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国士伍连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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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重于政要

　　1911年10月爆发辛亥革命。不久，伍连德应邀出席在海牙召开的国际禁烟会议。会后，他专程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在母校导师的实验室里做鼠疫病理研究，取得了重要数据，为撰写鼠疫研究论文准备了资料。1912年初，伍连德返回北京。

　　1913年6月，袁世凯总统接受海军提督蔡廷干建议，接见了伍连德。他赞扬伍连德在东北三省扑灭鼠疫的伟举，并表示准备委任伍连德为他的医学顾问。鉴于伍连德仍主持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因而允许他可以不常住在北京。

　　袁世凯称帝不到一百天，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帝制。袁世凯下台不久，就一病不起。许多医生被请去为他诊治，伍连德亦在其中。1916年6月，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后，任命伍连德为总统特医。同时，伍连德还兼任京汉、京张、京奉、津浦四条铁路总医官。

　　北伐时期，蒋介石在南京拟请伍连德为北伐军陆军医务主任，负责整个医务部，并作必要的改革，他因可行性不高没有答应。后来，冯玉祥也劝他放弃伪满洲的防疫工作，留在北伐军任职。

　　伍连德返回北京与夫人商量，夫人也认为，“伴君如伴虎”，还不如继续留在哈尔滨，做实实在在的防疫工作为好，于是婉拒。

　　参与防控晋绥肺鼠疫

　　近代以来，随着边境贸易发展，晋商足迹向北逐渐延伸，他们将茶叶、丝绸等物品贩运至西伯利亚，同时将西伯利亚皮毛制品运回国内，形成一条闻名于世的北方“茶马古道”。

　　1917年8月，在内蒙古中部的绥远一带开始零星出现鼠疫。11月，在牧区贩运动物皮毛的马车夫，以及在外蒙古、绥远一带经商的晋商，陆续返回山西老家过年。很快，疫情传入山西归化、丰镇。随后扩散到大同等地。

　　从此，鼠疫以山西、内蒙古为中心向周边传播，这次疫情波及山西、直隶、绥远、察哈尔、山东等地，甚至还蔓延到了安徽和江苏。

　　早在1917年12月，北洋政府就收到了鼠疫疫情报告，但直至1918年1月，北洋政府才委派伍连德赴山西抗疫。伍连德来到晋绥交界的重灾区丰镇后，很快查明这次鼠疫与1910年东北流行的鼠疫相同，都是因贩卖旱獭（俗称土拨鼠）皮毛所导致的肺鼠疫。

　　不同的是，晋绥疫区较为分散，且多属乡村地区，交通不便，民风保守，增加了抗疫难度。而且当时军阀割据，各省各自为政，疫区地跨华北、华东多省，对抗疫行动牵制很大。在东北积累的抗疫经验，在晋绥地区推行却受到重重阻力。

　　当时内务部主管全国卫生事务，认为责任所在，理当派员前往山西，主持防疫事务。外务部则认为，本部所辖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也有帮助其他地区防疫的职责，于是派伍连德赴晋。山西军阀阎锡山也借助本地教会的力量，组织防疫。

　　三方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更没有任命一位精通医学和防疫的专家主持防疫大事，工作进行得不顺利。经请示上级同意，伍连德不得已离开山西。

　　虽然此次肺鼠疫不如东北鼠疫严重，但防治效果不如东北鼠疫效果明显，错过了防疫窗口期，延长了扑灭时间，直至1918年5月15日，才被完全扑灭。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华北地区，加上安徽、江苏两省，死亡人数合计16000多人。

　　由于没有精通的专家主持其事，结果造成了许多失误。其中最大失误是当局为了切断传染源，从1月9日起将火车交通完全停止。一些返乡过年的人只好乘其他交通工具，结果还是把疫病带到山西。他们没想到火车比其他陆路交通工具的管理要完善一些，检疫、隔离等工作也更容易一些。

　　如果让火车继续运行，而加强旅客管理，采取有效的检查，隔离等防疫措施，把发现可疑的传染者控制起来，不让他继续旅行，那么疫病就不致于扩散至山西的大部分地区。

　　因此伍连德认为应当尽快建立一个与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相类似的统一防疫机构。在此背景下，北洋政府在北京建立了一个临时组织—中央防疫委员会，主管疫情防控，但政令依旧难以畅通。尽管中央防疫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的防疫举措，但真正实施起来却是困难重重。

　　首先面临的困难就是各条铁路的防疫政策各不相同，其次检疫造成的人员滞留问题也让许多地方压力倍增，这些人的衣食住行几乎都要靠地方政府解决。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军阀不服从检疫，地方官员消极应对等问题。

　　于是，原本很好的防疫策略，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这一切都让中央防疫委员会举步维艰，此时的鼠疫如同星星之火迅速蔓延了整个华北地区。

　　之前沿着交通线防疫只是线状防疫，后来中央防疫委员会将绥远、察哈尔、山西、直隶四个省划分成四大疫区。绥远就是今天内蒙古中部地区，直隶省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察哈尔覆盖了内蒙古部分以及河北部分地区。

　　而山西尤为重要，因为从地域上看，山西和其他三个疫区都紧密相连，且居于C位，所以山西成败事关重大。

　　到1918年3月，山西仅用70多天就扑灭了肺鼠疫。1918年新年伊始，阎锡山接到北洋政府的电报，被告知绥远、包头等地出现鼠疫疫情。这时阎锡山已经有了思想准备。收到山西疫情报告后，立即从北到南拉起四道防线，每道防线都有军队把守，负责检疫工作。

　　山西省政府还要求所有从疫区回来的人隔离7天。只有7天后没有任何症状的人，才能被放行。当时山西防疫之所以得力，主要在于政府大力救济流民、乞丐以及老幼，将他们送到指定的收容所，并且免费提供吃穿。

　　如果家中多人死于鼠疫，自己无法谋生，政府也会拨款救助。相较之下，其他三个疫区的表现则不尽人意。以直隶为例，当时直系军阀忙于争权夺利，军阀混战，本就无暇顾及抗疫。

　　长达两年的晋绥鼠疫直接促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防疫机构——中央防疫处的建立。

　　1919年3月，北洋政府根据西方国家防疫经验成立了一个固定的防疫机构——中央防疫处。它是中国第一个由政府正式设立的国家级防疫机构，是一个集疫情调查、科学研究和疫苗制造于一身的机构。

　　中央防疫处刚开始建立的时候，隶属于北洋政府内务部，而当时内务部决定用防治晋绥鼠疫的余款作为中央防疫处创办经费，这才将防疫处组建起来。

　　消灭东北第二次鼠疫大流行

　　1919年8月，哈尔滨霍乱爆发，8月15日单日死亡数创记录为227人。流行结束后统计，仅哈尔滨就有13000病例，死亡4503人。日本方面由于在哈尔滨没有传染病医院，只好求助于伍连德，将病人送到他属下的鼠疫医院。

　　流行结束后，对中日苏三方医院病人治疗效果进行统计，日本在大连的医院，霍乱病人死亡率为56%，苏联在哈尔滨的两家医院，霍乱病人死亡率分别为33%和58%，在海参崴的苏联政府医院，病人死亡率达到67%。

　　在伍连德指挥下，中方哈尔滨市新建的霍乱医院病人死亡率为18%，东北防疫总处的鼠疫医院的霍乱病人死亡率14%。同时期在英国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院里，霍乱病人死亡率为21%。

　　1919年，伍连德在哈尔滨主持霍乱防疫工作

　　1920年10月，驻扎在海拉尔铁路桥的一个俄国卫兵的妻子患鼠疫身亡。接着，她五个儿子也跟着染疫死去。卫兵本人染疫后住进医院，使同时住院的中国士兵感染，其中有三人死亡，疫病开始逐渐扩散。

　　达莱诺尔是一个有4000名工人的煤矿城市。1921年1月2日，一位海拉尔病人来到这个煤矿，住在一个17人大房间里，结果17人统统染病身亡。

　　疫情发展很迅猛，到了第三个星期，每天死亡30人，到第四星期则每天死亡40人。到2月10日，死亡人数已达491人。俄，人极度恐慌，向中国人求援。

　　2月11日，伍连德带领中国防疫人员抵达疫区，立刻组织力量将病尸全部火化，同时劝告居民移居房外，对房屋进行消毒。当地群众积极配合，疫情逐渐缓和，到5月19日就被完全控制住。

　　这个煤矿共有1000名工人染病身亡，是东北第二次鼠疫流行时死亡比例最高的地方。1月12日，鼠疫病菌又通过煤矿播撒到满洲里，致使当地居民1141人死亡。随后进一步蔓延至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等地，仅哈尔滨一地就死了3125人。

　　当海拉尔传来疫情时，伍连德立即召集有关人士开会，部署防疫措施。除原先的防疫医院收容病人之外，还马上建立新的隔离营，并要求市民早晚各测量一次体温，一旦发现有人发高烧，便立刻送往隔离营，以防传染，当时对鼠疫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1920年，伍连德在哈尔滨的办公室，身后为伪满洲疫情图

　　1921年，哈尔滨鼠疫防疫人员

　　1921年，伍连德和朋友伯力士在哈尔滨实验室内

　　哈尔滨发现第一例鼠疫病人是在1910年12月。与10年前不同，此时东北地区已建成一批现代化医院，成立了统一的防疫管理机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培养了一批符合现代防疫水平要求的医务工作者。

　　伍连德本人也积累了预防方面的经验。所以，虽然此次鼠疫影响的面积和人口与10年前的疫情相同，但是死亡人数仅为第一次鼠疫死亡人数的14%左右。以哈尔滨为例，第一次鼠疫流行时，全市7万人中死亡7000人，占总人口的10%；第二次鼠疫流行时，全市总人口30万人，死亡3125人，占总人口的1.04%。

　　与10年前相比，防疫人员殉职率也大大降低。哈尔滨除阮德毛医生殉职外，还有1名苏方医生、1名苏方助工、5名医院工作人员和1名警察殉职。满洲里苏方人员共有3名护士和15名助工殉职。

　　经调查，原因是他们几乎不遵守戴口罩要求，进入感染区时又爱喝几口伏特加。而且医院方面也没有照顾好过度疲劳的医护人员的生活，使他们体质下降，容易被鼠疫感染。

　　中方的医护人员殉职极少。伍连德属下殉职的另外一名医生是俞树棻，他被派往长春进行鼠疫控制。任务结束后，又赶往山东控制那里的鼠疫流行。途中在天津接触还没有发病的鼠疫患者，于1月22日在山东殉职。

　　第二次鼠疫防疫不仅使死亡人数大大下降，而且把鼠疫牢牢地控制在北满无法南下。令本来会像10年前一样成为北中国大疫的鼠疫变为北满局部流行的疫情，这是10年来科学进步和加强防疫的结果，这是伍连德和东北防疫总处的最大功绩。

　　开展鼠疫科研

　　伍连德从传染鼠疫的土拨鼠着手研究。1911年7月，伍连德刚从天津回到哈尔滨，就接到俄国柴波洛耐教授的邀请，请他一起组建中俄联合考察队，前往满洲里、西伯里亚一带进行以搜集土拨鼠资料为主要内容的疫病调查。

　　1911年8月，伍连德参加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医学大会。会上他报告了根据调查研究写成的论文《蒙古土拨鼠与鼠疫的关系之考察》，论文还在当月的伦敦《柳叶刀》杂志上刊行。

　　1912 年，中华民国政府派伍连德出席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禁烟会议。会议结束后，伍连德到剑桥大学，拜访了胡德汉教授，和教授一起考察了他从中国带来的肺鼠疫病人的组织标本，后发表《关于肺鼠疫的病理》的研究论文。

　　1921年，伍连德与日本富士浪教授合作，共同对当时发生的鼠疫进行研究，他们将结果写成一本书，名叫《1921年满洲鼠疫的病理研究》。

　　由于伍连德的杰出业绩，他于1922年荣获上海圣约翰大学荣誉科学博士；1926年又获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荣誉医学博士及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苏联微生物学会外国会员等称号。

　　伍连德在1922年，时任东北防疫总处处长

　　1925—1926年，伍连德与人合作发表了《关于土拨鼠与花金鼠肺鼠疫的系统病理研究》。

　　1928年，他又在美国卫生杂志上发表《野生啮齿动物的患疫情形》。这些研究对于肺鼠疫发病机理作了深入阐述。

　　赴美深造

　　1924年8月，伍连德接受洛克菲勒基金提供资助，由上海前往美国。伍连德先到设在佐治亚州里斯保的疟疾研究所。伍连德在美国南部逗留一个月后，他和另外几位外国同事一起前往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那里有洛克菲勒基金出资创办的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伍连德等40位同学在霍普金斯大学度过一年，到了第二年（1925）7月，期满毕业，获得学院发给的一张证书。该证书到了1939年改为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

　　编者注：现在美国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权威出处也是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顶级的医学科研机构。

　　创设中华医学会

　　1910年，伍连德在奉命前往东北扑灭鼠疫之前，觉得有必要组织一个全国性的医学会，即在报上刊登启事，倡导组织国家医学会。1914年5月，伍连德在上海与颜福庆等人联名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次年2月宣告中华医学会成立。

　　会议根据伍连德提名，选举颜福庆为首届会长，伍连德为书记，刁信德为司库，俞风宾为事务。中华医学会成立会上，伍连德还受命创办全国医学杂志—《中华医学杂志》，并任总编辑。

　　该杂志第一期于1915年10月出版，为半年刊，中英文并用。这种中英文并用的办刊形式为我国之首创。次年3月改为季刊，1924年改为双月刊，1935年又改为月刊至今。

　　1916年2月，在中华医学会第一次大会上，伍连德建议会议应使用国语。这次会上，他被选为会长，并连任两届（1916—1920）。在他和王吉民等医师倡议下，1935年秋，中华医学会在广州第三届全国医学大会期间，成立了医史委员会（即今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的前身）。该会是中华医学会最早成立的专科学会。1937年，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学会成立，伍连德被推选为首届会长。

　　兴办医院

　　1911年4月在沈阳召开的国际防疫会议上，伍连德呼吁创建西医院，得到与会者的支持。1911年9月，哈尔滨医院所选的院址当时属俄国铁路局。伍连德亲自去找局长贺威将军，说明缘由，他表示愿意相让。这座医院分东西两部分，1912年建成，伍连德兼任院长。

　　1925年，伍连德在哈尔滨医院前留影

　　1922年，奉系军阀张作霖与直系军阀吴佩孚混战，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决定建立一座现代化陆军医院—东北陆军医院，并将该医院建设计划和组织工作全权委托给伍连德。

　　医院建成后，战时用来疗治受创伤士兵，平时可为平民服务，同时亦可用于训练军医。齐齐哈尔是哈尔滨通向西伯利亚铁路线上重要的一站，1911年鼠疫流行时，伪满洲总督拨款建立防疫医院。

　　当时，道尹宋晓廉，请伍连德负责该医院筹建和设备配置。医院建成后，可收治60个病人，另有门诊部，对一般平民开放。

　　1915年，袁世凯任总统时，伍连德倡议我国人自行创立中央医院，借拜见财政部长周学熙之机，提交了一份在北京建立现代医学中央医院的计划。

　　周学熙答应将结存税款126000元作为基金，并请伍连德作为医务监督，监督除财政外的一切事务。经费不足，由伍氏负责筹措。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当时在中山公园会议室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财政部长周学熙，内务部长朱启钤、外交部长曹汝霖、司法部长章宗祥、内阁秘书长林长民、交通部参事王景春以及施肇基、吴景濂等众多大佬。除财政部长事先答应拨款10余万元外，会上即席募得11万元。

　　会后不久，就在西城区阜成市场谋得一块地皮，由一家德国建筑公司承包。1918年1月27日，北京中央医院终于落成，伍连德任院长，并在这里工作了四年（后因施肇基排挤离开）。

　　这座医院比1921年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建成的北京协和医院早三年。建国后，中央医院改称人民医院，现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初建成的北京中央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伍连德早在1914年积极向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的中国医学委员会进言，要求在北京地区建立一所现代化的医学教育机构，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

　　1921年，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代表合影

　　哈尔滨数次流行鼠疫和霍乱，伍连德和防疫人员到处奔波，深感医员不足，特别是防疫、检疫人员不足。另一方面，1903年中东铁路建成之后，哈尔滨人口猛增，发展成为近代都市和交通枢纽，医疗机构相对不足。

　　1926年，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总医官林家瑞建议，利用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与滨江医院的人员和设备，自办医学学校培养医师，得到伍连德的赞同，并取得外务部和哈尔滨海关、银行、工商界的财政支持，经东三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批准，组成董事会，于同年9月8日创办了滨江医学专门学校（次年改称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

　　伍连德任校长，林家瑞任教务长。学制四年，以英语授课。这是我国东北边陲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医学校，后来发展成为哈尔滨医科大学。

　　收回海港检疫主权

　　我国的海关检疫始于1873年，上海和厦门海关率先实行检疫，当时主要是为了防止在泰国和马来西亚流行的霍乱传入。但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海关主权被帝国主义控制。

　　我国海港检疫权，亦同样被外国人所把持，由外籍医生担任检疫医官。他们对海关检疫不重视，对传染病流入我国持漠不关心的态度，所采用的隔离方法陈旧落后。如1875年，国外的霍乱仍由港口传入，并在上海流行。

　　辛亥革命后，以伍连德为首的爱国医家多次呼吁“自己办检疫”，提出收回检疫主权，统一全国检疫事宜的主张。1923年前后，伍连德先后派人赴安东（今丹东）检疫所、满洲里检疫所，主持陆路国境检疫工作，这些均为我国收回检疫权之前奏。

　　1924年，泛太平洋保存食品会议在檀香山举行。会上，伍连德力陈海港检疫改革的必要。两年后，伍连德再次倡导检疫主权应归属中国政府卫生署，由中国人担任检疫医官。

　　1929年12月，国际联盟卫生处派调查团来华调查检疫，伍连德、金宝善、蔡鸿三位博士参加该团。伍连德等向南京政府提交收回检疫主权的书面报告，经交涉与该团达成协议。随后，国民政府卫生署委派伍连德负责收回主权事宜。

　　1930年7月1日，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在上海成立，直属南京政府卫生署管辖，伍连德任监督（处长），接管外国控制的海港检疫机构。从此，海港检疫主权收回到中国人自己手中。

　　为了更好地统领全国口岸卫生检疫工作，国民政府要求伍连德接管卫生署海港检疫管理处、上海海港检疫所、上海（中央）霍乱防疫事务所三个机构的管理职务，采用三块牌子、一套班子的运作模式，增强中国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开展海港口岸卫生检疫工作。

　　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设在上海黄埔海关公署，下设总务部、防疫部、消毒部和医药部。伍连德兼任总务部部长。

　　除上海外，所管辖范围，还有厦门、汕头、牛庄、汉口、安东（丹东）、天津、大沽、秦皇岛和广州等地区。鉴于上海为我国对外贸易枢纽与重要通商口岸，成立了上海海港检疫所，伍连德兼任所长。

　　伍连德在1934年，时任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

　　1934年，伍连德与海港检疫管理处同事合影

　　上海海港检疫处（1935年摄）

　　在伍连德领导下，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陆续从外国人手中收回各沿海和沿江口岸的检疫机构，统一口令，开展业务。伍连德亲自制订的全国检疫条例，并由国家卫生署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检疫卫生进入新的阶段。

　　在1930—1937年，伍连德为我国检疫工作培训人才，开展科学研究，创立检疫医院（隔离所）、消毒所，充实医疗设备及交通工具等。伍连德先后发起或主持兴办检疫所、医院、研究所共22处，床位2387张。对我国检疫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防治霍乱

　　在旧中国，霍乱与鼠疫好像是一对“孪生子”，两种瘟疫肆无忌惮地轮番蹂躏着中国人民。伍连德先后参加过三次霍乱大流行的防治。第一次在1919年，第二次在1926年，第三次在1932年。

　　在伍连德主持全国卫生检疫工作之后，更是把检疫工作与霍乱防治结合在一起，后来他又将预防霍乱列为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重要工作之一。

　　据有关资料，霍乱最初流行于印度。因为宗教关系，恒河被视为圣水，吸引许多人去喝饮。霍乱流行时，有人向河中抛掷尸体，致使河水污染。最迟不晚于1817年，印度孟加拉人患过此病。

　　以后，霍乱病先后传到东西方。传向西方的途径有三种：

　　第一种是经过阿富汗、波斯（今伊朗）、中亚而至俄国东部；

　　第二种是经过波斯海湾而抵达多瑙河流域国家；

　　第三种是从印度洋通过海路而至亚登、麦加，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国家。

　　霍乱在印度和其他几个东亚热带国家最为流行。由于我国人民有良好生活习惯，1817年以前我国没有霍乱。直到这一年，霍乱通过陆路传入我国，并在各地流行。1926年是霍乱猖獗的一年，造成亚洲大流行。

　　当年死于霍乱的人数，印度为72859人，泰国为10655人，印度支那19029人，菲律宾690人，而日本由于有良好的检疫制度，只发生26起。在中国，长江流域城市如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湖州、安庆以及南部如福州、厦门、汕头、广州等地都发生霍乱，上海一地就有2万多人染病。

　　在东北，由于伍连德主持防疫工作，只发生1500例。可见，有无防疫措施其结果大不一样。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霍乱是由霍乱弧菌所致的一种肠道烈性传染病。目前仍为我国规定的甲类法定传染病之一。

　　1932年的霍乱是民国历史上波及范围最广、死亡人数最多的传染病疫情。除西藏、新疆等边疆省份外，霍乱疫情波及23个省、近312座城市，造成约三万人的死亡。

　　此次霍乱爆发的地区，率先从武汉开始，沿着铁路干线向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蔓延。尤其是远东最大的国际化城市—上海，成为霍乱重灾区。

　　1932年夏初，在上海老城区的一个弄堂里，传出有人因痢疾病亡的消息。短短几天之内，又有数十人因上吐下泻死去。短短三个星期之内，病死人数从700人增加到了1200人，仅7月14日一天就有1500人离世。

　　正因为有前期努力，1932年霍乱疫情爆发时，才能够统一调度指挥。伍连德在国民政府卫生署全力支持下，联合公共租界、法租界等卫生防疫机构，承担起上海300多万人的防疫工作。

　　上海的医务人员夜以继日地救治霍乱病人，散发了逾百万份传单和宣传海报，进行了上百万人的疫苗接种，并以他的名义发布了18期疫情公告。在这次霍乱大流行中，全国共报告有95000例霍乱病例，死亡人数逾31000人。

　　其中，北平病死率最高，接近80%；上海华界的病死率则始终处于较低水平，为全国最低，仅7.4%；英租界的外国籍霍乱病人死亡率为29.5%，法租界的外国籍霍乱病人死亡率为30%。英租界中方医院的霍乱病人死亡率为9.6%，法租界的中方医院霍乱病人死亡率为6%。

　　当时上海是一市三治，即一个城市有三个政府机构，分别是：法国管理的法租界、英美管理的公共租界，以及国民政府管理的华界。可见，在伍连德强有力的措施下，上海华界的霍乱防疫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全球大城市传染病控制的杰出典范。

　　反对吸食鸦片

　　伍连德对吸食鸦片恶习深恶痛绝。如前文所述，早年在南洋时，他就积极参加禁烟运动。1911—1913年，伍连德先后出席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一、二次鸦片会议。

　　当时有一位英国人叫胡德海，他曾在沈阳国际防疫会议期间担任秘书和速记员，会后他出任天津《时报》总编辑，在反对鸦片上，与伍连德可谓是志同道合。

　　胡德海经常在《时报》上刊登平民吸食鸦片后的丑态以及海关查出的毒品；并为伍连德提供不少资料。伍连德则多方搜集材料，写成文章，向公众演讲，或发表在报纸和杂志上。

　　1919年，伍连德受当时总统徐世昌的派遣，前往上海查禁烟土，焚毁大烟土1200箱。1931年，伍连德又在上海《中国国民》周刊上，发表反对鸦片的文章。1936年，他报请上海市政府建议修建上海火葬场，政府大力支持，批准筹建一座占地7英亩（约2.8公顷）的火葬场。他们积极筹款，用募来的4万元作为地基之资，准备修建。不料，第二年日本进攻上海，所有工作均告停止。

　　为中国医学正名

　　1916年前后，伍连德读了美国医史学家嘉里森（Garrison）所著的《世界医学史》（History of Medicine）后，发现这部近700页的书中谈到中国医学尚不足一页，而且还有谬误。

　　伍连德致函作者质询，嘉里森复函：既然中国医学有许多有价值的知识，为何中国人自己不向人们宣传介绍呢？伍连德读后震动很大，他把信转给王吉民医师看。

　　两人深感必须对中国医学史进行研究，将中国传统医学的历代发明制造与宝贵内容向中外读者广为介绍。经过近十年研究，两人合作终于写成《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一书，1932年出版，流传国内外，以后还多次再版。

　　伍连德和王吉民合著的《中国医史》

　　《中国医史》虽然享誉海外，因为用英文写作，没有正式译成中文，在中国影响不大。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医研究院组织进行翻译，但初衷并非是为了推广，而是为了批判。

　　卫生部选中这本“王伍医史”为医学方面的批判对象，认为“王伍医史”对中医的描述，是受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影响。《中国医史》翻译完成后，正赶上十年特殊时期，由于经费没有着落，最后只印了15本，很快就散失了，中译本始终没有面世。

　　后来有关部门在编写《中国医学通史》时，原始资料多采用自《中国医史》，尤其是近代卷。但是，其中对中医的看法依然不为许多人所接受。

　　伍连德对中国传统医学持科学的态度，他对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医药卫生格言，大加称赞。在晚年所著的《自传》中曾这样说：“不顾中医之效如何，中国自古代传下来的医学格言，却具有绝大价值的，无论从西方的或东方的医学观点，这些箴言都是确当的。”

　　并列举了24条：

　　如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防胜于治；

　　鱼生火，肉生痰，青菜豆腐保健康；

　　病从口入等等。

　　归根南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哈尔滨的伍连德拒绝与侵略中国的日寇合作，愤然出走。11月16日，伍连德在哈尔滨前往大连的途中，被日军诬陷为间谍，拘留在沈阳。

　　后来，经英国领事出面保释，方获自由，南下上海。1937年“七七”事变，伍连德被迫离开上海海港检疫管理处，举家去南洋避难，定居马来西亚怡保市，开设私人诊所。

　　伍连德于1936年

　　1960年，伍连德葬礼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在马来西亚槟榔屿逝世，享年81岁。

　　1999年3月，国家卫生部、卫生检疫总局、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在北京举行了“纪念我国现代医学先驱伍连德博士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2000年9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为纪念第一任院长而塑立的伍连德博士铜像揭幕，并将学院学术报告厅命名为“伍连德讲堂”。

　　2006年9月，伍连德纪念馆在哈尔滨鼠疫研究所、东三省防疫管理处旧址奠基。

　　2001年，哈尔滨医科大学于75周年校庆时，隆重举行了第一任校长伍连德纪念大会和雕像揭幕仪式。

　　国士伍连德先生的事迹，值得更多国人知晓和铭记。

　　他说过：

　　“我曾经将我的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那一切在许多人的脑海里记忆犹新。中国是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文明古国，历经世世代代的兴衰荣辱，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我衷心地希望她能更加繁荣昌盛。”

　　他是马来西亚华侨，但是他直到离世都在说，“我是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