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三中全会能否再次吹响改革集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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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世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否凝聚共识突破重围，再次吹响中国改革的集结号，将是评判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

　　上月底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官媒近期的造势，均放风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制定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五位一体”的改革方案，即打造全面改革的升级版。其中，包括建设民主政治、加强权力制约监督、简政放权、司法独立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是整体改革的基础和难点，也是外界最为关注的热点。

　　正如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所言，目前让各方普遍受益的改革措施越来越难找到，这意味着达成改革共识的难度进一步加大。而在利益固化的现状下，越来越触及深层利益关系的改革的推进难度也随之加大。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只有对既得利益的改革才是改革的保障。目前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有3类：以贪腐官员为主的权贵利益集团、以垄断企业为主的垄断利益集团、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主的地产资源利益集团，其中权贵利益集团最难突破。

　　政治体制的僵化是不容回避的改革议题，包括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权力缺乏监督、腐败高发多发、利益格局固化、财富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等等。这些弊端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中国的发展成果，加剧公众对执政者的不满，还让改革逐渐沦为纸上谈兵。很多人甚至发出“改革已死”的喟叹！

　　三十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三十多年来，无论是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作为范围广大、无所不在的伟大实验，“改革”都是这三十多年来无可争议的核心价值，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这艘大船的航向，也彻底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

　　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改革，对于经历过文革劫难的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光明与黑暗的分水岭，改革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精神诉求，更是现实社会中普遍的人心所向，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世界也因改革而诞生。人们从物资极度匮乏、思想极其禁锢的历史深渊中出发，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这场改革所带来的思想解放、物质繁荣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和认同感。也正是因为这种全民共赢的改革性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也成为凝聚社会共识不可替代的民族愿景。

　　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一场不期而遇的政治风暴让中国的改革嗄然停止，抑或脱离了原来的运行轨道，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掌控了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命脉。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这个国家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既得利益集团所垄断、被绑架，连改革依赖的路径也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把持或控制。改革彻底背弃了初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双赢的格局。既得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利用各种手段影响政府的决策，甚至影响立法的进程。

　　中国的社会财富也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掠夺和瓜分，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番弱肉强食的光景，即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良知，许多数人被排除在财富掠夺的游戏之外。当多数人被当作包袱被抛弃的时候，社会稳定的基础就越来越脆弱。于是，一种关于改革、增长、稳定的恶性循环开始了：越是不稳定，就越要推动GDP高速增长；越要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就越要推动符合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而越是推动这种改革，就越是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尖锐的社会矛盾。

　　改革变成一种赎买精英阶层的私相授受的权宜之计、一种刺激短期经济增长的纯粹的机会主义游戏，不仅从内部被完全腐蚀，也从外部彻底失去了社会基础以及历史推动力。高速的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为蜕变了的改革涂脂抹粉，但却很难说服那些在改革中被剥夺了基本利益或遭到无情抛弃的弱势群体。

　　早在2003年春天，当“胡温新政”面世之初，中国人曾对两位草根出身的政治家抱有莫大的希望。然而十年过去了，中国的改革仍然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或纸面上，相反地，既得利益集团更加膨胀，无论是话语权还是财富总量都是只增不减，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司法不公，加剧了社会动荡和道德滑坡的速度，也造成了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官员与平民之间的巨大冲突和反差！

　　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社会精英，面对社会正义得不到伸张、腐败得不到惩处、民间疾苦得不到关怀，从而对政权越来越失望，一夜暴富的投机心态迅速弥漫。于是，掺杂使假、掺假使黑、坑蒙拐骗、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贪污腐败、勾心斗角、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唯利是图、尔虞我诈……而在意识形态领域，谎言、欺骗和歌功颂德，让中国的改革变得越来越艰难。

　　一个没有良好政治制度的社会，不但会阻止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扼杀生产力和社会的正义公平。经济越是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就越是迫切。今天的中国，无论从政党、政府、还是企业，公平、透明、民主、自由、法治是最迫切的改革议题。

　　今天，无论是欧洲、北美，还是阿拉伯国家乃至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都在回应人民对改革的诉求。即使共产主义国家，包括越南、古巴甚至朝鲜都在寻求改革出路，无论是西方成熟民主国家，还是民主政治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不同政体的国家，都在寻找改革的路径或方向。因而中国的改革并不孤单也不容拖延或回避。

　　主动改革和被动改革对统治者来说，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从历史来看，当革命即将爆发之际，统治者往往都会顺应的改革的诉求，可惜的是，改革的时机已过。当光绪皇帝要改革的时候，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杀了改革者，废了皇帝。但后来，慈禧太后迫于形势，为了生存，真的想改革了，并且改革的幅度和力度比当初光绪皇帝设想的还要大。不过，大势已去，革命已经成为一股潮流，任何改革都已经难以挽回崩溃的命运。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晚年曾经不止一次问学者朱学勤：“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朱学勤回答：此为“天问”。

　　中国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因为统治者的残暴专制掠夺导致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中国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统退位，史家公认的“五大盛世”加起来不过300年，而见诸史料记载的战乱就有3800余次，死伤最惨烈时几乎导致人种的灭亡。历史的教训一再提醒我们，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安全，取决于良好的政治制度。如果中国的改革只是为了继续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掠夺敛财格局，大多数人分享不到任何名义上抑或实质上的改革成果，即使没有外敌入侵，也会陷入巨大的社会动荡或灾难之中。

　　中国目前面临的各种困境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错，相反是因为改革的停滞甚至倒退所出现的结果。这些困境既是习近平等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必须去啃的“硬骨头”，也是他们打破改革僵局、树立自己名望甚至奠定自己历史地位的好机会。毕竟，与1978年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面临的百废待兴的文革乱局相比，今天的中国在思想观念、国际环境，特别是经济实力方面都远远强于35年前。新一代领导人没有理由前怕狼后怕虎而继续“击鼓传花”，做“维持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