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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家老大:揭秘唐玄宗如何开创“开元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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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28 08:26: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自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则天失权起,至先天元年(公元712年)李隆基即位止的七年间,六次政变,五易皇位,帝后妃嫔,公主王孙,将相大臣,多有横死;唐玄宗即位之初,面对这种吏治混乱,腐败横行,朝廷元气大伤的艰难复杂局面,如何协调关系,稳定政局,改革弊政,就成了摆在李隆基面前最紧迫的政治问题。

  这个时候的李隆基,从他在任命姚崇为宰相之前,应允姚崇的十项约定,就可以看出他的头脑很清醒。姚崇提出包括广施仁政,广开言路,奖擢诤臣,除税赋外勿受贡献,勿贪边功,勿使皇亲国戚专权,勿使宦官专权等。姚崇是一位极富政治经验的正直大臣,之所以没有立即接受李隆基的委任,是想测试新皇帝力挽狂澜的决心。姚崇提出的十项约定,实际上成了唐玄宗在开元初的施政十纲领。

  除了太平公主干政的短暂波折外,唐玄宗初年的政治基本按照既定方针进行。从开元元年(公元713年)至开元八年,姚崇、宋璟相继为相,他们大力改革弊政,在短短几年内,就做到了“赋役宽平,刑罚轻省,百姓富庶。”开元时期,著名的贤相还有张嘉贞、张说、卢怀慎、韩休、裴耀卿、张九龄等,或以清慎。或以才干,或以文学,或以耿直而知名。

  此时的唐玄宗英明神武,不仅慧眼识贤相,还对官场进行了全面治理。首先,精简机构裁减多余官员,把武则天、唐中宗时期留下的冗官、斜封官,尸位素餐的官员全部罢免。这不但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还节省了大笔财政开支。其次,确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每年十月,派按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纠举违法官员,并对违法者严惩不贷。第三,恢复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这一制度创于唐太宗时期,为了开明制度,清明政治,唐太宗让谏官和史官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到武则天执政任用许敬宗、李义府等小人做宰相后,很多事不敢再公开,故将此制度废除。第四,重视县令的任免。李隆基认为,郡县是国家治理的最前线,县令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计。故而他经常亲自主持考核县官,优秀者马上擢拔,虚名者即时罢黜。

  与此同时,唐玄宗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为了增加劳动力,他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下诏淘汰天下僧尼,强制还俗一万多人。他重视兴修水利,命官吏组织人员完善关中平原灌溉系统,使百姓大获其利。并查办强占土地的豪强,发动检田括户运动。至玄宗天宝初年(公元742年),全国人口达七千万,而当时欧洲的人口加在一起不过二、三百万;耕地面积达六亿六千多万亩,人均九亩多,远远超过我国今日之人均一亩四分的尴尬局面。史称:“开元、天宝之际,耕着益力,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由是,府库充盈,百姓富庶,国家繁盛的太平局面出现了。

  为了重新打通丝绸之路,统一在武则天时期丢失的西北方。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张说改革府兵制,建立雇佣兵制即募兵制的主张,从而有效地改善了军队素质,提高了作战能力。至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唐军收复已沦陷多年的营州(今辽宁朝阳一带)等十三州;长城以北的拔也古、同罗、回纥等地也宣布取消割据称号归顺大唐;打败并俘虏了突厥可汗,收复沦陷三十七年的碎叶镇(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城);并击败吐蕃、小勃律,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拂麻(罗马)、大食(伊朗)诸胡七十二国震恐,纷纷遣使与大唐通好。七十二国,是《大唐六典》列举的开元时期前来朝贡的蕃国数。开元时期,长安、扬州、广州等城市聚集着大量从海陆丝绸之路来唐的胡商蕃客,成为沟通中外经济、文化与政治联系的重要渠道,亚洲各国来唐的留学生络绎于途。不少外国人在唐玄宗的朝廷任职。这时的大唐王朝真正形成了万国朝宗的局面。

  唐玄宗的开元时期,文教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李隆基曾组织鸿儒硕学在聚贤院校纂四部图书,即今之国家图书馆所采纳的图书分类。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编订的《大唐开元礼》,是最完备的礼制建设,稍后又完成了《大唐六典》的编纂,这是最完备的行政法典文件,为后世多朝借鉴。同时,提倡并大办教育,广泛设立公私学校。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等超级大家都主要生活在这一时代。

  开元时期的李隆基也很注意克制自己的欲望,他大力提倡节约。为了向大臣们表示决心,他首先下令将内宫蓄藏的珠玉锦绣堆在宫殿前焚毁,规定后妃以下不得穿戴珠玉锦绣,并废除织锦坊(皇家精品服装厂);又将后宫多余的宫女遣送回家;约束皇家宗室的骄奢纵欲,简省公主的封户租赋,李隆基曾感叹地说:“百姓租赋非我所有,战士出万死,赏不过束帛,女何功而享多户耶!”这时的唐玄宗还是很有民生意识的。在他的倡导下,奢糜之风得到抑制,淳朴之风逐渐形成。

  唐玄宗的开元时期,大唐王朝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得了辉煌的成就,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强盛繁荣,流芳百世的“开元盛世”,大唐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

  最能形象说明“开元盛世”的繁荣局面的莫过于诗圣杜甫的那首《忆昔》:“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真是一派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

  然而,一个个体,一个集团,乃至一个国家,兴盛后若无及时有力的防范措施和除旧布新的进取精神,就必定无法逃脱“物极必反,盛极而衰”的“祸福相倚”的自然法则,李隆基统治下的大唐王朝亦如是。就在大唐王朝如日中天,欣欣向荣地繁盛了三十年后,志得意满的唐玄宗终于摒弃了他当初的锐意进取精神,开始弃权怠政,享受淫乐了。随之大祸临头,大唐王朝陷入万劫不复的“安史之乱”,盛世坍塌了,繁荣景象一去不复返了。这个当了四十四年太平天子的李隆基,终于成了集成功与失败于一身的两截皇帝,也成了践行“祸福相倚”自然法则的典型范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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