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参考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搜索
查看: 2497|回复: 0

井底望天:中国生物制品发展简史(上)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22-6-10 18:44: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央防疫处的初心

  史学界一般以1928年北伐军占领北平为界,之前称为“北洋政府”,指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执政的政权;之后称之“国民政府”,指国民党执政实际为蒋介石执政的政府。

  如在《国士伍连德(下)》所述,1919年3月,北洋政府成立了中央防疫处。它是中国第一个由政府正式设立的国家级防疫机构,是一个集疫情调查、科学研究和疫苗制造于一身的机构。

  当时,内务部决定用防治晋绥鼠疫的余款作为中央防疫处创办经费,这才将防疫处组建起来。

  北京中央防疫处成立图片

  中央防疫处,“旨在研究预防疾病的措施,从事对各种传染病的细菌学研究,制造各种血清和疫苗,以不负其保全国人性命之职责。”

  在中国公共卫生史上,这标志着中国中央政府首次有了一个专门负责防疫和制造免疫生物制品的机构,也就是国家队,这标志着我国从传统防疫向科学防疫迈开了一大步。

  编者注:生物制品系指以微生物、寄生虫、动物毒素、生物组织作为起始材料,采用生物学工艺或分离纯化技术制备,并以生物学技术和分析技术控制中间产物和成品质量制成的生物活性制剂,包括菌苗,疫苗,毒素,类毒素,免疫血清,血液制品,免疫球蛋白,抗原,变态反应原,细胞因子,激素,酶,发酵产品,单克隆抗体,DNA重组产品,体外免疫诊断制品等。

  1919—1949年,也是中国生物制品行业从萌芽到扎根的时代。此前,中央政府机构中没有管卫生工作的部门,兼管的也没有。

  大疫来了往往是由皇帝指定一名防疫大臣,由他临时组织一个工作班子,代表皇帝来做防疫工作。基本套路是这样的:先由皇帝发一个防疫诏书,疫情特别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发一个所谓的《罪己诏》,意思是“朕”愿意承担一切有违天意的罪责,希望上天只惩罚“朕”一人,而放过“朕”的子民。

  而防疫大臣少不了会召集和尚、道士设坛建醮,诵经请神,斩妖驱鬼,求安祈福,然后老百姓发点药物,再派官员带着一些银子和药物下到灾区去视察慰问。

  “规定动作”做完,防疫大臣的差事就算差不多了了。前面讲到伍连德去哈尔滨防鼠疫,总医官职务是外务部提请任命并受外务部领导,也不足为怪,当然也有东北形势复杂等因素。

  中央政府设立卫生行政机构,始于1905年,清政府于巡警部的警保司内设卫生科。其职掌为考核医学堂之设置,负责给医生发执照,管理清道、防疫、计划及审定卫生、保健章程这,是我国政府机关的名称里第一次出现“卫生”二字。

  1906年,预备立宪厘定官制,改巡警部为民政部,将卫生科升为卫生司,设保健、检疫、方术三科。辛亥革命后,在内务部设卫生司,不过很快就从司局级被降格为内政部警政司卫生科。

  1916年黎元洪当总统后,才又恢复为卫生司。1919年成立的中央防疫处隶属于内政部,与卫生司平级。中央政府设卫生部(署),是1928年北伐军进北平之后国民政府的事,与北洋政府无干了。

  中央防疫部门缘起

  1911年,伍连德在奉天主持召开“万国鼠疫大会”,会议敦促清政府:“应该尽一切努力组织一个中央公共卫生部门,特别是有关管理和关注将来发生的传染病的。”

  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敦促”一个主权国家设立新的国家机构,这虽然有干涉内政之嫌,但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敦促”。

  设立中央公共卫生部门统筹防疫工作,欧美国家已经有了成功的实践。英国早在1850年就成立了卫生局;法国更早在19世纪初即有了疾病自愿保险委员会,1822年成立了国家最高卫生委员会;1850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成立卫生总理事会,纽约市1866年成立卫生局……

  西方的卫生局或卫生委员会中,都有一个部门是专管公共卫生的,而预防传染病是公共卫生的首要任务。

  鼠疫大会这个“敦促”受到清政府重视,准备在北平设立京师防疫事务总局,内部拟定伍连德任局长,但很快就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朝政府灭亡,由此开端。

  1912年11月,北洋政府重提建立中央防疫机构的问题,可能因为内务部已经有了卫生司,而卫生司里有一个管公共卫生的部门,故只批准建立了一个地方性的防疫机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东北防疫处),以伍连德为总办兼总医官。

  1917年底,绥远、山西发生鼠疫的消息传到了北平,12月死了3个外国传教士,被北平报纸披露,北洋政府也是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

  1918年元旦,北洋政府召开内阁会议,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中央防疫委员会,伍连德也被列入委员之中,并被派到第一线,此疫死亡16000余人,防疫教训很多,最主要的是政府不作为。

  没有一个专门的防疫和专事生产疫苗、血清等生物制品的机构,是应对不了大疫的。虽然已经有了公共卫生部门,但其手下没有人马,做协调工作都有困难。

  1916年北洋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个《预防传染病条例》后,成立中央防疫处已是顺理成章,但因为权力分配与经费等原因而作罢。

  就绥远鼠疫后,北洋政府成立了由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刘道仁、京师传染病医院院长严智钟为正副主任的筹备处,并派俞树棻、韩鈖堂、刘驹贤三人去日本采购显微镜等器械和实验、生产所需材料。

  经费也是内务部卫生司极力促使成立中央防疫处的一大动因。为扑灭绥远及山西等地的鼠疫,北洋政府拿不出钱来,便以盐税作抵押,向外国银团的四家银行贷款100万银元,作防疫救灾之用。

  1918年4月疫情结束,到防疫委员会快要解散之时,经费尚有结余。余款怎么办呢?卫生司作为防疫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自然不愿把结余上交国库,伍连德和一帮公共卫生专家不是一直嚷嚷要吗?现在正好用这笔钱成立中央防疫处。

  但是,成立的钱有了,但防疫处的运营靠什么维系呢?当时的答案是海关关余。关余,是“关税余额”的简称。自1842年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后,中国需要不断地向西方列强支付各种赔款的本金和利息,这些赔款有不少来自海关关税。

  尤其是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需向八国列强赔款4.5亿两白银,此款分39年付清,本息合计高达9.8亿两。为此,列强要求清政府以关余、盐余和常关三项收入作为担保。

  按规定,海关原本每年要向中央防疫处拨款12万元来支撑其运转,到了实际执行的时候,经费被降到了11万元。后来因为财力有限,这笔钱也没真正交给中央防疫处,但海关经费支持并没有就此结束。

  又过了两年,内务总长向外国使团申请从海关关税中拨款来维持中央防疫处运行,外国使团同意并设立委员会来监督这笔关税的去向。就这样,海关关税自此成为中央防疫处运转的主要经费来源。

  中央防疫处最初职能

  1919年3月,中央防疫处正式成立。时任内务总长的钱能训任命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刘道仁为中央防疫处处长(兼),京师传染病医院院长严智钟为副处长(兼)。

  刘道仁和严智钟两人都曾留学日本,严智钟是学医的,而刘道仁学的是政治,是一个典型的官僚。当时西医学界英美派与德日派互不买账,剑桥毕业的伍连德未能入选。

  刘道仁之所以要拉严智钟来当副处长,除了都是留日派,还因为看上了京师传染病医院天坛分院的地盘和房子。天坛分院设在天坛神乐署旧址,有70余亩地,房产也较多,还有实验室,只要添置一些仪器设备,中央防疫处就可以开张。事实上,最初的3个工作人员程慕颐、杨澄漳和常希曾,也是严智钟从传染病医院带过来的。

  神乐署在天坛中的位置

  神乐署于日本侵华期间被日军征用。史料载,这里曾经驻扎侵华日军细菌部队—北支甲第1855部队部队定员1500人。主要执行防疫给水和细菌武器研制任务,包括研制和生产鼠疫、霍乱、伤寒、痢疾、黑热病、疟疾等细菌和原虫等,是继侵华日军731部队之后又一支庞大的细菌部队。

  最初内务部给中央防疫处的职能定位,是想将防疫与疫苗等生物制品的研发、生产结合在一起,故名防疫处。1919年5月,内务部颁布了中央防疫处的暂时编制和办事细则。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全处设置三个科,共编63人。

  为防止绥远、山西等地的鼠疫死灰复燃,在归绥设中央防疫处绥远防疫分所,1922年疫情被控制后撤销。1930年,国民政府解除中央防疫处的防疫职能,使之成为专门研发和生产生物制品的机构,成为研制生物制品的“国家队”。

  受制于洋人,处长8年10换

  1921年,中央防疫处没钱搞科研、生产了,也没钱发薪水了;日常经费呢?内阁指定由海关每年拨给12万元,海关却分文未给。内务部出面催促,海关仍无动于衷。因为海关不是掌握在北洋政府手里,而是由各国外交使团所掌控。

  海关总监(关长)北洋政府无权任命,要由各国外交使团推选。时任海关总监是由各国外交使团任命的Fyancis Aglen,是英国人。内务部催促不管用,内务总长齐耀珊不得不请求外交部出面与各国外交使团沟通。

  Fyancis Aglen总算回信说同意出钱,但必须满足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成立一个7人委员会来管理这笔钱。除所长外,中外各出3名医生任委员。经费开支项目必须经7人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方可向海关提出申请,然后由总监签字拨付。

  中央防疫处从成立到国民政府接管之前的11年时间,因经费上仰人鼻息,加上其他原因,所以难有作为。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派系林立,有直系、皖系和奉系三大系,大系中还有小系,争权夺利,总统、总理像走马灯。在1916—1928年的13年中,北洋政府换了38届内阁,最短的两届各只有6天。

  内阁更换频繁,各部总长(部长)、司局长也必然更换频繁,与中央防疫处关系最密切的是同属内务部的卫生司,1912—1928年17年中,换了9任司长,除第一任林文庆是个医学博士,第二任伍晟为日本某医科学校药科毕业之外,其余没有一个是学医的,尽是官僚。

  中央防疫处的情况与卫生司一样,都是当权者安排官员的地方,而不管它如何履行职能。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载:“1919—1935年16年间,任免正副处长15人次之多,而且多是官员,有的只是挂名,有的虽系专职并不经常在处内办公,故业务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

  副处长且不说,1921—1928年8年时间,处长就换了10人(含代理1人),除了第七任处长方擎曾是天津北洋医学堂教授外,其余包括第一任处长刘道仁在内几乎都是官僚,虽然他们文凭不低,大多有留洋背景,但与医学和生物制品八竿子打不着边。

  昆明创造辉煌

  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的中央防疫处也创造了中国生物制品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期。在汤飞凡的领导下,中央防疫处发明乙醚灭菌法,使痘苗的质量超过国际标准;

  分离出中国第一株青霉素,并自力更生制作出第一批青霉素产品;

  研制出中国第一个斑疹伤寒疫苗;

  在昆明的下水道里分离出黄疸型钩端螺旋体;

  查明了在盟军中流行的恙虫病……

  生产的疫苗等产品供应中国军民,且部分供应盟军,在国际上打响了NEPB(中国中央防疫处的英文缩写)的牌子。

  昆明中央防疫处人才济济,如朱既明、魏曦、刘隽湘等,后来都成为新中国生物制品行业的顶梁柱。

  昆明中央防疫处实验室

  1928年底,中央防疫处任命陈宗贤为第十二任处长。1930年10月,陈宗贤从美国考察归国正式履职处长,直到1939年2月被免职。

  陈宗贤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博士,著名的细菌学及生物制品专家,中国生物制品的创始人之一。

  他是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的专家处长,然而在陈宗贤主政期间,除了培育出狂犬病毒“北京株”之外,再难有作为,最主要原因还是碰到了乱世。

  中央防疫处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准备南迁,1935年接到卫生署的指令搬南京,将北平原址改为中央防疫处北平制造所,留少数员工留守。1936年搬到南京,1938年初,中央防疫处疏散到了湖南长沙。

  汤飞凡临危受命

  汤飞凡的领路人是颜福庆(就是与伍连德联合发起中华医学会那位),他是获得耶鲁大学医学博士的第一个中国人,我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开拓者,曾任湘雅医学院院长和协和医学院副院长,是上海医学院的创办者。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原上海第一医学院)校园颜福庆院长雕像

  1938年的春天,在上海家中的汤飞凡收到了颜福庆的来信,要他去长沙重建中央防疫处,颜福庆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随政府迁到了武汉,此时的汤飞凡,在淞沪抗战(1937年8月13至11月9日)近3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前线当救护员,作为中央大学医学院(后改称上海医学院)的教授和英企上海雷士德研究所的细菌系主任。

  此前他已经得到雷士德研究所的许诺:如有必要,随时可以飞往英国。然而,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颜福庆:“长沙,我去。”

  8年前,他还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系深造,师从世界著名的细菌学家秦瑟教授,进行病毒学早期的开拓工作,已经发表了多篇论文,眼看就要取得重大突破时,颜福庆来信说他在上海创办了中央大学医学院,请他回国任教。他不假思索地答复恩师:“我来。”

  汤飞凡本来已经上了工科学校,让他决心改行学医,缘于与颜福庆的一次偶然相遇。一次,汤飞凡参观萍乡煤矿,遇见颜福庆和一位同伴来为矿工查体。颜福庆见他的眼睛老是盯着他们带来的一个闪亮的盒子,便告诉他里面装的是显微镜,用来检查钩虫的。

  汤飞凡主动要求给他们打下手,颜福庆于是教他如何使用显微镜。当汤飞凡在切片上找到了钩虫卵时,非常高兴,表决心要做一名医生。颜福庆告诉他,可以报考即将成立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但必须用英文考试。

  那时他还不懂英文,因为胡美破格允许他用中文答题,他才考上了湘雅。当初他在湘雅求学,颜福庆是院长;后来他去协和进修,颜福庆是副院长。那时中国的医科大学,“南有湘雅,北有协和”,都请颜福庆当院长。

  湘雅医院创办者爱德华。胡美博士和湘雅医学院首任院长颜福庆博士的铜像

  但是颜福庆对学生说:“湘雅、协和虽好,但都是美国人办的。中国一定要有中国人自己办的医科大学。”恩师好不容易办了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他理所当然地要听从召唤。

  他在上海医学院当了8年的副教授、教授。教学科研都已顺手,个人生活也已稳定,仅在雷士德研究所的兼职,每月就有600两白银的收入。住在租界的洋房里,有汽车,有佣人,什么都不缺。

  汤飞凡的夫人何琏是湖南军阀何键的二女儿,何键是国民党的二级陆军上将,曾任国民政府委员,除了参加过一段北伐战争外,似乎一生都在“剿共”,毛泽东主席的第一任夫人杨开慧,就是他下令杀害的。1938年夏天,汤飞凡带着何琏飞到了长沙。

  当时,中央防疫处借湖南省卫生试验所的部分房子暂栖身,撤到长沙来的老员工和在当地招收的新员工,加起来就20来人,只能简单地生产狂犬病疫苗,靠分装发售从北平带来的牛痘苗和抗毒素勉强维持生计。处长陈宗贤很少来上班。

  汤飞凡非常着急。但卫生署给他的职务任命是技正(相当于总工程师),而不是处长,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等了几天不见处长回来,汤飞凡把卫生署的公文交给防疫处的吴诚伯秘书,就上班了。可他不是处长,只能先带着大家干活,给大家教技术,耐心等处长回来。

  等到9月中旬,处长陈宗贤终于回来了。他是奉卫生署之命,为准备继续搬迁而回来的。但具体搬到哪里?卫生署让防疫处自选后上报。结果,陈宗贤选了重庆,而汤飞凡选了昆明。选重庆的理由是跟随中央政府,办事更方便。

  而汤飞凡认为:“要想办成点事,必须远离官僚衙门。”两个博士、教授居然互不相让,都说:“不按我选的地,我就辞职。”怎么办?两人一起去陪都重庆“告御状”,打官司。

  这时,汤飞凡的恩师颜福庆已辞去卫生署长职务,副署长是金宝善,他在中央防疫处当过半年的处长,是陈宗贤的前任。但陈宗贤再多的关系也顶不过汤飞凡的一个关系,他的岳父何键时任内务部部长。

  最后的结果是,卫生署同意了中央防疫处迁昆明的意见,于是陈宗贤辞职了,汤飞凡被任命为处长。但重庆方面却一分钱也没有给他。卫生署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政府拿不出钱来。

  搬迁费用,你们自筹。可以把设备卖掉,人员可大部遣散。”这等于是让防疫处先散伙,到昆明以后再重打锣鼓另开张。

  汤飞凡回到长沙,召集全体人员开会,然后决定:

  一、抓紧将所有牛痘苗、抗毒素及狂犬病疫苗全部分装卖掉,换成现金,作为人员薪水和搬家费用;

  二、因为防疫处只有一台车,要把不能随行携带的仪器设备卖掉,实在需要的装车运走(最后一台车未装满),运不走的,派2人留守看管,待有条件时办托运;

  三、在以上两件事办好后,人员立即分别搭运货的便车前往昆明,不得拖拉、借故停留;

  四、他与夫人去香港转道安南(越南)先到昆明,找地筹款,等大家来。

  在这期间,抗战形势更加恶化。1938年10月底,中央防疫处除留守的2人外,全部离开长沙前往昆明。

  重庆国民政府一毛不拔

  生物制品研发和生产,起码要有实验室,要有厂房,要有实验动物,要有熟练的科研技术人员。买地,建设,得要钱。还有,南迁来的员工,先要有地方住,得给他们发薪水。

  处处都要花钱,而汤飞凡囊中空空,到昆明时,账上总共才有200大洋。只能找云南王龙云,好在他口袋里有一封何键写给龙云的信。

  龙云把省民政厅长和财政厅厅长介绍给他,汤飞凡还拜访了惠滇银行行长缪云台,在他们三人的帮助下,汤飞凡从昆华医院借到部分房舍,人员可以暂时安顿下来;又从惠滇银行贷到了一小笔款,可以作为本钱,进行已经熟悉的牛痘苗和破伤风类毒素的生产,从而解决吃饭问题。

  汤飞凡看中了一块地,以为只要政府一点头就可以低价拿来用,谁知找民政厅长李子厚一打听,方知此地乃西山名刹华亭寺的庙产。而华亭寺的方丈定安大师是龙云也要让三分的人物,几经请求,定安拒绝卖地,最后虽然同意卖了,但开出了一个天价:5万大洋,这个要价是当时市价的10倍。定安本想用高价吓退这个买主,未想到汤飞凡竟然一口答应下来,双方商定地价分5年付清。

  中央防疫处的账上没钱,拿什么给人家?其实这两个人是在打心理战。汤飞凡看准了定安大师不是真想要那么多钱,而是希望他另择它地。他不相信,在国难当头之际,佛门大师竟会从他身上发国难财,而定安对汤飞凡还摸不清底。

  他虽然自称出家人不理俗事,其实却对世事洞若观火。汤飞凡是拿着省民政厅厅长的介绍信来的,这糊弄不住他。这年头,打着抗日的旗号,借着官府的名头巧取豪夺的官儿还少吗?说不定他就是一个。但不管定安最后收多少,白拿是不可能的,总得花钱买。

  钱在哪里?是卫生署让搬来的,卫生署就应该出钱重建。汤飞凡跑了三趟重庆,卫生署署长金宝善陪着他到各处衙门去烧香,最后还是一分钱也没要到。山穷水尽之际,有一位银行家给他出主意:走风险投资的路。

  回到昆明,汤飞凡以中央防疫处将来要生产的疫苗等作抵押,向惠滇银行申请贷款,得到一笔低息长期信用贷款;他再以此做担保,从其他几家私营小银行贷出现金,随借随还,重建经费就这么基本解决了。

  银行所以敢优待汤飞凡,一是冲他的诚信度,他是一个有地位、有威望的学者;二是冲他的关系,不仅是内政部长的女婿,而且各界朋友很多。利用关系贷款似乎并没有影响汤飞凡在知识分子中的威望。因为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抗战。

  得知中央防疫处要重建,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的梁思成主动给他出主意,多位工程师义务为之设计,前来义务帮忙的人有教授有学生也有普通居民。

  汤飞凡把有限的钱重点用在实验楼和图书馆等科研生产用房上,是砖混结构,而其他房舍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能省则省,墙壁或是干打垒,或是竹篱糊泥巴,一些休闲用的如茶室等甚至用茅草盖顶。

  昆明:中央防疫处职工宿舍

  重建工程1939年4月动工,一年后竣工。1940年4月,全部人马搬了进来。可买地的钱还分文未付此时的定安已对汤飞凡有了较深了解,两人成了好朋友。卖地款呢?汤飞凡先给了他1000元,定安大师说:“为了支持你们为抗战生产疫苗,地价款我不要了。这1000元,算是给华亭寺的布施。”

  服务抗战,打响国际声誉

  1942年,在中国战区作战的盟军中,发生了一件怪事:美军接种了牛痘苗,可不少人竟然得了天花。调查表明,他们种痘后未曾发痘,故身上没有产生天花抗体,因此牛痘苗质量值得怀疑。而这些牛痘苗来自哪里呢?印度(没错,神秘的东方大国正是在下)。

  本来盟军所用药品包括疫苗都是从英美本土运来的,但牛痘苗却无法长途运输,只好采购印度的。而当时中国的痘苗生产属于“春秋战国”,因为痘苗生产比较简单,利润又高,稍微懂点相关知识的医生和兽医就敢开个小作坊进行生产。

  因国家既没有相关法律,又没有生产规范和质量标准,所以事故频发也无人追究,即使是中央防疫处的产品也缺乏严格的检定。

  在英美眼里,当时与中国相比,印度疫苗生产水平高于中国,尤其是设在孟买的哈佛金研究所(Haffkin Institute)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其所长索基(Sokhey)是鼠疫权威,有较高的国际威望,而且当时印度没有战争,是世界上少有的几片和平绿洲之一,盟军在印度设有后方基地。

  印度牛痘苗出了问题,盟军这才想起中国来。从痘苗和疫苗生产来说,1942年的中国有了很大进步,自中央防疫处重建后,汤飞凡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抓规范和检定。

  美国纽约州卫生研究所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生物制品技术管理制度的机构,1927年就出版了《标准方法》一书。当时检定室主任魏曦刚从美国回来,带回了1939年新出版的《标准方法》第二版。

  参照这个最新的版本,汤飞凡也编了一本《规范》,因封面为蓝色,故名“蓝皮书”,成为全处必须遵循的规章。汤飞凡设立了检定室,让魏曦当主任,对所有产品进行质量监督和控制;设立培养基和消毒室,统一供应实验用培养基和消毒器材;设立动物室,并分设菌苗、疫苗和血清室。

  处里得到了来自哈佛金研究所的印度毒种,汤飞凡指示朱既明和李严茂将“天坛株”与印度株进行对比研究。数据表明,用“天坛株”制造的痘苗之效力高于印度株,发痘率要高得多,但接种后的局部反应比印度株要严重。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减少副反应,副反应不是来自“天坛株”,而是来自生产过程中掺杂进来的各种杂质。生产牛痘苗离不开牛,简言之,就是将活牛的皮肤划破,把毒种涂上去,等牛皮上长出脓疱,刮取脓疱加工制成。

  在刮取的脓疱中,就掺杂有不止一种的杂菌。要把副反应减到最轻,唯有将这些杂菌杀死。传统的方法是将痘苗在甘油和酚中存放一段时间,但杂菌仍然较多,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杀菌方法。经过多种试验,汤飞凡和朱既明终于研究成功用乙醚杀菌的新方法。

  如此抓规范管理,抓质量检定,产品的品牌效应出来了,不仅受到中国军民的欢迎,而且引起了盟军卫生部门的重视,并派军医官到昆明中央防疫处来考察。他们比较了中国和印度痘苗的优劣,然后又跟踪了整个痘苗生产过程,当场拍板采购汤博士的痘苗给盟军官兵接种。

  他们还考察了中央防疫处其他疫苗的生产和质量管理体系,最后决定,不仅是痘苗,其他疫苗如狂犬病疫苗、破伤风类毒素、斑疹伤寒疫苗等也用昆明生产的,不再遥遥万里从西半球运过来。“NEPB”,盟军使用的痘苗和疫苗的包装上都印着中国中央防疫处的英文缩写。NEPB的国际威望就这样打响了。

  中国第一支青霉素

  20世纪40年代的“神药”是青霉素。大叶性肺炎、淋病、梅毒等当时无药可治的病,青霉素却可以做到药到病除,时人称之为“神药”。那时青霉素在中国叫“盘尼西林”,因为全靠进口,进价不菲,进口商再加价,一盒盘尼西林价值堪比一根金条。

  汤飞凡下决心让朱既明和黄有为两人负责来搞,发动全处人员都来找青霉素菌种。

  朱既明毕业于上海医学院,本在搬到昆明的母校当助教,被汤飞凡挖了过来;黄有为是美国檀香山的华侨,是回国支援抗战的。

  青霉素之所以叫青霉素,是因为它是从青霉中提取的,但是并非所有的青霉都能提取青霉素,青霉是一个大家族,只有其中的点青霉和黄青霉等,才能提取出来,而且不同菌株的产量形同霄壤。

  所以,高产的菌株尤难找,提取出青霉素更难。西方人虽然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论文,但从不涉足如何能找到、如何分离点青霉和黄青霉,对生产、提纯的方法,更是守口如瓶。美英当作军事秘密,各大药企之间也是严加防范的,这不仅是科技机密,更是商业机密。

  防疫处是怎么成功的呢?据赵铠院士回忆说:弄了几十株分离了以后,都不太理想。听卢锦汉老人讲,当时卢锦汉相当于做朱既明的助手,有一天搞卫生,把床底下的鞋啊在外面晒,汤飞凡过来了,一看皮鞋上长的霉,有点像青霉菌,就叫朱既明和黄有为从这双皮鞋上的霉菌中分离,果然分离成功了,然后就做纯化、培养、提纯等等,做成了青霉素。

  卢锦汉当时是血清室的技佐(技术助理员),青霉素菌株就是从他的皮鞋上分离出来的。但成功分离菌株只等于有了种子,离丰收还很远。反复试验摸索,发现青霉看似普通,其实却非常“娇气”。

  第一,它对温度有特殊要求,适合它生长的温度为摄氏24度,低了高了都不行,所以必须专门为它建一个24度的恒温室;

  第二,它对通气有特殊要求,需要有足够的氧气供它呼吸,只能生长在液体的表面,所以只好用扁玻璃瓶和大底三角瓶来培育;

  第三,它对营养有特殊要求,仅用一般的培养基还不够,必须给它加营养,几经调配,最后确定加玉米汁和云南的棕色蔗糖。

  这三关过了,合格青霉素终于被培育出来,只是浓度还不够理想。这是1942年的事,比西方才晚了一年多。

  1943年,美英对青霉素菌株管制有所放松。汤飞凡去印度访问,带回了10株青霉素菌株。中华血站的樊庆笙从美国回来,也带回一对菌株,并加入朱既明领导的青霉素室工作。

  汤飞凡让他们做对比研究,结果那些洋菌株都败在了从卢锦汉的皮鞋上分离出来的那个菌株上。自此,作为中央防疫处青霉素的生产株。朱既明和樊庆笙摸清了青霉素对酸碱的化学特征,用化学方法使之纯化和浓缩,达到了每毫升2万至5万牛津单位,与美国同类产品不相上下。

  接下来的问题是产品的保管和储存。说青霉素“娇气”,还因为它在液体中很不稳定,容易挥发,要使它真正成为产品,必须把它变成固体。国外的办法是用化学干燥机,昆明找不到,黄有为要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出一台化学干燥机来。

  根据美国某型化学干燥机的原理,他画出了设计图纸,除了所需的一台真空泵是用处里采购的美国货外,其他大小部件全部都出自他手。每毫克200—300单位,每瓶装2万单位的国产青霉素试制成功,可以正式投产。

  1948年出版的英国李约瑟博士(J. Needham)编著的《科学前哨》一书中的《中国西南部的科学(二):生物学与社会科学(1943)》一文,对中央防疫处的工作进行了介绍,其中特别讲到“这里还有一个小型的青霉素生产车间”。

  当年防疫处困难重重,缺钱缺物,制造出青霉素后,可算抱了一个大金娃娃。汤飞凡却没有借机发财,而以一元一支的价格供应急需的军民。

  有些因寻花问柳而感染梅毒的富人提出用一根金条买一盒青霉素,被汤飞凡断然拒绝。而对需要救命的穷人,往往减价甚至无偿提供。

  一流的人才,一流的成就

  抗战时期有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盟军中的英美人非常高傲,对中国往往极度小视,可唯独对NEPB高看一眼。陈纳德的飞虎队,指定NEPB为其化验单位,在传染病方面遇到难题之后,盟军也要找NEPB帮忙。

  1945年,在滇缅边境战场上,盟军中流行一种疑似斑疹伤寒的传染病,因发热的原因不明,只好根据其不定时发热的特点,命名为“不时热”。

  鉴于“不时热”已造成严重的非战斗减员,一个以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为主的擅长斑疹伤寒的专家团队前来考察,可惜仍未找到病因。

  看中国的NEPB有办法没有,汤飞凡派魏曦前往支援。魏曦是研究斑疹伤寒的专家,一看病人就觉得不像是患了斑疹伤寒。

  部队屡屡在野外宿营,是否因昆虫叮咬所致?哈佛的专家说“没有发现”。魏曦改变实验方法,不到一昼夜,动物身上有很多被恙螨叮咬的痕迹并逮住了恙螨,经化验分析后判定,“不时热”其实是一种恙虫病,立克次体血症。病因找到了,经对症治疗和采取防范恙螨的措施之后,“不时热”被控制。

  赵铠院士回忆说:“这是一个大事情,帮助盟军解决了这个传染病的问题。后来同盟国有个哈佛访问团到昆明,代表盟军给魏曦发了个奖章,这个奖章叫‘学术性功绩勋章’,当时这个荣誉很大。

  后来我们抗美援朝,美国搞细菌战,卫生部派他(魏曦)和陈文贵一起去做调查,他分离出鼠疫菌跟霍乱,后来得到瑞典、瑞士等几个国家代表团的公认,他又得到了朝鲜颁发的勋章。”

  1938年到1945年期间防疫处有很大发展,一个原因是汤飞凡网罗人才,到1942年,防疫处已经发展到100多人,其中大学毕业生15人,这批中国免疫学和生物制品的前辈,经汤飞凡的严格训练,后来大多成为新中国本行业的顶梁柱。

  作为汤飞凡的部下,刘隽湘认为没有门户之见是他能够罗致人才的重要原因。在防疫处,他唯才是举,不问门户。在骨干队伍中,有英美派的,也有德日派的。

  如魏曦是留美回来的,而沈鼎鸿毕业于德日派的北平大学医学院,黄有为和周朝瑞是回国效力的华侨。当组长的,甚至还有没有文凭但经验丰富的老技士,如李严茂等。

  1945年中央防疫处在昆明

  历史关头的选择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生物制品行业的科学家面临三个选择:出国、去台湾、留在大陆,但以汤飞凡为代表的先辈们几乎都选择了留在大陆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迎来胜利,汤飞凡希望把中央防疫处带入世界先进行列,榜样就是美国纽约州卫生研究所。中央防疫处不可能再放在昆明,卫生署让汤飞凡在三个城市中选择:南京、上海、北平。

  排除了南京和上海,只有北平了。他喜欢北平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温文尔雅的民俗,而且中央防疫处的“根”在这里,他还幻想从日本人那里接收成套的科研仪器和生产设备。

  据说防疫处的天坛原址1937年被日军强占后,经侵略者八年经营,规模已有较大扩充,有相当完备的疫苗和血清制造设施,有较大的实验动物室及马厩、牛棚,接收过来,就可以迅速展开科研和进行生产。

  于是,他想将总处设在北平天坛,昆明则改为分处,另外把上海天通庵路的上海生物制品厂接收过来,变成上海分处。

  中央防疫处重回北京

  汤飞凡搭乘美军运输机从昆明飞到北平,发现事与愿违。具体到与中央防疫处有关的敌伪财产,共有三处:

  第一处是中央防疫处的“老家”,即天坛神乐署原址,日军强占后为西村部队防疫科所有。上级说西村部队是制造军用生物制品的机构,按对口原则,现在应该由国军的军医署来接收。

  经过找关系交涉,军医署最后同意“让”给中央防疫处接收。“老家”要回来了,汤飞凡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已空空如也。

  第二处是日伪华北铁路株式会社防疫科,按对口原则归交通部接收,但也许因为防疫科油水不大,交通部又没有相对应的机构,所以一下没人接收。再次凭关系周旋,把这个机构接收了。

  第三处是设在先农坛的日本同仁会所属防疫制品厂,其产品是供民用的,应该由中央防疫处来对口接收。却被卫生实验院抢了先,汤飞凡再次找人交涉,结果:房产、固定设备归实验院;制造防疫制品的设备、器材,外加一块空地,归防疫处。

  当时天坛原址已是一片狼藉,满目疮痍。后来才知道,日本人所以把天坛这里破坏得如此彻底,是为了掩盖其在北京也进行了细菌战的罪行。1949年初,汤飞凡的学生钟品仁打开封存了4年的地下冷库,无意中发现了6支写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试管。经培养检定,里面保存的都是鼠疫杆菌!其中5支仍具有毒性。

  日本人在毁灭证据时的这个小疏忽,至少可以证明日军在这里进行过细菌战研究。1995年,在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日本原西村部队(1855部队)的卫生兵伊藤影明和其他老兵来到北京,在天坛等处指证日军的研究细菌战的遗址。

  根据日本老兵提供的最新线索,当时的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花了两年时间调查研究,发现了许多日寇在北京研究、试验细菌战的新罪证。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他们竟然用全北平的居民作细菌战实验对象。

  1943年的全市霍乱大流行,就是他们故意散布霍乱菌所造成的。这次试验,夺走了北平2000条人命。

  汤飞凡回到北平,再次面临重建中央防疫处的难题。要重建,请示卫生署依旧是一毛不拔。他在昆明时结交的一位美国朋友叫德拉曼,现在是美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北平办事处负责人。

  找他一商量,想出来一个“以工代赈”的办法。救济署有美国面粉,当时北平面粉特别珍贵。德拉曼把一定数量的面粉给汤飞凡,汤飞凡用面粉作工程款,来给参加重建工程的工人发工资。

  1945年冬,汤飞凡一边利用尚可利用的房舍进行痘苗和少量菌苗生产,一边展开旧房改造和重建工程。10月10日,国共《双十协定》在重庆签署。不久,由美军和国共双方参加的“军事调停执行部”成立,总部驻北平。1946年,中央防疫处更名为中央防疫实验处,英文缩写由“NEPB”改为“NVSI”。

  6月以前,“军事调停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苏井观在著名美籍医生马海德陪同下,不止一次地来找汤飞凡买疫苗和血清,汤飞凡每次都是有求必应。特别是在华北解放区的张家口一带发生天花流行时,苏井观希望紧急采购10万支牛痘苗。

  汤飞凡和沈鼎鸿一起带着员工昼夜赶制,保证了按时交货。事后,中共代表团专门给送来感谢信。苏井观中共“七大”代表,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西路军卫生部长,在延安时曾任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长,是一个对医疗和生物制品较内行的专家型干部。

  1946年,中央防疫实验处在天坛原址上建起了一栋两层实验楼,一座青霉素生产车间,两栋马厩,一栋牛舍,另有七八栋小宿舍。青霉素生产车间的核心设备是汤飞凡从美国医药援华会募捐来的,从发酵到提炼到冷冻干燥,一条龙配套。

  这是我国第一条青霉素生产线(在昆明是作坊式生产),对内对外都不叫青霉素车间,而称之为“抗生素室”。

  就是这个抗生素室,为中国抗生素事业打下了基础,成为抗生素人才的摇篮。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发祥于此。最早进入抗生素室的童村、许文思新中国成立后调到上海,领导建立了上海第三制药厂,分任厂长和总工程师。

  齐谋甲刚进抗生素室时才十来岁,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在汤飞凡着力培养下成为人才,新中国成立后被送到苏联留学,学成归国后先后担任了我国最大的青霉素制造厂—华北制药厂的总工和厂长。

  1947年元旦,举行了重建工程落成和青霉素正式投产典礼,但时局不稳。汤飞凡感到日子过得比抗战时还难。好在中央防疫实验处人心齐,又逐渐恢复了生产,各种疫苗、青霉素等产品都是绝对的卖方市场,所以,日子过得还差强人意。

  1947年7月,内战形势急转直下,1948年11月初,淮海战役开打,北平国民党重要机构开始搬迁。此时,汤飞凡收到卫生署电报,要求他到广州设立分处,准备南迁。国民党另有一条密令,要各机构都成立“应变委员会”,必要时破坏各种设施、设备,不能留给共产党。

  汤飞凡几次给南京去电请示南迁事宜和申请南迁经费,都无人理睬,于是在11月底亲赴南京催请。

  选择留在大陆

  离开北平前,他急电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的刘隽湘、陈正仁提前回国,指定刘隽湘为代理处长,由刘隽湘、陈正仁、邓宗禹(处秘书)等7人组成“处务会议”,商讨和决定重大事项。他到南京时,淮海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战役正在进行。

  此行让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在离开北平时,他还仿佛站在三岔路口:

  一条路是留在北平,等共产党进城;

  第二条路是跟着国民党,破坏防疫处,逃往台湾;

  第三条路是去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已向他发出了邀请。

  此次南京之行,国民党这条路被他封死了,三条路还剩两条。他回到上海英租界亨利路的家中,思考下一步该往哪走。

  对共产党,他可以说既生疏,又熟悉。说生疏,因为他没有与共产党的组织接触过;说熟悉,他认识几个共产党员。在昆明的时候,防疫处子弟学校的校长司徒怀和她的朋友“老杨”等人是地下党员。

  在北平,共产党人苏井观来买牛痘苗。他最熟悉的一个准共产党员就是他最得意的学生魏曦。1929年,魏曦在湘雅医学院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遭通缉,逃到上海。

  在上海医学院任教的汤飞凡作为湘雅的学长掩护了他,并设法让他在上海医学院完成学业。这次他从南京回到上海家中,魏曦告诉他,上海地下党已经找了他,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决定,要他去大连筹建生物制品机构。

  当时,日本人的大连生物制品所被苏联人接收,所里由苏联人当头头,但里面有国民党派去的人,准备苏联人一走就接班,魏曦此去,是为党最后接管这个所做准备。从不掺和党派的汤飞凡居然赞成并鼓励魏曦服从共产党的安排,尽快去大连。

  汤飞凡让魏曦听从共产党的安排,自己却不敢一下投入共产党的怀抱,最大的障碍是岳父何键。妻子何琏比他更敏感,心里一直惴惴不安。他选择了去美国,订好了去纽约的机票,并先将大件行李托运至香港,只留下可随身携带的行李箱,随时可登机走人,但心里备受煎熬,终于熬到次日就要登机了,到了夜里11点,离他们预定的航班起飞还有7小时,汤飞凡和夫人决心选择留下。

  汤飞凡决定留下后,心情反而平静下来。他相信“无论什么朝代都要防疫”,他会有用武之地。这个想法非常朴实,似乎无关政治。但是,防疫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科技问题、业务问题,从来就与政治密不可分。只有执政为民的政府才会重视防疫,而一个执政为私的政府是不会把防疫真当一回事的。

  此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上海暂时还在国民党手中。他不了解北平总处的情况,但上海分处已经到了无法发薪的地步,不得已,他下令杀了准备做实验用的马,给员工分马肉,以渡难关。

  汤飞凡与苏井观重聚北平

  北平于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9天后,军代表李志中带着接管组长赵庆森、李河民及其成员来到中央防疫实验处,宣布由军管会接管,并向全体员工交代政策:因为北平是和平解放,所以一切原国民党的党政军机构,一律按起义对待,包括中央防疫实验处在内,所有员工全部留用。

  从即日起,防疫处的一切财产属于人民,希望大家用实际行动配合军管组进行财产登记,如实申报,不漏掉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军管组长赵庆森宣讲了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请大家监督。当天,给每名职工发了几十斤小米和5块银圆。

  2月12日,时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部长苏井观来了,他和刘隽湘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他对汤处长十分尊敬。苏部长称赞汤飞凡是一位爱国的正直科学家,新中国需要这样的科学家,说他们是国家的财富。

  最后,苏部长要大家和他一起去看看汤处长的住宅,用命令的口气对赵庆森和刘隽湘说,要把住宅保管好,不许移作别用,住宅里的一切物品都不许动,要保持原状,并要派人保持清洁,准备汤处长回来住。

  上海刚一解放,苏井观就通过北平军管会与上海军管会取得了联系,请他们找到汤飞凡。5月29日,即上海解放第三天,苏井观就把防疫处的军管组长赵庆森和代处长刘隽湘找去,告诉他们:汤飞凡仍在上海,已通知上海军管会派人去拜见汤老,请他早日回北平,继续当处长。

  卫生部将正式去函,请刘隽湘给他写一私信,介绍处里的情况,表达大家都迫切盼望他回来主持工作的心情。

  上海到北平的交通直到7月下旬才打通。汤飞凡乘坐平(京)沪线恢复通车后的首趟客运列车回到北平。列车停靠北平正阳门火车站。在站台上迎接他的是刘隽湘和陈正仁,他的两个老下属,接他的车还是他过去坐的那辆1945年款的蓝色福特,开车的还是原来那个司机,这些都让他感到亲切。

  刘、陈给他简要介绍了处里的近况:军管会接管后,中央防疫实验处恢复原名,去掉了实验二字,现在,又改名为天坛防疫处。军管小组组长是赵庆森和李河民,但军管马上就要结束,因为他们平易近人,纪律严明,不占处里的一点便宜,连吃饭都是自己开伙,员工都舍不得他们走。

  军管小组撤走,但部里派来的党支部书记李启宇要留下,参加处里的领导工作。

  次日下午,苏井观部长就在李志中陪同下来慰问汤飞凡,苏井观讲到,卫生工作首先要抓防疫,向传染病宣战。而防疫就像打仗,有子弹才能打胜仗,你们生产的牛痘苗、疫苗、血清和其他生物制品就是防疫的子弹,意义特别重大。

  希望他带领大家尽快恢复和扩大生产,为控制和最终消灭传染病建功立业。

  新中国防疫第一战--扑灭察哈尔鼠疫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汤飞凡作为嘉宾坐在观礼台上,在他决心为新中国生物制品事业大干一场的时候,没想到一场扑灭鼠疫的战斗已经在等着他。

  这场鼠疫于1949年7月中旬在察哈尔省的农村发生,但10月26日传到省会张家口时才被省委发现,正式向中央报告。张家口离首都北京不过200公里。

  10月27日中央得到报告后,毛泽东立即指示周恩来连夜召开政务院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组成中央防疫委员会,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任主任委员,下设办公室、封锁处、防疫处、宣传处、秘书处;根据东北解放区防治鼠疫的成功经验,决定自10月28日开始采取隔离等紧急措施。

  同时,鉴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防疫力量相当薄弱,药品和资金无不缺乏的现实,28日,毛泽东主席给斯大林发电报,请求苏联帮助防治鼠疫。

  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电报后,立即决定派遣医疗队和支援药品,并于10月29日回电给毛泽东。10月3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对苏联的帮助和支援表示感谢。

  天坛赶制鼠疫活疫苗

  隔离只能阻挡疫情的传播,但最后扑灭疫情必须要靠疫苗。但当时苏联的疫苗还没运到,从东北紧急调拨的疫苗正在运输途中,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贺诚当面对天坛防疫处处长汤飞凡交代任务:为满足防疫需要,务必尽快生产出100万人份的鼠疫疫苗。

  汤飞凡提出先赶制鼠疫死疫苗,认为这样比较保险,但贺诚表示反对。理由是:虽然死疫苗用在人身上比较保险,但因为生产死疫苗用的是鼠疫强毒菌,万一泄漏,在北京那可是不得了的大事,弄不好北京就成了疫区。

  因此他要求一定要生产无毒鼠疫菌苗,即减毒活疫苗。当时只有佳木斯的东北卫生技术厂能生产鼠疫死疫苗和活疫苗,是日本人教的,数量很少,现在汤飞凡必须生产出适合中国人体质的鼠疫活疫苗。

  他对贺诚部长说,他手中有从国际上得到的两个鼠疫无毒菌株,第一个是“欧藤”(Otten,来自印度),第二个是“E.V”。“E.V”是当时国际上认为最安全的疫苗,所以决定采用“E.V”生产无毒疫苗,得到贺诚首肯。

  即使是国际公认最安全的菌株,按照疫苗生产的程序也必须经过试验取得证据之后才能投入生产。但如果按常规走程序那就可能赶不上这次防疫的需要,因此汤飞凡大胆决定试验与生产同时进行,他让陈正仁负责疫苗生产,自己亲自与刘隽湘一起做试验。

  实验完成了,证明“E.V”无毒菌苗对鼠疫杆菌有很好的免疫作用,于是开始批量生产。疫苗必须真空封口,当时还只能用手工完成,费时费力,天坛防疫处的职工们不分昼夜地加班加点地生产。《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天坛防疫处赶制疫苗的情况。

  根据汤飞凡的实验结果,天坛防疫处生产的疫苗对每个人只需注射两针,第一针打0.5毫升,第二针打1.0毫升,即可达到满意的免疫效果。在注射的次数和剂量上都比苏联的疫苗要少。

  11月中旬,天坛防疫处共生产出鼠疫无毒活疫苗900万人份,是中央防疫委员会下达任务的9倍。11月12日,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为天坛防疫处汤飞凡、刘隽湘、陈正仁等14名生产鼠疫疫苗的优秀工作者颁奖。

  汤飞凡在实验室(1950年代)

  随着苏联疫苗和东北疫苗的及时运到和天坛疫苗的超额生产,察哈尔疫区及相邻地区的人民都注射了疫苗。据统计,当时张家口市共有人口16.4万人,除因身体原因不能注射者外,共有13万人注射了疫苗;当时北京市总人口1998756人,共有2057997人注射了疫苗。

  因为除北京市人口之外还有外地来京的人,在封锁后不能离京。北京市民免疫注射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注射死疫苗,由东北长春卫生实验厂生产,第二次是注射活疫苗,由天坛防疫处生产。

  12月初,中央防疫委员会宣布察哈尔省鼠疫已被彻底扑灭,从10月27日接到察哈尔省的疫情报告到12月初宣布彻底扑灭,仅用了一个月零几天。

  参考文献:

  1.中国疫苗百年史 江永红 编著

  2.国士无双伍连德 王哲 著

  3.“疫”史为鉴  《“疫”史为鉴》编委会编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QQ|手机版|小黑屋|大参考 |

GMT+8, 2024-3-29 04:07 , Processed in 0.093750 second(s), 16 queries .

 

Powered by 大参考 X3.4 © 2001-2023 dacankao.com

豫公网安备41010502003328号

  豫ICP备17029791号-1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