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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七
在孙中山对美国的民权充满向往的时候，超过数百万的美国黑人还在集中营里做奴隶。自从林肯赢得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法理上黑人已经成了自由人，不再被当成奴隶，但美国宪法和其他法规并没有认定把黑人当奴隶这种举动是犯法的条文。于是美国南部各州自己颁布了形形色色专门针对黑人的法律，比如说黑人在任何时候必须证明自己有一份合法的工作，否则就立即抓去坐牢。在这种情形下，很多黑人就成了犯人，被南部政府合法的租给美国的大企业如美国钢铁公司（USSteel）等，作为变相的奴隶来用。在这些强迫的集中营里，黑人受到的待遇是非人道的，各种类似于关塔纳摩的酷刑和折磨方式层出不穷，许多在营中的黑人在沉重劳役压迫下，疾病得不到治疗，折磨无休无止而丧生。而美国公司在租用这些罪犯来开采矿山，修建道路时，则赢取暴利，还因此借此获得谈判筹码，击退了白人工会的罢工反抗。到底多少黑人被奴役，仍然没有总的数据，但是光在阿拉巴马一州，至少超过20万黑人被租出去。[1]
图8.2在1930年仍然在做事实上的奴隶的美国南方黑人
这个情形一直持续到1941年，才由罗斯福政府出来干预。而当时干预的原因是，日本帝国利用这个事件开展的道德宣传攻势非常成功，让美国政府在国际上名声扫地。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需要大量人力从事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军需品的生产工作。于是在珍珠港事件的第四天，美国政府立法限制出租黑奴。可以说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阴错阳差，救了黑人一命，但马上又把无辜的美籍日本人变成了新奴隶。而当时的中国政府也趁此机会，由宋美龄主导，借美国敌视日本，同情被日本侵略的国家的人民的时机，推翻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
而美国和英国放弃所有不平等法案带来的在华特权，其实也得益于日本军政府和汪精卫伪政府签订的日本放弃不平等条约的协定。所以美国和英国被迫不得不作出比日本军国主义“道德更高尚”的行为来。即使是后来的黑人民权运动，如果不是苏联的政治攻势，估计很难预料其结果如何。甚至在半黑人奥巴马出来选总统，已经经历了两任黑人国务卿（鲍威尔和赖斯）的今天，美国年轻黑人男性中仍然每9个人就有一个在蹲大牢，而且这种局面彻底改善的机会基本上还不存在。
所以有人戏谑的解释说，美国宪法上的“人人生而平等”是翻译错误，应该是“所有（白人）男性（被上帝）创而平等”。女人当然不能算人，其他人种的男人（只要不是盎格鲁－撒克逊（即英国）后代或德国北部和北欧的日耳曼后代）自然也不能算是人。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大概能知道美国社会骨子从来倡导的都是精英政治（打着自由的旗号，让这些优越群体名正言顺控权），而非真正广泛的民主政治。美国当年可是只讲自由不讲民主的。
任何一个社会，在考虑如何维持其在稳定和变化这两者的平衡时，都必须面对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如何创造出足够的流动性，让穷人能通过自己合法的努力，在社会中出头；二是如何保障富人的利益而不受非法的社会行为的损害。如果不能保证前者，那么这个社会除非用宗教等手段麻醉底层，否则长期苦干却眼看要一辈子牛马的人，迟早揭竿而起；如果不能保障后者，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了目标和公义，因为大家随时都可以用对社会的财富分配“愤慨”不满的旗号来要求重新洗牌，那么任何个人规规矩矩的奋斗和努力，就毫无价值，大家只要知道如何揭竿而起，用枪杆子打土豪分田地就行了。
中国的传统社会在这方面做得最好。其中一个重要制度是儿子们的平等继承权，这个制度使中国传统社会富不过三代。有钱人通常会多娶老婆，然后由众多的儿子分家，就难以代代积累形成拉美庄园主那种超级大富豪。当然现在不可能这样多娶媳妇多生儿了，所以只能通过高遗产税和劝人为善多多捐款来解决。另一个保障是教育平等权和科举制度，给予任何有志向的穷苦人以一个奋斗的机制。此外再加上对外战争立军功加赏的办法，也给了人们一个向上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体制。所以在在这些机制中，通常被逼着落草为寇的人，都是实在没有能力在体制内过关斩将的挫败者，比如清朝的洪秀全就是一个多次落第的秀才。
七十八
而人类社会就是要有这样的制度，既让所有青年洪秀全不会成为中年洪秀全，又让沈万三儿子和孙子不再继续富裕如祖宗沈万三。[2]
美国人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美国一个最根本的基石是法治，只要程序合理，不求结果公平。在美国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考虑你到底如何得来的。比如卡耐基是盘剥工人得来的万贯家财，布什家族是靠贩卖黑奴和与德国纳粹做生意得来的亿万家业，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有人侵犯他们的财产，就是一个大问题。那么你可不可以剥夺别人的财产呢？可以，只要你合法且按照法律程序。比如在美国，如果你看中了某位人士的地产，你可以跑到他的地盘上开派对、请客、进行野餐之类。如果那位主人太好客，不忍心来扫你的兴来阻止你这些行为，在超过一个时间段，比如说20年后，你就可以正二八经的去法院递交申请，要求把这块地正式归于你，应为你已经行使了地主的权益而没有人有异议。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当法官作出合法但不合情合理的判决的话，估计中国人立马就会把这个法庭放火烧了。中国人重结果多于程序，重公平多于规矩，重人情多于道理，都使法制的推行具有一定的难度。法不责众，刑不上大夫，都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对法律的普遍性和公正性进行挑战。这说明中国社会中的有高于法律的更高理念，“人民的多数认同”高于法律精神，而且倾向于认为“精英思维”比法律要更有真理价值。
粗听起来这似乎让人觉得中国人天生就是民主的料子，因为其对“民意”的重视似乎是一个终极社会关注。而民意又代表了天意，天意决定天命，而天命又决定谁来当皇帝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似乎得罪老百姓的后果，是不可以想象的，是不能不由当权者来负责的。那么为什么历史上，为什么经常出现真正的民意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最后搞得历朝历代的皇族们一个个被剥夺了天命呢？
中国历史上屡玩不爽的一个指责游戏，就是把罪责怪到庞大的官僚系统上，“反贪官不反皇帝”。天子是要与民同乐的，而且芸芸众生也是出自内心爱戴万岁爷的。全国人民上下同心，但是在中间却出了岔子。也就是说国家这大房子的屋顶很棒，基础也很扎实，可惜是中间的柱子被该死的蛀虫挖空了，搞得国家摇摇欲坠。看来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帮官老爷们，黑了良心，把孔老爷子的教训吐进痰盂桶了。
所以看来问题不在皇帝那里，而在贪官那里。只要我们可以清洗贪官，这大宅子还是会高大光猛、富丽堂皇、生机勃勃。所以说，中国的民意重点不在于如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甚至也不在于如何选举三里屯屯长，而是在于究问为什么这个傻冒屯长没有听听“俺”老百姓的说法。中国的民主最大的关注，不是官威（地方政府的威信），而是吏治（地方政府的诚信）。所以西方选举民主从原理上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为西方选举政治重点在于决定政府的威信问题，或者是“为什么这个政府具有合法性”的问题（比如这几个蛤蟆官“合法”是因为俺三里屯人选了这几个蛤蟆），但不能解决这个政府的施政合理性问题（为啥这些个选出来的蛤蟆晚上三点呱啦呱啦吵死人？）。亚洲国家普遍存在类似现象，生搬硬套西方选举制后就解决不了本地民生（施政），比如印度贫民窟选地方长官，基本都是选举承诺满天飞，选出官后统统忘，老百姓也奈何不得，只能得过且过。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国科学院可以发明人工智能机器人，每个村子里放一个做村长，每天就把老百姓的想法按支持度排名，输进去，然后让机器人执行，不知中国的政府效率和行政廉洁可以提高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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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参考布莱克蒙（DouglasBlackmon）所著《另类奴隶》（SlaveryByOtherName）。
[2]沈万三，元末明初发家的江南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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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8 08:02: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