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大国游戏（之二十五）

大参考

四十九

　　在这些地区里，如何创造出足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解决中国庞大的就业和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的问题，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将来的10-15年间，中国必须从农村转移出3亿人口，使中国成为城市人口约占70-80%的小康社会。乡村人口从目前的7亿水平，降低到4亿水平，城市人口从目前的6亿水平增加到9亿水平。

　　如果我们以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会得出一个粗略的发展远景。发展大中型城市群，建立500万到1000万人口的城市，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必须防止出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印度的孟买和美国的纽约之类的贫民区。在人口分布上，中国的地质和环境基本上合理，但是由于客观地理资源条件的限制，西部的人口数目虽然少，但人口压力却很大，反倒是东部和中部的一些省份有移民的空间。

　　从东部沿海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似乎应该考虑到三个区域。第一就是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河南地区。那里和山东西部和南部的内陆部分，安徽的北部和江苏的北部，以及陕西和山西，是中国北方人口的主要集中地。在这个地区建立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利用郑州和徐州的交通枢纽，连带附近省份，通过连云港作为出口港。这里的优势在于劳动力比较便宜，而相对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又比较靠近中国的能源基地山西、内蒙和新疆。在节能和环境保护兼顾的情况下，这里应该可以作为中国低价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地。

　　第二个考虑的地方是湖北、湖南和江西地区，其人口也在1.8亿上下。这里虽然南北有京广铁路线和京珠高速公路，东西有长江，但目前该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是成为珠江三角洲的辐射方式，不能成为带动地区发展的龙头产业。似乎应当利用武汉的科研水平，发展新型节能汽车、精密仪器、机械设备、微电子、激光等等制造业，逐步升级，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第三个区域就是成都和重庆，需要大量的工作机会，带动附近地区的就业市场。这里建立的消费品生产地，可以供应西南的云南，贵州和广西，还为这些区域和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缅甸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支持，还可以通过未来建设的滇缅通道，提供产品到南亚的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印度的东部。

　　由于中国西部的环境条件不适合人口居住，尤其是西北的沙漠化和干旱都限制了产业的发展。所以中国的西部政策必须是以输入面向本地人的工作机会为主，而不是招引外来劳动力和当地的少数民族竞争。在新疆，如何建立以喀什、和田和阿克苏为主体，面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商品基地，如何建立伊宁、塔城为主体，面向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商品基地是关键。中国在这里的政策要做好以下两点，一是加强对少数民族的职业培训，避免形成汉族教育水平高而享受高收入工作机会，少数民族教育水平低而只能得到低工资收入的局面。要提高优惠计划，培养出少数民族的技术工人阶层，使他们在职业市场上能有一个公平的竞争起点。二是通过惩罚和诱导多种方法组合，杜绝私人企业中招聘的歧视现象。目前，在中国的不少地方，不乏外省民工相比本地工人在职业市场被某些私人企业主歧视的问题。这个歧视性对待，如果表现在民族之间，那么在少数民族省区就会比较容易成为国外敌对势力做文章的主要工具。

五十

　　在中国西北的另外一个区域，即甘肃，青海和宁夏，则应该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发展成为中国的军工基地和航天工业基地，二是为西藏以及尼泊尔、不丹等地提供旅游制品等消费用品。如何在这一区域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而防止出现各族人民相互争夺，是一个很急迫的问题。

　　人们也许会认为新疆和西藏的分裂主义势力是中国稳定的大患，但事实是这些势力，尤其是海外支持的势力，在国内普通百姓包括少数民族百姓中，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真正令中国政府不能掉以轻心的，是其他西北省区存在的一定程度的民族摩擦，即藏族和其他当地少数民族如回族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如果掉以轻心，不及时加以疏导，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比简单的分裂势力问题更厉害。

　　本来藏族的藏传佛教从印度传入时，正是起源于中东的宗教势力东扩南下，对印度本土宗教如佛教、印度教势力带来巨大打击之际。看一看今天印度国内超过1亿5000万的穆斯林，以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多达3亿以上的穆斯林人口，可以想象当年对古印度的冲击规模。所以当时的印度本地宗教对于西北的外来宗教的对立情绪是可想而知，而藏传佛教的理想——香巴拉王国（Shambala）传说，也是关于佛教获得宗教复兴后的极乐世界。过了不久，信奉伊斯兰教的一些民族，跟随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南侵，在西北地域的南部定居下来。由于当时蒙古族接受了藏传佛教，所以在蒙古族的统治下，藏族和藏蒙外其他民族的关系，可以通过蒙古族的仲裁而获得相对的平稳。在元朝灭亡后，另外的蒙古部落，如来自天山南麓吐鲁番的和硕部，仍然控制青海、甘肃一带，把握着局势，其间通过支持五世达赖喇嘛剿灭西藏的其他藏传佛教派别后，建立了黄教（格鲁派）的法权和蒙古族的政权。这种由异族仲裁维持平衡的模式一直到清朝，只不过是满族替代了蒙古族的统治地位。但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清朝灭亡，西北的控制权就落入当地少数民族军事力量马家军的手里。而马家军的领导人马步芳对藏族的统治比较严厉，除了沉重的苛捐杂税外，还包括宗教改宗。当时的甘南藏族头人，通过层层贿赂国民政府官员，终于有机会觐见蒋介石，要求把藏族地区从青海划归甘肃，以从行政上逃脱马家军的统治。

　　可以想象的是，传统上被藏族视为“汉藏一家”的共产党军队开进西北时藏族的欢迎程度。当时有一个藏族部落赶着牛羊要去首府交税，见到了绵延不绝的解放军部队，当被告之是汉族为主的军队时，年轻人全部欢呼雀跃，要求协助解放军的队伍，而部落头人当场决定要把税交给解放军。年老的部落长老则比较谨慎，询问解放军可否向他们展示一下实力——在他们眼里的所谓实力，就是要有1000骑兵才值得放心。当时的解放军指挥员让数万骑兵列阵经过，这些长老便消除了疑虑，衷心拥护。[1]

　　当然，对当时的藏族头人来讲，解放军关于民族团结的主张令他们有些不解，因为他们记得当年曾有汉人的军队在西北被当时的少数民族军阀部队杀得很惨，现在却不按传统的思维进行报复。经过了多年的努力，不断的教育、疏通、诱导，共产党终于让这些少数民族之间丢弃结怨，和平共处，而且修好了藏族内部不同游牧民族部落间的世代冲突。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开放，社会的流动性增大，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人士的不断传谣，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以藏族挑起的冲突有增长的趋势。如果不好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共产党在五十年代所作出的实现民族和解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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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西北战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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