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文人思维与穷人思维一脉相承

大参考

第一课文人思维与穷人思维一脉相承

　　余杰、孔庆东、摩罗3个典型文人的20年遭际
　　何谓文人思维与理工思维？
　　知识分子根本使命是揭示真相而非追求真理
　　民主解决不了科学决策问题
　　穷人思维及摆脱之道

文人思维一例：总想借行政力量控制北京人口

童大焕—2014年1月18日～1月23日

余杰、孔庆东、摩罗3个典型文人的20年遭际

　　余杰、孔庆东、摩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几乎如雷贯耳的名字。当时，出版商贺雄飞出版了余杰的《火与冰》、孔庆东的《47楼207》与摩罗的《耻辱者手记》，他们结伴展开一次巡回演讲与签名售书，影响力迅速由北大扩展到中国各地，成为一时的文化明星，而且是冉冉上升的新生代！在言论初开的时代，他们都变成了青年一代思想自由与批判精神的象征。他们之间的私谊，也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甚至和他们的周边朋友，谱写了很多人间佳话。

　　20多年过去，我们却看到他们各自局促的内心世界和各自不自由的生活，等待他们的，是逐渐被遗忘、被边缘化的命运：余杰在内外交困下远走异国他乡，并且分别写出了给摩罗、给孔庆东的绝交公开信；孔庆东和摩罗二人，则同样走在了各自的极端路上。用同时熟悉他们三人的许知远的话，也许可以更准确地描述他们，许知远在《我所认识的孔庆东、摩罗、余杰》中写道：

　　“我仰慕他们，也希望成为他们，却隐隐感觉到某种不安。余杰与摩罗身上的某种绝对主义，孔庆东的媚俗，都让我有一种无法言明的不舒服。

　　“2005年前后，我感觉到社会气氛的陡然转变。因为互联网带来的一个大众狂欢的时代到来了，知识分子再度面临新挑战。余杰被一步一步推向了异议人士的角色，孔庆东因为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知名人物，他似乎不断地出版自己写过的每一个字，他要影响的是大众，再与知识分子无关。接下来，他又以对朝鲜模式的赞扬、对薄XX的推崇、还有对香港人的辱骂，成为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极端性人物。

　　“再读到摩罗是2010年了，在剑桥的一家咖啡馆里，我在网络上读到《中国站起来》的节选，我至今记得当时的震惊，他怎么变成了一个法西斯论者？

　　“然后，我读到了余杰给他的绝交信，不久后，又是与孔庆东的绝交信——愤慨于他变成了一个朝鲜的拥护者，为重庆模式唱赞歌。

　　“比起外在的压力，内在的坍塌才是主要原因。当人们惊叹于摩罗转变的戏剧性时，我却感觉，他仍是一致的。贯穿他的是受害者情绪，他曾是一个被中心城市忽略的外省青年，如今试图代表着被西方压迫的受害国家，全部愤怒来自于缺乏承认。而这种边缘者的愤怒与自怜，正是感动大批青年人的主要缘由。而孔庆东变成了今日的模样，也与他早年就已显著的民粹倾向相关。”

　　余杰本人何尝又不是另一个极端？我曾和很多人私下谈到我对余杰的看法：虽然他这些年的个人遭遇令人同情，但他的文字，仍是充满毒素的希特勒式、文革式、毛式语言形式。偏偏这样一种不讲逻辑、大义凛然的文字，深得读者和青年的喜爱。

　　他们的个人遭际和命运悲喜，与其说是时代使然，不如说是个性使然，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和人生格局。文人思维使他们思想的格局与境界都远远称不上大；除了善于经营和制造影响力的孔庆东之外，他们三人个体的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远远称不上自由，甚至只能说相当的局促和狭小。除了制造假想敌作为文字烈火燃烧的媒介（而这恰恰是最吸引热血青年的地方），他们能找到更好地改良世界的方式和路径吗？青春的热血与荷尔蒙使他们情同手足，思维的缺陷又最终使他们形同陌路。这种思维缺陷典型表现就是自视甚高、唯我独尊，不顾一切追求自己认定的目标。因为不宽容而容不下异己之见，从而也无法修正自己的观点。所以，每个人越来越走向极端，因不能容人容世，最终不被时代所容，就是必然的结局和命运。甚至可以说，他们个体遭遇的不幸，恰恰是时代之幸。如果他们成为时代的幸运儿，他们的主张得以推行，就会是时代和更多人的悲剧命运了。

　　孔庆东曾以一贯的戏谑口吻说：“北大扫大街的都比清华教授强。”这倒是个有意思的引子。我们倒不妨做一个假设：北大的理工科学生里面，也会出现像他们这样少年时就才华卓著并惺惺相惜、越到后来却越极端自我并终至分道扬镳的朋友吗？答案应该是出现的概率至少会比北大文科生低。因为理工思维与文人思维一个重大的区别是：理工思维更强调妥协，强调约束条件，强调比较和取舍。即使道不同，也可以求同存异，不因观点不同而形同敌我，台面上观点可以争论，台面下朋友不妨照做。因为理工科思维的人更理解世界的复杂性，从而在思维方式和待人接物上也更谦卑，不会把自己定为拯救世界的神，也不会一意孤行强力推行自己的主张。

何谓文人思维与理工思维？

　　当然，这里的文人思维与理工思维之分，并不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划分，更不是说学习理工科的人就具有理工科思维、学习文科的人就只有文人思维。这是一种思维方式方法的区别，与上不上大学、与大学所学专业无必然联系。学理工而无理工思维的车载斗量，学文科而有理工思维的也多如牛毛。

　　文人思维起源于人类天然的情感和本能，他们有时候把自己的价值判断称为“常识”，因为这些判断本来就是从人的原始思维本能而来。然而现代社会产生了另一种思维，却是“反常识”的，就是社会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世界的“普遍联系”背后丝丝入扣的逻辑脉络非常细密，人类要常常面对多种选择的困惑，每一种选择都有利弊，而任何一样东西、任何一种选择都必须有取有舍，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最稀缺的东西也不同，所以选择也不同。于是，牺牲一部分价值换取另一部分更需要的价值，取舍的概念应验而生。利弊权衡、有取有舍的理工科思维。

　　可是文人思维仍然停留在有点好东西就高兴得不得了的时代，习惯于无限夸大自己的情感和自己所看到的那个好东西的好，进而忽视了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一种价值，都要在具体的情境下做出排序。做过利弊分析，理工科思维要求妥协，而文人总爱戏剧性地不管不顾，喜欢说不惜一切代价。理工科思维知道社会的复杂是其基本原貌，需要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应对不同的诉求，并随时根据新情况调整策略。文人思维通常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标签化，以为自己找到的那个价值和工具就是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事实上却使问题本身更复杂，更混乱。这一点跟我后面要讲到的“穷人思维”其实完全同构。

　　文人思维习惯于诉诸情感而不是诉诸理性，诉诸直观感受和想像而不是诉诸复杂思考与逻辑，诉诸目的而不是诉诸方法与路径。文人思维诉诸普通人第一反应的“常识”，诉诸应然即“应该怎样”而不是诉诸实然即“（在各种客观现实约束之下）会怎样”。所以，为了目的奋不顾身、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显然这与正常的经济学思维（强调资源的有限性与各种客观条件的约束）与法学思维（强调程序正义高于实质正义，即方法与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格格不入。

　　文人思维喜欢直来直去，不喜欢轨弯抹角讲道理，道理讲不过人家就会道理不够人数凑，用“多数”、“人民”、“党”、“派性”、“利益集团”、“阶级”等等词汇来划分是非与敌我。但一家之内的利益共同体，兄弟姐妹之间、父母儿女之间尚且充满各式各样的利益纷争、观念矛盾、习惯和生活方式、审美趣味等各种不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哪有那么多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友即敌？

　　就像“人民”这个词，从“为人民服务”到“人民利益”，几乎已经成为不假思索天然政治正确的词汇。但正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当抽象的人民遇到具体的个人利益》文章中所写的：

　　“猪肉价格上涨，城镇居民抱怨，乡下农民高兴。两边都是民，谁代表人民利益？房价下跌，没房的叫好，有房的打砸售楼处。两边都是民，谁代表人民利益？

　　“人民也不能用多数或少数定义。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六亿七千万，农村人口正好也是六亿七千万，在猪肉价格上涨的利益两难中，谁代表人民？即使过几年城镇人口占了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就要服从城里人的吗？房价的悖论也是这样，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在80%以上，如果有房的多数代表人民，打压房价的现行政策就是损害人民利益；如果无房的少数代表人民，有房的多数就应该心甘情愿地坐等自己的资产缩水吗？

　　“矛盾看似无解，实际反映的却是观念的落后。在具体的张三、李四面前，抽象的‘人民’一词失去了意义；在具体的个人利益面前，不存在铁板一块的人民利益。

　　“具体的利益一定是多元的，多元利益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眼下的尴尬是，人们尚未找到一致认可的利益调节方式，仍然习惯性地求助于传统的公道和公平概念，试图用道德说教解决利益分配问题。由于公道和公平并无一致认可的定义，打破僵局就不得不依靠声势，若唾沫和音量不足以压倒对方，便继之以拳脚，暴力成为唯一可行的裁决方式。

　　“依赖暴力的利益调节机制有两类：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即明君清官‘替天行道’，强制推行均贫富的政策。‘替天行道’的实质因此是少数对多数的暴政。自下而上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一群人先论证或号称自己是多数，籍此占据道德制高点，然后正气凛然地剥夺少数人的生命权和财产权，这是多数对少数的暴政。

　　“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公平的目标只能通过公平的手段来实现，非正义的手段不会产生正义的结果。平等、理性的个人需要学会协商和妥协，在发生冲突时，依照一致同意的规则分配利益，根据一致同意的程序协调利益。规则与程序的正式表达就是法律，公平体现在对法律的一致认同上，体现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而不是财富的平均拥有。”

　　“人民”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党”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党内的纷争乃至于战争年代的屠杀难道不是比党外更加残酷？“阶级”更不是铁板一块，我们看到世界上都是20%的人掌握80%以上的财富，但那20%的人和80%人之间，不也从来都是变动不居的吗？！今天有人白手起家从80%人群进入20%的人群，明天有人或因经营失败或因挥霍无度或因反腐败从20%的云端一下跌入谷底。铁板一块从来不是世界的真相，变动不居如云随形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

知识分子根本使命是揭示真相而非追求真理

　　不仅普通人思维习惯于诉诸直觉、诉诸情感、诉诸阶级党派划分、诉诸“大多数”，专门以思考为职责的知识分子也难免陷入文人思维的巢臼而难以自拔。一方面，知识分子也有偷懒而不认真进行复杂分析慎重推论的时候；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和政治家一样难以抵挡民粹（大众拥戴）的诱惑，很少有人能够在大众狂欢与欢呼中保持清醒和理性，真正耐得寂寞、忍得攻击的是极少数。比如有人因为写了一篇迎合大众的文章获得极高的点击量而兴奋不已自鸣得意，殊不知其表达的大城市房价大跌论或者某某必杀论是伤害大众、伤害法治精神和迷惑自己的精神毒药。甚至有不少学人和知识分子，自身的知识储备和知识结构本身不足，只剩下通过表达姿态、显示自己站在“弱势群体”和“大多数”一边，试图别出心裁剑出偏锋，以道德至高点占据真理和真相至高点。在大众舆论场上，也常常出现乌托邦战胜理性主义、广场效应下乌合之众的盲目狂欢战胜实据分析的舆论逆淘汰现象。

　　著名学者刘瑜有一篇书评叫做《那些糊涂蛋知识分子把20世纪搞得一团糟》，文章说：

　　“担当、良知、使命感、‘为老百姓说话’此类词汇作为对知识分子的伦理要求，经常出现在公共话语中。然而，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却对知识分子这种热情洋溢救国济民的‘责任感’表达了强烈的怀疑与批评。以整个二十世纪的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历史为背景，索维尔对萨特、罗素、萧伯纳、杜威这些20世纪最耀眼的一批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法律和外交领域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最后他发现，知识分子在此阶段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功能就一个：添乱。

　　“当然，作为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索维尔的批评对象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而主要是左翼知识分子。在他的笔下，我们读到，在经济领域，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热衷谈论财富如何被分配却不关心财富如何被创造，这种‘半路开始的叙事’最终造成既低效又不公正的经济政策。这些知识分子简直是‘太好’了——他们如此急于为社会负责，以至于把‘社会’自身所蕴含的力量和智慧给摒弃了。‘世界上最为知识渊博的人，能否拥有世间所有知识的哪怕1%？’索维尔问道。‘那些拥有社会中1%知识的人，去指导或控制那些具有其余99%知识的人，这种情形既危险又荒唐’，他紧接着回答。

　　“虽然未必是‘坏人’，但索维尔批评左翼知识分子智识上的‘懒惰’。这种‘懒惰’首先体现在他们倾向于诉诸道德直觉而不是实证论据来支持其观点。‘美国最富的20%人口和最穷的20%人口贫富差距十年间又扩大了××倍’这样的说法，会让无数知识分子热血沸腾，但很少有人会指出，有研究显示，虽然抽象的‘阶层’贫富差距可能在扩大，但是由于社会的流动性，20%最穷的具体的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其实远远快于最富的20%人口——也就是说，十年后的穷人大多早就不是十年前的那批穷人了。”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也是非常根本的要害问题是，财富多到一定程度，多到远远超出个人生活所需的程度，多出来的部分都只具有象征意义而不具有实质意义，甚至更多地体现为富人对社会的责任。多出来的部分一定是以各种方式属于社会共有——比如以企业的方式，哪怕是以纯资产的方式——比如房产，那也是在租给别人用，让买不起房或者不想买房的人有地方可住、办公有合适的场所；而自己住的那部分，比如比尔.盖茨的超级豪宅，不仅为大量管理人员提供就业机会，而且每年向政府缴纳100万美元税收。至于富豪们拥有大量的艺术品和珠宝，那其实只是在为社会保管文明和文化，财富的多寡只有一个数字上的象征意义。

　　常说知识分子的根本使命是追求和捍卫真理。但是，透过知识分子的文人思维、民粹倾向，透过观点和舆论自由市场上司空见惯但人们习焉不察的逆淘汰现象，我觉得有必要重新确定知识分子的根本任务，不是追求和捍卫真理，而是揭示和提醒真相。本来“真理”这个词是很好的，是基于真相基础上的“真正的道理”，但是因为有很多边界模糊的词被归入了“真理”，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于是我们不得不往“真理”的前面再走一小步，回到更为基础的“真相”上来。“真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真理”则有可能被人的主观愿望和意志粉饰、肢解得面目全非。像民主、正义、公平、道义、大多数、人民、群众、老百姓这些“真理性词汇”，本身并无明确的边界界定，运用起来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从观念到价值到政策法律取向，都只会加剧社会的纷争和混乱。

　　很显然，比起“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价值判断“真理守卫”，“会怎样不会怎样”的事实判断“真相揭示”要难得多。不仅揭示真相本身更难，捍卫真相本身也像保护“案发现场”一样，也比凭主观意志和主观印象进行的“口供辩护”要艰难得多。

　　在这一过程中，保持专业性是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但专业性也并非抵达真相的保证。由于每个人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地位和人生处境等等的不同，就好比不同的人在一座山的不同位置，真正对这座山具有全局认识的人总是少数，多数人、包括其中的专业知识分子基于自身“所见”对这座山的判断都是片面的。因此，同一个领域里的不同专家经常持有不同观点这个事实本身，即已说明所谓“专业分析”并不是“客观真相”的保证。正如索维尔在书中试图指出的，社会现象总是有多元的、综合的因素在推动发展，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可能对自己领域之外的东西全然陌生，所以任何人都很难拥有一个综合性、全局性的视角。视野深常常也意味着视野窄。

　　这对专业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都提出了挑战。对专业知识分子而言，如何在坚持专业性的同时，保持心态、视野、知识上的谦卑与开放性，尤其是如何对待同一领域的不同观点，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胸襟的体现，也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抵达真相、贡献真知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庶几可以抵达苏格拉底说的“知识即道德”的增界。不需要你刻意地迎合民众，你所贡献的知识，本质上将有利于全社会乃至全人类。

　　对于社会而言，也正是因为每个人、包括每一个专业知识分子提供的知识和“所见”多数是“偏见”，只是事物真相的一部分，当然也都是完全必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要认清社会更为全面、更加深刻的真相，就必须完全彻底地开放自由的观点和言论市场，让各种信息和观点都充分展现，充分博弈，充分辩论，充分竞争，从而为人类的正确选择打下坚实的信息和观念基础。

民主解决不了科学决策问题

　　社会需要观点自由市场的充分开放与竞争，才便于人类做出相对正确的选择。这就必然牵涉到另一个问题：民主是不是更加有利于人类作出正确的决策？民主方式能不能解决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科学决策问题？答案是否定的。

　　一方面，急功近利是人类天性，光凭民主决策很难摆脱人类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另一方面，偷懒，凭直觉、凭所谓的常识思维也是人类天性，大多数人往往只看到表面现象，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第三方面，所有的决策，哪怕是民主决策本身，“议程设置”都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议程设置本身，就有可能充满了知识的迷雾，充满了政治的蛊惑。

　　中国广州一位检察官杨斌说：“几乎每一句话里都含有人民、群众、老百姓、大众之类的字眼，美妙动听的总结陈词，（但）老妈从小就教育我：嘴巴甜的人，往往心肠最坏。”

　　米兰·昆德拉说：“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诱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更悲哀的是很多人还以为身在天堂，依然为魔鬼唱着赞歌。

　　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自由奖获得者茅于轼先生说：“我觉得老百姓误解最大的就是，总是不明白自己的利益在哪里，这也是我会遭受很多误解的原因。经济问题实际上是很复杂的问题，老百姓看到的经济现象，有时候实际上的方向与内容却是与它的表现完全相反的，老百姓只看见表面，看不见实质。”

　　在科学问题上——不仅仅是非常专业的自然科学，就是在不那么“专业”、人人都可以喊几嗓子、人人都有关的人文社科和公共生活领域，绝大多数民众乃至知识和政治精英都有可能是集体愚昧的，需要拯救和启蒙。

　　比如我在城市化研究过程中发现很多小城镇城镇面积扩张和房地产开发过度，有可能加剧“鬼城”风险蔓延，有人就说民主决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就不妨做一个“民主决策”的假设吧：假设全县人民一人一票公开选举县长，两个候选人，一个是我，我对人民大众说：咱们小县城地处偏远，而且在城市化背景下常住人口势必要总量减少，应该做小做精，不能贪大求快。而另一个候选人对公众承诺：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我要大力引进资本，做大做强，把本县在任期内做成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让民众在没有交通拥堵、没有发掘污染、看得见绿水青山的家乡，就能享受到大城市一样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待遇！

　　这种情境下，人民群众投我一票的多呢，还是投我竞争对手一票的多？我相信是投我对手一票的多。足以支持这个判断的例子是：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包括“鬼城”地区的老百姓，都深信不移政府的大手笔“超前”规划能为地方造福。但最终的事实会教训人们：有很多“超前”其实是“过剩”，超前规划与建设带给地方的不是福利而是长久的债务和萧条。

　　因此，民主不仅解决不了科学问题，而且民主本身，包括民主的程序本身，都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民主不是科学的保证，科学却是民主的前提。比如，民主有各种前提条件如财产私有、信息全面公开等等，民主必须有一系列科学的程序来规范和制约，等等。

　　科学的思维方式，永远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复杂思考，在现代社会表现为各种智库为各种决策提供专业意见。普罗大众哪怕“眼见为实”看到的真相往往都只是表相，知识分子通过复杂的分析和推理，得出事物背后更具普遍联系意义、更具规律价值的真相。科学、正确的决策程序与方法，是提出议题，把课题委托给各个独立、专业的智库，综合自己调查和分析，加上各种不同智库的不同专业建议，权衡利弊，作出选择。而在相关的专业理论问题尚未解决之前，决策权力保持必要的谦抑，对权力的理性不要过于自负，而是把更多的市场和选择空间留给社会、留给市场、留给公民自己，这样的“无为而治”，应该成为政治普遍的责任伦理。不能用“出发点是好的”这样一种道德伦理取代“如果决策错了就应该有人担责”的责任伦理。由责任伦理取代道德伦理，是文明政治和野蛮政治的分野，也是“破坏型社会”向“建设型社会”转变的分野。

　　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告别简单粗暴的文人思维，学会复杂理性的理工思维，是对自己、对社会负责的公民责任的体现。应该像美国常春藤大学一样，每个公民都应该把现代经济学和法学作为自己一生的“必修课”，经济学教会我们任何理想都有环环相扣的现实约束，不能不管不顾；法学教会我们一切必须遵守正当的规则，尤其是“程序正义”。程序正义优先于实质正义，是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的分野；对程序正义的捍卫优先于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则程序正义存，实质正义也有可能得到。如果总是让实质正义的目的优先于程序正义的规则，则程序正义亡，实质正义最终也必亡。

　　有人说，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至今，我们喊了近百年赛（科学）先生，却仍然没搞清楚赛先生是干什么的。赛先生他是常常违反常识、甚至可能变来变去、可是你却不得不依靠他来做出决策的硬知识。诚哉斯言，悲哉斯言！上百年来，我们在文人思维上原地踏步，社会也在文人思维里止不不前！

财智与生命境界1

财智与人生能量守衡

穷人思维及摆脱之道

童大焕—2014年1月20日

　　从个体，到国家，到整个世界，人类千百年来最永恒的梦想和追求就是摆脱穷困，达致自由、富裕、和平、幸福，其中的“富裕”二字，又是近乎和性一样是人类最原始、最本能的追求。

　　为了这些美好的追求，为了摆脱个体和人类的穷困状态，人们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其中，专门研究穷人的“穷人经济学”也应验而生。

　　穷人为什么穷？从外在表现也是最终结果看，穷人穷当然是因为物质和金钱匮乏。但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而导致穷人穷困，大约有四种原因：

　　一是天生穷困。出身于穷困的家庭、穷困的地区、穷困的时代，这叫人人生而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会延续很多的不平等，但也有可能激发其中一部分穷人更大的奋斗欲望，从而摆脱穷困。改变这种穷困，一是国家转移支付，但也不是根本的办法；二是个人自由迁徙和奋斗，人挪活树挪死。

　　第二种穷困是因为权利匮乏和不平等。比如城市居民或者农民在城市的房屋可以自由抵押和买卖，农民在农村的土地和房屋却不能自由买卖和抵押，这就导致农民的财产成为死资产，城市居民的房屋等财产却成为活资产，进而有可能拉大二者之间的贫富状态。

　　第三种穷困是因为机会匮乏和不平等。比如历史上的各种等级制度，比如当下中国国有垄断企业掌握了近一半的社会总资产，拿走了全国工资总额的55%至60%，但只提供了8%的就业机会。这8%的就业机会不是提供给权贵子弟，就是提供给有钱行贿的人，一般的寒门子弟不得其门而入，哪怕你的才能比那些贵胄子弟高得多。当然也会有极窄的门缝提供给确有真才实学的贫民子弟。

　　第四种穷困是知识的穷困。穷人往往因为家庭穷困而上不起学进而失去向上进步的阶梯，因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哪怕是非常贫穷的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普遍采取了国家保障的义务教育，促进儿童特别是穷困儿童获得平等的基本受教育机会。这个问题已经被提到了“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之本”的高度，成为改变个体和国家命运、提高个体和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根本之道。

　　前面四种穷困都可以通过适当的社会和政治政策加以改变和调整，从而给穷人提供更自由、更公正、更平等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进而改变贫穷。但最后一种穷困——精神和思维穷困却更为复杂，改变的路径和方式方法也需要寻求新的解决之道。

　　2013年底，《新世纪》周刊刊登了记者安替的一篇报道《穷人和过于忙碌的人有一个共同思维特质》，文章说：

　　“一个跨学科团队今年（2013年）完成了一项对资源稀缺状况下人的思维方式的研究，结论是：穷人和过于忙碌的人有一个共同思维特质，即注意力被稀缺资源过分占据，引起认知和判断力的全面下降。这项研究是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政策研究学者协作的典范。

　　“这个研究源于穆来纳森对自己拖延症的憎恨。他7岁从印度移民美国，很快就如鱼得水，哈佛毕业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经济学，获‘麦克阿瑟天才奖’后被返聘为哈佛终身教授。而立之年就几乎拥有一切，他觉得惟一缺少的就是时间，脑袋里总有不同的计划，想把自己分成几份去多任务执行，结果却常常陷入过分承诺、无法兑现的泥潭。

　　“穆来纳森把正在做的国际扶贫研究和自己的问题联系起来，竟发现他和穷人的焦虑惊人地类似。穷人们缺少金钱，他缺少时间，两者内在的一致性在于，即便给穷人一笔钱，给拖延症者一些时间，他们也无法很好地利用。在长期资源（钱、时间、有效信息）匮乏的状态下，人们对这些稀缺资源的追逐，已经垄断了这些人的注意力，以至于忽视了更重要更有价值的因素，造成心理的焦虑和资源管理困难。也就是说，当你特别穷或特别没时间的时候，你的智力和判断力都会全面下降，导致进一步失败。

　　“研究进一步解释，长期的资源稀缺培养出了‘稀缺头脑模式’，导致失去决策所需的心力。

　　“穆来纳森的研究，对社会阶层理论和国家政策、技术发展模式乃至个人时间管理等问题，都有重要的启示。以下试举几例——

　　“例一：穷人为什么穷？

　　“美国共和党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不努力；民主党认为，贫穷根源来自社会不平等，国家应主持再分配来支持穷人。穆来纳森却证明两党都错了：穷人不是不努力，而是因为长期贫穷，失去了摆脱贫穷的智力和判断力，这种状况不变，再努力也是白费；而如果仅是简单地分钱给穷人，穷人的‘稀缺头脑模式’也会导致无法利用好这些福利以脱贫。所以一个合理的社会流动方式应当是，建立最基本的社会安全体系，同时保有社会竞争上升通道，资源入口向全社会开放，使得个人能保持正常思维，有尊严地奋斗。

　　“例二：时间不够怎么办？

　　“传统时间管理原则是利用片段时间和多任务，而穆来纳森研究发现，不是时间不够，而是判断问题的心力不够；利用片段时间和多任务解决方式，反而因分心加强了焦虑，导致无法专心处理主要任务，加剧拖延。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办法是，减少多任务干扰，求助外界辅导，分割问题，从而淡化处理问题的焦虑。

　　“例三：信息过载？不，有效信息匮乏。

　　“我们每天都处于信息过载中，很多人被微博信息轰炸得无法判断问题，所以一些人开始用戒网方式来摆脱信息过载。事实上这不是信息过载，而恰恰是有效信息匮乏的恶果。

　　“在一个严重缺乏公开信息的社会，一旦技术带来部分的信息开放，会造成‘饿汉吃自助餐不知如何选择’的问题。同样，我们的头脑还处于有效信息稀缺的时代，有‘看到字就觉得很重要’的毛病，尚无法处理高浓度信息。最好的解决方式不是回到信息匮乏状态，而是建立辅助性信息筛选机制，帮助自己挑选重要信息。有趣的是，微信因为是同仁、同事间的互动，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信息筛选作用，所以微信在中国的发展会慢慢超过今天的微博。”

　　穆来纳森的研究刚刚开始，但具有非凡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时间稀缺是所有人共同面临的困境；而对于穷困人群的观察会发现，穷困者之所以穷困，他们身上的确有某种共同的“精神穷困基因”，这种基因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不是一种民间迷信的“命运”。

　　比如一个赌徒，总想一夜暴富，没有赚到的钱、不是自己的钱也借来、挪来赌，那是因为他眼里只有钱，只看见有人因此一夜暴富，不管是六和彩、体育彩票、福利彩票，还是轮盘赌，还是其它各种形式的博彩。他们把“这一个”放得太大了，以为只要肯下注敢下注，自己一定也会有轮到的那一天，于是不惜一切代价（挪用钱财、到处举债）去赌，孤注一掷，结果越陷越深，把自己的财富、信誉全赌光。

　　如果他的注意力不是被“发大财”这个词全部占据，并导致认知和判断力全面下降，他就会站在更高、更宽、更全面的深度和广度上看待博彩，这时他就会发现：从个体的概率上，真正中大奖的概率可能只有几百万分之一，自己可能要投几百万次才有可能中一次而且不是必然会中；从人群上，则是几百万人“尸骨无存”才可能有一个人中下一夜暴富的大奖。而这两种情况，都还是在做局者不做手脚、“公平赌博”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如果做局者做手脚，所有的大奖都只会落到做局者自己人手里。看透这一点，他就会以更平和的平常心态对待自己的赌博，抱着偶尔玩一玩的心态，拿出自己承担得了的成本去对待这件事；而不会把发财和改变命运的梦想和希望都寄托于自己掌握不了的赌博，使自己一步步陷入失财、失信的悲惨境地。

　　再如一个真正的优秀企业家，只要健康不倒、生命还在，往往不论遭遇怎样的挫折与失败，他都还能坚强地爬起来，成就财富与事业。

　　而那些具有“穷困思维”的人，你给他创造怎么样的好条件，最终的命运可能都还是穷人。比如你给他一个工作机会，他只会玩命地按部就班地干活，不会创造性地干活；你给他一大笔钱和房产等财富，他只会坐吃山空或者守财奴一样节衣缩食，只会储蓄而不会投资。因为他把他一直所稀缺的钱看得太重了，失去了更宽广的视野，不懂得如何利用钱。用文绉绉的词来形容，是一叶障目，坐井观天，视野非常狭窄，钻牛角尖，用我老家客家话的词叫做“想不开”——这是一个非常传神的词。眼里只有那一点点，缺乏广度、深度和厚度，尤其是缺乏时间的长度和空间的广度，导致看不见世界也看不清未来，从而不敢有任何行动，或者行动变成了只凭感觉的盲动。

　　视域狭窄的“穷人思维”在思维表现上一叶障目不见全局，在行动逻辑上则往往更加急功近利，更加冒进，更加不思考后果，不仅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悲剧性的命运，也会毁坏社会的点滴进步和美好构建。比如有人对现实社会不满，认为这个社会、这个权力机构糟透了，只有来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促其倒台才是国家获得新生的惟一出路。我就问他一句：那到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人上台呢，当下处于相对弱势的普通老百姓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还记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千古警句吗？他这才想想：也是哦。当下无言。

　　穷人思维由于是一种封闭性思维而不是开放性思维，所以不容易、不愿意接受和自己愿望和常识不相符的更全面准确的信息，思想容易极端化，看不到现实世界各种错综复杂、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的普遍联系，用简单化的对立关系取代更为复杂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矛盾关系。比如把穷人的穷简单归因为资本家的富，号召人们起来消灭资本家（包括这十年来一些很有声望和知名度的评论人都在号召“取消开发商”），结果就像20世纪人类社会主义实践一样，世界各国消灭了资本家的计划经济一律遭遇失败，富人变穷的同时，穷人不是更富了而是更穷了，甚至不得不直接面对饥饿和死亡。

　　本来这是事前就可以防范的一个悲剧，只要人们有足够的理性思维：资本家越少，穷人的劳动力就越没有买家，到最后全国只有惟一一个买家的时候，劳动力价格不仅会变得极其低下，穷人出卖劳动力时还不得不陪上尊严和行贿。但是穷人思维通常不会这么想，他们不愿意思考也不愿意付出耐心，他们需要的是立即改变。

　　越封闭就越偏狭，越偏狭就越急功近利，这是不是也是“穷人思维”的一个规律？

　　不改变“穷人思维”，就是把富人全赶走，占有富人的一切财产，穷人最终还是会受穷。曼德拉治下的新南非，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新南非很多城市在废除种族隔离、黑人可以自由进城后发生了所谓“芝加哥化”、“底特律化”的过程。其中，当年的南非“经济首都”、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尤为典型。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初，“黑白壁垒”破除，大量黑人从城外的索韦托迁入过去他们不能居住的约翰内斯堡主城区和其他他们想去的地方，大量黑人贫民迁入后，治安严重恶化，富人和大公司纷纷迁出，星级酒店等豪华场所陆续停业。昔日的约翰内斯堡曾经集中了全非洲大陆三分之二以上的高层建筑，号称“非洲曼哈顿”。但在过渡期和新南非初期的混乱中，不仅黑人贫民占领空房空地的情况屡见不鲜，就连该市最著名的一些摩天大楼也在被废弃后一度成为三教九流乃至犯罪团伙的居所。在1990年代末，尽管这里的高档场所纷纷歇业，豪华大楼里尽是无房可住的“占领者”，但是穷人仍是熙熙攘攘，先前的豪华商圈，如今地摊密布，约翰内斯堡中央商务区成了“高楼林立的索韦托”，后来因为没法就业，黑人又纷纷离去，这里陷入彻底的萧条。

　　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不再能驱逐黑人的富裕白人“惹不起躲得起”，纷纷北迁，大量的新钱投入桑顿，使这里迅速热闹起来。

　　于是，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近20年后，我们看到了这样讽刺的图景：穷人“占领”约堡主城区的结果是把富人赶得更远，而相当部分的穷人在主城区衰败后也回迁（索韦托）了。结果形成的是南边黑人的索韦托和北边白人的桑顿，中间隔着个“鬼城”般的旧市区，不仅黑白似乎仍旧分明，而且空间上隔得更远了。这个过程，不仅白人、富人付出了代价，黑人穷人也损失了就业机会。事实上由于最先撤离到桑顿去的白人富人后来在桑顿崛起时房地产价格的急升中还发了财，黑人穷人就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损失未必更小甚至只有更大，因为总体上离富人区更远（隔着个鬼城一般的老主城），就业机会更少。

　　当然，我绝对不是赞成种族隔离，而是要把开放、合作而不是封闭、斗争思维同时根植于每个人头脑中，才会达到穷人富人之间的合作共赢。否则，两败俱伤的同时，受伤最重的往往还是穷人群体。

　　思维方式不改变，即使改变环境也改变不了穷人命运；思维方式发生改变，则穷人也可以突破环境的制约改变命运。而欲改变其思维方式，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为他提供更全面、更开阔的信息和视野，从而对可预见的未来作出更全面更准确的预判，进而作出更正确的行动。

　　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有青年小李，收入不高，几年来一直等着保障房分配指标。2011年间，我至少用了5次左右吃饭时间（每次2小时计）劝说他别等，求人不如求己，不断向他阐明几个道理：1、保障性住房（经适房、限价房）一点都不好，即使你拿到了，表面上是比市价商品房可能便宜一半，但是它的价格由于品质和居住人群等原因，永远追不上周边商品房；5年内不得转让，如果你懂得投资的话，它会使你失去很多变换资产的投资机会，而这些投资机会带给你的财富增值可能超过得到的保障房优惠。2、保障房居住人群多是等靠要的穷人思维者，让你的后代处在一种不好的文化环境中，有可能导致贫穷固化和贫穷思维及贫穷的代际传承（孟母当年还择邻而居呢）。你愿意自己贫穷后代还贫穷吗？3、即使保障房千好万好，能不能拿到100%都掌握在别人（政策）手里，为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去等待，不如把握自己能把握的。一再劝说之下，小夫妻终于打消了“明年我拿到保障房可能性8成”的念头，2012年初买了一套80平左右商品房。没过两年房价全面翻倍（保障房也一样），房产增值百万（他们买房时只有20万积蓄，下定决心后再凑了十几万合成首付），他们一下跻身百万人士行列。精神境界和思维方式全然改变。而政府承诺的保障房，则时过境迁无声无息。

　　假如他们死守虚无缥缈的、自己掌控不了的保障房与商品房那点“差价”，他将和北京几十万户望穿秋水等保障房的人一样，越等越穷越等越买不起房。这种心态跟赌徒心态一样，都是守着个没到手的“大奖”不放，就会不断流失自己真正能够掌握的命运。

　　近有某县城D君，曾把自住栋房（东部县城常见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建五层自建栋房）抵押一部分出来进行民间借贷，赚取利差，这在东部地区也非常常见。但是最近借出的钱出了状况，本息都难以收回，于是，银行还贷就成了问题。已经退休的人，一下要筹借几十万元还银行款，谈何容易。但是当事主人公又紧抱着坚决不能卖房理念不放，一是可能觉得卖房丢人，二是觉得房子要传给孩子，三是可能觉得卖房损失太大。但如果万一真还不上银行款，而且从法律上他们具备还款能力（有房可卖），等到银行来查封拍卖房产，100万元的可能就只能卖到七八十万，那时损失更大。

　　我不想从卖房还债这一他们极度抵触的角度来说服他们，我想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服他们。当初抵押贷款出来放贷，是一种投资；未来通过换房的方式，也是一种投资，而且还可以顺便还债，安全系数更高，基本上全无风险，而且未来赚的钱也可能更多。危机和压力迫使人下定决心去做某一件正确的事情，因祸得福，何乐不为呢？

　　具体原理和方法是：在县城，这种四五层楼、户型结构比较老旧的小区型自建房，是房屋主流，存在居住不舒服、总价高、浪费面积大等诸多缺点；而现代化的小区套房，未来会成为主流社会追求的产品，不仅总价低，而且居住舒适。当今社会，不仅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而且私秘性、独立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就是独生子女家庭，也由于两代人生活习惯、作息时间等不同，越来越选择分开居住。因此，未来县城套房涨价的空间将远大于“有天有地”的自建独栋房（稀缺型豪华别墅除外）！过去的事实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本县城某小区套房，开盘那年单价1700元，现在7000元以上；而当年我曾劝岳父卖的小区型栋房，时价18万元，现在基本上只能按地皮价卖，约65万元以下，房屋本身的价值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甚至成为拆迁的累赘，改建也不一定能得到批准。

　　未来这种套房和普通栋房的差距还有可能继续拉大。如果抱守着民间传统的“有天有地”、“坚决不能卖房”等老观念不放，而不是瞻前又顾后地分析更广阔的未来社会发展趋势，从而及时结构性调整资产，不仅当下的麻烦可能难以解决（且会带来更大的麻烦），而且未来的潜在收益也不可能分享。如果能够趁着当下栋房还有价有市，及时“卖一变二”，除了还掉银行欠款，还可以变身为两套套房（不追求大，只追求适用），一套自住，一套出租，不仅不需要再承担难以承受的银行月供，而且还有可能多出一部分房租提升生活质量！可谓一举多得。

　　网络上有一则传说是王永庆说的“心灵鸡汤”：【一根火柴的力量】一根火柴不够一毛钱，一栋房子价值数百万。但一根火柴可以烧毁一栋房子。一根火柴是什么东西呢？1、无法自我控制的情绪；2、不经理智判断的决策；3、顽固不化的个性；4、狭隘无情的心胸。

　　心灵鸡汤的特点是通俗易懂，但是没有上升为理论。不管这句话是不是王永庆说的，但它的道理和穆来纳森教授研究的“注意力被自己看重的稀缺资源过分占据，引起认知和判断力的全面下降”的“穷困思维模式”彼此相通。进一步或者退一步，世界海阔天空，怕只怕钻在牛角尖里出不来。

文人思维一例：总想借行政力量控制北京人口

（控制“低端人口”必然加剧城市病和鬼城蔓延）

童大焕—2014年1月20日星期一

　　2013年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由市场决定性配置资源，但新年以来看到的有关城市化方面的消息几乎全是倒着来：1月10日，国土资源部召开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会上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称，要求东部三大城市群发展要以盘活土地存量为主，今后将逐步调减东部地区新增建设用地供应，除生活用地外，原则上不再安排人口500万以上特大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国土部长明确表示决不允许城里人到农村买地建房。北京又重提人口控制，要求落实以业控人、以房管人。

　　2014年1月17日《新京报》报道，北京一陈姓副市长表示，北京必须从源头上控制人口增长，要控制产业发展和经济规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减少就业人口。这位副市长表示，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再过10年，北京需要增加近500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再建一个四环半以内的北京城；要建住房1.3亿平米，相当于238个天通苑；要增加交通出行550万人次，相当于整个伦敦现在的全部出行量；每年要增加6亿方水的消耗，相当于南水北调水量的一半；要增加中学167所，增加小学208所。

　　与之相配合的，是北京一直在进行着整治群租和地下室出租的行动。而2013、2014岁末年初的新行动是，北京开始强制拆迁、整改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大红门市场等“低端行业”。

　　有一些问题我们在决策前是必须回答的：“城市病”和“资源有限”是不是反城市化的理由？北京的人口规模用行政力量控制得住吗？禁止群租、禁止出租地下室、迁移“低端产业”就能把市场需要的“低水平第三产业”赶走吗？行政力量超越市场力量、强行搬迁“低端产业”会造成什么结果？人们为什么要想尽办法控制超大城市？以业控人以房管人这种思路来自哪里？

　　第一个问题，我们来说说“城市病”和“资源有限”问题。陈副市长所说如果按现有人口增速，北京要扩大一倍、“城市病”加剧之说，让一些人感到很恐怖。事实是：1、北京十五、十一五规划的十年间，常住人口增加600至800万，居民生活用水量只增加1.7亿立方米，并不是6亿立米方；北京2010年城市总用水量是34.5亿立方米，其中270万农民的农业用水12亿立方米，占全市总量34.8%，产值却不到全市2.4%。如果在城市化过程中北京减少一半农民，一半农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那么省出6亿立方米的农业用水可以供2117万至2823万新增城市居民使用，根本无需也不该南水北调！如果腾出的相当一部分农业用地改为森林用地，还可以改善北京生态，增加和涵养水源。也就是说从现在有水资源看，北京再容纳一倍以上的人口不是问题。北京还有大幅度减少农业用水和工业用水的空间。那么，把北京大部分农业人口转为真正进入城市的居民是可能的吗？答案是可能的。实践证明，在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郊区的农民是普遍受益的，他们的土地和房屋大幅度升值。而城市远郊区县的农民，则完全可以通过政府购买土地退耕还林等方式帮助他们中的大部分实现城市化，小部分成为林业工人。前不久媒体大规模报道的“井下人生”主人公们，主要都是北京远郊农民的自主选择，说明有合适的条件促进其人口的城市化，是完全可能的。2、关于教育资源。即使北京人口增加3000万，要增加的小学也不如过去关闭的数量多。2005年1月5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线联平说，“目前本市小学校的数量已经精简到了1500所，这个调整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而且今后这一段时期，学校数量都将趋于稳定，不会有太大的调整。”线联平介绍说，从1995年开始，由于生源逐年减少，加上人口流向的变化，本市每年都撤、并100所左右中小学校，其中主要是小学校。10年来撤并的小学校有500所，这些撤并的学校都是办学薄弱校。但实际撤并的远不止500所。再看2011年4月30日《北京晨报》报道：“过去3年北京全市有191所小学被撤并，同时有30所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的标准化小学建成；目前已经有960所小学达标，占全市小学总数的82.7%。”《北京晨报》报道的第一句话说明2005年后北京的小学仍在撤并，最后一句话说明到2011年4月，北京仅剩小学1160所，比高峰时的2000所少了840所。学校可以因生源减少而撤并，却不能因生源增加而增加？再说，这么多年来，有多少新建房地产小区配建的幼儿园和中小学因种种原因没有开学？这些配建学校用的都是购房人的钱。3、关于交通拥堵和与之相关的尾气污染等城市病问题。著名建筑学家张永和说交通拥堵与城市规划具有密切联系，其症结就在于规划，而且是致命的。城市规划是多年积累而成的，在积累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很明确的城市形象，也就是如今大家不满意的这种，有些做法甚至是完全反城市的。比如说，反对密度的做法，宽宽的马路、房屋退红线（国土局在审批建设项目时，会颁布《建设工程用地许可证》，上面有规定建筑退小区红线距离，一般都不会小于10米），就是因反对密度而来的。很多城市适合骑自行车，骑自行车结合公共交通，人们的活动范围足以满足日常交通需要，但现在没有这么做，造成了很尴尬的状况。一方面，很多地方让行人行走不便，即使有条件走路，人行道旁也没有商业设施，无法让人享受逛街的乐趣，一小块绿地引不起行人的兴趣；另一方面，有了车，却到处塞车，停车也很不方便等等。并不是说城市就一定拥堵，恰恰是城市有了密度反而就不堵塞了。我认为张永和先生说得很有道理，我们反对高密度，导致城市大量宝贵地皮让位给马路，大量人口被迫居住郊区；而马路车流就像水流，河流宽阔反而降低流速，造成交通拥堵和尾气污染，高峰拥堵时车速还不如100年前的马车30年前的自行车。恶性循环。

　　所以任志强用很不屑的口吻说：“东京市3500万人口，1.3万平方公里面积中有5000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北京市2000多万人口，1.6（1.68）万平方公里面积中仅有12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区。对比一下就知道啥意思了。交给政府就是天大的事。交给市场就是屁大点事。”

　　第二个问题，我们来试图回答一下：北京的人口规模用行政力量控制得住吗？禁止群租、禁止出租地下室、迁移“低端产业”就能把市场需要的“低水平第三产业”赶走吗？

　　人口聚集是市场经济规律的自发结果，行政力量不可能大过规律。北京十五和十一五规划限定年均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比这还要严得多）增量20万，实际增量是规划的3到4倍。城市产业聚集尤其是生活类服务产业的聚集，更是市场自发秩序的结果。城市像活性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你不能说呼吸和消化系统是高端产业加以保护，排泄系统就是低端产业必须把大小肠切除。城市还有一个重要特性是落差越大吸引力和行业分化就越大，就像一座山海拔越高动植物分布越广泛、种类越多。一座城市“高端产业高端人口”越多，一定会吸附更多的“低端产业低端人口”。它们不以这种方式存在就以那种方式存在，不以公开方式存在就以隐性方式存在。我们在研究和思考城市、区域“人口承载力”时，通常用静态思维主要参考指标可以分为经济承载力、自然（资源）承载力和社会承载力（所谓“城市病”）等。其实自然资源承载力和社会承载力都是变量，更要紧的是在这两者之外还有最关键的经济承载力，就是一个地区占全国的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之比，理想情况下是1，大于1它就一定对外来人口具有吸引力，数值越大引力越强。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告诉我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说，三大都市群的经济承载力是2，吸附力超强！

　　真要实行人口和产业调控，也应该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主体功能区人口管理政策研究”课题组组长贡森所说的调控“高端人口”。他分析说：同等数量的高端人口消耗的资源远高于低端人口。这些高端人士对社会服务的需求更强烈，对交通、医院、学校等领域的优质资源更为依赖。并且，高端人口还需要大量低端人口为他们服务。高端人口的大量增加必然加剧“城市病”。低端人口可以乘公交、住地下室，甚至不常洗澡。用高端人口取代低端人口，必然加剧交通、住房和用水用地问题。东京、伦敦、巴黎、纽约控制城市规模的普遍做法是限制大型企业、事务所的扩张。比如，在伦敦新建、扩建和改建工厂总建筑面积超过1250平方米，要提请有关部门批准，发给许可证；比如，巴黎对市中心新建办公楼征收高税，称“拥挤税”，事务所新增面积1000平米以上要经过批准；东京对市区扩建、新建事务所，或用途改变而要增加建筑面积，都必须得到行政厅的许可，另外对市中心的事务所提高固定资产税；纽约还规定修建事务所时，限制停车场的面积，目的是为了限制事务所今后的发展。英美等国采取了分散政府机关的做法：英国中央政府机关曾实行过三次疏散。1972年10月统计，国家公务员总共有69万人，其中一半以上在伦敦市区以外工作。华盛顿二次大战期间也疏散了许多政府部门，如国防部、地质调查总局。这样，大大缓解了城市的人口压力。（2011年1月22日《新京报》）

　　真要控制北京人口，减轻城市压力，不妨向澳大利亚学习，把不直接创造财富的中央和北京政府机关搬到几百公里外面一个独立的小城镇去，也免得它们每年节假日都引来大批外地送礼车辆加剧城市交通拥堵和尾气污染。

　　第三个问题：行政力量超越市场力量、强行搬迁“低端产业”会造成什么结果？

　　1、因为对行政力量调控产业结构和控制人口的能力过于自负，导致对人口增长估计严重不足，城市和公共服务规划必将全面落后于人口增长，进而加剧教育、医疗资源紧张、交通拥堵及城市灰霾等“城市病”。

　　2、用行政力量强行实行产业区域性转移，会加剧“鬼城”蔓延。目前，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搬迁已定在河北，三处选址正权衡；大红门服装市场，则由政府力量推动其面向东北、华北内地区的仓储、批发等业态向外转移。目前大红门已确定要在辽宁兴城建设31万平米的商贸城，在河北固安也租用了30年1800亩的土地，用于建设服装市场和仓储设施。在河北永清也租用了1万多亩的地。手笔都很大，但大手笔随即而来的就是大浪费。在2011年初一二线城市限购政策出台时笔者就预言它会加剧三四以下城市房价泡沫和供应过剩。事实被不幸言中。《南方周末》2014年1月17日的最新报道是：

　　“曾经以三四线城市为核心的恒大地产在2013年大规模从三四线楼市撤离，转战一线城市。现在，更多的地产商也急于从总量庞大、销售艰难的三四线楼市陷阱中拔出脚来。2014年1月7日，恒大地产公布了2013年销售数据，它在这一年首次挤入了千亿俱乐部——全年累计实现合约销售金额1003.97亿元。有风向标意味的是，恒大共投入约200亿元在京沪广一线城市拍地。（若以5倍的产出计，未来一线城市销售总额将超千亿元——笔者注）。

　　“而三四线城市是北京决策层一直倡导的新型城镇化的主战场。国家发改委算过一笔账，新一轮城镇化将拉动40万亿投资，涉及二十多个城市群，一百八十多个地级市，一万多个城镇，以及4亿新增城镇人口。

　　“看上去，这些寄托了中国政府振兴经济希望的城市，将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注射一针强心剂，如恒大一般聚焦三四线城市的房企似乎将迎来最后一轮饕餮盛宴。但现实是，不少发展商已经置身于新一轮城镇化的陷阱中。在银川、营口、贵阳等三四线城市，新盘不断入市，供给严重过剩。但只要还有人肯出资，地方政府决不会吝啬再度卖地。即使如恒大一样从三四线崛起的地产商，都开始有选择地逃离了。

　　“‘当你落入一些没有发展潜力的城市陷阱时，你唯一的办法是迅速逃跑，没有别的办法。如果你还在这些城市里面说我的产品好，我的成本低，事实上明年可能你就跑不出来。不是因为你的水平低，实在是因为这些城市它没有市场。’世联地产董事长陈劲松这样称。

　　“恒大地产显然没能从银川的泥沼中跑出来，同样没能跑出来的是万达集团。在2010年第一个万达广场热销后，王健林决定在银川做第二个万达广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王健林称：‘银川才70万人，我想有必要开两个万达广场吗？但是宁夏的领导就在我们总部连待两天，我一看这不答应不行，就去做了第二个万达广场。’王健林卖了一个人情给宁夏政府领导，然而第二个银川万达广场让他如鲠在喉——自从2012年6月奠基以来，销售异乎寻常地艰难。万达的内部人士称，王健林在2013年给银川万达公司定了8个亿的销售目标，但最终销售额离这目标差了一大截，银川万达的销售员因此流动性极大，‘过去买了万达商铺的客户现在也后悔不已’。”

　　对区域发展具有呼风唤雨能量、甚至能够改变区域发展版图的大开发商尚且如此，更多中小开发商就更加“情何以堪”了！宁波锦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孙琦（微博名“田七郎”）在一条微博上写道：“十大龙头房企前几年抢滩浙江县级市，这会全折戟沉沙了～”

　　不相信有鬼城的开发商、炒房客和政府决策者尤其是主张城镇化的决策者，应该冷静下来看一看想一想。我们的后代将要面对怎样的钢筋水泥建筑垃圾。其中不少人总拿浦东和深圳说事，说浦东当年也是鬼城云云。这种论调就好像鼓吹有了50万不要去买房而要像乔布斯一样在车库里办个企业、像马云马化腾张朝阳一样办个互联网公司未来就能富可敌国！殊不知有了50万去买房的99%今天成了有产阶级，去创业的99.99%都死去无声息成功概率就像精子得到卵子的拥抱。

　　3、用行政力量强行实行产业区域性转移，还有可能导致相关行业的衰败。市场不是黄金，黄金放到哪里都是黄金，市场换一个地方就不再是市场。市场的发育和成长壮大，不仅仅要有资金做依托，更要有人口的聚集和密度做依托，还要有文化和消费环境做依托。服消费是弹性很大的一种消费，远不如日常食品一样刚性，离开了大量人群的“随性消费”，不仅商户的服装生意难做，而且有可能危及上游产能本已大量过剩的布匹和服装生产市场。

　　第四个问题：人们为什么要想尽办法控制超大城市？以业控人以房管人这种思路来自哪里？

　　明知不可而为之、自己让自己面子挂不住的事情，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机构都是不会去做的，一件事情，铁了心地要去做，多半是觉得只要下决心就一定能做成。这么多年来，国内北上广深四座超级大城市都想尽办一切办法试图控制人口，先是用户籍控制和限制外来人口子女就地就上学和高考、限制买房买车等方式来试图达到目的，眼看不成，又换了以业控人以房管人的思路，试图进一步增加外来人口的生存成本进而排斥“低端人口”。其背后，遵循的是一种怎样的思维方式和逻辑？1、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凭简单的常识和直觉思考问题，缺乏复杂思维“多想一步”的能力和耐心。从政治决策层到知识界到普通民众，这么多年来主流意识形态一直都认为北上广深等大都市的迅速发展是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畸轻畸重的结果，甚至被冠以“中国大城市像欧洲，小城镇和农村像非洲”的煽情描述。包括一些专司城市化研究之职的人，也在那儿咋呼说要想控制北京人口，最重要的是不要把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功能都集中在一起，要“分散功能”。这种坐井观天思维支配下，大城市把功能向外疏散、大城市“反哺”中小城镇和乡村难道不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吗？！这种一叶障目支配下的思维方式，绝对不会在更大的视野上来思考问题，比如：为什么市场经济的美国和日本，人口和资源也高度甚至比中国更高强度地向少数大城市集中？2、平均主义的文化理念是1949年以来的当代中国最大、最顽固的全民文化理念，也是人类灵魂深处最难以驱散的乌托邦幻想。这种幻想有着最直观也是最深厚的民众基础。所以我对文化学者朱大可说，防范民粹、捍卫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陈志武有一则微博说：“即使有权力制衡的美国，官员干预市场的冲动随处可见，因为关键时候干预很容易得到道义支持，会让人听起来有道德制高点。所以人类社会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低概率事件，难。在人人指望包青天的中国，这更会是奇迹。原来技术不发达，多少把政府之手关笼子里，现在信息和交通运输技术使权力空间变得无限广阔！”想一想“区域均衡发展”和“遍地绿水青山”以及下面的美好蓝图，是多少人日思夜想的世外桃源：“城市的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城市的竞争会演变成为区域的竞争，或是城镇群的竞争。没有一个城市能综合涵盖所有产业，要突出自己的优势，城市之间互补，形成一个有机的城镇群。北京有很多的产业不一定北京做，可以给河北、天津，一体化互补共赢。都放在北京，成本很巨大。京津同城化，京冀一体化。”3、懒惰是人类的天性，思想懒惰的人又是行动懒惰的人的数倍，但思想懒惰者常常不容易被察觉。思想懒惰的人容易简单思维直来直去，只顾目的不顾约束条件，不择手段。容易把事情简单化，理想主义，乌托邦，形成典型的只管目的不顾条件的“文人思维”。它带来的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直来直去的简单思维方式。认为只要有决心，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加之我们半个多世纪以来主题和道德观念先行的教育灌输方式，在人文社科领域具备全面、综合、复杂思维能力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这个时代背下，越是复杂思维的人和观念越不受待见，越是主题先行的人和观念越受欢迎。哈佛大学穆来纳森领导的一个跨学科团队新近完成了一项对资源稀缺状况下人的思维方式的研究，结论是：穷人和过于忙碌的人有一个共同的思维特质，即注意力被稀缺资源过分占据，引起认知和判断力的全面下断。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叶障目。文人思维下不断自我加冕自我高尚化的目的决定论者与此异曲同工，美好目的遮住了他们的一切视线，从而让他们忽视了一切危险和条件，尤其是当这种危险和成本不需要由他们自己去负担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也完全屏蔽了他们自我反省的能力，如果失败，哪怕祸国殃民，他们也不会认为是自己选择的路径和方法有什么错误，而是“利益集团太顽固”。不是“我”错了，而是现实错了！他们从来不想一想，像万达、恒大这样每一分钱都要自己承担责任的成功大企业尚且有可能决策失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不必为自己的决策负任何责任的官员，难道就有那么大的能力和品德，直接决定百姓万民到底该迁往何处？到底该怎样就业？从20世纪计划经济在全世界的全面失败，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市场决定性支配资源”的决定，难道不是全球数以亿计的人，用生命和血泪凝成的经验教训吗？

　　1949年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最大的矛盾，就是闲不住的政府之手和放不开的市场之手之间的矛盾，权力太自由导致权利不自由，严重阻碍了资源的最节约最高效率配置，阻碍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渗透与流动，阻碍了经济和财富增长。所谓改革，就是要把民众权利和市场权利一点一点地还给民众和市场。

　　附歌词《城市之疡》，欢迎谱曲：
　　你说大城市天天堵车天天灰霾看不见蓝天
　　可我在美丽乡村绿水青山却看不见明天
　　你说大城市要以业控人以房管人坚决减少人
　　可我离乡背井妻离子散哪怕住城市地下井

　　城市之疡
　　城市之疡
　　你让我望故乡
　　我却进不了城也回不了乡

　　你庄严许我以自由
　　让市场决定性支配资源
　　却又说我故乡的土地房屋不能卖给城里人
　　城市的户籍和高考也和我的孩子无缘
　　这不是我的自由
　　是你说一套做一套的自由
　　是你随意剥夺我的自由

　　城市之疡
　　城市之疡
　　你让我望故乡
　　我却进退两难迷惘彷徨

　　我原本一无所有
　　但我不想永远一无所有
　　我只想要回我的自由
　　你不会比我更高明更知道我的决定
　　我不要你恩赐
　　我只想要回我的自由
　　我财产的自由
　　我人身的自由
　　我相信有了我的自由
　　我曾经一无所有
　　但不会永远一无所有

　　难道在你眼里我永远一无所有
　　包括我的权利我的自由？

　　我只想要回我自由
　　我不想跟你走
　　我只想跟着我自己
　　跟着我心走

　　后记：上述《文人思维一例：总想借行政力量控制北京人口》作于2014年1月20日，1月22日，《新京报》发文称，北京副市长表示，要从“极限规模”研究人口调控。我的看法是：城市发展有没有“极限规模”、“极限规模”到底有多大？这些理论问题得先解决，才能接着研究和制定相应产业和人口控制限制政策，这才是科学、正确的学术和决策正道。否则是先入为主本末倒置，遗害无穷。理论问题先无解，却先按“理论”去实践，这是多可怕的一种决策方式！难道0.1%的决策者能拥有99.9%的知识，进而去如此武断地决定另外99.9%的人的命运？我把这个疑问发到了微博上，这时仿佛从天外传来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声音，网名“顺风通达”的微友写道：“我们有全宇宙最最最伟大的实践理论‘摸着石头过河’还怕什么？”这样的警示，真是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