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山浮生：任正非的峥嵘岁月||什么是华为？（4）

大参考

　　任正非，祖籍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黄宅镇治平片任店村。与黄宅镇相邻还有一个郑宅镇，是朱元璋钦封的“江南第一家”的郑氏家族所在地。这个郑氏家族又被称为郑义门，自北宋崇和元年（1118年）至明朝天顺三年（1459年），该家族在此合族同居历时340余年，因此也被称做“廉俭孝义第一家”。长达168条的传世家训《郑氏规范》，被誉为中国传统家训的重要里程碑。郑宅镇因郑氏家族而得名。黄宅镇得名大概也是来自某个古代家族。由此可见当地孝义治家的文化渊源十分深厚。

　　任正非的爷爷任承柄是腌金华火腿的大师傅，在当时的浦江县远近闻名，因此家里小有积蓄。任正非的父亲是任家的次子，名叫任木生，字摩逊，生于1910年，自幼勤奋好学，考上了北平民大，是当年任店村唯一一位大学生。任木生上大学期间接触了进步思想，参加过共青团，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进行抗日演讲。

　　由于爷爷、奶奶以及长兄相继病逝，任木生只得辍学回家找工作，先后在浙江定海水产职业学校、南京农业职中任教。在同乡会的介绍下，任木生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员。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工厂辗转迁到贵州桐梓。在贵州，任木生与程远昭女士结为夫妻。在此期间，任木生还在业余时间开了一个生活书店，卖革命书籍，又组织一个“七·七”读书会，后来这个读书会中有几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线，有相当多的人解放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

　　1944年，任家的长子——任正非，出生于任木生当时的居住地——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的一个小山村，并在这里度过童年。解放后，任木生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并担任校长，母亲则成为这所中学的普通教师。

　　任正非与父母的合影

　　任正非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家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1960年前后全国经济困难，粮食严重短缺，那一点点存粮连全家人填饱肚子都不够。他家当时两三人合用一条被盖，破旧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随着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孩子们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3元学费成为父母最大的难题。

　　在青少年时期，任正非并没有鸿鹄之志，高中三年的理想就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直到高中毕业，任正非都没有穿过衬衣，即使炎热的夏天也是披着厚外套。然而即使如此困难，他的父母也是咬牙支持他们兄弟姐妹完成学业。

　　考上大学那年，需要自带被褥，这可难倒了父母。后来母亲有了一个主意，那时正赶上学生毕业，母亲就捡回毕业学生丢弃的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做好，让他带上才得以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任正非的早年生活比他父亲的青少年时代还要艰苦得多，使任正非养成了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华为创建初期，他每天穿着褶皱的衣服跟下属一起打地铺，看起来像个生产线上的工人，华为崛起后他偶尔出现在人前，简单又朴素，看起来像个朴实的农民老头。即使身为五百强企业老总依然如此，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任正非像普通人那样坐经济舱，自己打出租车。

　　也正是因为自身经历，任正非对于寒门学子的境遇十分关心。1997年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助学贷款又没跟上，华为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

　　任木生早年参加过共青团，后来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但又没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他们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使得任木生夫妇受尽了百般的折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

　　父母经受的痛苦精神煎熬，一方面使得任正非感同身受，另一方面，也促使他深入思考国家、个人与革命之间的关系。这成为后来华为管理哲学中“灰度法则”的来源。

　　在任正非看来，在血与火的革命考验中，中坚分子只能是少数派，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但是大多数人只是追随者，他们比不革命或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不必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

　　革命的目标是什么？还不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复兴，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因此，通过发展物质文明，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老百姓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上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

　　对于父母思想改造的过程的思考，形成了后来华为组织建设的指导思想。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既要谈理想，也给予物质保证。只对高级干部严格选拔，严格要求，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

　　任正非当时在外地上大学，对家中的情况不太了解。关于家里的情况，是同班同学从父亲学校出来串连的学生中了解到的，后来再转告给他。在大串连中，任正非收集了许多传单，寄给母亲。当时传单上有周总理的一段讲话，“干部要实事求是，不是的不要乱承认，事情总会搞清的。”母亲把周总理的这段话，藏在饭里送给父亲，后来父亲说，这张条子救了他的命，他才没有自杀。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任正非偷偷跑回家。到家时已是半夜，父母见他回来了，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孩子的前途，来不及心疼，让他明天一早就得走。临走时，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弟妹妹。”

　　正是父亲的激励，给任正非指明了方向，一颗浮躁的心最终找到了方向。回到学校后，同学们忙着武斗，已经是“枪林弹雨”的环境。但是，他硬是不为所动，自学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的工程技术。他还结交了西安交大的一些老师，那些老师经常给他一些油印的书看。这段时间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任正非知识渊博，见解独到，在他的讲话中旁征博引，一针见血，可以略见一斑。任正非对科技的崇拜和敬仰，也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

　　“知识就是力量”，成为任正非一生坚定的信仰，也最终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如今的学习条件比任正非当年好得多，但是在网红经济泛滥，小学生都开始玩抖音的时代，全社会弥漫着浮躁情绪，许多人总是幻想着一夜暴富，就是不肯安下心来学习，努力提高自己。

　　1968年，任正非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入伍当了一名工程兵，在军队整整呆了14个年头，直到1982年以副团级干部身份转业。

　　基建工程兵是一个新兵种，成立于1966年8月1日。他们其实就是穿着军装的施工队，主要担负国防工程的施工任务，比如建造军用飞机厂、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等。周总理还给他们题了词：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

　　基建工程兵

　　军队生活对任正非影响很大，可以说，任正非的性格特征与这段军旅生涯密切相关。任正非始终保持了一个军队干部雷厉风行的作风，说话直来直去，脾气暴躁、不留情面；华为高效的执行力，唱军歌的传统，无不打上了军队的烙印。

　　大学期间，任正非没有荒废学业，反而刻苦学习了许多知识。在军队的时候，他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成为炙手可热的人才。

　　当时，贵州安顺地区有一个飞机制造厂是个军工企业，身为通讯兵的他被抽调过去，参与过一项代号为011的军事通讯系统工程。外国怀疑华为与中国军方有联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任正非的这段经历。  任正非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在接受采访时，经常有意隐去自己的这段经历。

　　由于当时受父亲“不清白”的身份影响，任正非从未得过嘉奖，无论他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都与他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独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

　　粉碎“四人帮”以后，任家的境遇终于迎来转机。任木生被调到都匀一中担任校长，他不计个人得失，兢兢业业地干到退休。他还把几十年从事教育教研工作的经验编写成为一本《中学生现代汉语基本知识》。任正非的待遇更是直线上升，中央军委提出要重视高科技的作用。任正非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时代需要，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似的压过来，他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我习惯了不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

　　任正非所获得的一大堆奖励中，其中最重要的奖项，与1973-1978年参与沈阳化纤厂建设有关。华为在1998年前的核心价值观是“科教兴国，产业报国”，一半来自任正非父亲从小对他的教诲，另一半就来自在东北的经历。

　　只有理解任正非的这段经历，才能理解“科教兴国，产业报国”这一价值观是怎么来的。而理解他的这段经历，又要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工业建设进程说起。

　　新中国建立后，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建设方针。当时正处于美苏争霸的背景，世界上的主要国家要么倒向美国，要么倒向苏联，中国的地缘位置如此重要，技术基础如此薄弱，居然还能保持独立自主，都要归功于第一代政治家的大勇气、大智慧。

　　当时的情况有多恶劣？

　　当年粮食总产量约1.1亿吨，摊到每人每天只有1斤。

　　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惨不忍睹，全国工业基本集中在三块，东北几个城市外加上海和广州。工程师只有12万人，其中只有4万人合格。

　　外汇储备基本为0——之前国库的黄金、银元、外汇早已经被运到了台湾。

　　80%的国民是文盲，即使不是文盲的人大多也只具有简单的读写能力。每年毕业的小学生只有67万人，不足如今每年大学毕业生的十分之一。

　　北方大部分地区生态已经严重恶化，水患旱灾交替，很多地方的粮食亩产甚至比不上汉朝。疾病流行，营养严重不良，人民的平均寿命只有可怜的35岁。

　　按照世界规律，大战之后必然迎来生育高峰。像任家那样生好几个孩子，是那一代人的常态。中国人口已有五亿，按照当时的生产能力，绝对养活不了更多的人口，必将滑向恐怖的马尔萨斯陷阱。

　　中国一切的矛盾都聚焦到工业化上。唯有工业化，才能把中国拉出马尔萨斯陷阱，走出人口过剩——饥荒动乱——再平衡的循环。

　　因此，当时中国的一切顶层设计，都围绕着如何“多快好省”地让中国实现工业化上。

　　要实现工业化，先决条件是教育的普及。工业化的基础是受过初等教育的人口，未经教育的人口不仅不能形成人口红利，只能带来灾难。

　　在工业化开始时，农业人口只有受过足够的教育，才能从大字不识的农民变为能够理解测量、工序、分工协作的工人，完成复杂的生产作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技术及产业提升，所需教育程度还要不断升级，规模也要不断扩大，以填补工业化带来的职业空缺；而受教育人口的数量以及层次的提高，又会反过来促进技术进步。

　　工业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相互促进，螺旋上升。

　　目前，世界上的最优秀高等教育资源仍然主要集中在曾经的工业革命策源国家（英美德日）。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德国能从两次大战中迅速恢复，而日本也能从二战废墟中迅速站起，原因就在于在战前积累的大量受教育人口以及教育体系并没有太多损失。

　　教育造就人才，而人才，才是工业化中的第一要素！

　　教育本质上是人教人，初中生可以用来教小学生，中学生上一两年简易师范又可以回来教中学生，就这样鸡生蛋蛋生鸡，中国迅速从普遍文盲过渡到年轻人普遍接受小学以及中学教育。任正非的父母就是在普及教育的洪流中，成为贵州山区的教师，也是第一批洒向全国的教育种子。

　　1949年建国时，中国的成人识字率约有10%，到了1977年，成人识字率达到66%。考虑到一部分老人是从建国前过来的，年轻人识字率应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考虑到同期人口膨胀，这个增长幅度是相当惊人的。

　　为什么这里只讨论中小学教育？因为在中国当时的工业化阶段，小学教育水平对于当一般的产业工人是没问题的，中学教育水平对从事绝大多数工业生产，是完全够用的，大学生，则完全是当时的“奢侈品”。

　　作为对比，民国时代培养的一些所谓留洋归国的大师，由于缺乏庞大的具有初等教育人群作为基础，这些所谓的大师只是看起来很好看的“空中楼阁”，对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毫无意义，更何况其中很多只是文科大师，更是对积贫积弱的中国没有什么实质贡献。

　　从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来说，国民政府只发展少量精英教育，让大部分民众成为文盲，文盲很容易安于现状，可以用最低的成本维护统治。当代的印度贫富分化如此悬殊，却能维持基本稳定，一亿精英十亿文盲的社会结构，就是保持社会稳定的终极秘密。

　　反过来看，毛泽东大力推动初等教育，其程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看，都是相当激进的。造就大量超出工业化程度需求的受教育人口，对于维护国家稳定来说，实际上是在玩火。

　　工业的最大特点是：产业链很长，并且相关行业相互关联交叉，组成了错综复杂的价值网络。例如，小小一个手机，涉及到几十个工业门类，数百家供应商。

　　在中国备受技术封锁的背景下，工业价值网络上的关键节点受制，就会使得一大片相关产业迟迟得不到进展，只能苦练内功，徐徐突破。越是早期，缺失的环节越多，发展越艰难。等到关键节点慢慢被突破，由点连成线，再连成网，后续的发展就水到渠成，越来越迅捷，直到碰到技术发展的阶段性天花板。

　　起步阶段中国的工业基础实在太薄弱，五十年代中国钢铁农具还没普及，1956年才开始设计蒸汽机车，技术水平还在工业和手工业的边缘上。直到六十年代，中国还在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课；而同一时刻的日本，已经进入战后腾飞期，1967～1968年间日本一举赶超英、法、联邦德国三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大经济强国。这一时间段内中日发展的巨大差距，不是中国太无能，而是双方本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相对于工业化发展的举步维艰，同一时期，中国的人口和教育却是呈指数扩张的， 这样一来，受教育人口将远超工业社会实际需要。从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一五计划开始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国经济规模增长了四五倍，但受过中学和小学教育的年轻人增长了几十倍，受教育人口的增长极大超过工业增长的实际需求，可以说教育非常“超前”。

　　中国工业化不仅步履维艰，还被迫走了一段弯路。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认为苏联企图军事控制中国， 苏联鼓动印度在边境上挑衅，更是验证了这一判断。以此为导火索，中苏之间一系列积累的矛盾迅速恶化。

　　1960年，苏联撕毁援助协议，大批苏联专家撤走。中国工业化进程出现停顿。然而初等教育已经大规模铺开了，年轻人受了教育增长了见识，知道现代生活是什么样，只要能拿到粮票，在城里吃上饭，年轻人随时都想离开农村，只是因为粮食供应不足，才不得不留在家里种地。而城里的年轻人受到教育后，如果找不到工作，不可能主动去农村，将成为待业青年。

　　在国家相对贫穷并且受过一定教育的年轻人普遍失业的情况下，年轻人的不满就像火山，如果得不到宣泄，终有爆发的一天，其能量足以打碎社会秩序，颠覆一个国家。

　　2011年开始爆发的阿拉伯之春，根源就在于现代教育的普及与滞后的工业化水平产生了深刻矛盾，造成了年轻人高失业率，中东年轻人的怒涛终于引发了一场社会革命，颠覆了中东国家的社会秩序，造成了持续至今的难民问题。欧美社会如今的深刻社会危机，则是广大受现代教育的人口存量与国家的去工业化进程，造成了受教育人口的相对过剩，从而引发社会危机。

　　由于中国社会上的受过教育的待业青年实在太多，为了防止这个隐患酿成不可预料的后果，国家采用了非常激进的政策，进行工农大跃进，酿成了一场悲剧。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吹气般从57年的29.6%膨胀到60年的44.5%，然后断崖式在61年跌落到31.9%，与工业同时跌落的是粮食，由于大跨越对生态的破坏以及放卫星式的蛮干，61年的粮食总产量从58年最高峰的近2亿吨跌落到1.3亿吨！

　　由于基层一片盲目的浮夸风，领导层根本不知道基层真实的生产数据，对于粮食产量做出了不切实际的过高估计，加上对苏联还债的压力，错误的做出了提高粮食征收指标的决策，于是发生了三年困难时期的悲剧。这也是任正非青少年时代过得最艰难一段时光背后的原因。

　　到了六七十年代，中国滞后的工业化进程与超前教育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反而随着教育的普及而进一步恶化。于是，中学停课闹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将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实际是待业的中学毕业生）赶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以缓和这一矛盾。再加上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执政理念比较理想化，希望打破几千年来阶级分层的“魔咒”，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迅速失控，酿成十年动乱。

　　幸运的是，这个事件发生在70年代而不是更晚，那个年代与现在是如此的不同，虽然国家乱成一团糟，但是工业化进程还在持续，军队也没有乱，不至于像现在的中东国破家亡，形成世界性的难民潮。

　　直到80年代中国开始开放，正好赶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遇到经济停滞、迫切需要转移低端产业的工业梯次转移的浪潮，中国得到外国投资700多亿美元，开了上万家合资工厂，再带动几万家民企，雇佣了许多60年代和70年代受教育的劳动力，这才使受教育人口数量相对于工业化规模过多的矛盾得到初步缓解。

　　然而，中国受教育人口过剩的问题一直长期存在，就业压力始终是逼迫中国快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推动中国经济必须开动全部马力向前狂奔。

　　1977年之后，中国的大学毕业人数也在逐年增长。从1977年到1997年，二十年间，每年大学毕业人数从27万增长到100万。90年代后期，为了提供产业升级所需的高级人才，中国大学开始大规模扩招。从1997年到2008年，大学毕业生从每年100万增加到500万！2016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达到765万，54万人获得硕士学位，6万人获得博士学位。中国从1977年到2013年合计培养的大学毕业生超过8000万人，而同期美国25岁以上的拥有大学文凭的人口约9000万。可以说，通过大学迅速扩招，中国已经拥有世界第一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

　　正是由于海量的大学毕业生，才使得华为这样的研发型公司有了充足的工程师来源，也推动了各行各业的产业升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