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疫情以来，我的四个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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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天，给营创学院做《疫后的中国与世界》系列讲座。在其中的第一讲《如何评估疫情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冲击和影响》中，我首先概括了在疫情期间所做的四个预测性的判断，并结合这些判断讨论了背后的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

　　现将那四个判断简述如下，也许对有的朋友可以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至暗时刻：悲观但不绝望

　　3月26日，我发表《疫后经济：悲观但不绝望》一文。这个悲观但不绝望的说法，听起来好像是废话，或者是什么时候说都不会错的官话。但你要知道当时的背景，感觉就不一样了。

　　当时大的背景是：国内的疫情还没有完全从至暗时刻走出来，西方正在走入水深火热之中，美股四次熔断，道琼斯在文章发表跌到18000多点的最低点，金刻羽讲大萧条，讲GDP会失去40-50%的问题。内塔尼亚胡甚至说，他当时都想到了“终结人类”这个词。此外还有一个小背景：有朋友咨询，股票赔了一半了，要不要出来。我问：还有钱吗？答：还有。我问：那钱最近这几年有急用吗？答：没有。我说：如果是我，我补。但不见得补你那只股票，而是补指数基金。

　　为什么能做这样的判断？历史依据是：在历次经济危机中买的股票，如果这个公司没有倒闭没有退市的话，最后都是挣大钱的。30年代大萧条之前，美国股市的最高点是道指381点。在大萧条中，最低跌到43点（1932年）。跌了多少？惨不惨？但如果那时候的股票拿到现在，又会怎么样？理论和方法论的依据是：历史学中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概念。看危机中的经济要有长时段的历史眼光。

　　二、短暂、表层、强冲击

　　5月28日，发表《我的判断：表层、短暂、强冲击》一文，针对疫情对经济冲击的特点，提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当时正好是一些学者讲大衰退、大萧条的时候。这篇文章提出下面的一些基本判断：

　　这样的一种冲击在人类历史上没有过，起码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上没有过，甚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未曾发生过；这个冲击是以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里经济全面暂停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不同因素或不同领域之间的传导过程如果说不是没有的话，至少也是不重要的；导致全面暂停的原因具有偶然性和突发性，并不是经济结构本身出现了足以导致如此大冲击的问题。当然，这不是否认疫情前世界经济或某些国家的经济不存在问题，而是说，这些问题不是引起这个事情的原因，也不足以引发如此大的冲击；冲击的层面更多的是表层的，时间是短暂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挺不过去，冲击是灾难性的；挺得过去，不会伤筋动骨。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判断疫后世界经济格局，包括中美经济的状况也是至关重要的：疫情不会改变中美经济的基本面，如果基本面改变，会是因为其他因素；在不同国家，疫后会出现程度不同的报复性发展和修复性回归。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之外的因素，包括人们的心理预期，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慢车道上的紧运行

　　这个判断，是在7月6日营创学院的讲座上提出来的。疫后的经济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打个比方，游戏中的场面：车在快车道上行驶，一定坡度下，有一条慢车道。有一股强有力的力量，将快车道上的车推下快车道，推向慢车道，车接着在慢车道以另一种速度行驶，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回不到快车道。

　　这意味着，慢车道上的运行可能成为一种新常态。如果处理得好，慢运行可以成为一种比较健康的经济社会形态。经济的发展可能没有那么快，尤其是以GDP衡量的经济增长没有那么快，但发展的质量更好一点。但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进入一个比烂的时代。比烂就是大家都在苟活待变，边苟边等，等别人先崩盘。

　　在这样一个阶段上，应当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一种强行的、人为的紧运行。山东的合村并居就是一种紧运行的例子。经济的紧运行，来自两个方面的客观压力。一个是发展逻辑本身的扩张性压力，另一个是来自对手的竞争压力。因为即使在慢运行中，世界经济格局仍然在变化。说是减速，但不同国家的情形是不一样的。

　　而经济的紧运行，又可能会导致社会的紧运行。原来靠高增长维持的脆弱平衡和底线，会由于经济的减速而打破，如就业的问题，贫困的问题，少数族裔的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矛盾的激化是可以预见的。这里特别要注意一个问题，一些试图维持经济增长的措施，或者经济紧运行的措施，可能会成为加深社会撕裂的因素。比如，刺激经济的措施可能会带来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的效果，结果使社会矛盾更加突出。

　　四、疫情不仅仅是转折点，更是加速器

　　6月28日，发表《转折点还是加速器：我们应当如何更好地认识疫后的世界？》，探讨是从转折还是加速的角度才能更好认识疫后的世界？

　　绝大多数人都在讲转折点。基辛格说，新冠病毒将永久地改变世界秩序。还有人说，疫情将引发新的文艺复兴，甚至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性格。说得最有冲击力的，就是《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了。他在3月份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新冠肺炎是新的历史分期的起点》。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新冠肺炎将成为“公元前和公元后”那样的历史分期的起点,。就是说，新冠前新冠后，将是如同公元前公元后一样的两个不同的时代。

　　但转折点论，只是我们看疫后世界的一种眼光，也许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眼光。原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Nathan Haass），前些天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一篇文章。他认为：大流行病将加速历史的发展，而不是重塑历史。不是每一个危机都是转折点。这场大流行病之后的世界不太可能与之前的世界完全不同。新型冠状病毒不会改变世界历史的基本方向，反而会加速世界历史的发展。

　　因此，将疫情看作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可以使我们对疫情的影响更敏感，对疫后世界走向可能的变化更敏感。但要看到，实际的历史进程可能不完全是这样的。有转折没看到可能会产生误导，没转折想象成转折也会产生误导。对疫后的世界需要从多视角进行认识。认识到哪些是变的，很重要；认识到哪些是不变的，哪些是加速的，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