去了上海，和南方局情报部的上海负责人刘少文取得联系，拼拼凑凑，搭建起我党在上海的情报班子，并建立了上海和延安、香港、重庆直接联系的电台。

　　其次，潘汉年重用了一个身份复杂的人——袁殊。

　　袁殊是湖北人，父亲是老同盟会员，国共大革命时参加了北伐军，1929年袁殊到日本留学，一年后回国，在左翼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

　　当时潘汉年是左翼文化运动的流量作者，自然就和袁殊认识了，调到中央特科情报科以后，潘汉年又介绍袁殊入党，逐渐培养成三面情报人员：

　　即袁殊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的人员，隐瞒身份进入国民党CC系的情报机构“干社”，又以“干社”的身份为背书，给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岩井英一提供情报。

　　1935年红军长征，上海的情报机构无法生存，袁殊被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叛徒出卖，国府逮捕了袁殊，岩井英一把袁殊捞出来……

　　抗战爆发后，袁殊加入军统，被戴笠任命为军统上海区情报组的少将组长，1939年准备刺杀76号副主任李士群，结果计划败露被李士群逮捕，又是岩井英一给捞出来，做为回报，袁殊写了《兴亚建国论》，迎合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

　　总之，袁殊的履历极其复杂，游走于各方势力却毫发无伤，到底有没有背叛革命，到底有没有对日本许下承诺，谁都说不清楚。

　　但潘汉年手里的牌太少，除了重用袁殊，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换取日本情报以外，没有其他选择。

　　袁殊

　　1939年10月，潘汉年在上海找到袁殊，进行了一次深度谈话。

　　袁殊表示想回归革命阵营，但之前在形势逼迫之下，不得已投靠了岩井公馆，以后该怎么办，希望潘汉年能给出明确指示。

　　潘汉年说：“欢迎你回归革命阵营。现在既然岩井公馆要利用你，那我们也可以利用岩井公馆，至于你以后怎么办，还要看你的表现。”

　　大家都是中国人，没人真心愿意给日本服务，一旦有了退路，谁都想紧紧抓住。

　　所以听到潘汉年的表态，袁殊知道退路已经铺成，便按照潘汉年的指示，在岩井公馆的旗号下，打出“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招牌，公开做了“汉奸”，而在这块招牌的掩护下，潘汉年把廖承志推荐的陈孚木、共产党员翁从六、延安的情报人员刘人寿都派到袁殊身边。

　　这样一来，潘汉年便在岩井公馆里，建立了我党的情报站。

　　做为老资格情报人员，岩井英一必然知道潘汉年的行动，而且袁殊也向岩井透露过潘汉年的延安背景，想给自己再留一条退路。

　　但岩井英一并不反感，反而想和潘汉年见一面，看能不能通过潘汉年，获取中国的国情要闻。

　　互惠互利，你中有我，这点潘汉年也清楚。

　　所以岩井通过袁殊发出邀请后，潘汉年没有拒绝，以“胡越明”的名义和岩井见了一面，约定每半个月向岩井公馆提供一次情报，岩井提供每月两千港币的咨询费。

　　归根到底，这是一次和日本互换情报的交易——

　　岩井默许袁殊向潘汉年透露日方情报，潘汉年以“胡越明”的名义，通过袁殊向岩井提供情报，互惠互利，各取所需罢了。

　　当然了，潘汉年提供的情报都是有些价值、但没有太大价值的，不可能把家底都告诉岩井，这点觉悟潘汉年还是有的。

　　在岩井公馆打开局面以后，潘汉年把目光对准了汪伪政权的76号。

　　76号的实际掌权人是李士群，此人是1905年出生的，早年参加了我党，还到苏联东方大学留学，回国后在中央特科第一科工作，原本有极高的前途。结果1932年被中统逮捕后，随即背叛革命，进入中统为国民党效力。

　　抗战爆发后，李士群奉命在南京潜伏，却因为意志不坚定，被土肥原贤二策反，追随汪精卫投靠日本，做了76号的副主任。

　　随后几年，在汪伪政权的斗争中，李士群击败主任丁默邨，陆续做了76号的主任、警政部次长、江苏省政府主席，在汪伪政权内部只手遮天。

　　丁默邨和李士群

　　李士群的地位很高，但他也有隐忧，那就是担心汪精卫和日本失败，想给自己留退路。

　　于是在某些公开场合，李士群会说一些“政府希望和共产党团结合作”之类的话。

　　所谓“政府希望”，在某种政治语境下，其实是说的人希望，所谓“团结合作”，其实是可以进行利益互换。

　　这是李士群向我党释放的信号。

　　潘汉年敏锐的发现李士群的信号，向中央社会部汇报之后，便决定和李士群这个前同事合作，获取汪伪政权的情报。

　　而最适合和李士群联系的人就是地下党员关露。

　　当初李士群被中统逮捕时，胡绣枫和丈夫李剑华营救过他，李士群一直感恩戴德，而关露是胡绣枫的姐姐，原名是胡寿媚。

　　凭借这层关系，关露就可以得到李士群的信任。

　　于是潘汉年请南方局出面，把关露调到上海，以李士群朋友的身份，经常到李士群家里做客，李士群也有意无意的说些军政情报，关露暗记在心，出门就整理成文件单线汇报给潘汉年。

　　1942年初，潘汉年和李士群约饭，进行了一次双方高层的单独见面。

　　李士群开门见山的说：“贵党和新四军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尽力而为，希望你们对我也多加帮助。”

　　李士群要帮我党和新四军的，是提供情报，希望我党帮他的，是给他留一条退路，战后能帮他说句话。

　　明白了这层意思，潘汉年立即回道：“我们欢迎你的态度”，言外之意，看你的后续表现吧。

　　这层意思，李士群也明白。

　　饭后，潘汉年和李士群约定，以后由袁殊和76号副主任胡均鹤直接进行联系。

　　至此，经过多年的努力，潘汉年终于打通日本和汪伪政权的情报关系，组建起庞大的情报网络，每天将得到的情报筛选汇总，通过无线电发到延安，给教员等中央领导人做参考。

　　我党能在抗战时期游刃有余，潘汉年是做出巨大贡献的。

　　这也是潘汉年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4

　　就在潘汉年的情报工作蒸蒸日上时，一件偶然的事，给潘汉年的命运转折埋下伏笔。

　　1943年初，日本侵华的势头缓和下来，并且和蒋介石的重庆国府眉来眼去，准备通过谈判来解决军事问题，重庆国府也积极响应，和日本的关系日渐升温。

　　面对这种事，汪精卫很不是滋味。

　　汪精卫原本就是日本抬出来的傀儡，主要功能是稳固日本在东南地区的统治，以及对抗蒋介石的重庆国府，现在日本要绕开汪精卫和蒋介石谈判，那汪精卫岂不成了无用之人？

　　于是，汪精卫想向日本展示自己的力量，而要展示自己的力量，汪精卫需要另一方势力做背书。

　　放眼中国，汪精卫能选择的也只有我党。

　　揣摩到汪精卫的心思，李士群便准备给汪精卫介绍我党的人，以此增加他在汪精卫面前的地位，同时给排挤周佛海做铺垫。

　　李士群选定的人就是潘汉年。

　　而当时日军和汪伪军正在搞“清乡”，大规模扫荡新四军根据地，潘汉年很着急，想亲自和李士群见一面，拿到“清乡”的情报，让新四军提前做好准备。

　　就这样，潘汉年向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汇报之后，就到了南京，通过胡均鹤约李士群见面。

　　结果啊大出潘汉年的意料，李士群刚见面就说：“汪先生准备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想和你谈谈。”

　　潘汉年怎么都想不到，约李士群见面谈业务，怎么就和汪精卫扯上关系了？和李士群见面汇报过，和汪精卫见面可没汇报过啊。

　　怎么办呢？

　　稍微想了一下，潘汉年做出判断——

　　如果不见汪精卫的话，这次来南京就没法和李士群谈业务，还会影响以后的业务往来，两权相害取其轻，潘汉年决定见汪精卫。

　　见面的时间很短暂，谈话也没什么新意。

　　汪精卫说：“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希望贵党也来参加。”

　　潘汉年说：“我党是不会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上海也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

　　汪精卫：“你回去联系一下，以后的合作仍找李士群。”

　　潘汉年：“如果你和日本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谈话内容不咸不淡，简短而无力。

　　随后潘汉年和李士群单独会谈，问到关于“清乡”的情报之后，便离开南京，回新四军根据地去了。

　　其实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没什么，如果和饶漱石汇报清楚，这事也就过去了，但问题是，潘汉年回去以后，隐瞒了和汪精卫见面的事。

　　而过了一段时间，汪精卫通过报纸公开了和潘汉年见面的细节，并且添油加醋一番，造成已和我党联合的假象。

　　这样一来，就把一件小事闹成大事。

　　那潘汉年为什么隐瞒呢？

　　答案就是1943年我党正在整风，整风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清理王明路线，而潘汉年早期是追随王明出头的。

　　潘汉年害怕汇报之后，饶漱石两罪并罚，终结他的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

　　所以，潘汉年是存在侥幸心理的。

　　后来汪精卫发到报纸上的消息传回延安，饶漱石也向延安告了一状，潘汉年便准备在1945年回延安参加七大时，当面向教员说清楚。

　　然而当潘汉年准备汇报并接受惩罚时，教员为了安抚潘汉年，说：

　　“你在敌后的工作，中央是了解的，对你是完全信任的。外面的谣言，我们并不相信，你也不用害怕，中央会为你澄清的。”

　　此时教员是完全信任潘汉年的，根本不相信，潘汉年未经汇报私自见汪精卫，也不相信他见了汪精卫还不汇报，于是就有了这番话。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教员安抚潘汉年的话，又让潘汉年产生了侥幸心理，之前准备好的汇报措辞，一句都没说出口。

　　就这样，潘汉年错过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5

　　1954年“高饶案”爆发，随即开始审查饶的工作履历，审查发现，上海解放前夕，李士群的助手胡均鹤进入了上海公安队伍，还被任命为上海公安局下属的“情报委员会”主任。

　　这份任命是副市长潘汉年和公安局长扬帆建议、饶漱石批准的。

　　很快，胡均鹤被带到北京，承认国府撤退前命他在上海潜伏，想办法打入我党内部，给将来起事做准备。

　　这么一说，胡均鹤的罪名就定了，连带着饶漱石罪加一等。

　　原本这事没有牵扯到潘汉年，但12年来，私下见汪精卫的事始终是潘汉年的心病，而胡均鹤是李士群的助手，属于潘汉年私见汪精卫的亲历者。

　　现在胡均鹤被捕，潘汉年难免犯嘀咕：“他是不是把所有事都说出来了？要不我还是主动承认吧，否则就没机会了。”

　　于是在这个时候，潘汉年和陈毅谈了见汪精卫的前因后果，并给教员写信承认错误，请陈毅代呈给教员。

　　陈毅听潘汉年说完，立即带着信向教员汇报。

　　教员听完陈毅的转述，勃然大怒。

　　12年前我可是担保你没有问题，结果你现在说真的见过汪精卫，你到底什么意思？做为情报人员，应该毫不保留的向组织坦白，这么重要的一件事，你竟然隐瞒了12年，这不是被汪精卫当枪使了吗？

　　如果只有这一件事隐瞒也就罢了，可你做情报工作这么多年，能隐瞒一件，难道不能隐瞒十件百件？

　　一个无边无际的猜疑链，就此出现在教员的脑海，想到这里，教员在信件上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并命罗瑞卿立即逮捕潘汉年。

　　一代谍王就此落幕。

　　其实说到底，教员如此在意潘汉年隐瞒见汪精卫的事，根本原因在于，潘汉年做为游走刀锋的情报人员，是组织的里子，必须贴心透明，和面子保持一致，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私心。

　　一旦里子有了私心，可能就是会派灭门的大事。

　　为避免危险，面子只能换个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