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炎：南宋徐经孙力破“官场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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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所谓“功成不必在我”，有煌煌国法在，力破几个潜规则，有何可怕？

　　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考中进士的徐经孙得到一个实授——浏阳主簿。南宋有个奇怪的现象，许多人口少、赋税少的小县是没有知县的，都是主簿等副职说了算。比如陆游做过宁德主簿、朱熹做过同安主簿，副县长干得风生水起。徐经孙也不例外，他去了一个没有正职的单位。

　　刚到浏阳县，屁股还没坐热，徐副县长就遇到一个发财机会。有胥吏密告：潭州府衙派人来催缴税款了，朝廷不久前下令颁行“十七界会”，如果我县用会子代替银钱来完税的话，那咱们可就赚大发了，大人您看呢？

　　南宋各地均有流通的纸钞，即会子，如同今天的支票或汇票。所谓“十七界会”，以三年为一界，即是指可以流通51年的会子，满界后等值兑换收回。实际上到了中后期，由于铸钱严重短缺，会子收回的政策并未得到执行，以至产生了通货膨胀，纸钞严重贬值，有时候买一双草鞋也得花数百贯。该胥吏的建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赚汇率差价——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里面就存在官场潜规则了。新官上任，官际关系如何处？要不要借此笼络下属，组成利益小集体？大家一起黑朝廷的钱，然后合伙分赃，你徐副县长干不干？南宋中后期的官场，大抵情形如此，吏治糟糕得紧，物欲横流，官员贪点钱腐败点，特家常的事儿。所谓潜规则，实际上已然成了一种普遍规则。

　　徐经孙又是如何应对的呢？他直言不讳地说：“此钱取诸保司，出诸公库，吾纳会而私取其钱，外欺其民，内欺其心，奚可哉！”翻成白话就是，这些钱本来就是公款，我如果以权谋私的话，既对不住老百姓，又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怎么可以呢！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把库钱悉数如实上交。

　　《宋史》在交代完这事儿后，加了一句“其人惊服有愧色”。愚以为颇值得玩味。下属为何惊服而惭愧？惊服，因为徐经孙打破了“普遍规则”；惭愧，因为徐经孙的话脚踏实地。如果徐经孙以“上欺朝廷”为由，恐怕难以收到如此效果，甚至还会引来“唱高调”的讥讽。（宋代士大夫具有浓郁的虚君思想，倡导“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

　　徐经孙，字中立，初名子柔，号矩山。说起来他在南宋还算不上名臣，倒更像是一名学者，有《矩山存稿》五卷、《四库总目》传于世。他能够入选《廉吏传》，力破官场潜规则，或是主因。

　　大约七八年之后，徐经孙从临武知县升任潭州通判，相当于副厅级干部了。巧合的是，当时知潭州陈韡（朱熹、吕祖谦的学生）似乎是宝庆二年部试的主考，与徐经孙有师生关系。因此，那几年徐经孙干得非常顺利，秩满后，经短暂岗位交流即进入台阁，火箭般地做到了从二品的福建路（省级）安抚使。

　　在安抚使任内，徐经孙又遇到了官场潜规则的难题。陈韡的老家就在福州侯官县，亲朋好友、门生故吏很多。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些人里难免有仗势不法者。徐经孙主管军务治安，想顾及师生之谊，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可徐经孙不含糊，管你是谁的亲朋故旧，只要触犯了律法，该抓的抓，该办的办，休想靠谁谁获得法外之恩。

　　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陈家上下老小纷纷指责徐经孙忘恩负义。更巧的是，不久，陈韡迁任知福州，而徐经孙又奉诏兼福州通判，师生两个又混到一起了。陈韡公报私仇，上疏弹劾徐经孙“席卷府库而去”，也就是携公款潜逃。

　　朝廷接到疏奏，立马展开侦查，又是开除公职，又是褫夺品秩，正忙得不可开交时，“罪犯”徐经孙却“自首”来了（“经孙造朝，具白于政府”），真相随即水落石出。宋理宗听说后，气急败坏地对宰相贾似道说：“陈韡诬陷大臣，太不像话，应该尽快罢了他的官。”

　　徐经孙所在的年代，潜规则属普遍规则，所以，他有后顾之忧，不得不找到相关部门辞官：“某，韡门生也，前日之白，公事也，苟韡以是得罪，人谓我何？”辞官后，徐经孙闲居做学问，安享晚年，活了83岁。

　　徐经孙这一次力破潜规则，让我想到了两个词汇：“踢球”干部和“鸵鸟”干部。前者遇到棘手的事儿，喜欢推给其他机构，属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类型的官员，也就是缺乏原则与担当；后者更糟糕，纯属害怕风险，明知涉及大是大非问题，也不敢旗帜鲜明较真碰硬。

　　如今的官员要学徐经孙的精神，当然不能学他的消极辞官。就境界、志向而言，“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精神与之颇为近似，值得推广。所谓“功成不必在我”，有煌煌国法在，力破几个潜规则，有何可怕？（赵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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