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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陵:潘汉年是如何搞情报的,又为何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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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22 15:58: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

  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有很多在刀锋上游走的红色特工,例如钱壮飞、李克农等等,相较这些知名者而言,潘汉年有极为精彩的故事,却不为人知,有最悲惨的结局,世人却不知他为何落难。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潘汉年。

  早年间,潘汉年的工作和情报完全不搭边,他是个文艺青年,在宣传领域写出很多倾向革命的雄文,相当于1920年代初期的流量作者。

  1926年底,国共大革命轰轰烈烈,潘汉年跟着郭沫若到了南昌,担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大革命失败后,潘汉年又回到上海,继续做宣传工作。

  革命生涯平淡如水,不起波澜。

  但一个人的命运啊,必须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做流量作者的时候,潘汉年认识了同样做宣传工作的博古,后来博古去苏联留学,认识了王明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30年9月,博古回到上海,在全国总工会做宣传干事,早回国半年的王稼祥,在中宣部旗下的《真理》报做编辑。差不多相同时间,潘汉年调到《红旗日报》做总采访,和王稼祥住在一起。

  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下,潘汉年和博古、王稼祥打得火热,并和王明产生了微妙的联系。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一步登天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短暂兼任过江苏省委书记。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王明问博古,有没有宣传方面的优秀干部,给我推荐一个?

  博古说有,潘汉年不错。

  于是凭借博古的关系,潘汉年很快就做了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可谓是一步登天。

  但潘汉年的运气不止于此。

  同年4月,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叛变革命,出卖了很多我党机密,导致中央特科的情报网遭到极大破坏,周先生为挽救革命,决定调陈云、鲁赤水、潘汉年到上海,重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是非常重要的部门,这份调令虽说是周先生下发的,但潘汉年的工作调动,要说背后没有王明的影子,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以说,潘汉年的前期革命生涯,每次进步都和王明有关。这在当时看来是平步青云,但长远来看,却对潘汉年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在新的中央特科,陈云兼任第一科科长,负责财政、交通和营救工作,潘汉年兼任第二科科长,负责情报、侦察、反间谍的工作,鲁赤水兼任第三科科长,主要工作是领导红队镇压叛徒。

  其他两人暂且不说,这篇文章只说潘汉年。

  潘汉年到中央特科工作以后,整个人都变了。

  以前做流量作者的时候,潘汉年的文青气质特别浓,喜欢参与文人聚会,谈论些风花雪月的事,浑身充满了小布尔乔亚风格。到了中央特科,潘汉年就必须切断以前的社会关系,在老朋友的视线中消失,即便偶尔碰面了,也只能以“不熟”的态度打招呼。

  有个作家后来回忆说:

  “那时汉年已是一个完全的地下工作者,再没有地方找他聊天了,有时偶尔碰到,笑笑而已。”

  虽说这是职业要求,但能迅速转变角色,足以说明潘汉年的心性、意志、适应能力远超常人。

  换做你我,恐怕真不一定能做到。

  不过转变角色是做情报工作的第一步,要想真正做出成绩,潘汉年必须重建被破坏的上海情报网。

  做工作交接的时候,原二科科长陈赓向潘汉年移交了两个线人——杨度和焦铠。

  杨度曾经是袁世凯的谋士,积极劝袁世凯称帝,北洋失败后,杨度到了上海,做了杜月笙的幕僚,在上海的上流社会可谓是手眼通天。

  焦铠是青帮头目,在法租界的饭店、茶楼、浴室里招收了大批弟子,在上海的底层社会很吃得开。

  接手了这两个线人,便接手了一部分残破的情报网,潘汉年的主要工作是在此基础上,恢复上海中层情报网,其中的核心焦点是恢复租界巡捕房的内线。

  因为中央特科的内线鲍君甫,和租界巡捕房的关系很好,数年来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顾顺章叛变以后,鲍君甫暴露,被国民党押送回南京,这条线就断了。

  如果失去租界巡捕房的内线,以后要打听上海军警的行动,或者营救被捕的同志,都是不可能的。

  经过一番调查,潘汉年发现知名律师陈志皋,和巡捕房的领导人物关系很好,以前也给我党的被捕人士做过辩护,在政治上是可以争取的人。

  最关键的是,陈志皋在追求我党党员黄慕兰。

  黄慕兰是中央委员贺昌的妻子,而贺昌在中央苏区工作,因为一起去苏区有危险,黄慕兰便留在上海,担任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

  凭借这层关系,黄慕兰就是绝对可信的人。

  于是潘汉年决定,用黄慕兰结交陈志皋,然后通过陈志皋联系巡捕房高层,培养内线。

  很快,潘汉年把黄慕兰调到中央特科第二科,并和她说了计划。黄慕兰很为难,说我是有丈夫的,而且已经拒绝了陈志皋,这么做是不是不合适啊?

  潘汉年:“为了革命嘛,克服一下自己的情绪。”

  黄慕兰:“那好吧,坚决服从安排。”

  就这样,黄慕兰按照潘汉年的要求,约陈志皋吃饭,并提出要在巡捕房交一个朋友,方便以后的营救工作。

  陈志皋一听就上头了,黄慕兰竟然有求于己,是不是追求有戏啊,便和黄慕兰说:“我和法租界巡捕房的华人探长赵子柏关系不错,可以帮你牵线。”

  几天后,陈志皋选了一家高档餐厅,约黄慕兰和赵子柏吃饭,准备介绍他们认识一下。为了给赵子柏留下印象,黄慕兰专门打扮一番,穿着和妆容都很讲究。

  果然,赵子柏一见黄慕兰便两眼放光,立即递上名片,谄媚的说:“非常愿意结交黄小姐这样的朋哟,黄小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一定效劳。”

  到了这一步,法租界巡捕房的华人探长赵子柏,便是中央特科的囊中之物。

  潘汉年通过黄慕兰和赵子柏约定——

  请赵子柏留意巡捕房里“逮捕办案”一类的事,无论大小都尽量告诉黄慕兰,每个月给赵子柏丰厚的酬金,如果有上海的其他军警朋友,也可以介绍认识,酬金和介绍费都可以谈。

  赵子柏在美人计和糖衣炮弹的攻势下,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就这样成为潘汉年的内线,法租界巡捕房也成为中央特科的情报来源。

  搞定法租界巡捕房,潘汉年又盯上了国民党上海党部,准备在那里建立内线。

  国民党上海党部是CC系的地盘,里面是清一色的反共分子,要建立内线很不容易。但经过研究对比,潘汉年发现上海党部有个姓沈的干事,不受重用,国共大革命时属于左派。

  这种人正是最佳培养对象。

  于是潘汉年派一名同志接近沈干事,每天吃饭喝酒聊天打屁,慢慢的,沈干事和那名同志便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并且愿意成为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给革命做事。

  再过一段时间,沈干事被提拔到国民党上海党部的组织部门工作,负责登记秘密自首的人员名单。

  所谓秘密自首人员,其实就是背叛我党的叛徒,这份名单正是潘汉年需要的。

  所以通过沈干事,潘汉年能源源不断的得到叛徒名单,然后汇报给周先生,及时处理叛徒,及时疏散党的工作人员和文件。

  此外,潘汉年还在一个大型商场的钟表柜台,把老实憨厚的售货员发展成情报人员,但这名售货员只负责观察往来人员和传递消息,并不知道自己在为中央特科工作。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缝补,一个一个的发展,不到两年时间,潘汉年便恢复了中央特科的上海情报网。

  那个爱写文章的文艺青年,也在历史的进程下,成为潜身上海地下的谍王。

  潘汉年

  2

  按照原本的计划,上海党组织被破坏之后,周先生和博古等人进入中央苏区,潘汉年则留在上海继续做情报工作。

  结果到了1933年夏天,也就是上海情报网刚恢复的时候,丁玲和潘梓年被捕了,这件事直接影响到潘汉年的处境。

  因为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堂兄,丁玲是知名的左翼女作家,两人和潘汉年的关系非常好,他们两人被捕,那么潘汉年在上海的安全就不能保证。

  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通知潘汉年,上海的事不要管了,立即动身去中央苏区。

  潘汉年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把经营两年的上海情报网交接出去,抬脚便走。

  说起潘梓年,我倒想起一件事。前些年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位老阿姨,她老公小时候是少先队的积极分子,每天上课之余,老师还给分配了一项政治任务,就是陪潘梓年散步……

  那时中央苏区是博古和李德掌权,潘汉年属于自己人,所以潘汉年到了中央苏区以后,得到两个选择——

  要么做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和军团长彭德怀合作。要么做中央局宣传部长,调部长杨尚昆去红三军团。

  这两个都是显赫的职位,任由潘汉年选择,绝对称得上是重用,从这里也能看出潘汉年的分量。

  但是潘汉年觉得,自己是军事外行,去红三军团政治部工作,可能要出问题。与其如此,还不如到宣传部做老本行。

  这次选择,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潘汉年和杨尚昆的人生轨迹。

  此后杨尚昆凭借红三军团的资历,在军队系统一路高升,新中国成立时做到军委秘书长,有了大将的资格。而潘汉年没有进入军队系统,常年做着宣传、情报、统战工作,军政地位自然要差一大截。

  人这一辈子,能决定命运的选择就那么几次,一旦轻易做出选择,就决定了一辈子。

  没有选择红三军团,那么潘汉年在中央苏区,就没什么显赫事迹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三次谈判。

  一次是做为谈判代表,和福建的十九路军谈判,签订“反蒋反日的初步协定”,停止双方的军事行动,恢复经济贸易。

  一次是长征前夕和广东王陈济棠谈判,达成停止作战、解除封锁、允许红军借道的协议,给红军长征打开第一道大门。

  另一次是在莫斯科,和国府驻苏联武官邓文仪谈国共合作,不过还没谈出结果“西安事变”就爆发了,谈判主角换成了周先生。

  这三次谈判,潘汉年都是执行者,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有功劳,但不大。

  潘汉年真正扬名立万的战场,还是在上海。

  3

  时间到了1938年,抗日战争打的尸山血海,中国进入即将亡国灭种的危险时刻。

  要打赢抗日战争,必须有情报支持,要保护我党的组织和根据地,必须及时清理汉奸敌特,于是延安决定成立中央社会部,任务就是:

  “有系统的与敌探、汉奸、奸细做斗争,防止他们混入内部。有计划的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机会打入敌人内部,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人,在敌人内部工作保护自己。”

  中央社会部其实就是中央特科的延续,所以负责社会部工作的,也都是有特科经验的老革命。

  原第三科科长鲁赤水,现在成了社会部部长,而陈云调任中组部部长,他向教员建议说,潘汉年以前做情报工作不错,不如让潘汉年做社会部副部长,继续分管情报。

  虽说潘汉年追随过王明,但教员用人,主要看是否认同自己的路线,并不记私仇,潘汉年表态拥护“遵义会议”后,就认可了潘汉年。

  现在陈云推荐潘汉年,教员就同意了。

  分管情报的社会部副部长,看起来位高权重,实际上是个劳碌命,根本不可能在延安常住。

  毕竟延安是偏远的大后方,得到的情报都是被人嚼过的二手货,要想得到准确的第一手情报,还得去风云汇聚的香港、上海等大城市。

  于是潘汉年以“治疗眼病”为由离开延安,在香港和上海之间来回奔波。

  那时日本在上海有个庞大的特务机关,因为办公楼叫梅花堂,这个特务机关也就俗称为梅机关,机关长是影佐祯昭,此人一手策划了汪精卫投日,并亲自出任汪伪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控制着汪伪政权的一切重大事务。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副总领事岩井英一,也成立了一个情报机构,直接受外务省指挥,号称“岩井公馆。”

  汪精卫投降日本后,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成立了情报机构,俗称为“76号”,由原军统特务丁默邨、原中统特务李士群担任正副主任。

  此外国民政府撤退到重庆前,在上海留下大量的军统、中统特务,活动能力不容小觑。

  相比这些兵强马壮的情报机构,我党的情报网已在长征后被破坏殆尽,在鱼龙混杂的上海,显得有些势单力薄。

  别说收集情报了,能不能生存下来都是问题。

  那怎么办呢?

  从零开始建立情报网肯定来不及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执行中央命令,利用一切机会打入敌人内部。

  首先,潘汉年和廖承志合作,巩固了没有受到破坏的香港情报站,然后便带着延安派出的刘人寿、董慧等情报人员去了上海,和南方局情报部的上海负责人刘少文取得联系,拼拼凑凑,搭建起我党在上海的情报班子,并建立了上海和延安、香港、重庆直接联系的电台。

  其次,潘汉年重用了一个身份复杂的人——袁殊。

  袁殊是湖北人,父亲是老同盟会员,国共大革命时参加了北伐军,1929年袁殊到日本留学,一年后回国,在左翼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

  当时潘汉年是左翼文化运动的流量作者,自然就和袁殊认识了,调到中央特科情报科以后,潘汉年又介绍袁殊入党,逐渐培养成三面情报人员:

  即袁殊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的人员,隐瞒身份进入国民党CC系的情报机构“干社”,又以“干社”的身份为背书,给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岩井英一提供情报。

  1935年红军长征,上海的情报机构无法生存,袁殊被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叛徒出卖,国府逮捕了袁殊,岩井英一把袁殊捞出来……

  抗战爆发后,袁殊加入军统,被戴笠任命为军统上海区情报组的少将组长,1939年准备刺杀76号副主任李士群,结果计划败露被李士群逮捕,又是岩井英一给捞出来,做为回报,袁殊写了《兴亚建国论》,迎合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

  总之,袁殊的履历极其复杂,游走于各方势力却毫发无伤,到底有没有背叛革命,到底有没有对日本许下承诺,谁都说不清楚。

  但潘汉年手里的牌太少,除了重用袁殊,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换取日本情报以外,没有其他选择。

  袁殊

  1939年10月,潘汉年在上海找到袁殊,进行了一次深度谈话。

  袁殊表示想回归革命阵营,但之前在形势逼迫之下,不得已投靠了岩井公馆,以后该怎么办,希望潘汉年能给出明确指示。

  潘汉年说:“欢迎你回归革命阵营。现在既然岩井公馆要利用你,那我们也可以利用岩井公馆,至于你以后怎么办,还要看你的表现。”

  大家都是中国人,没人真心愿意给日本服务,一旦有了退路,谁都想紧紧抓住。

  所以听到潘汉年的表态,袁殊知道退路已经铺成,便按照潘汉年的指示,在岩井公馆的旗号下,打出“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招牌,公开做了“汉奸”,而在这块招牌的掩护下,潘汉年把廖承志推荐的陈孚木、共产党员翁从六、延安的情报人员刘人寿都派到袁殊身边。

  这样一来,潘汉年便在岩井公馆里,建立了我党的情报站。

  做为老资格情报人员,岩井英一必然知道潘汉年的行动,而且袁殊也向岩井透露过潘汉年的延安背景,想给自己再留一条退路。

  但岩井英一并不反感,反而想和潘汉年见一面,看能不能通过潘汉年,获取中国的国情要闻。

  互惠互利,你中有我,这点潘汉年也清楚。

  所以岩井通过袁殊发出邀请后,潘汉年没有拒绝,以“胡越明”的名义和岩井见了一面,约定每半个月向岩井公馆提供一次情报,岩井提供每月两千港币的咨询费。

  归根到底,这是一次和日本互换情报的交易——

  岩井默许袁殊向潘汉年透露日方情报,潘汉年以“胡越明”的名义,通过袁殊向岩井提供情报,互惠互利,各取所需罢了。

  当然了,潘汉年提供的情报都是有些价值、但没有太大价值的,不可能把家底都告诉岩井,这点觉悟潘汉年还是有的。

  在岩井公馆打开局面以后,潘汉年把目光对准了汪伪政权的76号。

  76号的实际掌权人是李士群,此人是1905年出生的,早年参加了我党,还到苏联东方大学留学,回国后在中央特科第一科工作,原本有极高的前途。结果1932年被中统逮捕后,随即背叛革命,进入中统为国民党效力。

  抗战爆发后,李士群奉命在南京潜伏,却因为意志不坚定,被土肥原贤二策反,追随汪精卫投靠日本,做了76号的副主任。

  随后几年,在汪伪政权的斗争中,李士群击败主任丁默邨,陆续做了76号的主任、警政部次长、江苏省政府主席,在汪伪政权内部只手遮天。

  丁默邨和李士群

  李士群的地位很高,但他也有隐忧,那就是担心汪精卫和日本失败,想给自己留退路。

  于是在某些公开场合,李士群会说一些“政府希望和共产党团结合作”之类的话。

  所谓“政府希望”,在某种政治语境下,其实是说的人希望,所谓“团结合作”,其实是可以进行利益互换。

  这是李士群向我党释放的信号。

  潘汉年敏锐的发现李士群的信号,向中央社会部汇报之后,便决定和李士群这个前同事合作,获取汪伪政权的情报。

  而最适合和李士群联系的人就是地下党员关露。

  当初李士群被中统逮捕时,胡绣枫和丈夫李剑华营救过他,李士群一直感恩戴德,而关露是胡绣枫的姐姐,原名是胡寿媚。

  凭借这层关系,关露就可以得到李士群的信任。

  于是潘汉年请南方局出面,把关露调到上海,以李士群朋友的身份,经常到李士群家里做客,李士群也有意无意的说些军政情报,关露暗记在心,出门就整理成文件单线汇报给潘汉年。

  1942年初,潘汉年和李士群约饭,进行了一次双方高层的单独见面。

  李士群开门见山的说:“贵党和新四军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尽力而为,希望你们对我也多加帮助。”

  李士群要帮我党和新四军的,是提供情报,希望我党帮他的,是给他留一条退路,战后能帮他说句话。

  明白了这层意思,潘汉年立即回道:“我们欢迎你的态度”,言外之意,看你的后续表现吧。

  这层意思,李士群也明白。

  饭后,潘汉年和李士群约定,以后由袁殊和76号副主任胡均鹤直接进行联系。

  至此,经过多年的努力,潘汉年终于打通日本和汪伪政权的情报关系,组建起庞大的情报网络,每天将得到的情报筛选汇总,通过无线电发到延安,给教员等中央领导人做参考。

  我党能在抗战时期游刃有余,潘汉年是做出巨大贡献的。

  这也是潘汉年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4

  就在潘汉年的情报工作蒸蒸日上时,一件偶然的事,给潘汉年的命运转折埋下伏笔。

  1943年初,日本侵华的势头缓和下来,并且和蒋介石的重庆国府眉来眼去,准备通过谈判来解决军事问题,重庆国府也积极响应,和日本的关系日渐升温。

  面对这种事,汪精卫很不是滋味。

  汪精卫原本就是日本抬出来的傀儡,主要功能是稳固日本在东南地区的统治,以及对抗蒋介石的重庆国府,现在日本要绕开汪精卫和蒋介石谈判,那汪精卫岂不成了无用之人?

  于是,汪精卫想向日本展示自己的力量,而要展示自己的力量,汪精卫需要另一方势力做背书。

  放眼中国,汪精卫能选择的也只有我党。

  揣摩到汪精卫的心思,李士群便准备给汪精卫介绍我党的人,以此增加他在汪精卫面前的地位,同时给排挤周佛海做铺垫。

  李士群选定的人就是潘汉年。

  而当时日军和汪伪军正在搞“清乡”,大规模扫荡新四军根据地,潘汉年很着急,想亲自和李士群见一面,拿到“清乡”的情报,让新四军提前做好准备。

  就这样,潘汉年向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汇报之后,就到了南京,通过胡均鹤约李士群见面。

  结果啊大出潘汉年的意料,李士群刚见面就说:“汪先生准备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想和你谈谈。”

  潘汉年怎么都想不到,约李士群见面谈业务,怎么就和汪精卫扯上关系了?和李士群见面汇报过,和汪精卫见面可没汇报过啊。

  怎么办呢?

  稍微想了一下,潘汉年做出判断——

  如果不见汪精卫的话,这次来南京就没法和李士群谈业务,还会影响以后的业务往来,两权相害取其轻,潘汉年决定见汪精卫。

  见面的时间很短暂,谈话也没什么新意。

  汪精卫说:“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希望贵党也来参加。”

  潘汉年说:“我党是不会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上海也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

  汪精卫:“你回去联系一下,以后的合作仍找李士群。”

  潘汉年:“如果你和日本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谈话内容不咸不淡,简短而无力。

  随后潘汉年和李士群单独会谈,问到关于“清乡”的情报之后,便离开南京,回新四军根据地去了。

  其实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没什么,如果和饶漱石汇报清楚,这事也就过去了,但问题是,潘汉年回去以后,隐瞒了和汪精卫见面的事。

  而过了一段时间,汪精卫通过报纸公开了和潘汉年见面的细节,并且添油加醋一番,造成已和我党联合的假象。

  这样一来,就把一件小事闹成大事。

  那潘汉年为什么隐瞒呢?

  答案就是1943年我党正在整风,整风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清理王明路线,而潘汉年早期是追随王明出头的。

  潘汉年害怕汇报之后,饶漱石两罪并罚,终结他的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

  所以,潘汉年是存在侥幸心理的。

  后来汪精卫发到报纸上的消息传回延安,饶漱石也向延安告了一状,潘汉年便准备在1945年回延安参加七大时,当面向教员说清楚。

  然而当潘汉年准备汇报并接受惩罚时,教员为了安抚潘汉年,说:

  “你在敌后的工作,中央是了解的,对你是完全信任的。外面的谣言,我们并不相信,你也不用害怕,中央会为你澄清的。”

  此时教员是完全信任潘汉年的,根本不相信,潘汉年未经汇报私自见汪精卫,也不相信他见了汪精卫还不汇报,于是就有了这番话。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教员安抚潘汉年的话,又让潘汉年产生了侥幸心理,之前准备好的汇报措辞,一句都没说出口。

  就这样,潘汉年错过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5

  1954年“高饶案”爆发,随即开始审查饶的工作履历,审查发现,上海解放前夕,李士群的助手胡均鹤进入了上海公安队伍,还被任命为上海公安局下属的“情报委员会”主任。

  这份任命是副市长潘汉年和公安局长扬帆建议、饶漱石批准的。

  很快,胡均鹤被带到北京,承认国府撤退前命他在上海潜伏,想办法打入我党内部,给将来起事做准备。

  这么一说,胡均鹤的罪名就定了,连带着饶漱石罪加一等。

  原本这事没有牵扯到潘汉年,但12年来,私下见汪精卫的事始终是潘汉年的心病,而胡均鹤是李士群的助手,属于潘汉年私见汪精卫的亲历者。

  现在胡均鹤被捕,潘汉年难免犯嘀咕:“他是不是把所有事都说出来了?要不我还是主动承认吧,否则就没机会了。”

  于是在这个时候,潘汉年和陈毅谈了见汪精卫的前因后果,并给教员写信承认错误,请陈毅代呈给教员。

  陈毅听潘汉年说完,立即带着信向教员汇报。

  教员听完陈毅的转述,勃然大怒。

  12年前我可是担保你没有问题,结果你现在说真的见过汪精卫,你到底什么意思?做为情报人员,应该毫不保留的向组织坦白,这么重要的一件事,你竟然隐瞒了12年,这不是被汪精卫当枪使了吗?

  如果只有这一件事隐瞒也就罢了,可你做情报工作这么多年,能隐瞒一件,难道不能隐瞒十件百件?

  一个无边无际的猜疑链,就此出现在教员的脑海,想到这里,教员在信件上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并命罗瑞卿立即逮捕潘汉年。

  一代谍王就此落幕。

  其实说到底,教员如此在意潘汉年隐瞒见汪精卫的事,根本原因在于,潘汉年做为游走刀锋的情报人员,是组织的里子,必须贴心透明,和面子保持一致,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私心。

  一旦里子有了私心,可能就是会派灭门的大事。

  为避免危险,面子只能换个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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