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体制内学者还能产生大思想理论成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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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内学者怎样创造出时代需要的大思想理论成果，这是一个事关三方的问题。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也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也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因为中国进入大时代，大时代需要大思想、大理论的牵引和支撑。

　　大思想理论成果来自哪里？根本是从这块土地上产生，其中之一，是庞大的体制内专业理论工作者队伍。从当前情况看，专家学者的思想理论贡献率不高，不仅拿不出宏大的思想理论设计，甚至走在实践的后面。

　　要改善这种状况，需要三方的共同努力。

　　其一，管理方。中国社会结构与西方差异很大，我们的专家学者几乎都在体制内，接受组织管理，而西方政府不承担管理职能，因此出现了文艺复兴数百名有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没有几人出在政府或直接受政府管理。文化传统和体制制度不同，不必寻求一律，也不能简单评价哪种优劣，但至少对相关部门提出更高要求，既然承担管理责任，就要管出更佳效果。包括管理者站位更高，管理更科学。其中带有焦点性的是，避免把一般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或把政治问题当成一般学术问题。管理水平和能力的高低，不是影响而是决定着思想理论成果的水平和质量。

　　其二，承载方。思想理论成果产生出来，必须通过媒介进入社会，进入应用。因此，媒体（期刊）是不可或缺载体，媒体人能不能广泛传播好思想理论，责任重大。要传播好，核心问题是解决好正确理解中央精神的问题，也就是避免机械和消极，要主动承担，勇于担当，不能一见到创新性观点就当成烫手山芋，唯恐避之不及。党的要求最根本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营造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和良好学术氛围，任何曲解误解和消极对待，都可能把思想理论研究推向死路。

　　其三，生产方。也就是承担创新创造思想理论使命责任的专家学者。基于不负时代，及其天职或使命责任，这个领域的人们必须有所付出和贡献。包括为思想甘于自我牺牲，搞学问坚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当然这里有一个避免好心办坏事的问题，那也不能消极对待，只是在立场观点方法上有所调整即可。只要出发点是利党利国家利民族，乃至利人类建设事业，既便错也错不到哪里去。此外，坚持思想理论源于实践归于实践，为实践所检验。总之，要接受良心的拷问，我是否在能力范围内做出了最努力，是否秉持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操守，或者说，我做不到，但我做了，我一直走在思想理论创新创造的道路上。

　　当三者实现了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后，中国便进入一个产生大思想家及其大思想大理论的时代。反之，我们仍将摸索前行，难见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