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树洁：习李新政如何触及改革深水区

大参考

　　【摘要：18届3中全会于9-12日在北京召开，倍受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它的意义如何，不言而喻。然而，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方向，关键在于习近平的治国思想。通过一年多来的观察，以及研究习近平的晋升历史，我总结了九个字来描写他的个性，那就是‘不回避，不罗嗦，不畏难’，英文的意识是‘no-escape, no-nonsense, no-fear’。这种 ‘三不’精神，将贯通于外交，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在本次3中全会的主要文件中必然出现。本文试图对习近平的‘三不’精神，做比较仔细的讨论，因为这是深化改革能否成功的前提条件。】

　　习近平的治国精神

　　今年11月9-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18届3中全会，将是中国经济，社会与政治全面发展新的里程碑。

　　网上，大家对‘克强经济学’非常感兴趣。不过，如果说‘克强经济学’是一种衡量经济活动的实用工具的话，那么，习近平的经济思想，才是规范中国未来10年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导。

　　三中全会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名词。1978年11届3中全会，确立了用邓小平的思想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它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更是其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保证。

　　然而，过去35年的快速发展，也诱导了各种新矛盾的出现，包括两极分化，环境破坏和腐败。2009年以后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内外两组不利因素的严重阻击。

　　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不仅要从经济上做一些重要的战略调整，还要在外交，政治与社会等层面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如果说邓小平35年前的改革阻力主要是来自意识形态和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足的话，那么，今天改革阻力却主要来自在改革过程中获取最大利益的人们，包括政府官员，国企官员和工人，企业老板，以及与金融和房地产有关的企业和个人。

　　要面对既得利益人群，习近平必须摆脱传统的治国路径，找到化解各种矛盾的对策，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找到弱化各种社会矛盾的治理机制。而不管用什么样的战略和方法来治理国家，作为党和国家的第一号领导人，习近平的办事风格至关重要。从他上任以来，我认为他已经展现了一种‘三不’精神，那就是，不回避，不罗嗦，不畏难的精神。

　　经济增长阻力与对策

　　在经济方面，经过35年的发展，中国正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年均GDP增长速度连续两年回归到8%和8%以下，告别了昔日两位数增长的快速阶段。

　　降低增长速度，许多人开始怀疑中国经济繁荣不能持久。这是习近平必须直面的第一难题，可是，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新的领导班子，根本没有回避困难，而是坦诚的直面困难。

　　经济减速，是内外两组不利因素所致。

　　首先是外部环境的复杂化，导致中国依靠外国投资和出口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内部收入分配不均，导致社会的各种矛盾不断升级。人民币外升内贬，资产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泡沫化，使国内生产要素价格呈不断飙升态势，从而导致传统的制造业失去了昔日的国际竞争优势。无数中小企业在利润狭小的空间里，艰难的挣扎。高能耗产业，尤其是钢铁，煤炭，电力，化工，等的大规模发展，引起空前严重的环境危机。

　　不解决上面的危机，改革开放的成果将大打折扣，可持续发展将成为空话。因此，今年的三中全会所要面对的问题与挑战，并不亚于35年前。

　　习李新政，必须面对各种矛盾和挑战，而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改善经济结构，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过去一年里，习近平的外交功略不仅清晰，而且成绩斐然，为中国赢得了一个比较平和的外部环境。不过，外部的经济环境，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却是不容乐观的。过去靠外国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快速发展的模式已经走不通了，只有通过修炼内功，才可以把中国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化解危机，寻求稳健的增长模式

　　那么，习近平对中国经济是如何把脉的呢？

　　首先，他公开的挑战GDP主义。他认为，高的GDP增长，不是衡量成绩的唯一标准。他更加强调GDP的增长质量，在考察干部的业绩时，GDP也不应该是唯一的，甚至是重要的指标。

　　其次，习近平着力寻找新的GDP增长点。在讲到适当放慢经济增长的同时，他特别强调挖掘农村的发展潜力，走科学的城镇化道路，改变经济结构，提升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严格控制与治理污染。

　　那么，农村为什么重要？

　　我认为，除了他的博士论文是做农村问题以外，更重要的是他的下乡经验。任何搞农业经济的学者，都知道农村和农民的重要性。

　　胡锦涛和温家宝也非常注意‘三农’问题，否则，他们不可能废除农业税，不可能推广农村的社保和养老保险，不会普及农村的免费中小学教育。

　　但是，为什么胡温的亲农政策，无法削弱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呢？ 这主要是在投入农村的同时，城市的发展更快，而城乡的户籍隔离，使农村的发展跟不上城市发展的步伐。

　　这就给农村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空间。另外，农村的市场化，现代化， 信息化和城市化，将为改善全国近50%的人口，提供‘修炼内功’的发展机会。所以，在继续走出去遇到困难时， 还不如杀个‘回马枪’，重新走发展农村的道路。

　　发展农村，不仅空间巨大，而且，也为减轻城市的发展压力，走出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

　　降低出口速度，减少外资流入规模，为的是提高国内增长的质量。许多评论家认为，中国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就是一种失败。其实不然，适当降低增长速度，不等于不发展，而是为了更好，更可持续的发展。

　　习近平特别强调不要以GDP论英雄，不等于GDP不重要，而是GDP是如何产生的，如何被分配的更加重要。如果GDP还是靠廉价劳动力，靠无止境的牺牲环境作为代价的话，那么，高速度发展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不回避，不畏难，寻找发展瓶颈与出路

　　习近平认为当前中国的主要发展瓶颈有二。首先是经济结构扭曲，无法维持可持续的发展。其次是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必须把低效率，高污染的过剩产能减下来。

　　城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再不下决心改变过去的发展路径，寻找新的发展增长点，所谓的‘中国梦’就可能落空。

　　作为不断来往于中国大陆与英国的我来说，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就是国内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但是，生活的环境却是每况愈下。许多朋友刚从国内回到英国的第一句话就是，‘国内的污染太严重了，交通状况太恶劣了。’有的朋友说，‘全世界最大的距离，莫过于你和我同住北京的五环路。因为从五环的一边，走到五环的另一边，就可能花上一天的时间’。

　　为了改变这种高增长带来的拥堵与污染，就必须扭转经济结构，实现高质量的GDP增长。发展农业，深化农村建设，发展服务行业，改善制造业的生产环境，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些都是‘修炼内功’的举措。结构转型，就是修炼内功，用最低的环境污染为代价，换取最大的GDP产出。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制造业的劳动与材料的生产率，从而把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服务行业中去，才能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

　　习近平的不罗嗦，就是干实事，不把没有干好的事情先说出来。他的特点，就是先做了再说。例如，调整结构，就必须加强货币与财政的管理。不是企业和地方政府想要干什么，需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这一点，他和李克强的思路是一致的。

　　不过，习近平还有另外一手，那就是务实。在基本上同意收紧银根的同时，他也不愿意GDP的增长速度大滑冰。他提出‘保住底线’，就是一种务实的思路。如果经济增长减速没有底线，其经济结构调整的好处，就可能被低速带来的经济萧条所抵消。

　　保底线，可以说是保守疗法

　　如何理解习近平的增长底线，对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向非常重要。

　　我对经济增长底线是这样理解的。首先，速度低不可怕，可怕的是速度低到了什么程度，就业就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头等大事了。假如中国每年可以吸收1千万以上的就业，GDP的增长速度掉了一半也不可怕。如果新的就业量小于1千万，那么，增长的速度就必须提上去，哪怕对短期的经济结构调整不利也必须做。其次，经济增长的降低，必须与GDP增长质量的提高相对应。如果速度低了，增长质量无法提高，那就没有必要通过牺牲速度来换取所谓的质量了。

　　那么，什么是GDP的增长质量？

　　GDP增长质量可以从下面的角度来考虑。一是每单位GDP的污染和能耗量，越低越好。二是新增GDP的技术含量，越高越好。三是新增GDP是否对收入分配的平等化有利，也就是说，收入分配越得到改善，GDP的增长质量就越高。

　　大家对降低污染，提高技术的GDP增长质量的概念比较容易理解，而对降低收入差距的GDP增长质量感到不是很直观。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GDP增长与收入差别的关系，我不得不给出一些比较容易看的懂的统计数据。最近有人对113家央企以及其属下的287家上市公司员工的工资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结果发现，所有央企的全员年均工资为11.3万元，其中，金融行业的平均工资为33万元，最高的央企金融公司的平均工资为43万元。

　　这是什么概念呢？央企平均工资是城镇其它国有经济单位平均工资的2.5倍，是城市非国有制企业平均工资的3.8倍。

　　金融业的央企平均工资是城镇非国有经济单位平均工资的12倍。

　　如果拿央企的平均工资与农民的工资收入来比，那就更是让人震惊了。农民的年均收入是1万元，只是金融业央企平均工资的1/33。

　　要知道，央企所有的工人占全国劳动力的比例还不到5%，而它们所占的GDP是20%以上，投资的60%以上。如此国企的绝对优势是市场发育不健全的极端表现，也是中国投资结构极端畸形的表现。拿60%的投资，产生出20%的GDP，养肥了5%的劳动力，这也是收入分配高度不均的突出表现。

　　如果把更多的投资和银行贷款分流到私营中小企业，分流到广大的农村，GDP还是增长那么多的情况下，单位投资所产生的GDP与工资收入一定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一定提高，社会的公平与和谐也会提高。

　　所以，提高GDP的增长质量，不仅牵涉到资本的行业流向问题，更是牵涉到所有制的流向问题，也牵涉到城乡的流向问题。换句话说，新的增长路径，就是如何更加均衡的发展，只有城乡，行业和所有制的均衡发展，才有可能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同时弱化当前相当严重的社会矛盾。

　　未来的不确定性，拭目以待

　　尽管我对习近平的‘三不’精神充满信心，作为领袖，能够不回避，不罗嗦，不畏难，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比人的精神复杂的多。35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想在10年内予以纠正，还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深层次的改革，必将触及既得利益。例如，降低央企和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必然遭到强烈的抵触。降低房价，提高全民的购买水平，必然导致现有既得利益者的公开反对。

　　提高执政能力，提高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和威信，除了‘打老虎，抓苍蝇’以外，还要建立一整套的用人和廉政机制。从何着手？如何削减政府开支与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如何实现民主和走群众路线？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挑战。

　　深度改革的成果如何，现在很难预测。不过，相信习近平的‘不回避，不罗嗦，不畏难’的精神，是取得改革成功的先决前提。

　　其它改革焦点

　　土地与房地产的小产权

　　国企和国有银行的‘垄断利润税’

　　官员财产公开

　　大中小城市与农村城镇化的均衡发展

　　教育体系和医疗体系改革

　　独生子女政策如何放开

　　人口老化与养老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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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知道，央企所有的工人占全国劳动力的比例还不到5%，而它们所占的GDP是20%以上，投资的60%以上。如此国企的绝对优势是市场发育不健全的极端表现，也是中国投资结构极端畸形的表现。拿60%的投资，产生出20%的GDP，养肥了5%的劳动力，这也是收入分配高度不均的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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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就是要减弱资本获利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