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和：探讨防疫共识与对策

lameihua

　　疫情大流行至今已两年多，世界因新冠病毒而改变，而新冠病毒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国人在清零政策下享受着长期的宁静与安全，但对每个人来说，疫情防控公共政策带来的边际收益（损失）存在差异，有些人收益，有些人损失大。

　　如何求解最大公约数？如何让国人以最小的成本终结疫情大流行？如何根据病毒的演变与技术的进步来优化防疫政策？本文尝试探讨新冠疫情防控的共识与对策。

　　本文逻辑

　　一、知难行易

　　二、知易行难

　　三、知难而进

　　01

　　知难行易

　　我想，有必要像两年前一样写文章探索新冠病毒及疫情防控的共识。每个人对新冠病毒感知不同，对新冠病毒的信息掌握程度不同，这基本上决定了个人对新冠疫情的不同态度。同时，疫情防控政策具有不可分割性和相当的强制性，它对每个人产生的边际效用是不同的；这基本上决定了个人对疫情防控政策的不同理解。

　　为了求解最大公约数，我试图尝试探讨一些共识：

　　共识一：尊重生命。这应该不会有争议，不论采取何种防控措施，最高目标是最大限度地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欧美人感知自由的重要性，防疫政策倾向于宽松；东亚人感知安全的重要性，防疫政策倾向于谨慎。但是，不论是宽松还是谨慎，都试图追求更高的生命质量。

　　共识二：生存成本。人只要生存就会有成本（风险），不管是欧美人还是东亚人，不管是单独决策还是集体行动，人在任何政策下的任何行动都面临相应的成本与风险。我们更需要看到一项政策背后“看不见”的生命代价。

　　共识三：自疫情大流行以来，病毒传染率在增强，毒性在减弱，无症状病例占比增加，重症率、危重率、致死率均下降，部分国家新冠死亡率降至流感水平。

　　英国政府数据显示，去年9月初，在德尔塔病毒仍占主导地位的时候，新冠病毒的死亡率约为0.2%；但在传染性更强的奥密克戎疫情高峰时，这一数据下降到0.06%；到今年2月份，死亡率下降了7倍，降至0.03%。这一水平，相当于季节性流感的感染死亡率（0.01%-0.05%）。

　　共识四：新冠病毒的毒性减弱、死亡率降低，尤其是英国边际死亡率下降到流感水平，是病毒变异与医疗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病毒本身的变异，奥密克戎比德尔塔更温和；另一方面，有效疫苗大规模接种、抗病毒药物的投入使用和重症病床的增加降低了重症率、危重率、和死亡率。

　　共识五：接种疫苗是关键，核酸检测（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和有效的抗病毒药物不可少，大规模增加重症床位及相关医疗资源非常必要。

　　根据死亡率分析，接种一剂或未打针人士的整体死亡率是2.03%，相较接种两针人士的0.09%，有23倍的差别。香港第五波疫情数据显示，接种疫苗的死亡率为0.03%，相当于流感水平。而80岁或以上的死亡个案中，无打针或只打一针的死亡率高达12.7%，对比接种两针人士的3.12%死亡率，相差达4倍。

　　有效疫苗和抗病毒药物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是，可以大大降低自然免疫的风险，进而人为与自然共同构筑庞大的群体性免疫系统，以此终结大流行。

　　共识六：中国疫苗接种率高，但抗体水平目前未知，有效的抗病毒药物上市可期，重症床位还需大量增加。

　　到2022年2月底，中国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率已超过87%，甚至高于英国，但是疫苗注射三个月后抗体水平会自然衰减，目前抗体水平尚未有检测数据，尚不知是否需要接种mRNA疫苗。2月，国家药监局批准了辉瑞公司新冠病毒治疗药物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Paxlovid）进口注册。3月，中国医药与辉瑞公司签订协议，拿下辉瑞抗病毒药物Paxlovid在中国大陆市场的代理权。可见，该药物在中国内地上市已临近。

　　共识七：重点关照老年人、儿童、基础病患者、弱势群体。

　　新冠病毒对老年人极为不友好。香港老龄化程度高，2020年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达到18%；同时，老年人疫苗接种率又非常低。这是香港第五波疫情死亡率偏高的主要原因。

　　根据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发布的信息显示，截止到3月13日，累计3780宗死亡个案，死亡率已增至0.54%，年龄中位数为85岁；其中，60岁或以上增至3603宗，占整体死亡个案95.3%；而80岁或以上更增加至2648宗，占整体个案70%。

　　死者多为未接种疫苗的长者和基础病患者。在死亡个案中，有89.4%人并无接种疫苗或只注射了一针。而80岁或以上的死亡个案中，更有91.5%无打针或打了一针。

　　共识八：老年人和儿童疫苗接种率偏低，基础病患者和弱势群体的保护工作尚不完善。

　　可能出于对疫苗副作用的担忧，中国内地与香港的老年人接种率都偏低。目前，中国内地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率不足40%，有些省份的老年人加强针接种率甚至低于30%。

　　共识九：新冠疫情在国外大规模传播，一些国家逐渐解除隔离措施，将新冠病毒不再视为“大流行”，而作为一种“地方流行病”来看待。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 （IHME）主任 Christopher J L Murray在1月19日的《柳叶刀》上发文认为：“新型冠状病毒疾病将继续，但大流行即将结束”。2月份，瑞典、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爱尔兰、越南、菲律宾等国家降低了出入境门槛。

　　共识十：希望尽快终结新冠疫情大流行，有朝一日可以回归到疫情之前的世界：互联互通、繁忙繁荣。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前科首席科学家曾光最近发文指出，关于新冠病毒中西方学者对其着相当的科学共识。对于社会个体来说，达成共识是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只有对新冠病毒的演变情况，包括感染率、重症率、死亡率的变化，有了更加客观的认识；对疫苗的重要性以及老年人、儿童及基础病患者保护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清晰的理解，才能降低对新冠病毒的恐惧感，从而相对从容理性地应对，避免冲击医疗资源和抢购商品物资。

　　正如张文宏医生所说：“消除对病毒的恐惧是我们要走出的第一步”

　　社会大众是“知难行易”，防疫决策则是“知易行难”。

　　02

　　知易行难

　　如果认真分析以上十个共识，你就会发现其中存在多组矛盾：

　　矛盾一：任何防控措施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生命，同时也会带来各种成本（经济成本、生命健康等），防疫政策不得不在边际上做艰难而谨慎的选择。

　　如果防疫宽松一些，经济活力会增加，商业、就业逐渐恢复，但感染人数增加可能冲击医疗系统，死亡人数也上升；如果防疫无限高压，可以大幅度降低感染率和死亡率，但其代价是经济下降、失业增加、财政艰难，经济下降同样也会降低一个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

　　上海、深圳被称为防疫优等生，原因是他们的精准动态清零政策做到了“极致”的权衡。三月份第一周，深圳在精准防疫与“搞钱不能停”之间极限平衡。很多人每天把电脑背在身上，哪里被隔离，哪里就地办公。我连续几天晚上9点半下班，赶在10点之前检测核酸。

　　上海、深圳拥有全国最强的财力，人口素质、政府治理能力相对较高，但是，这种平衡也是有限的。三月第二周末，深圳就打破了这种平衡，防疫大规模升级，这座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按下了暂停键。

　　矛盾二：新冠病毒的毒性在减弱，死亡率大幅下降，但是，对新冠病毒的演变规律还知之甚少，同时对患者后遗症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曾光也只是说“希望奥密克戎变异株对人类的危害继续向流感化演变”。当然，科学家之间可能也存在分歧。张文宏偏向于毒性减弱的趋势；饶毅认为，病毒变异是未知的，基因复制出错是概率问题。这一未知数给防疫决策带来一定的压力。

　　矛盾三：疫苗是最重要的保护屏障，是降低重症率、危重率、死亡率的关键，同时，核酸检测、抗病毒药物、重症床位及相关医疗资源是应对疫情冲击的必要条件，但是，目前我们缺乏抗体水平信息，灭活疫苗对重症的有效率不清楚；同时抗病毒药物大规模上市还需等待，重症床位不够充足。

　　矛盾四：重点关照老年人、儿童、基础病患者、弱势群体，但是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偏低，对基础病患者和弱势群体尚未建立特别的保障屏障。

　　香港第五波疫情冲击了安老院舍和残疾院舍。截止到3月13日，累计745间安老院舍出现个案或爆发，过去两周有 368 间出现个案，占全港所有安老院舍46%；有143间残疾院舍出现个案，占全港所有残疾院舍42.7%。

　　矛盾五：新冠疫情已经在国外大规模传播，对国内防范外部输入带来巨大的压力，但是我们又希望回到疫情之前互联互通的世界。

　　曾光教授指出，中国与其它国家的防疫政策差异是因为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中国也会“谋定而后动”，定会在合适的时间点调整政策。从最初快速扑灭疫情的清零政策，再到现在的“严防大规模反弹”的动态清零政策，这说明我们的防疫政策正在根据新冠病毒的演变、疫苗技术及防疫经验的提升、国外病毒流行情况等而谨慎调整优化。

　　但是，如何处理这五组矛盾，是防控政策优化的难题。这就是所谓的知易行难。我们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创造条件：

　　一是信息公开和客观宣传，让社会大众对新冠病毒有更加充分客观的认识。

　　新冠病毒经过多次变异，其毒性及致病特征已有所变化。目前，科学研究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主要侵袭呼吸道而不是肺部，重症发生率和病死率明显下降。医学界及高层对此认知应该比较清晰，但是社会大众未必完全了解。

　　正如曾光所说，衡量一场流行病，除了发病率，还有两个对现阶段来说更重要的——重症病人发生率、病死率。实时公开每个阶段的无症状率、轻症率、重症率、危重率和死亡率；重要的是区分新冠致死和基础病致死。如此，社会大众可以更加客观地认识新冠病毒，同时消除对它的盲目恐惧，但依然保持谨慎谨防的态度。

　　二是提高疫苗的有效接种率，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的有效接种率，重点关照基础病患者和弱势群体。

　　目前，中国接种的基本是灭活疫苗，灭火疫苗的特点是安全性高，但抗体衰减较快，通常在接种6个月后下降明显。去年半年是接种疫苗的高峰期，如今还保留了多少抗体是个未知数。为了避免“优等生困境”，接下来需要加强疫苗接种，可以大规模检测抗体。同时，引进mRNA疫苗，作为基础免疫针。总之，疫苗，要追求接种率，还要要求有效率（抗体）。

　　尤其要提高老年人和儿童的疫苗有效接种率。英国的做法是，在奥密克戎变种爆发传播前，呼吁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接种加强针。数据显示，约85%的12岁以上的英国人已经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66%的人接种过加强针，这一比例在70岁的人群中高达90%。

　　基础病患者和弱势群体易受到新冠病毒的攻击。我们需要对基础病患者做信息登记，重点加强养老院、残疾人院以及医院基础病患者的保护，配备更多地抗病毒药物与重症病床。

　　三是抗病毒药物和新冠抗原自测产品大规模上市。

　　有效的疫苗和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是对抗新冠病毒的两大利器，也是防疫政策调整的关键条件。Paxlovid临床数据显示，有效降低住院或死亡的概率约89%。香港第五波疫情期间，港府采购了默沙东及辉瑞药厂的冠病口服药，先用于治疗风险较高的患者。港府冠病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孔繁毅说，玛丽医院已为300多个病人使用默沙药厂的冠病口服药，八成病人在服药后病情稳定，未有恶化，两成病人则出现肺炎迹象，惟整体效果比无用药或用其他药物好。

　　国家药监局批准了辉瑞抗病毒药物在内地上市，接下来是如何大规模量产及供应。抗病毒药物和mRNA疫苗，我们可能面临生产方面的难题，这块需要尽快解决。同时，新冠抗原自测产品也将逐步面市，个人可以采购自行检测。上周，香港家庭通过这种方式检测到的阳性病例每天也有上万例。抗病毒药物和新冠抗原自测产品可以缓解对医疗系统的冲击。

　　四是大规模增加重症病床以及相关医疗资源。

　　重症病床是降低老年人患者、基础病患者的关键资源。一个调查亚洲重症监护床位容量的专家团队发现，2020年中国每10万人拥有3.6张重症监护床位。与国际上相比，这个水平较低。中国老年人绝对规模大、基础病患者多，我们需要加大重症病床的投入，以保护更多的老年人与基础病患者。需要关注的是，我们的医疗资源不平衡，重症病床以及相关医疗资源应该多安排在人均医疗资源不足的落后地区、老龄化程度高的地区。

　　所谓知易行难，政府防疫要做的是创造条件：社会大众的普遍认知，有效疫苗、抗病毒药物、重症床位和相关医疗资源，以及对老年人、基础病患者的其它保障条件。

　　03

　　知难而进

　　社会大众是知难行易，防疫决策是知易行难，接下来，大众与政府要相互配合、知难而进。

　　创造了以上条件，社会大众对新冠病毒的恐惧会减弱，防疫政策优化的选项与灵活性就会大大增加——可以更理性地在边际上做选择。

　　本质上看，传染病防控最大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病毒的外部性；二是防控政策的不可分割性。

　　新冠病毒传染性很强，病毒复制与传播的边际成本极低，短时间内可以制造巨大的负外部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新冠病毒无法明确产权，也就难以明确权责利，不可能通过自由交易来解决。它不像家里养的宠物狗，在外面闯了祸可以找主人索赔。这种相互传染的无主病毒，只能界定为“公害”，由公共政策来处理。

　　但是，在全球现行的国家制度中，公共用品具有不可分割性，防疫公共政策具有强制性。比如口罩令，你没有戴口罩的需求也得戴。根据瑞典学派维克塞尔和林达尔的公共理论，由于公共用品的不可分割性，人们无法通过减少或增加需求来调节边际效用，只能求诸于税收价格。但是，由于全球人口流通受限，税收价格通常也不是自由价格，这就导致公共政策对每个人的边际效用是不同的。

　　同样的防疫政策对不同人带来的边际效用是不同的。比如实施禁足令、小区封闭式管理，旅游、酒店、客运、电影院、娱乐场所的老板，以及超市和各类门店主来说，面临经营风险，可能因此歇业、倒闭。实体门店服务从业者也可能下岗，收入下降。但对于电商平台、生鲜网络超市及快递来说，收入还可能上涨；口罩生产商、核酸检测公司的收益与股价均大涨。又如实施开放性防疫政策，就年龄来说，老年人面临的威胁要远远大于年轻人。如此，老年人倾向于加强防疫，年轻人更能抵抗、同时经济压力大可能更倾向于优化防疫。即便是年轻人，开放性政策给他们带来的边际收益也是不同的。从事门店生意的年轻人边际收益大一些，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年轻人则更加担心，预期边际收益会降低。这就是奥尔森所说的集体行动中的不对称激励。

　　所以，每个人基于自己的感知以及有限的信息去认识新冠病毒，每个人根据预期边际效用最大化去理解防疫政策。我们不是在“无知之幕”的理想状态下决策，相反，是按照现实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这就给公共性的防疫政策带来难题，如何求解最大公约数，何种政策能够促使整个社会的边际收益最大化。

　　尤其要关注防疫政策对老年人生命安全及心理效用的影响。尽管目前奥密克戎的致死率降到很低水平，但老年人的死亡率始终高于平均水平。我跟一些社区里的老年人沟通，有些人认为，国外病毒一天不消灭，我们一天都不能开国门。对他们来说，生命安全的边际效用压倒一切，可能大于经济、收入、就业、自由的总和。

　　尤其要注意人的经济行为的时间纬度，防疫决策需要关注边际收益随着时间而变动。这里需要理解两个规律：

　　一是假如技术水平不变，边际效用呈现递减规律。武汉疫情期间，当时新冠致死率高，全国风声鹤唳，政府采取紧急封城的围堵措施，很多人的门店关闭了，但很多人还是支持的。在当时，这样的政策带来的边际效用最高的——保障生命。假如政策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边际效用会减退，门店长期不开张，收入无保障，贷款压力大。接着，我们实施了常态化的清零政策，经济活力增加一些，很多门店开张，当然只是维持经营；然后是动态清零政策。同样，我们也需要关注动态清零政策的边际收益变化。

　　二是假如技术水平提高，边际效用递减曲线右移，拉高了边际收益率，可以出现收益递增。典型的例子是，过去两年，新冠疫苗和抗病毒药物获得巨大突破。这两项技术创新帮助全球很多年轻人可以正常工作与生活。如此，去年全球经济开始进入后疫情复苏时代，不少国家的经济增加值填上了新冠砸出来的大坑，就业、投资、消费与经济景气指数比大疫之年有所上升。接下来，我们的防疫政策要充分利用新冠疫苗和抗病毒药物这两新技术来拉高边际收益率，促进经济活力、提振就业与消费。

　　可见，促进社会边际收益递增的防疫政策的前提是政府创造有效的医疗条件。假如有效疫苗、抗病毒药物以及大规模的重症病床，可以将死亡率降到流感以下水平；假如所准备的医疗条件可以关照好老人、基础病患者、弱势群体，把这一群体的死亡率也降到流感水平——实际上，英国80岁以上老人奥密克戎感染患者的死亡率也降至1/200，低于同年龄组的流感致死率，那么整个社会包括老年人群体对新冠病毒的恐惧感会大大下降，大可从容而谨慎地应对。

　　最后，我们仍然需要消除两个困扰：

　　一是新冠病毒的演变规律以及后遗症的不确定性。这方面医学界尚有争议。病毒复制错误是小概率事件，但病毒复制与演变的大路径还是趋利避害的。本质上，人是在跟病毒做边际赛跑，医疗技术如果跑赢病毒半个身位，比如有效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可以驱使病毒往流感化方向演变。我们要把握这个规律与大数原则。当前，奥密克戎的症状更多在上呼吸道，对肺部的伤害较之前更弱。欧美国家试图抓住当前医疗技术领先病毒半个身位的优势与机会。借助疫苗和抗病毒药物，降低自然免疫的风险，技术力量与自然免疫共同构筑群体性免疫系统。根据不太可靠的经验，新冠病毒大约4-6个月会出现一次变异株。对此，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技术研发还得继续与新冠病毒赛跑。

　　二是即便新冠病毒的死亡率降到流感以下水平，人类也“平添”了一种致人死亡的病毒，对人均预期寿命也会有点影响。这其实是一个经济命题。对人类来说，新冠病毒正如历史上出现的流感、天花、乙肝，它的风险已经形成，尽管风险在下降。如何对待新冠病毒是一个经济命题。因新冠病毒带来的死亡是一种代价，同时应对新冠病毒带来的经济问题进而引发的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也是一种代价。前者是经济学家巴斯夏所说的“看得见的”，后者是“看不见的”，我们更需要看到“看不见的”。同时，这也是一个哲学命题——对生命的理解与灵魂的归属。与海洋文化不同，农耕文化的风险偏好更弱，倾向于安全、稳定与实用主义。可能大多数人都不可能超越生命去看待新冠疫情。

　　我们需要抓住时间做两件事情：社会大众提高对疫情的认知，探讨更多疫情及防疫的共识；政府主要任务是创造医疗条件，尤其是有效疫苗、抗病毒药物、重症病床以及对老年人、基础病患者的保护。

　　新冠病毒暴露了人类的脆弱性，同时也逼出了人类最强技术。在这场艰难的边际赛跑中，人类目前暂时领先半个身位，当顺势而为、知难而进、敢于担当，终结大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