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山浮生：华为和联想的命运旋转门 ||什么是华为？（9）

大参考

　　本文接上一篇：义乌开局，华为的生死之战！||什么是华为？（8）

　　就在华为在程控数字交换机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国内其他通信厂家也在这一领域发力，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共有五家分别推出了数字交换机，合称为“巨大金中华”——除了华为之外，另外四家分别为：巨龙通信、大唐电信、广州金鹏、中兴通讯。

　　1991年，38岁的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院长邬江兴，主持研发出了HJD04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一举打破了外企的垄断，并打破了“中国人造不出大容量的程控交换机”的迷信，标志着我国跻身于世界少数可以独立开发大容量交换设备的国家之列。这给了华为以及其他民族通信企业以极大的鼓励和信心。巨龙通信因此而崛起。

　　邬江兴

　　大唐电信于 1993年成立，背靠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其主要研发团队均来自于后者。1986年邮电部一所就研制出了 DS-2000程控数字交换机， 1991年十所又研发出了 DS-30万门市话程控交换机，并于次年投入商用。

　　作为华为长期的老对手，中兴的动作比华为还快一些。1992年 1月中兴通讯 ZX500A农话端局交换机的实验局顺利开通，1993年，中兴 2000门局用数字交换机的装机量已占全国农话年新增容量的 18%。金鹏知名度相对较小，它起家于电子工业部第五十四所与华为的“娘家”——华中理工联合开发的EIM-601数字交换机。

　　巨大金中华的冒起，使得中国电信市场被“七国八制”分割，由进口高价设备垄断的混乱局面，出现了破局的契机。由于本土厂商介入竞标，长期高企的电信设备价格开始快速下滑，为运营商争取到了相对合理的价位；另一方面，由于成本的下降，中国运营商开始步入大规模建网周期，电信基础设施水平快速提升。

　　在国产通信厂商崛起热潮中，其实还曾经有一个重量级玩家参与其中，但是很快又销声匿迹，这就是同样自称为民族工业代表的联想。

　　联想集团早期logo

　　前文说过，出身于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的联想，其早期的技术实力与出身于草根的华为一比，简直就是一个天下一个地下。

　　由于起点高，联想的自主研发没有像华为那样走了一段弯路，而是直接切入数字交换机市场。1992年2月，在联想年度工作会议上，时任联想总工程师的倪光南在会上提出创立局用程控交换机项目、进军电信市场的提议，得到了当时尚未撕裂的联想管理层的支持。

　　联想总工倪光南当时已经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奖，并于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与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华为总工郑宝用一比，倪光南的技术实力显然要强很多。

　　柳传志与倪光南（右）在94年的合影

　　联想的数字交换机项目相比华为来说，起点高的多。

　　首先，1992年的联想已经是一家年收入高达17个亿的巨无霸，华为的年销售额才刚到1亿；其次，联想的交换机充分依托联想在PC机上的技术积累，大量使用成熟技术和模块，规避了很多弯路，有效地缩短了开发周期。

　　就在华为磕磕绊绊地首次开局两个月之后，1993年底，联想的第一台交换机LEX 5000在河北廊坊顺利开局，容纳用户数量是华为C&C08 2000的2.5倍。当时时任联想副总裁的胡靖宇和倪光南一道，亲自赶赴廊坊参加开局仪式。

　　联想数字交换机的开局签约仪式，1993年12月28日

　　不仅技术实力强，比起华为这种纯草根，联想依托中科院强大的社会资源，很快就取得了高层的关注。

　　当时中国高层不满于中国通信市场被国外厂商主导，正准备推出产业政策扶持国产品牌成长。1994年11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和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视察了联想集团，重点视察了LEX 5000数字交换机的有关进展。第二年，LEX 5000卖进了中国顶级的单位：中南海里的中办和国办。

　　1994年邹家华与胡启立视察联想集团的情景，担任讲解的正是负责LEX 5000开发任务的工程师罗争

　　比起华为只能依靠农村包围城市的“曲线救国”，联想直接卖到了中国最顶级的单位，可以实现自上而下的快速推广。

　　可以说，当时的联想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资源有资源，手里都是俩王四个二这样的王炸。

　　那么，联想是如何高开低走，把一把好牌打烂的呢？

　　这背后就是著名的贸工技和技工贸的路线之争，也就是所谓的“柳倪之争”。这一争斗在当时就引发了巨大反响，纷纷扰扰二十年，各种说法都有。按照相关人员后来发表的回忆文章，并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的背景应该是这样的：

　　在IT行业，中国政府早期采用了保护主义的策略。为了保护民族工业，采用用高关税、批文的方式，把国外的电脑堵在国外，想让中国的电脑得以发展。联想、长城、浪潮、四通的国产电脑品牌就这样发展起来。

　　但是，在扶植政策成长起来的国产品牌并不是太争气，电脑价格又贵、质量又差，完全不能满足各行各业的需要。比如说，按照批文采购本来是为了扶植国产品牌，但是这些国产品牌却视其为垄断红利，敢一台普通电脑卖到四万块，比市场价高出好几倍。

　　1990年前后是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爆发了一场众所周知的政治风波，此后中国开始大幅度地降低了关税，拆除贸易壁垒，这一来外国的大牌企业像康柏、IBM、AST这些大举冲进中国。

　　1993年，联想第一次没有完成预定指标，遭遇业绩下滑的压力。尽管1994年年初联想的股票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并且销售额已经超过了长城，北大方正，浪潮，四通等竞争对手，成为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柳传志仍然感到公司生存面临深重危机。

　　如果放眼全球，同一时点各国日子都不好过。苏联甚至因此解体，美国也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数以百计的电脑厂商不是倒闭就是亏损。就连联想一直仰望的业界泰斗IBM也不能幸免，通过裁减了4万人，才勉强维持住不到1%的利润率，而康柏的总裁也因为股价大跌70%被迫辞职。

　　这场危机让电脑行业哀鸿遍野，曾经名噪一时的王安电脑轰然倒塌，但在某些人眼中却是巨大的机会。

　　计算机行业的一代枭雄比尔·盖茨，比绝大多数同时代人的商业洞察要深远得多。早在PC行业刚刚兴起之时，他就意识到只要垄断了操作系统，就相当于垄断了整个PC行业，从而彻底改写行业规则。

　　盖茨与提供芯片的因特尔公司结成了所谓"wintel同盟"，"wintel同盟"正是借着这次危机趁火打劫，与众多电脑厂商签订了“城下之盟”，也就是捆绑微软的操作系统和Intel芯片销售个人电脑，从而奠定了日后雄霸天下的微软帝国的基础。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

　　微软的崛起，实际上已经预示了个人电脑硬件制造将逐渐沦为鸡肋，因为市场的主动权以及大部分利润，将被操作系统提供商和更底层的芯片制造商所攫取，夹在中间的硬件制造只不过挣一份辛苦钱而已。但当时能看到这一点的人寥寥无几，包括IBM高层，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也不例外。

　　面对错综复杂的产业形势，倪光南可能是少数能够穿越时间，洞察未来的人。他跟任正非差的想法类似，认为只有立足于自主研发才有出路，否则就永远沦为苦力而已。

　　柳传志浸淫商场十年，他的思维方式已经完全是一个商人。连史蒂夫·乔布斯都看不到那么远的事情，他当然就更看不到了。

　　柳传志左思右想，最终决定在电脑组装生产线上“赌一把”，也就是说，联想的战略是通过工艺流程的优化改进，降低成本，从价格上击败进口产品。1994年3月，联想微机事业部成立，年轻的杨元庆出任总经理。

　　与此同时，倪柳关系迅速恶化，联想的每一次工作会议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场让所有人都很难堪和痛苦的旷日持久的“战争”，持续了1994年整个下半年，将联想推向了动荡的岔路口。

　　倪光南开始向上级控告柳传志作风霸道，进而控告他有严重的经济问题。他以一个技术专家特有的坚持和执拗，寄出了一封又一封的告状信。他的告状信甚至写给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信中，倪光南把他认为包庇柳传志的中科院院长周光召一并告上了。

　　在很多人眼中，倪光南成了一个刺头，麻烦制造者。

　　柳传志比倪光南更有政治手腕，他趁着这段时间以一个漂亮的“病床外交”，获得了联想内部几乎所有高层的支持与同情。最终，中科院派出的工作组调查认为，“没有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

　　1995年6月30日上午，200名联想干部被召至联想六层会议室，时任中科院计算所所长、联想董事长曾茂朝宣布了“艰难的决定”，倪光南被免去总工程师的职务，柳传志全面掌管联想。

　　多年后，倪光南复盘这件事时说道：

　　“1994年左右，我们进入通讯领域时，品牌、资金和技术等各方面条件比华为优越多了。第二台程控交换机卖出去后，就把开发费用赚回来了。但因为我下台了，联想就不支持了。我一个人的下台倒罢了，但和我关系密切的一大批科技人员，也因受到压力纷纷离去。”

　　因“柳倪之争”而折戟的除了程控电话交换机之外，还有一批重大科技项目下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联海ASIC设计中心项目，倪光南奔波于上海、香港等地，广揽人才，成立“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他对这项被称为“中国芯”的工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但是，在即将签约时，柳传志用“目前没有把握”为理由，将这个项目予以否决。

　　柳、倪决裂，标志着联想的发展路线出现重大转折，研发团队纷纷被解散，从此联想彻底转向“贸工技”之路。

　　1995年，柳传志正式提出了"贸工技"的说法。1998年，柳传志在《计算机世界》上发表名为"贸工技三级跳"的文章，将"贸工技"被提至联想的战略高度。

　　在此后的很多年里，联想的研发投入总和，不及华为的十分之一。联想的研发也主要集中在外观设计，机箱、电源、总线以及软件的微小改进。

　　尽管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此后十年时间里，联想的业绩似乎证明了柳传志选择的正确性，柳传志也逐渐走上封神之路。

　　1996年，联想超越国外品牌，首次位居国内市场占有率首位，1999年联想成为亚太市场顶级电脑商，在全国电子百强中名列第一。2000年，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进入香港恒生指数成份股，成为香港旗舰型的高科技股。联想跻身全球十强最佳管理电脑厂商。2003年，联想收购IBM个人PC业务，这是中国企业首次收购国外巨头的业务，柳传志的声望一时达到顶峰，甚至被很多人称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教父”。

　　联想收购IBM PC业务

　　柳传志带领联想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而倪光南后来的境遇则令人无限唏嘘。

　　即使被“赶出”了联想，倪光南的心中，还是始终有着一个为中国造芯的梦。1999年，毕业于哈工大，曾在在日立公司担任芯片设计总监的加拿大籍华人李德磊创办了方舟科技，李德磊带着一支做CPU的完整技术队伍找到了倪光南，希望可以与他合作，双方一拍即合。

　　倪光南利用自己能调动的所有资源来帮方舟科技，他找钱、找政府、找他能找到的一切，完全抛掉了个人的利益，自己在方舟科技没有要任何的股份，就为了能实现自己的一个梦，一个让中国电子工业强大起来的梦。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1年，“方舟一号”横空出世，从此改变了中国无“芯”的历史。

　　“方舟一号”不是因特尔x86那样的通用高性能芯片，而是一款嵌入式芯片。倪光南认为，跟着因特尔屁股后面做通用芯片肯定竞争不过。X86体系的技术难度还是其次，最关键的因素是在这条道路上早已被专利层层布局，追赶者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因特尔布下的专利“地雷阵”，因特尔的知识产权部门早已严阵以待，用专利官司拖垮后来者。华为在后来的研发道路上，就遭遇了国外巨头猛烈的专利狙击战，差点被活活拖死。

　　但是，如果另辟蹊径，做成瘦客户机的“云＋端”解决方案，则有可能绕开这些专利陷阱，从而取代Wintel架构。倪光南认为这或许就是一个推动中国产业起跑的契机。

　　这种“云+端”的方案，正是如今如火如荼的云计算。

　　方舟项目也成为了政府支持的重点项目。科技部863重大专项、计委重大专项、信息产业部产业扶持基金全都给了钱。方舟1号的技术鉴定委员会由中国工程院出面，前任院长宋健、前任副院长朱高峰亲自担任鉴定委员会正、副主任。方舟1号发布仪式上，北京市前副市长刘志华亲自当发布会主持人，曲维枝部长等几个部长都到了现场发言。之前，还有李岚清副总理3次听取工作汇报等。

　　看似梦幻的开局，却没有迎来美好的结局。

　　虽然有政府支持，可是当他们拿着自己做出来的成果跑遍中国的去找合作商时才发现，此时，在中国竟然没有一家公司有能力基于一块CPU开发产品原型。

　　他们本以为这是献给国家和国民最好的礼物，不曾想却没有一家能接受这份“馈赠”的企业。迫不得已，他们又组建了自己的硬件团队，自己做产品原型，原型做完却又发现没有配套的软件可用……

　　wintel同盟已经建立了十几年，整个IT业的生态系统都是围绕着因特尔芯片和微软的操作系统而建立，中国当时的电子百强企业大都是围绕这一生态做外围开发而已。

　　要想绕开他们，那就不是几亿十几亿的事了，而是要拿出烧掉几千亿的魄力。就像如今的中国政府支持液晶显示器、半导体产业那样。但是当时的中国可烧不起。

　　为了支持方舟芯片，北京市政府干了一件轰动IT圈的事，时任北京科委副主任俞慈声俞慈声发起了“扬帆计划”，针对Linux桌面的13大类50多个问题，在全国进行招标。浏览器、OFFICE、播放器……一项一项解决。同时，在市政府办公软件招标时把微软踢出局。

　　微软中国的CEO高群耀因为此事引咎辞职。

　　这件事惊动了中美政治高层。基辛格给北京市长刘淇写信，为微软说情，施压处置主导此事的俞慈声女士。与此同时，十余个院士联名上书总理，为俞慈声说情，其中包括四名参与启动“863”计划的院士。已经过世的中国计算机事业创始人之一、中将、两院院士张效祥第一个签字，倪光南院士也签了名。朱镕基总理看到十余位院士的联名，一时动容。

　　当时中国刚刚加入WTO、北京刚刚申奥成功，正要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大干一场，显然不能公开得罪美国。一番博弈和妥协之后，俞慈声被调离岗位到北辰集团工作，微软重入政府采购名单。

　　在重重阻力下，国家重点支持的“方舟项目”彻底流产。倪光南本人也沦为了笑柄……

　　后来被称为中关村第一才女的梁宁，当时担任倪光南的助手，方舟项目失败后备受打击，天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年之后才逐渐走出阴影。

　　倪光南后来的惨淡境遇，似乎印证了柳传志决策的正确性。但是方舟项目的失败，在于它缺乏相关配套和产业链，这正是联想的强项。耽误的那几年，正是美国信息产业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时光。而且，方舟的研发团队也不是没有留下种子。1997年中科院计算机所博士毕业的刘强在方舟做主管研发的副总裁，2005年他离开方舟成立了君正。走自主研发路线的君正公司于2010年IPO上市，生产的芯片用于360摄像机、小米手表等多款产品上。

　　别忘了，坚持自主研发路线的除了倪光南，还有华为的任正非。

　　自主研发是一条先难后易的路，虽然前面困难重重，但是路会越走越宽。直到08年前，联想的营收规模都超过华为，甚至直到2014年两者营收仍然保持同一水平，但是此后被华为迅速拉开差距。

　　然而，大部分中国企业都被联想式的成功所迷惑，很少有人愿意像华为那样走孤独攀登之路。直到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中兴事件震惊中国产业界，恐怕才有许多人开始真正从“贸工技”的迷梦中惊醒，重新反思联想当年的路线是否正确。

　　让我们再复盘一下。柳传志当时做出历史抉择，无非是基于两大基本判断：

　　1、关于美国人到底”许不许“的问题。

　　归根结底是对于国际产业分工是否有清醒的认知。中国是否能够通过一步步做大产业，就能够从低端逐渐爬到高端？很多专家学者甚至政府高层认为或者曾经认为，中国只要积极向美国靠拢，就可以逐渐变成发达国家。但实际上，国际产业分工是美国人主导的金字塔体系，他们允许中国人干低端的苦活累活分点辛苦钱，但是想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将会遭到打压。

　　以前很多人看不清美国的面目，但是中美贸易战将美国的意图彻底暴露出来。这不是特朗普个人的意图，而是美国政治精英的集体意识，本质上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规划去的，因为这会动摇美国的技术优势。

　　2、关于中国人到底“能不能"的问题。

　　归根结底是对中国、对中国人的能力是否具有自信。面对国外巨头的百年积累，中国人是否能迎头赶上，掌握自主核心技术，发展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

　　柳传志的内心，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结合当时的情况，大多数中国知识精英对于中国在技术层面是否能超过美国，都是持否定态度，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如此。

　　柳传志基于当时的情况做出的“理性”选择，完美错过了推动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大红利：工程师红利。

　　比较1994年的中国和美国，不错，中国的技术积累薄弱，人才储备距离美国有重大的差距。但是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体系，随着大学扩招，即将迎来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人才井喷。二十年后，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将超过美国。华为正是借着这一轮人才红利而崛起，而联想位于中国人才密度最高的中关村，背靠的中科院，毗邻的清华北大、附近的北邮北航北理工北邮等高校的青年俊才多如过江之鲫，但联想却从未像华为那样充分利用。

　　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只能看到短期利益，按照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的话说，大部分企业都只能看到未来1年，3年，能看到7年的都寥寥无几。所谓长线思维说起来简单，但是真正做到实在是太难太难了。还有谁能像任正非那样，不投机，不急躁，不冒进，不懈怠，耐心地用几十年的持续投入，数十年如一日地持续向目标前进？华为也是依靠莫大的勇气和运气才获得转机。幸好天佑华为。

　　柳传志做出的选择，对于一个普通民营公司还无可厚非，但是对于联想这个拥有中国最优秀资源，被寄予挺起中国民族工业脊梁厚望的科技公司来说，格局还是太小了。

　　长期担任阿里巴巴集团战略顾问的曾鸣教授，关于企业的战略格局提出“点线面体”的理论。简单地说，一个企业是一个点，产业链上下游形成线，许多线相互协同形成面，许多面综合起来就是体。

　　这是典型的系统论思维，大系统是由更低层级的众多小系统所组成，而小系统依附于大系统而存在。对于一般的企业来说，关心的是如何找到一个蓬勃向上的生态中，在即将倾覆的泰坦尼克上，个人做得再出色也没有意义。而对于领军型企业来说，光是顾着自己过得好远远不够，而是要肩负更大的使命，带动更多的线和面，促成整体昂扬向上。

　　对于联想来说，早期顾着自身发展壮大无可厚非，但是短视之处在于从此就满足于这种扩大规模的模式，而没有身为行业领袖的魄力和担当，没有促进民族工业整体进步的使命愿景。历史上的那些超级公司，比如美国的通用电器、波音，无不是引领国家工业的发展，并且因为国家整体繁荣而变得更加强大。

　　中国崛起，也需要出现自己的通用电气，本来这个位置是留给联想的。但由于对国家体制的不自信，对于自身民族的不自信，被寄予厚望的联想没有承担应有的历史责任，反而被华为这个纯草根挑起了大梁。

　　这让我想起了电影《流浪地球》中的吴京饰演的宇航员刘培强与人工智能moss的斗争。在重大命运关口，人类需要非理性的勇气，从不可能中寻找可能。

　　早在1995年年底，也就是华为刚刚摆脱困境后不久，任正非在华为总结大会上发表的讲话《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对于他为什么坚持自主技术研发，进行了系统阐述：

　　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巨大技术落差使许多人丧失信心，希望通过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尽快振兴民族工业。

　　由于基于求成，以为照搬资本主义就会发展，许多地方领导被外国资本分割利用。外国资本是来赚钱的，绝对不会把技术交给中国人，只会不断转让落后技术，让中国不断引进、引进、引进，永远不能自立。

　　没有自己的科研支撑体系，工业独立是一句空话，没用独立的民族工业，就没有民族的独立。

　　任正非在这篇文章中还说，华为创立于倒买倒卖的年代，知识无用论甚于文化大革命，又经历泡沫经济时代（地产、股票），法规不健全，腐败丛生，在这种环境下坚持自主研发，何等艰难和悲壮。纷纷有骨干员工跳槽，使公司面临危机。华为坚定不移的钉子精神，压强原则，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突破一点，局部领先，使华为度过起步的艰难。由于资金的不平衡，公司一次又一次地面临危机，一次又一次地被推到危险的边缘。

　　是什么挽救了华为？是全体华为人的集体奋斗精神，是那些爬雪山过草地，强渡大渡河的英雄儿女。

　　这里有一个细节。任正非发表讲话的日子，正是毛泽东的诞辰。而在48年前的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也做过一次演讲，题目也是《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任正非做那篇演讲时，华为公司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任务后，开始实现“夺取中心城市”。而毛主席那篇演讲，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农村包围城市”后，“最后夺取城市”！

　　华为是如何打响“农村包围城市”的战役呢？且看下回分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