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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木生，天使还是魔鬼？——张氏“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落差
一，前言
二，张木生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的现实社会背景
三，张木生提出回归“新民主主义”的理由
四，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核心要点
五，张木生从《新民主主义论》中截取了什么抛弃了什么
六，张木生“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落差
七，张木生在政治光谱图上的位置
八，张木生用“新民主主义”融合“左右”的可能性评估
九，张木生：天使还是魔鬼？
十，结语
一，前言
张木生，红二代出身，与即将登台的“第五代”领导人渊源极深，与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关系特别，曾在1980年代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赵紫阳具体执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成为年轻的“先锋智囊”，辅佐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称的杜润生，铁腕推行“包产到户”，强力取缔农村人民公社，1990年后淡出人们视野，2009年在香港出版《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主张中国共产党执政路线回归“新民主主义”，再度受到中国政学两届关注。该书2011年在大陆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前中共元老刘少奇的儿子、现任总后勤部长的刘源将军为其作序。同年，张木生以“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来形容当朝政治家的不作为，与此同时，马不停蹄奔波在“左中右”各路人物的政治性集会、学术性讨论会、纪念历史大事件座谈会，接访《南风窗》等新闻媒体，高调推销其回归“新民主主义”主张，在海内海外引起广泛关注，并在一定范围内被看作第五代领导人的“先锋智囊”。
本文将张木生“新民主主义”主张，放在1919年-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1976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1978至今的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历史背景下，做一检阅，分析判断这一主张，是否的确是中国当今和未来几十年的不二选择。
这篇文字本可以写得很短，但是，经过反复思考，我最后决定就长弃短，提供尽可能多的必要的背景资料，来和网友一同获得历史感和现实感，以便对张木生及其政治主张作出尽可能客观的评判。
当前中国社会，因为内外矛盾尖锐突出，“不争论”已经不可能了，但是，普通老百姓在体制内基本丧失了代言人，在此悲惨背景下，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一切还心系工农大众的人们，都应该以自己独特的的方式，利用手中有限的言论资源如网络论坛、博客、微博，参与国家制度构建的大是大非问题的争论，从影响国家制度构建着手，争取本阶级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权益。
二，张木生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的现实社会背景
中国社会走过34年的改革开放的路程，在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直逼美国之时，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壕沟也宽深到历史上未有的程度：壕沟的一边，是巧取豪夺的资本家、出卖人格国格的买办，和党政腐败的各级官员，在日常生活里挥金如土，日出万金、十万金、乃至百万金的同时，用剩余非法所得，开豪车、行豪赌、囤豪田、攒豪地、海内外置豪宅、送子孙海内外上豪学，当如此还无法安置完所拥有的巨额财富的时候，就干脆将现金资产也转移海外，将子女配偶秘密移民海外，一来经管海外资产资金，二来逃避国内政治和社会风险；壕沟的另一边，是数千万绝对贫困人口，在为一日三餐糠菜果腹而愁苦不堪；数以近1.5亿计的农民工为每月不足2000元工资而超负荷工作10-16小时，其中一部分常要因为讨要被拖欠的微薄工资，遭遇被老板扫地出门，被老板雇人殴打甚至砍手剁脚；数千万下岗工人像幽灵一样为养育子女，维持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各种谋生手段挣扎在生死线上；更有千万之众的花季少女和下岗女工不分白天黑夜，冒着被勒索、被赖账、甚至被杀害的危险，奔波在皮肉市场供人玩乐，被人凌辱；即便是所谓城市小资，也多被子女教育、医疗、住房这新“三座大山”沉重的压住；至于还有多少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或者啃老或者蜗居或者干脆绝望自我了结生命，多少老人又被贫困的子女赶出家门、被富有的医院挡在门外，老无依靠，不得善终，就更无法统计。
这种完全超出正常人思维和想象的两极分化，衍生出浮现于当今中国社会表层的一切社会问题，导致中国社会被明显的撕裂，即，不同人群之间团结互信的丧失，代之以彼此漠视、对立、伤害乃至杀戮。从不同民族之间关系横向看，各民族之间隔膜嫌隙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一些民族要分裂的迹象，极端的如“疆DU”，“藏DU”等组织的所谓“恐怖活动”——我本人不承认有恐怖活动，只承认有阶级斗争；从政权层级结构纵向看，一些民族和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离心离德，中央政府对这些民族和这些地方政府的支配领导能力，明显的趋于减弱，“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与此同时，这些民族内部不同社会阶级人群之间，如工农大众阶级和精英集团之间，暴富阶级和赤贫阶级之间，彼此敌视、敌对，最严重时候乃至彼此暴力杀害。
表层问题是由深层问题导发的，深层问题就是制度安排问题。于是，在现实的逼迫下，中国社会一切关心个人和家族的前途与命运、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人，就都在反思现实制度的缺陷。以现在流行的政治左中右标尺测量，无论是什么政治倾向的人，左也好，中也好，右也好，无论怎样定性现实的制度，资本主义也好，特色社会主义也好，权贵资本主义也好，都觉得这个制度不再具有可持续性，都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自身所在的阶级利益出发，甚至只是从失去了人民性的党派利益出发，谋求出路，寻找替代性制度安排，名曰救治现实社会，实际救治或者维护自己的利益及自己所在的阶级利益和党派利益（党派往往是阶级的代言人，阶级利益的维护者，所以这两种利益具有一定范围的重叠性），只有极少数真正继承了毛泽东遗志、以人民为己任者，是在真正为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着想。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张木生在他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里提出：
“为什么在社会政治改革上，不试一试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提出，刘少奇实践的新民主主义？”
随后，他又继续或者撰文，或者接受媒体采访，或者参加各种座谈会回答提问，反复推销自己的这一政治主张。
三，张木生提出回归新民主主义的理由
张木生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的理由，我总结了一下，从理论到实践主要是四点：1）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是世界同时的而不是一国先入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本质，说穿了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多种资本主义成分共同发展”，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是“在国内只能演进为‘官僚权贵资本主义’，在国际上只能按世界帝国主义规则玩下去，最后演变成‘社会帝国主义’，最终‘四分五裂’”。马恩斯都不能信，都不合适中国国情，只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因为含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所以值得借鉴；2）“在近来中共文献研究室解密的原版毛著《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毛刘周共同参与的《共同纲领》和过去未公开的毛泽东在七大讲话的内容，概而言之：一句话：新民主主义时代，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一百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的行列，然后才有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只有这个新解密的、一般人看不到、只有张木生等少数人能看到并掌握着解释权的原版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才能成为指导中国继续改革开放、救治中国社会现实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来源；3）“邓小平这位智慧老人……他绝顶的哲学是‘不争论’，但他提出的不争论是有言在先的，一是‘今后中国富强之后解决两极分化比改革开放还难’，二是‘到2049年之前，中国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百年不动摇’的真正依据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石。也就是说，邓小平是真正继承和完美的、正确的实践了《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遗产，并早就预料实践中可能导致的严重的两极分化，对两极分化相应作出了解决预案，即，将这个实践延续到2049年，使中国成为“够格的社会主义”，一切问题就自行得到解决；4）“改革开放30年，顺应了新民主主义论，创造了人间奇迹”。这就是说，如果违背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就要大祸临头。这一点，刘源在给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作的序言《读张木生》里，有更加清晰的表达。
刘源说：“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反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包括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凡是用新民主主义为指导，就胜利、成功了！而没有真正遵循那套理论的，或犯错误、或走弯路，都出了问题。”
基于这样“充足又无可辩驳”的理由，刘源总结张木生的观点说：
“客家想惊险一跃，全面实验普世价值；土家想造反再乱”，都是中国的“死路”，“我家认为，社会与政治改革，要用经过实践检验为正确的、我们自己的理论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指导” ，“在突飞猛进又积累了巨大矛盾的中国，我们必须严防造反余孽与民粹主义‘愤青’合流的极左大破坏；又需要警惕狭隘自大民族主义加‘暴民’造势的极右大爆发。文革之鉴，德、日法西斯之鉴，后人必要鉴之”，“在当下的社会中，能够涵盖‘主流非主流’合成的‘最小公倍数’，能够弥合‘左右理论’求得的‘最大公约数’，可能非‘新民主主义’莫属了。”
在这里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张木生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目的是既反对“左”（刘源称为“土家”）提出的回归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也反对“右”（刘源称为“客家”）主张的“惊险一跃全面实现西方的普世价值”。这到底是什么政治含义，后文“历史落差”一节将予以扼要讨论。
四，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核心要点
《新民主主义论》不是出自任何别人，而是出自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共和国的真正的最终的缔造者毛泽东之手，张木生利用这一基本事实构成的华丽外表，来包装自己的货物，为的是获得其“新民主主义”的“党道统”和“国道统”的法源依据，“托古改制”。这不是什么新剧本，不过是当年康有为玩过的《新学伪经考》，“托古改制”一类的旧戏曲。要知道张木生改往的那个“制”是个什么东西，就要知道毛泽东的这个《新民主主义论》的“古”到底说了些什么。
1939年冬季，毛泽东和在延安的其他理论工作者，准备写一个课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国社会》，由其他人起草，毛泽东修改，第二章《中国革命》，由毛泽东亲自执笔，第三章《党的建设》，由其他人担纲，其他人没有完稿而停止。稍晚，一九四零年一月，《中国文化》杂志，在延安创刊，毛泽东在这个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个小册子里自己执笔的《中国革命》一章，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和革命的领导阶级”等内容所阐发出来的思想，继续进行了详尽的发挥（读者将两篇文章放在一起读，不难发现，一些必要的语句，甚至小的段落，都从前文搬到了后文）。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要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指出了在当时全国抗日的形势下，共产党必须在政治上向国民党做出一定程度妥协，以共产主义最低纲领结合于新三民主义，达成一个指导全民抗日的“共同纲领”。前提是，这个新三民主义必须是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阐释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因为“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纲领，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如果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它是反俄、反共、反农工，那就是反动的三民主义，它不但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而且是共产主义的敌人”。
第二，指出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第一步又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开始，中间经过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阶段；第二阶段，从五四运动到当时的抗日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阶段。完成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之后，中国革命就开始“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两步之间不容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
第三，指出了中国民主革命，虽然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领导阶级，但最终阶段的最终领导阶级，必须是无产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因为其阶级妥协性，无法完成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这两大任务，不能成为领导者，只是革命的参与者；大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理人，实质上沦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同盟，成为了民主革命的敌人,不可能真正反帝反封建。所以，中国民主革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五四运动之前的旧民主主义阶段，领导阶级是资产阶级，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因为在1921年诞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阶级为无产阶级。
第四，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任务，就是在当时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国破山河碎的时候，解决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具体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并借此机会，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改变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里，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所谓新政治，就是要解决当时中国的国体和政体的问题：国体：（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所谓新经济，就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具体是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为人民国家所有，允许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所谓新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文化，“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五，张木生从《新民主主义论》中截取了什么抛弃了什么？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核心要点兹列于上了，下面就要看看，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到底是什么了。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是3万多字的鸿篇巨制，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却并没有任何系统的论述，不过是取《新民主主义论》字面的意义，结合中国社会现实背景，东拼西凑起来的东西，综合本文前面揭示过的相关内容和另外一些他零散的随意的表达，归纳起来如下：
第一，张木生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多多，主要的领导者多不作为，抱着一个“定时炸弹击鼓传花”。鉴于此，中国现在告别了“不争论”时代，左中右都各自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争论不休，要融合左右意见，达成各方共识，“为什么在社会政治改革上，不试一试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提出，刘少奇实践的新民主主义？”。这就是说，张木生是应现实之急，抱佛脚，抱到了《新民主主义论》。
第二，“在近来中共文献研究室解密的原版毛著《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毛刘周共同参与的《共同纲领》和过去未公开的毛泽东在七大讲话的内容，概而言之：一句话：新民主主义时代，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一百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的行列，然后才有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张木生并不关心历史上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到底在解决什么问题，却只关心如何按照现实需要，取舍内容，对现实作出自圆其说的理论解释，满足现实政治需要，迎合当权者的心理需求。
第三，“中国的国体表现在五星红旗上，一颗大星是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星之中，有两颗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或称之为资本主义，没有小星不行，小星若成为大星，中国的流血革命岂不是白流了”。（张木生引自刘源《刘少奇与新中国》）（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这语言，听上去赤红赤红的，是不是真的赤红，下面细说。
以上三点主要的意思，张木生在多种场合，借助多种媒体，以多种方式，进行过多次的表达，其意见完全和刘源一致，得到许多学界人物和重要媒体，以及越来越牢固的掌握着枪杆子的刘源将军，和其周围大名鼎鼎的罗援将军，朱成虎将军等的鼎立支持，大有靠枪杆子推销其“新民主主义”的架势，以至于近一两年来，声名再次鹊起，在中国掀起又一股“张木生旋风”（他自己把当年他的《中国农村问题学习》引起的社会关注，称作“张木生旋风”，故此，我说“又一股”）。
亮出了他的货色之后，我就可以将其对比于上节总结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核心内容，告诉大家截取了什么又抛弃了什么。
第一，《新民主主义论》在当时特定的抗日条件下，并不拒绝孙中山的革命的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的新三民主主义。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迎合现实政治需要，他截取了“三民主义”，但抛弃了“新三民主义”的“新”和“革命性”。联俄，联共已是历史陈迹，不必考虑，“扶助农工”这一项，在改革新时代的体现，就足以昭然其 “无新”和 “无革命性”的一面，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在现在的历史背景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对照我前文所论及的“壕沟两面”的判若天堂和地狱的“生态环境”，就一目了然了。这就是说，在社会现实背景下，张木生祭出“新民主主义”，无非是假借毛泽东赞扬的“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偷渡到毛泽东批判的“反动的三民主义”，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一切丑恶和历史倒退，用他自作主张的“党道统”和“国道统”加以合法化。
第二，《新民主主义》的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多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五颗星，即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这里突出了四个阶级都是“革命阶级”，共同的革命性，是他们联合的基础。联合专政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同盟的大资产阶级（大官僚资产阶级，大买办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是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诞生的，这颗大星的作用，是要代表无产阶级（当时的无产阶级特指产业无产阶级），其作用是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其他三个阶级的领导阶级地位，但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其政治地位又要在余下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上（这种关系体现在4颗小星的弧形排位上，就是最高位置的那一颗代表无产阶级），换句话说，共产党这颗大星星，不是要保证四颗星的平等的领导地位，而是要相对地压制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联合专政”中的政治地位，因为这两个阶级处在经济和文化上的既得地位，优越地位，如果不对他们加以政治上的适当压制，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工农联盟的基础地位，就不能保证（这一点，可以说，体现在了建国后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政权顶层设计中）。
张木生“新民主主义”截取了“五颗星”，却对其做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他罔顾大星星是无产阶级代理人，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个关键事实，迎合现实政治需要，让它平等的代表一切阶级（含反动的反人民的帝国主义的走狗阶级），平等领导“四个小星星”。
他把四颗小星中的两颗小星变成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毛泽东在许多的论述中，包括这个《新民主主义论》，始终将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实质上沦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同盟，成为了民主革命的敌人,不可能真正反帝反封建”，只有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妥协性，却也有革命性，因此，才是可以联合的革命的阶级。张木生把“不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盟友、无产阶级敌人的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偷换为“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盟友、无产阶级敌人的资产阶级”。这决不是咬文嚼字，这就是实实在在的阶级立场，阶级意识，活生生的阶级斗争。
在羊群里偷放进吃羊的财狼虎豹，这就是张木生的一张画皮！这种偷梁换柱，正好暴露了当今大星星的“去人民性”，“去无产阶级性”，去“工农联盟性”，而获得了反动性，反人民性，帝国主义走狗性。由于资产阶级（含各种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先占性，既得性，有了大星星的政治保护和政治提拔，就一定会成为五颗星中的实质上的领导阶级。
《新民主主义论》特别强调了“两步之间，不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张木生如此一偷换，正好“两步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这样一来，张木生虽然动之以情说出“没有小星不行，小星若成为大星，中国的流血革命岂不是白流了”这样貌似鲜红色的语言，却实质上是借自己的“新民主主义”歪理邪说，取消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领导地位（这两颗小星和大星星本应是血肉相连的，大星星是他们中的先锋队），从而也就是抛弃了真正流血牺牲，把大星星送到北京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颗关键的小星星，进而就是背叛了《新民主主义论》，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让“中国流血革命的血岂止是白流了”。
第三，《新民主主义论》要完成的是一个短期的任务，就是借助这一理论的指导，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并以其为契机，彻底完成1840年以来，中国资产阶级无法完成的反帝反封建这两大任务，走完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性的第一步，为真正的第二步的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障碍。
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截取了（而且是机械的截取了）“两步说”，却罔顾随着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的完成，《新民主主义论》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又经过1949年-1957年的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普遍的建立，《新民主主义论》实质上已经历史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借邓小平的“100年不动摇”的比喻说法，将“第一步”机械的确定为从1949年到2049年之间的100年。这实质上就是在现实中抛弃社会主义，抛弃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从而也就是走向了《新民主主义论》里那个共产党的反面，成为反历史的和反革命的东西。这一点，从他将截取的“两步说”又抛弃，发展为“三步说”更可以清晰的看出。今天，在试贴出“4.5”两节后，星火网友给了我一个链接（谢谢星火网友），是香港大风网的，在“香港传真”中，有一篇张木生的《我的中西历史观和新民主主义历史观》，其中他谈到：
“未来的社会主义内涵，不取决于落后国家的实践，而取决于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大体系，大格局的根本改变。只要这个超强的世界大格局。大体系没有根本改变，我们就一直存在于过渡期”。
他的这个“过渡期”，不是别的什么，正是毛泽东在“两步间”不容许横插进来，他却就是要横插进来的“资产阶级专政阶段”，他还要求这个阶段还不能改变，要等到“资本主义大格局，大体系”根本改变，就是自行消灭了，变成了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期”才结束，否则就一直存在下去。这是不是张木生明白无误传递出来的意思？回答是肯定的！这是不是就是实质上抛弃社会主义？回答也是肯定的！这是不是彻底投降给资本主义？回答还是肯定的。
张木生这是愚蠢的机械主义，彻底的教条主义，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可刘源将军却说他“马列枪法纯熟”！中国今天果真是资本主义逻辑：“强权即公理”。
第四，《新民主主义论》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开始，提倡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用了将近1/3篇幅谈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重心是落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上，并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一节结束全篇。这个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没有殖民色彩，没有帝国主义色彩，没有封建主义色彩，因而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为鲁迅的方向所代表。毛泽东充满激情的写道：“鲁迅的骨头是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1936年去世，上海整个的在哭泣，几十万人为鲁迅送葬，鲁迅的身上覆盖着的是“民族魂”的大旗，当年共产党倡导的鲁迅为代表方向的新文化，在整个的国统区被剿而不灭。
可是，今天占中国绝对主体的号称自由知识分子的群体，先是发出“胡适，还是鲁迅？”这一故作高雅的自问（参考谢泳编著《胡适还是鲁迅》），随后就一个个拥抱了作为文化官员主管过美国庚子赔款退还却涉嫌贪污、作为学者倡导“好政府主义”却助纣为虐、作为政客乐为国民政府卖命勇做美国大使的胡适，一个个公开的冠冕堂皇的打着各种自由主义的旗号，抛弃真正代表中国新文化方向的、自由主义的鲁迅！在如是光景下，一切倡导鲁迅的东西，没有存在的土壤，一切试着按鲁迅的风格，行使文化权利，都会惨遭灭杀，即便是我右而左，一个小小的百姓，不过在某些“很自由”的论坛里，写几句心平气和的话，都要遭到封杀。
在此情此景之下，张木生把民众已经深恶痛绝的、无法再行欺骗的“特色社会主义”，改头换面为民众十分陌生的“新民主主义”，继续欺世盗名，就意味着他张截取了“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却抛弃了民族的、科学的、以鲁迅为代表的真正的新文化。重新迎来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的、资本主义腐朽文化。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明显的是继承和发扬光大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张木生和他代表的阶级，在形式上借用毛泽东的“党道统”和“国道统”的外衣后，却在本质上，不遗余力反对文革，反对毛泽东本人！
总之，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就找到了张木生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里截取的东西和抛弃的东西，他要改往的那个“制”是个什么东西，就也随之兀立在读者眼前了：它不是任何什么先进的合乎时代潮流的东西，正是将必然为时代潮流所击碎的大资本家大买办联合其他一切动摇阶级操控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官僚资本主义，它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里的新民主主义，除了五个字一样，其他绝无任何一点本质的相同之处。
六，张木生“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落差
前文说到，张木生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目的是既反对“左”（刘源称为“土家”）提出的回归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也反对“右”（刘源称为“客家”）主张的“惊险一跃全面实现西方的普世价值”。这到底有怎样的政治含义？
通过上面一节把握到的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所作的截取和抛弃，业已看到，他很清楚“特色社会主义”这面破旗，无法再欺骗人民大众了，就抱佛脚，抱到了《新民主主义论》。这样做，一来拥有“党道统”和“国道统”的正统性，二来按现实需要，取舍内容，对现实做出自圆其说的解释，三来，这是最关键的，是借此“党道统”和“国道统”来反右，实际就是讨好左，又借“党道统”和“国道统”来欺骗左，实际就是讨好右，以便左右尽入其自我标榜的“中”瓮，为其所用，他则是为他的哥们们不久集体登上第五代宝座，准备大礼包，所谓“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是也。
当年董仲舒借儒家思想，协助汉武帝搞歪门邪道，最终还是把个刘家王朝给搞垮了，后来的康有为，把一千数百年里各个帝王家干的一切坏事儿，恨不能都推到这个董仲舒身上，说是他篡改了孔老夫子的“真经”，才坏了朝纲，于是，就搞《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托古改制，最后也没有把个大清落败的原因“考”出个一二三来，却把个光绪皇帝和谭嗣同等人的命“考”丢了，“改”没了。这历史的教训那么明明白白，张木生却以为举国都是不学无术之徒，可任他揉捏，任他欺骗。
殊不知，他在大寨待了不过三个月左右时间，回去就写出《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大谈马恩列斯的这不是那不是，大寨全错了，只有“包产到户才能增产”，人家陈永贵和他的乡亲们搞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搞出来个名堂，张木生走马观花，就说人家全错了，全国也错了，毛泽东也错了，谁都错了，就他看了三个月大寨的张木生正确。他就此刮起“张木生旋风”而“成名”，后来投入胡耀邦怀里（详见下一节），和杜润生们一起主刀，砍杀社会主义。这整个就是一个当年的董仲舒，搞歪门邪道，现在就是这个董仲舒人物，又要学康有为再搞一个歪门邪道。这是同一个人先做董仲舒，后做康有为。
张木生“新民主主义”的第一个历史落差，就体现在张木生这个作者身上，是其历史人格分裂的历史落差，这落差也实在太大了吧！整个过山车哟。他骂当今社会问题严重，和当年的“狮子吼们”一样，义愤填膺，正义凛然得像个康有为，可是他张木生本身，就是这一切现实问题主要的制造者之一，康有为骂的东西至少不是康有为自己参与制造的，而张木生骂的东西却是他自己参与制造的。贼喊捉贼。董仲舒喊捉董仲舒。现实里一切恶，有他张木生很大的一份，他振振有辞做好人，还想借“新民主主义”溜之大吉，没那么容易。这一点张木生必须清楚。也许正因为他已经清楚，他就必须拼死维护他的阶级利益，他的党派利益，把这个“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传给2049年的领袖们，爱炸谁炸谁。他的这点小聪明，读者们要清清楚楚才好。
他神秘兮兮说“共产党领导搞新民主主义”是新解密的毛泽东原版《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这一点还可以从其他几个原版文件里得到佐证。不幸得很，我借着星火网友提供的链接，看到了张木生《我的中西历史观和新民主主义历史观》一文，从他透出的“秘籍”内容看，“秘籍”和我从刘少奇自己参加定版的毛泽东雄文四卷（《毛泽东选集》1-4卷）收录的《新民主主义论》里看到的东西，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后者更优美，更耐读，最大的不同，无非是关于“国体”，毛泽东后来加了“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么个限定词，其他不同无关宏旨，不过鸡毛蒜皮。
纵观中国1840年到1919年的旧民主主义和1919到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的民主革命两个大阶段的革命过程，再看看共产党建党的纲领，再看看具体历史实际上是不是无产阶级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才最后完成了反帝反封建这两大任务，获得了民族的真正独立。既然从理论上和实践中（共产党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理论及其实践），都确认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么个实际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后来加上“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么几个字，无非是再在字面上明确一下而已，如果毛泽东的同事们一个个都是君子，这个确认是也显得多余。可是，实际发生的是什么？他加上了，让许多的宵小们（包括刘少奇）签字画押了，他却依然未曾料到，这些宵小一个个真也还是不认账，还是要坐了江山之后，就忘了是无产阶级送他们进的中南海，不惜阳奉阴违，使出种种伎俩搞资产阶级专政，以至于他们的这个徒子徒孙张木生也跟着不认账，跟着要搞资产阶级专政。把一段冲高的清晰的历史事实不要，非要在黑暗的角落去找一个“秘籍”，借着“秘籍”把历史说得糊里糊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牺牲了几百万共产党人，他们一个个是那么的道德情操高尚，时到今日，在他们打下的江山里，进入现代社会的共和国里，居然还有张木生这样的历史道德低贱的人，对毛泽东确认他们自己曾经有过的领导地位，和确保他们的接班人的工农阶级的领导地位的几个字，还要耿耿于怀。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历史道德落差。这个落差，也是体现在了“新民主主义”的作者张木生上身。呜呼哀哉。
一个学者，如果学问做到只能靠别人看不到，只有自己和少数人看到的“秘籍”，来做理论支撑，而且不敢正视实际发生的历史的滚滚潮流，强词夺理，塞进自己的恶臭的私货，那么，这个学者，也就只是个标准的拉大旗作虎皮的阴谋家，或者阴谋家的门客，他什么都可能是，唯独不可能是一个真的学者。
我从张木生的多种文字里都看到，他总是不断地强调这个权威这么说，那个权威那么讲，于是他跟着说，跟着讲，就理所当然的也该有权威性，这是学者该有的学术取向吗？不是。抛开这弱智的自我壮胆不说，张木生神秘兮兮的“共产党领导搞资本主义”的基本思想，其实已经清楚的包含在我前文已经总结出的这段话里：
『国体：（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所谓新经济，就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具体是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为人民国家所有，允许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
“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一内容就按其说是后加的，难道有这几个字，就不包含着张木生神秘兮兮的“秘籍”透露的“共产党领导搞资本主义”的内容了？当然不是。它是包含着的。包含着的，毛泽东怎么又不搞资本主义呢？这样，我们就进到了张木生“新民主主义”本身的历史落差了。这些个落差张木生是视而不见的。当然他也可能确实没有见到，也可能是见到了也理解不了（他好政治权威怎么说，不好实际怎样发生，这样看来，他很可能真的见到了也不理解）。
“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这些东西，在1927-1937年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就搞起来了，毛泽东1940年写出《新民主主义论》，就算它有个“秘籍”，随着五年后抗日民族革命的胜利，这个“秘籍”就需要根据新形势，补充新的内容，所以才有张木生也提到“秘籍”的支持证据之一、“秘籍”的《论联合政府》的诞生；毛泽东写《论联合政府》，是不知道历史会是后来那样发展的。蒋介石1945年重庆假谈真打，毛泽东陪着蒋介石打，也不知道打不打得赢，结果，打了三年，蒋介石王朝不经打，就在中国大陆覆灭了，《论联合政府》成了废纸，历史文物，不能适应1949年出现的新的历史阶段，这分明是蒋介石把“宪政的”联合政府的历史机遇打掉了，骂毛泽东独裁的张木生们，不去骂蒋介石混蛋，遗臭万年，却来责难毛泽东，还要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里，去要资产阶级主导政权的联合政府，真是让正常的人产生强烈的历史倒错的感觉。蒋介石滚到了弹丸之地台湾，大陆于是就需要一个张木生说也有“秘籍”的《共同纲领》，来团结各个当时参加过抗日的革命阶级（包括从国民党分离出来投靠了共产党的人士和组织），来建设这个新生的国家。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到了1955年，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合作化发展那么快，随之而来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三大改造”，居然顺利得超出共产党人和其他党派的想象，这才有共和国《1955年宪法》代替1949年的《共同纲领》，最终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符合共产党革命初衷的最高纲领的国体和政体。
经过这样一系列顺应历史潮流的历史拉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进入了初步的工业化国家，《新民主主义论》最终要实现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的目标，都顺利实现了，并随后开始了对它们的实质性的超越，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社会在无产阶级的眼里，的确就是蒸蒸日上，这是历史的真实面貌，只是在那些立志于搞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搞过资产阶级专政的人如刘少奇等人极其衣钵继承人眼里，才是真正黑暗，才是“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于是，毛泽东去世后，这些资产阶级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就开始反攻倒算，在张木生本人参与制定的种种歪理邪说指导下，改革开放，“节制资本”成了节制公有制资本，壮大资产阶级资本，培养大资本家，大官僚买办，“平均地权”成了把原来从地主那里平均来先归了农民后归了集体和国家的土地，在平均回小农经济的耕作状态，这样，才终于有了这个我前文表述的“壕沟两面”的“生态环境”！
社会倒退到这个地步已经令人发指了，急需要再把历史拉回到1976年原有的历史高度，而张木生却要把他更低的摁到1940年《新民主主义》时期那个历史的深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中国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下。
这个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历史落差，有多大，决不是“1976-1940=36年”那么大，也决不是“2012-1940=72年”那么大，而是人的想象力有多大，它就有多大。
一个人总不能把自己少年时期的练习本上的练字，拿来说那是自己一生最好的书法吧？也不能说自己青年时期的思想当做最成熟思想，完全无视后来的人生阅历和相应的思想提升吧？可是张木生就敢这样说这样做，还理直气壮这样说这样做。于是，他就要中国社会退到1940年，去适应他的“新民主主义” 。
要知道，毛泽东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蒋介石还是“限共”（限制共产党），“溶共”（溶化瓦解共产党）的，共产党人凭几万人开始抗战，当然没有很大力量，和人家掰什么手腕，整个的还在为自己的前途伤透脑筋，所以，毛泽东才坚决要求国民党必须实行“三大政策的革命的新三民主义”，才“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以此击退了国民党内的顽固派，把国民党那边的高度防范和限制，尽可能地降到了最低。同时，又提出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八路军，新四军两只自己的力量，以及东北抗日联军抗日，绝不能交出军权，搞什么“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以此消灭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冒进思想，使共产党游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在抗日战争中，在有效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并先后打退国民党的三次武装反共高潮的同时，发展壮大自己，到1945年8月，共产党独立掌握的正规部队达到110万之众，能征善战的地方部队和民兵更不计其数。
可以说，正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高瞻远瞩，提出“两步走”，才有共产党1945年参加抗日庆功宴，1949年浩浩荡荡入北京城，1956年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开始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所有这些时段里取得的成就，都主要地归功于毛泽东，刘少奇算老几，问问延安时候的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就知道，问问1956年的荣毅仁也可以。什么“毛泽东主要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贪天之功，也太没有遮掩了吧！至少右而左还活着，还可以证明不是这么回事。
1957年之后，毛泽东觉得都安排好了，自己该可退休了，可去当吟游诗人或者哲学家了，就退居二线，把个好好的国家，交给刘少奇邓小平们来管着，结果他们实践“新民主主义”，把个好好的国家搞的乌烟瘴气，毛泽东只好为这个不争气的接班人当救火队长，以至于冤枉不少好人，还要为接班人背黑锅，至于“四清”中的恶行，文革中干扰文革，制造种种恶行，使之成为“浩劫”，哪一桩，哪一件不或者和刘少奇本人或者和其帮派人物（明着的和暗着的，台上的和台下的）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新民主主义”实践出来的到底是什么货色，只要我右而左还活着，也是要不断的证明的。
这个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历史落差又有多大？“法西斯资本主义”（张木生骂毛泽东的话），不适合毛泽东，恰好适合做成桂冠戴在刘少奇头及其衣钵继承人头上。从毛泽东社会主义到了刘少奇法西斯资本主义，再到其衣钵继承人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和学生的法西斯封建主义。这2000年的落差该有了吧？
蒋介石当年，逆历史潮流而动，搞“攘外必先安内”，没有成功，他不懂得毛泽东懂得的人民的力量到底是什么，他不知道人民是顶多只可愚弄一会，决不能愚弄第二回的。我猜测，蒋一定在台湾反思过，早知道中国人民有那样不可战胜的力量，何必怕日本人，何必投靠美国人，差点当了汪精卫那样的货真价实的汉奸，只在张学良毛泽东等逼迫下，才捡了一顶“民族英雄”的大帽子，戴在头上，实在是祖上鸿福。
历史在重复，只是演员变了面孔，道具也还是那个道具：三民主义。蒋介石没有成功过的，张木生及其主子也成功不了，要安内还是要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变成了三民主义，这是不是一个更大的落差：理想主义的落差，无以年计，是无穷远的未来天堂和无穷以前的荒蛮之间的落差。
古有“掩耳盗铃”之贼，今有自欺欺人之张木生——一条为所在的阶级看门的狗，一个为失去人民性的党派服务的戴着伪造的学者头衔的政客。
七，张木生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
从张木生（和刘源一起）批判左右的言论看，在政治光谱图上，他是把自己定位在“中”的位置上的。这一定位是否准确其实不重要，主要的是看张木生的具体作为。先看其以下政治简历。
张木生1965年同陈伯达儿子陈晓农到内蒙临河插队，1967年冬到大寨参观学习，1968年春回到内蒙里临河，写出长文《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该文主要摘录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布哈林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并引述了列宁和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相关问题的论述，得出“包产到户确实可以增产”的总结论，反对中国当时的“农业学大寨”和农村人民公社，提倡“三自一包”。
《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在当时受到胡耀邦特别赏识，张木生因此得到胡耀邦特别召见。并且，因为此文奠定的思想基础和与胡耀邦结下的政治缘分，在文革之后胡耀邦掌握国家权力之际，张木生成为“改革开放”的年轻“先锋智囊”之一，在1980年-1984年期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980年夏天，张木生参加了由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召集的、有各省主管农村工作的领导参加的、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的“农村干部问题座谈会”。这是张木生第一次接触到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称的杜润生。1982年，由杜润生执笔起草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确立“包产到户”的合法性，随后杜润生亲自操刀，以铁腕手段，在约两年时间至1984年前后，在全国范围基本消灭了中国农村人民公社（除了少数极力抗争而保存下来的之外）。
关于张木生此一阶段的政治生涯，刘源在前文提到的《读张木生》一文里，有如下的简单总结：
“从内蒙基层回来，参与组建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发动滁县包产到户大调查，参加前几个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一号文件’的起草讨论，以‘马列枪法纯熟’著称圈内”。
因为和杜润生一道参与中国农村改革劳苦功高，张木生于1984年被杜润生调入中央书记处农业政策研究室，据张木生本人言论，同期被调入该研究室的有80年代“改革四君子”之一、现在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现在的主流派经济学者、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大教授周其仁，现任中央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副组长陈锡文，另一位80年代“改革四君子”之一翁文曦，以及80年代改革“先锋智囊”、张木生的好友王小强等。
大家知道，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出现严重的“政治风波”，胡耀邦已故，赵大爷权力被削除，张木生随之于1990年被调出中央书记处农业政策研究室，出任中国百业信息报（后为中国税务报）社长兼总编，至1993年。1993年，正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掀起的更大胆的改革全面进入实施阶段，张木生枯木逢春，要出任西藏那曲地委书记，尚未到职，又被改任西藏林芝地区专员。当时，刘源从河南调入武警水电部队，杜润生电令刘源，护送自己的高徒张木生入藏。“两年后，因为种种复杂曲折，张木生挂冠而去，回京接手中国税务杂志社”（刘源：《读张木生》）。张木生在《中国税务》杂志社任社长至今，享受国务院“专家级官员特殊津贴”。
翻动过张木生这非同寻常的政治简历之后，不难得知，1980年代初中期，张木生以早年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一文，跻身胡耀邦谱系，执行的是邓小平路线，具体跟随杜润生，操刀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当时算得上是青年才俊，改革急先锋人物；也不难猜测，他1990年离开所在位置，与其明显也染上了落败而被削权的赵紫阳谱系色彩有关。
大家知道，1976年毛泽东器重的几个人物（其中有信仰最坚定的毛泽东路线执行者），被强制终止政治权力，身陷囹圄。自此，中国的政治光谱图，开始遭遇识别信号困境，1980年代初，随着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吴德这些“幼稚左派”被最终清除出权力中心，中国政治谱系图里，只剩下一个派别：就是苏拉密一再指出的D左。所谓D左，在WG时期都是被确立为右的。
D左，用张木生自己的话说，就是“毛泽东左边的人完了，右边的人经过文革成为改革开放的领导人”的那些人。在张木生如日中天的时候，D左是涵盖胡耀邦谱系和赵大爷谱系的，后来才分化出D谱系、胡耀邦谱系和赵紫阳谱系三个子谱。直到今天，把持中国朝政的，依然是这三个政治子谱人物，他们互相斗争，又互相联合，需要一致应对民众的反抗时，他们互相联合，民众反抗的压力消除之后，他们互相斗争，民间八卦的团派，太子党，普世派都可归在这三个谱系里。
赵紫阳被削权却还活着的时候，沽名钓誉自我加封“普世派”，由于其政治地位不存在了，这个谱系在党内就失去了合法性，很长时间没有人敢往这个谱系上贴，直到最近几年大领导坐稳了权力，喊出“普世至死方休”为止，但此谱系在党内的合法性至今还是没有的，自贴这一谱系招牌依然要承担极大的政治风险（张木生显然不会干这个高风险的买卖）。
胡耀邦谱系则不同，在赵大爷沽名钓誉自我加封的谱系合法性丧失的时候，胡耀邦已作古，他无法给自己的谱系自我加封一个名号，但官方加封了他一堆最伟大的最光辉的声名帽子，其谱系因此具有了坚实的合法性，因此，这个谱系大概既可以堂而皇之却理由不充分列入D谱系，也可偷偷摸摸却理由充分列入赵紫阳谱系。
刚才说了，现在的台面上的政治人物，都从D左而出，事到如今到底谁是谁的谱系，就很难说清，全看情势的需要和合法性的压力是不是那么大。不过，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是胡耀邦谱系是毫无疑问的，普世派就是赵紫阳谱系也是确凿无疑的，普世派要推销自己的货物，多数时候还要借助胡耀邦谱系的合法性，由此可以说，胡耀邦谱系和赵紫阳谱系狼狈为奸。
如此一来，张木生躲在几个谱系背后，到底是那个谱系，以我做的这个谱系梳理，对照上面他的政治简历，他的红二代出身，再结合下一节我将要谈到的一些内容，就不难确定了。可以说，他是正宗的D谱系，浓重的胡耀邦谱系，染色了赵紫阳谱系。所有这三个谱系，从根本上讲，无一不是反毛谱系。因此，可以简而言之说，张木生不论其自己怎样定位自己“中间派”，不论其在《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里怎样不痛不痒说了几句毛泽东的好话，还抬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自己的政治主张镀金，确立“党道统”和“国道统”依据，都准确无误是个反毛派。这个“反”是汇集以上三个子谱的祖宗和子孙各派如刘少奇派，D派，胡耀邦派，赵紫阳派，现在的刘源派和炎黄普世派等一切人物对毛的“反”。这就是说，他是一个反毛的集大成者。这可从他以下言论得到进一步证实：
“他（毛泽东）最大的错误就是发展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动力。要消灭资本主义，但他永远找不着消灭资本主义的尺度和手段。消灭的结果是法西斯式的文革黑暗。那算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算什么，法西斯主义，是最野蛮的资本主义”（香港传真：张木生《我的中西历史观和新民主主义历史观》）
一个打着毛泽东旗号的人，一个共产党改革开放的智囊学者，一个直接参与制造了中国改革大潮的风云人物，一个有可能即将成为共产党第五代领导人核心智囊的“社会主义”中国大陆的共产党人，把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关键缔造人毛泽东，视为“法西斯主义，最野蛮的资本主义”。据我所知，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稍有常识的政治领袖和严肃学者，也极少有这样公开撰文进行比拟的，这样比拟的只会是最无良的政客和最无良的所谓学者。
八，张木生用“新民主主义”融合“左右”的可能性评估
考察了张木生在政治光谱图上的位置，再来看以其“新民主主义”政治主张，融合体制内外左右的可能性，就容易多了。
先看体制内，已经说过，现在的“左中右”，都是当年 “毛泽东右边的人”，也就是D左的嫡传后裔。张木生为融合他们做了一系列的“自我推介”，不断接受中外媒体采访，光是“两端之中间者座谈会”就“不下数十场”（张木生自白），以下大概是最有“市场轰动效应”的三场：
2011年5月，中国所谓自由派媒体，非常隆重搞了一个专门座谈会，庆祝张木生的著作《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在大陆由军事科学院出版发行（该座谈会纪要，曾在网上流传很广，内容极为敏感），张木生是主角，参会人物：刘源，总后勤部长，上将；吴思，《炎黄春秋》主编；丁力，《经济观察报》高级编辑；乔良，现代军事理论家；翁永曦，改革初期“京城四君子”之一；罗援，刘伟伟，朱成虎，胡光正，这四位都是在职将军；周志兴，右派另一园地《共识网》的主编，《领导者》杂志主编；李伟东，税务杂志社研究员，原《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叶子，中道网执行主编；赵玉书，武警三师政委；卢跃刚，中国青年报记者、研究员；梅学平，国际广播电视台的负责人；杨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解如光，白南风。参会媒体：中国青年报-冰点，新京报，北京晚报，北京日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华读书报，京华时报，南方都市报，中国经济报，上海第一财政日报，经济观察报，广州日报，《看历史》杂志，中国周刊，北京青年周刊，三联生活周刊，腾讯网，网易，新浪网等等。
2011年8月27日，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召开右派精英座谈会，纪念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30周年，胡德平做了主旨发言，主要意思是批评党的这个决议，对毛泽东否定得还不够。参会这次座谈的，有《炎黄春秋》副社长，大名鼎鼎的杨继绳，老牌民运分子，香港大学教授丁学良。张木生说，他事先不知道胡德平们要说些什么，他按照自己的原计划发言，似乎与会场气氛有些不相吻合。
2011年10月10-12号，杨帆、李伟东在四川建安博物馆召开了近代史讨论会。参会的李伟东、杨帆、秦晖、张木生、曹锦清、萧功秦、徐友渔、祝东力、黄纪苏、刘仰、吴伟等做了发言。这个名单以右派学者为主，含号称“新左派”的人物和“中间派”的人物（不过，无论左中右，这些人都是否定毛泽东，否定文革的）。张木生做了发言。
在左中右中，将改革开放以来所实际执行的政治路线，类比新民主主义的，远不是张木生一人。《炎黄春秋》(注意：刘源是该杂志的创始人之一)主编吴思说，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美称的杜润生，就曾在《炎黄春秋》上撰文说，中国现在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共产党领导搞资本主义。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该杂志社的杜导正，他也认为现在应该走新民主主义的路，举新民主主义的旗，而且有一次杜导正还说，一次和赵紫阳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赵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就是新民主主义，但是我们不好这么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又回头搞新民主主义，就换了一个名字，就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吴思的以上说法，得到了赵紫阳的《改革历程》的证实，赵在书里指出，邓小平的改革，归根结底，就是共产党领导搞资本主义。张木生本人也对吴思的说法给予了确认，他说：“他们骨子里，其实包括陈云邓小平许多人，他们信仰的都是新民主主义。很多人都问过鲍彤，问过紫阳，问过耀邦，说改革开放究竟是什么，就是经济上恢复新民主主义。他们都作过证，就是经济上回复新民主主义。万里也这样说过”。“刘少奇建国初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陈伯达，纪登奎他们说‘要是一直坚持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论就好了’。
这就是说，张木生所继承的不是别人的衣钵，正是刘和邓的衣钵，不说从《新民主主义论》那里搞来的“党道统”，“国道统”，光靠这个“改开道统”，恐怕就差不多融合一切现在的“中间派”和右偏中的知识分子和政客，何况还有刘源的枪顶着。
毛泽东是共产党的政治缔造者之一，是共和国的真正的最终的缔造者。张木生把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的源头，藏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里，获得鲜红的颜色，有似乎可以获得“党道统”与“国道统”的双重合法性。这足以震慑乌有之乡那些毛派旗手（同时迷惑那里绝大多数只要谁打出毛派旗号，就跟着摇旗呐喊，趋之不疑的乌有左派网友）。
张木生说：“与乌有之乡座谈会，他们讲，木生对毛泽东理论的论述，比我们深得多。分歧只是对毛晚年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的问题上”。
张木生评价重庆模式说：“它是初步的政治改革，是改革开放的内陆高低。重庆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很有希望”
张木生还说：“现在中国最大的危险是对美国各种意识形态/港台意识形态，听之任之，好之乐之。不重归新民主主义社会，打不下这股邪气，中国一定找不到北。新民主主义超越左右是我们社会最大的公约数”，“西方给我的定位是：共产党好战左派，而且还捎带着刘源”（《我的中西历史观和新民主主义历史观》）
这些话，是不是都说到乌有旗手（和乌有左派网友）的心坎上去了？所以，张木生收编左派是没有任何难度的。
张木生惟一的难点还在于胡耀邦谱系（传人胡德平）和赵紫阳谱系（传人大领导）——该二系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普世派。他谈起赵紫阳都是“紫阳”，胡耀邦都是“耀邦”，不带叫人家姓的，这恐怕说明他以前多少染了一点普世派色彩，89风波后，他于1990年被赶出了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说不定与这点色彩有关。
他说，出席胡德平的座谈会，不知道他们事先要谈的内容，他只顾“推介自己”，就与会场气氛有点不融洽。我想，要是他事先知道座谈内容呢？还会不融洽吗？恐怕不见得，无非是先就着他们谈话内容讲，以后再来一次“自我推介”呗，多跑一次腿儿而已（当然，猜测而已）。不管怎么说，全面收编胡耀邦普世系，难度应该还是有一点的，但不是很大。
至于大领导普世系，难度稍大一些。张木生指着“新民主主义”对着左派说，那是毛泽东的理论，也是邓小平的“特色社会主义”，左派一听“社会主义”，一听毛泽东，一听左派祖师爷邓小平大名，什么不想，就信张木生的；张木生指着“新民主主义”对普世派说，那就是资本主义，效果就不同了，人家普世派一听，什么资本主义，那是“一党制的官僚资本主义”，就是你张木生说的“法西斯主义，最野蛮的资本主义”！另据张木生自己透露，人家胡绩伟就不买他的账，胡对他说，新民主主义如果是资本主义，就不能一个党派老在台上，就得多党制，张木生拿人家胡绩伟一点办法没有，只好絮絮叨叨，自言自语，批评大领导“明明管着经济，偏偏说普世”。在这样情形下，他想要去收编大领导普世谱系，恐怕的确有点难。人家理解的普世是：“自由民主博爱人权”，不是“一党制的官僚资本主义”。
不过，张木生几十场座谈会下来，还是已经胸有成竹了，他说：
“两端之中间者座谈会不下几十场，都对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点头，更不用说对封建民主自由词汇概念，大家基本有了共同的定义？算不算超越左右，弥合左右？”
算，当然要算！人家不算，我右而左给你算！
再看体制外。人群交叉重叠很大，我无法严格区分不同人群，只能随便说说，点到为止。
张宏良是体制内的，也是体制外的，为了连接他到乌有为代表的草根左派，我把他放在体制外来讲，这不是我遭践他，实在是我无法把乌有网友拉到体制内去，只好下放张宏良到体制外来，陪他的粉丝。
前两天，有位网友给我发来张宏良在乌有之乡的文章《王立军事件——中国政治形势逆转的标志性事件》，张文里有这样的癫狂般的“激情”：
“特别是当今中国红色大潮的风起云涌，红二代接班的民心所向和众望所归（此处我特地反过来加黑，什么意思？），更加决定了卖国集团必然会采取采取包括宫廷政变在内的种种非常规手段，镇压红色大潮和破坏红二代接班”，“特别是按照目前既定的十八大逻辑走下去，今后习近平掌握军队，薄熙来掌握政法，99%的人民大众聚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这三种力量合在一起，社会主义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崛起……”。
张宏良是乌有之乡花了大力气打造出来的天师，我说过，孔庆东价值200万武警，用武警数量来度量，张天师起码也值100万，不说其他人如韩德强，张勤德等等，光是这两位，要是向张木生“点过头”，谁还敢不点？乌有的网友们，当然也就都会跟着他们的棋手们，乖乖的给红色二代当冲锋队了。张木生可是根正苗红的红二代，其融合左右，干的正是为红二代登基第五代共产党领导人宝座，整合朝廷上中下朝野内外人力资源的红色事业，也是为红二代登基后大展宏图，做物质的人力和精神的治国理论轨道铺设。这样一来，他还能不整合乌有为代表的体制内外的左派？谁要是以为张宏良和孔庆东现在都只是一介书生，而不是政客，谁大慨就离脑残不远了。天师大侠转国师爷的梦，说不定借助张木生三寸不烂之舌，不久就梦幻成真了。
无产阶级（此处可以特指城市工人小资阶级，不少该是乌有派草根左派），一来，他们的灵魂已经被苏拉密的笔穿透了，幻想着搂着美女，美酒加咖啡，小资生活为最大追求，张木生用“新民主主义”拿下他们基本没有问题，二来，这是根本的，这个群体没有发言权，就算拒绝，拒绝得了吗？
农民阶级，则是“随你呗，你说啥就啥呗”。除此而外，他们还能说个别的啥？何况，他们还更是没有自己的发言人了！
商界（不包括大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都是体制内的或者有体制内代理人的），我知道，商界遭受共产党官员欺压，十分惨重，他们公开的都是赞成共产党，私下则没有不骂共产党，没有不希望共产党早日滚蛋的。但是，张木生已经审时度势，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个小星星升格为领导阶级了，让他们随心所欲去击落另外两个小星星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商界还能不与张木生合作？要不合作，他们就枉作商界人了。
总之，在张宏良等的笔杆子、刘源等的枪杆子，还有吴思等操控的话筒子等多重支持下，张木生虽然还不能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但总体来说，融合和收编左右（他叫做“超越，弥合”）成功可能较大。民间的力量，只有一个是不确定的，就是苏拉密的“无产阶级”，他们现在还不知道该干啥，当他们知道该干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他们会干啥。我不确定他们会不会被张木生收编，但他们具有革命性是毫无疑问的。体制内的不确定力量，是大领导普世谱系，张木生还要费些思量。
我个人认为，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不是中国的需要，万一他借枪杆子笔杆子话筒子，融合左右成功，则中国社会也就最终走向了灭顶之灾，周期律也就开始发挥其无以遏制的作用了。
九，张木生：天使还是魔鬼？
张木生的政治谱系一清二楚：如前文，可以简而言之说，张木生不论其自己怎样定位自己“中间派”，不论其在《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里怎样不痛不痒说了几句毛泽东的好话，还抬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自己的政治主张镀金，确立“党道统”和“国道统”依据，都准确无误是反毛派。这个“反”是汇集以上三个子谱的祖宗和子孙各派如刘少奇派，D派，胡耀邦派，赵紫阳派，现在的刘源派和炎黄普世派等一切人物对毛的“反”。
前文又说了：古有“掩耳盗铃”之贼，今有自欺欺人之张木生——一条为所在的阶级看门的狗，一个为失去人民性的党派服务的戴着伪造的学者头衔的政客。
再看看我这篇文字整个的对他的剖析，再把他“董仲舒也当，康有为也当，董仲舒喊捉董仲舒也搞”联系到本文第二节里的“壕沟两面”的“生态环境”，那么，
他是个天使吗？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张木生在《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这本书的封面上，特别地突出书内的几行字：“我写这本书，逢左必右，逢右必左，想超越左右就不怕左右都不讨好”。为了掌握其真实的思想，不搞“莫须有”的批判，我耐着性子，耐着智慧被羞辱的尴尬，把他这本500多页的书读了两遍，部分章节还反复摘读，如此认真之后，关于他这几句自我赞美的话，我的真切感觉是：“我写这本书，逢左说左的话，逢右说右的话，想替王爷融合左右，找到公约数和公倍数，就不怕昧着良心两边讨好”。
魔鬼，决不是天使，这就是我给张木生下的结论！
他是在为自己的阶级利益，为自己所在的党派利益，而不是在为人民的利益，提出回归其“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
十，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众多“理论家”都善于自中外古今各种貌似合理完备的所谓学说中，寻章摘句，用片面真理，去攻击他们认为“不科学的”、“过时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严密体系里的普遍真理，张木生走的是同样的路子，其《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借读北大教授李零的若干著作为名，四处摘录，东拼西凑中外学者的各种经不起严格推敲的学问，展示自己的所谓思想，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马列主义“五行态说”，提出大肆的批判，进而如上面第二节指出的，将马恩列斯毛的社会主义，从不同的角度一并砍倒，扶起他自己说的我是决不承认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提出，刘少奇实践的新民主主义”大旗。
中国30多年的改革，改到今天矛盾重重，就理论而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半吊子的理论家的半吊子的理论指导的结果。
张木生这个为“今天”开方子的人，比以往任何人都更加变本加厉，站在了反人民的阶级立场，站在了失去人民性的党派立场，为既得利益代言，为他们构建政治顶层，他们自己或可以逃过直接的历史惩罚，但是，他们的子孙后代，绝不可能逃过八旗子弟的命运，谁能告诉我八旗子弟今安在！
见鬼去吧，张木生，鬼才是你的同类，人间不需要你这样的魑魅魍魉。
右而左
201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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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8 16: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