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习李主动性和底线原则让中国外交变得强势

大参考

　　习近平在小范围会谈发言并在大范围会谈发表《弘扬“上海精神”，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讲话。

　　近期，习近平主席密集访问了中亚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达成多项重要协议，并实现了中国与中亚五国关系的升级——全部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自从习近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组织政治局集体学习、讨论外交问题，重申和平发展战略长期不变，同时强调两个“决不能”：决不能放弃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将俄罗斯作为担任国家主席后的首访国家，并以访问非洲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作为外交访问的起点；首次访问加勒比海各国；与奥巴马进行“习奥会”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国际场合多次讲话主张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中国外交呈现了新特点。

　　这是否是一些西方媒体所说的“中国西进”？如何梳理新一届中央的外交新特点？随着中国国力在一超多强的“多强”中脱颖而出，世界是否会进入新的格局，进而，中国又该如何处理好与霸权国家美国的关系？应该如何调整外交战略？

　　日前，《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我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他认为中国外交进入了“东西平衡”的新时期，新一届中央将坚持和平发展战略，但战术已做微调，未来十年世界将进入两超多强的格局，但中国仍会低调，不会急躁，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强身健体”，毕竟大国的主要竞争仍在国内。

　　谋划中国国际战略 大国竞争在于内部在于不自败

　　南方日报：在上一期的智库视角栏目，我们专访了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阎教授预测，未来十年，世界将进入中美两极体系，您认同吗？

　　金灿荣：从物理上讲是这样的。目前的国际格局仍然是一超多强，但中国在多强中逐渐脱颖而出。以目前中美两国的发展速度来看，2020年，中国在GDP方面就会超过美国。因此，这期间，世界格局会经历一超多强向两超多强的转变。但是，战略心理方面，中国是不愿意做超级大国的。也有学者提出中国需要改变不结盟的政策。但是结盟是有排他性的，只要结盟，必定得罪人。依中国低调的性格，应该不会采取结盟的政策。

　　可能外界会认为中国不依照旧式大国逻辑行事搞结盟，扩张势力范围有点怪，但是他们首先要正视中国的力量。目前，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已经是美国的130%，对外贸易额也超过了美国，出口额也超过美国30%以上。我判断三年后，中国非常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进口大国和投资大国。届时的世界经济，谁有购买力，谁就是老大。货物不仅Made in China，而且Made for China。这些变化发生之后，外界必定会尊重你。但你又那么低调，一些人可能会认为你有点窝囊，但是大多数人可能会说：“这个国家厉害啊，这么强大了还这么谦虚。”

　　南方日报：当世界进入“两超多强”的时候，中国的国际战略又应该做哪些调整呢？

　　金灿荣：我认为，中国依然需要低调，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并不需要怎样的改变。我们要知道，美国工业生产总值是在1885年超过英国的，GDP在1894超过英国，之后一直领先。可是，美国在1945年之后才成为世界NO.1。这中间经历了60年的时间。今日之中国，在国际上仍需低调，利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强身健体”，解决内部事务，增强国力；同时，争取能赶上“第四次工业革命”，推进自己发展。

　　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国没有参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正值洋务运动，学习了一些内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也只有努力学习的份，当然学得比前两次好。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爆发的方向、领域，但是中国要致力于推动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培育可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土壤，并激发创造工业革命的热情，引领世界新潮流。

　　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大国的竞争，在于内部，在于不自败。

　　盘点中国外交新动向 主动性和底线原则让中国变得强势

　　南方日报：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至今已有十个月，您能否盘点一下当前中国国际战略的新变化或者新特点吗？

　　金灿荣：首先，习主席对外交的重视超乎外界的预期。外界普遍认为，本届中央会先解决内部事务，再开拓外交事务。但是，目前来看，中央的政策是内外同时推进。其次，中国的总战略仍然是和平发展，但是战略不变，战术上却有微调。一是因为，当前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期待也在提升，对于国际事务，总不发言是不行的。二是因为，中国的国内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市民社会的崛起，社会的开放，民意对外交的压力变大。三是因为，中国的物理力量变大，国力增强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战术也发生了变化。一是，主动性增强。由原来反应式的外交变得更加进取。二是，开展了全方位的外交。在地理范围上，去了一些之前没有到过的地方，比如加勒比海地区；在外交内容上，更加重视全球治理和公共外交。三是，底线原则。现在，我国政府在阐述对外政策的时候，在说完“坚持和平发展”这句话之后，都会加上“决不牺牲核心利益”。最后，外交中频频展现领导人的个人风格，特色比较明显。

　　南方日报：也有外界评论称，中国的对外政策好像变得强势。您怎么看？

　　金灿荣：因为底线原则和主动性加在一起，在外人看来就好像是我们变强势了。其实，中国的外交一直都是有底线的，只不过之前不公开说。现在，我们既说得很清楚，又能给予力量上的支持。这是一个变化。

　　南方日报：如此一来，会不会让周边小国变得更加担心？

　　金灿荣：担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认定这是核心利益，又怎么能因为别人感受上的变化而放弃保护自己的利益呢？

　　南方日报：可是，这种担心有可能会引发他们联合起来或者联合其他大国干扰中国的发展？

　　金灿荣：任何政治变化都会产生后果。小国拉帮结伙、请“外援”是其中的一种可能。但问题在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国际主要潮流对一国的需求，都要求一个大国必须做一些事情。大国有大国行事的逻辑，一旦这一逻辑启动之后，外界小国的力量很难影响大国的意志和行为。只要我们把握住和平发展的方向，正确处理与多数国家的关系，个别小国的干扰是没有意义的。

　　分析习主席中亚之行 中国进入战略“东西平衡”新阶段

　　南方日报：日前，习近平主席对中亚四国，即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了国事访问。通过此访，中国与中亚五国全部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并达成了很多重要协议，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您怎么看习主席此行？

　　金灿荣：首先我们要评估中国对于中亚国家的意义是什么。近年来，在我们和这些国家的知识精英聊天的时候他们总想和你聊英文，但是英文总是说得磕磕巴巴。而如果找来俄语翻译，他们就能聊得很好了，而且马上放松下来。这种表象的背后有着政治和文化原因：一是，这些国家的知识精英们在政治上更加认同美国的价值观，想与西方接轨；二是，在文化上，他们深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而中国之于中亚的意义，最为重要的就是经济方面，目前，除了乌兹别克斯坦以外，其他四国的第一贸易国都是中国。此外，近年来中亚的一些国家发生了骚乱，政治不稳定，而中国稳定的政治局面及其政治模式，让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很羡慕。因此，在治国理念上，中亚国家也想向中国学习。政治上的吸引力加上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产生了一个社会效果就是，这些国家中，学习中文的人数增加了。在吉尔吉斯斯坦，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了学习英文的数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主席此行在中亚几国都获得了很高的礼遇。

　　南方日报：当前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应该在战略上“西进”，您认为，目前中国重视拓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是在“西进”吗？

　　金灿荣：目前，中国的战略的确在微调。我也注意到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的意见。但是“西进”一方面，很可能会让俄罗斯、印度、伊朗、土耳其不高兴；另一方面，也不符合中央的政策与精神。所谓的“西进”还不如用“东西平衡”这样的词来描述更加准确。以往，中国的经济发展重心一直集中在东部，而外交的资源也重点投向了东部，以维护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目前，中国正在进入均衡国内发展的阶段。因此，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大对西部的投入非常必要。而外交投入也要同时增加，以保障西部经济发展有一个更好的国际安全与合作环境。比如，这次习主席提出与中亚国家共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海合作组织建立“能源俱乐部”都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密切国家间联系。可以说，中国外交正在走向一个新的“东西平衡”的阶段。不过，因为中国的力量很大，所以这一“平衡”，引起的震动也就会很大。

　　展望未来十年世界六大挑战 莫承担更高级别政治领域国际责任

　　南方日报：在这样的一个相对长的时间里，中国应该着重应对哪些挑战呢？

　　金灿荣：我认为，未来十年世界将面临六个方面的挑战，而中国也相应地会受到这些挑战的影响。

　　第一个挑战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到2025年，整个世界经济可能处在下行周期，而且很难突破。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由贸易势头恐将停滞，贸易保护主义将上升，对中国来讲就意味着摩擦，这对我们的经济是非常不利的。于是，要求中国的生产方式要变，以往过度依赖外贸的经济模式将难以为继。

　　就在经济下行的同时，我们还将面临政治动荡增加的压力。这就是第二个挑战，全球政治觉醒。由于城市化、教育普及、中产阶级扩大，特别是由于因特网的出现，全球各地人们的政治积极性都发动了起来。中国目前一些群体性事件背后也有这样的逻辑。所以，未来中国一定要重视维护内部的稳定。

　　这两大挑战决定了中国当前发展的外部环境比起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要差一些。

　　第三，未来主要大国都以处理内部问题为优先，所以，它们实际上都会成为内向化的国家，外交上都不太愿意承担责任，绝对一点讲就是各个大国都有点孤立主义，都不愿意承担责任。而且在各个大国内部现在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主要大国的领导力减弱。

　　第四，中等国家群体性崛起。这既带来了希望，又带来了问题。像中国周边的韩国、越南、印尼、巴基斯坦、伊朗、哈萨克斯坦，都算是这类国家，都很重要，本身有一定力量，位置也很重要。他们现在群体崛起，这个崛起带来的好处就是有时候在全球问题上它们可以贡献一点力量，坏处就是没有管理过全球事务。这给我们外交提出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处理好与中等强国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处理好以上几个国家的关系。

　　第五，全球力量重心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欧洲到亚洲。这就带来国际政治上的后果，新兴国家有时候会过度自信，特别是中国。老的传统守成国家会变得不自信，变得很敏感。在这情况下，中国的外交政策要考虑到他们的感受，姿态上要尊重他们。

　　第六，全球问题在继续突出。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我认为，承担责任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量力而行，不接受超过自己能力的要求；二是从非政治领域着手，比如扶贫开发、打击海盗、打击毒品走私等等。更高级别政治领域最好不要参与，像中东这样的地区，最好不要进入。

　　9月10日，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卡里莫夫总统陪同下，在撒马尔罕参观兀鲁伯天文台。

　　中美和睦比美日同盟更重要

　　南方日报：近年来中美结构性矛盾上升，中国的国际环境在变紧张。在国际关系史中，结构性矛盾往往难以调和，有学者认为，“中美之间会发生一场或几场大的较量”。您怎么看？

　　金灿荣：世界历史的经验的确告诉我们“老大”、“老二”的关系难处理，其中不少上演了战争的“悲剧”。但是，目前中美两国都有跳出这一“悲剧”的意识。比如，中国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G20峰会上也正式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所以，虽然经验不乐观，但是两国的态度又让我们乐观。再从细节来看，中美两国虽然问题重重，但是利益汇合点非常多。如果两国能共同努力，控制好矛盾，用好利益汇合点，加上一点运气的话，中美两国是能够顺利完成权力交接的。所以，中美两国的未来是开放的，有很多种可能，但不是宿命论的。

　　南方日报：回到中国所在的地区。冷战后，东亚地区维持了和平的局面，您认为这一和平的基石是什么，今后和平的基石又是什么？

　　金灿荣：首先，我认为，东亚地区的冷战格局是在1972年提前瓦解的。促成其瓦解的原因是中美之间的和解。在此之前，东亚是全球冷战格局的一个部分。从1972年后，本地区保持和平的基础是中美的和解，当前仍是如此。所以，我一直认为，对于美国来说，中美和平的意义远远大于美日同盟。如果，中美互相敌视，关系不好，美日同盟再牢固、强大，美日都难免和中国这个大块头发生战争。这是美国人没有想明白的。与中国合作，双方互不视为敌人和对手的话，东亚就不会发生战争。单着力打造美日同盟，仅能提升作战时战胜的几率，不能避免战争。

　　南方日报：有学者认为，当前日本的右倾化变得更加明显，安倍政府的一些言行有向军国主义发展的倾向。未来日本很可能会将美国拉下水对华作战。

　　金灿荣：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美国的战略定位与战略意识都比日本强。美日同盟下，日本仍处于从属的地位。比如，日本的6艘宙斯盾舰，其管理权在美国。可以这么说，日本自卫队仅仅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西南军分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