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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陈奎元的讲话《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2011-05-10
前言
陈奎元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是一篇讲话稿。讲话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2011年度工作会议上作出的，日期是2011年3月16日。这个讲话稿引得一些人浮想联翩。例如，张宏良先生就对这篇文章做了一个长篇解读——《应当高度重视陈奎元讲话反映出的政治交锋》。
张宏良的解读是有选择性的。他回避了最根本的问题，尤其是回避了似乎是针对他所在的这个群体所发出的告诫。例如，在论及社会的基本矛盾时，陈奎元说：“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只要管好上层建筑，只要保持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无论发生何种变化，出现什么偏差，只要下个决心就可以纠正。实践证明这是办不到的”。
这就很有针对性。可以说，张宏良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把握到这篇文章的主要理论价值，甚至一定程度上，歪曲了原文的基本思想。而且，张宏良很多地方，只是借助陈奎元提供的论点，演绎自己的似是而非的观点，并不是在给陈奎元的论点提供新的论据加以支持。阅读张宏良解读的人，需要保持一点个人独立性。
谈论或者研究中国社会当前出现的问题，在基础层面，或者社会表象层面，无论什么政治倾向的人，都有很多共同的着眼点，例如贫富差距，腐败蔓延，物价飞涨，等等。根据对于这些基础层面问题的批判，无法分出左派、右派，也不能分出伪左派和真左派，右派保守派和和右翼激进派。可以帮助分出派别的，是各自展示的世界观和提供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论选择。我个人认为，就此而言，陈奎元给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和张宏良给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有重大差别的。张宏良一直倾向于“保皇”，期待“皇帝”一个命令就可以解决一切。陈奎元文章应该没有这样的意思。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这个开场白，是应一个网友邀请评价一下张宏良的解读而做出的，但愿这位网友能够看到我这篇文字，尤其是注意到这个开场白。
陈奎元这篇文章分三个部分（原文网友可以百度搜索出来）
信仰马克思主义
学习马克思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文章针对中国当前的意识形态混乱、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现状，结合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实际问题和中国所面临的外部政治环境，提出了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文章是理论性的，他在论证过程中，出具的有针对性的论据和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值得关注。但是，因为其理论性强，需要做一些拆解和再组装，为其提供必要的附加证据和附加论证，才更方便不同层次的读者，把握其主要精神。我现在试图做的，就是一点这方面的工作。经过拆解和再组装，我认为，陈奎元的文章主要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信息。
一，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危险性在于最终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
陈奎元旗帜鲜明主张坚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反对多元化。他不拒绝包容，但反对以包容做借口，搞政治多元化。
陈奎元说：【包容的精义是发扬民主，博采众长，但不能允许挑战党和国家的基本理论和根本制度。“包容”不能变成被“掉包”，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掉了包，偷换成“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改变。】
这就是说，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地位若不保，党的性质就会变，国家的性质就会变。陈奎元没有只说党，也没有只说国家，而是强调“党和国家”两者皆会。如果党变质了，它一定容忍搞资本主义，甚至带头搞资本主义，一旦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中国的现实制度，那么共产党的性质也必然发生根本的改变，即使它还叫做共产党。这是从理论上而言。
就实践而言，人们观察到的，也正是这样发生的。过去30多年，本质上就是共产党在一种特色理论的指导下，领导中国搞资本主义。共产党自己，不但从意识形态方面将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了，而且在组织上，大量接纳资本家入党。党的性质因此已经变了，不再是一个纯洁的工人农民阶级的政党。
现在，这个政党急于改革走入深水区，就是全面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国体（国家性质）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只是一个名存实亡的问题，而是一个颠倒的政治运作：少数死而复活的资产阶级及其后代、新生的资产阶级、官僚买办、暴富阶级和正在企图加入这几个行列的一切看不起工农大众的小资产阶级（这里面有很大比例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专工农联盟的政。
经济制度方面，所有制已经由量变发展到质变的临界点，小私有资本、大商业资本、官僚资本、国际资本和买办资本，正在渐渐联合主导我国经济，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了。
生活方式上，当下中国不但出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生活方式，而且还恢复了很多中国封建社会十分丑陋的生活方式，如打着传承传统文化的旗号，复活封建宗法，一个标志是举国到处大肆建造宗族祠堂；又如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为旗号的“纳妾”，表现为“包二奶”，已经是民不举官不究的、公开的、普遍的实际存在。
正是面对这些现状，陈奎元发出了“党和国家就会改变性质”的警告。
警告一般是对于没有发生而将可能发生的不友好事态，作出的预先告知。陈奎元的警告虽然已经是事后作出，但是，现在如果有各种力量的联合，阻挡这一态势的继续恶化，国家依然还是可保安宁的。这就不仅仅是一个领导人或者几个人的能力所能做到的，正如陈奎元所说：“出现什么偏差，只要下个决心就可以纠正。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纠正当前这样的“偏差”，必须要发动民众参与，以怎样的方式发动？民众以什么方式参与？这将取决于各种力量的“情感和理智”。陈奎元提倡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学习，先理论而后其他。
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没有被很好认识，深入的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成为当前形势下的现实必要。
马克思主义惟其没有被很好认识，才有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被边缘化的客观存在，以至于有被彻底从意识形态赶出的现实可能性。这有外部的因素所致，主要的则是内部的因素所致。陈奎元显然对此思之精深，忧之切切。
陈奎元发问：“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遭受严重的挫折与厄运，关键在于原来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队伍发生了极大的分化”。这是对的。但是，陈奎元只是着重点出了戈尔巴乔夫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新思维”的毒害，对我们自己方面的情况则有点讳莫如深，或者不得不“为尊者讳”。这不会是陈奎元不想说，而是不能直说，所以可以理解。
党的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不懂马列主义的实在太多。陈奎元说，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全党开展学习运动，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当时如此，现在这个情况恐怕更为恶劣。1976年之后几年，毛泽东努力在高级干部中培养起来的较为精通马列主义的人，或者被抓进了监牢，或者被清理出领导位置，或者识时务的改换了门庭，造成了建国以来党内第一次严重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时至今日（2011年），像陈奎元这样还在坚持的高级干部、高级理论工作者，已不知几希，这是继1976年之后几年以来，党内第二次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这次的危机，比1976年之后几年的那次危机，更严重，更危险。那一次危机是认识造成的，其动机是要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次不同，不是认识造成的，而是赤裸裸的恶劣动机造成的：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驱除马克思主义。
陈奎元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必要性，因而提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但问题是，谁来发起这项教育？谁来教育？谁将应该接受教育？陈奎元的意思，应该是说，党的高层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修养，造成一个毛泽东曾经希望过的“哪怕100至200个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高层集团，然后由他们发起这样的教育和学习的运动，先在8000万党员之间取得教育和学习的成果。
三，对资本主义认识不足，才有对资本主义的向往。
这一点不在字面上写着，却是陈奎元讲话的一个内在逻辑。他说：当前的经济危机和美国霸权的衰落，世界格局的变动和调整非常明显、非常深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抓住机会，展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他还引用了基辛格的去年12月18日的文章《美国的衰落》，来论证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单极世界，正在被不可阻挡的世界多极化潮流所淹没，美国资本主义的缺陷和致命之疾，正透过当下的危机显现出来。
基辛格是资本主义体制内的重量级政治家兼学者，他的看法，虽然不能代表绝对真理，却对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具有最好的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借鉴作用。早在1973第一次石油危机，1980-1981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就出现过严重的持续的文化和经济危机，青年人离经叛道，毒品、堕胎、暴力，环境的退化，富足中的贫困，失业率高居不下，通货膨胀得不到遏制，经济增长从黄金时期 (1960年代) 的7%降低到1980-1981年的1%，进而降到1982的0.75%（参考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增长的极限》一书译者序。原书是“罗马俱乐部”1972年出版的的一部描述西方社会现实状况的经典，出版时没有西方政治家愿意给予重视，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成为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们的必读物）。伴随这些现象出现的是，美国社会上下弥漫着“否定主义” 思潮，其核心是说，美国经济文化已经到达顶峰，美国的世纪正在成为昨日黄花（参考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
就在这时候，两个历史人物拯救了美国，一个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一个是中国的邓小平。他们两位成就了里根的“半世英名” （作为演员，里根是平平淡淡的，作为总统，他因为两位社会主义大人物的“配合”，为自己赢得死后的国葬。故曰：“半世英名”）。
2008年的经济危机，又是一个美式资本主义露出庐山真面目的好机会，结果，美国再次幸得“贵人相助”：中国再次担纲，“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美国被救活了，我们自己则是跳入了火坑，维稳成了中国的头等大事，以至于某些主要领导人，要以“跳海”（政改）来逃避责任，救自己个人于“火海”，不顾国家正在“火海”里挣扎。
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众所周知是靠惨绝人寰杀戮数千万的民众和军人，来获得解救的。它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8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是靠了“戈邓”率领社会主义阵营自我瓦解，资本主义取得“道义”上的胜利，才涉险过关。2008年的资本主义大危机，是靠了中国的大领导们，率领13亿人勒紧裤腰带，提供实物援助（廉价的商品）和货币援助（买美国国债和公司债），才顺利脱险。这些，难道不是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对资本主义认识不足的一个个重要证据吗？
陈奎元还引用了美国新保守主义重镇福山先生的话说：美国已没有什么可以教中国的。的确，美国没有什么可以教中国的了。大家已经看到了，利率、汇率、储备金率、税率，就是他们的所谓治理经济的手段。他们用起来表面上“得心应手”，实质上靠的是军事霸权背后支持。我国“发烧”，也东施效颦，汇率呀、利率呀、税率呀、储备金率呀，轮番上演，可就是无法得心应手，因为我们没有美国的军事霸权，没有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杀伐世界的动机和意志。于是，人家那里“好好的”东西，到了我国，股市成了杀贫济富，二次剥削；衍生产品成了欺诈陷阱；商品交易所成了制造通货膨胀的罪魁之一；公开募股成了巧取豪夺；MBO则演变为公然的侵吞民脂民膏。老百姓就只差上井冈山了。这些难道不是中国领导者对于资本主义认识不足的重要证据吗？
福山是当年美国新保守主义重镇之一，与写过《文明的冲突》的另一位重镇亨廷顿齐名。就是这样一位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坚决的捍卫者和代言人，在苏联瓦解后，写出了《历史的终结》表示庆贺，他一度坚信历史已经终结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学者，可是，在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后，却写出了《America At Crossroad》(十字路口上的美国)，对美国自小布什以来的政治经济外交做了全面系统的反思和彻底的批判，正式宣布脱离新保守主义，不再坚持“历史的终结”。一个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重量级卫道者，都如此检阅资本主义，中国的各派别的学者（绝对不只是所谓自由派学者）却不遗余力鼓吹资本主义，这难道不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资本主义认识不足的重要证据吗？
陈奎元指出：美国无法从科学性上扳倒马克思主义，就从道义上做文章，诋毁马克思主义不讲人道主义。这明显走的是旁门左道，可是中国党内外走这旁门左道的人，包括高级领导和高级理论家，却大有人在。
陈奎元是认真的，更是可敬的。他已经是异类了，他一篇文字，不可能说服许多对马克思主义持否定和怀疑态度的人，原因除了上面的几种对资本主义的主要认识不足之外，还有以下这些一般性的对资本主义认识不足的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的科学体系，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形态，不会是像某个个体生命那样，从孕育、出生、成长到死亡，都在我们的直觉经验之中，这使得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对于绝大多数庸俗的直觉经验主义者，就成为完全的不可能。
第二，东西方的物质文明的发展，存在一个先机的问题，存在一个时差的问题。得先机者先发，得先机者占时利。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因为秦始皇建立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提供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有利条件，占得农业文明的先机，以至于唐朝中国，俨然一个盛世，日本也来照搬中国的制度，后来更有白人马可波罗来结中国这“富亲戚”。然而，17世纪以降，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出现在欧洲，西方终于反客为主，反后手为先手。应用牛顿力学的直接结果，是在英国发端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拓展了欧洲的全球化市场，并催生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军事霸权的横空出世，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步形成。
显然的事实是，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是牛顿等伟大科学家和发明家（他们可都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让西方占尽了世界的便宜，西方即使不在后来建立起成套化的资本主义的制度，也将早于东方，进入现代物质文明。
第三，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而是许多因素共同叠加的结果，是几千年文化文明的总积累。这个总积累中还包括了两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血淋淋的非法积累。资本主义制度对于西方物质文明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贡献，占到多少份额，究其实，无法测量，今天一些人却把西方的物质文明尽归于是资本主义制度，这是毫无科学性可讲的。
当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指导的两个重量级代表国家，一个是前苏联，一个我们中国。苏联的起点是农奴制，短短几十年，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我国的起点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留下的“一穷二白”，从1949年开始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搞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上不足，实践上更是空白。无论苏联还是中国，搞社会主义，都与西方已经成熟的资本主义，存在物质财富起点、科学技术起点的巨大落差，还存在一个发展的巨大时间差。现在，许多人，尤其是理论工作者、党的高级干部，他们囿于自身的理论素养严重不足，人生追求的非无产阶级价值观，完全忽视这一切，只知道无限夸大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作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此而言，陈奎元倡导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倡导党内学习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切合当前国内国外的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的。
四，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冲突，让越来越多的人无所适从，就有了许多人各立新说，包括现在很有争议的张宏良先生。陈奎元认为，虽然改革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我认为，这是务实主义的。我们需要回到基本。最基本的，就是最关键的，最纲领的，却也是最被忽视的。标新立异，可以获得喝彩，却可能离真理遥远。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原则：理论和实际的结合。
1956年-1957年前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基本基本完成之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基本建立（这里面含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成果），生产力没有完全跟上，而随着1955年的宪法的颁布，上层建筑也基本定型，这也是含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成果，而经济基础与之不完全适应。这样，就出现了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局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国相当长的时间。通过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的艰难实践和科学探索，到70年代中期，“又相适应”的一面得到很大的加强，而“又相矛盾”的一面，得到了很好的克服（可参考已故重量级经济学家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1979年人民出版社）。
可是，到改革开放的时候，体制内学者和政治家都有意无意的夸大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又相矛盾”的一面，有意无意的不谈它们“又相适应”的一面，选择性的为改革开放寻找理论依据，很片面的喊出了“解放生产力”。在具体的实践中，“解放生产力”，却异变为砸烂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力的“解放”，不断作用于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被人为的压制，30年来一贯如此。结果是，生产力“解放”的最终效果，通过改变生产关系进行传递，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直逼上层建筑。显现在社会方面，就是现在的社会乱象；政治方面就是对于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政治改革的诉求，事涉“党和国家的性质的改变”。
如何扭转这个局面，陈奎元批评了两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只要管好上层建筑，只要保持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无论发生何种变化，出现什么偏差，只要下个决心就可以纠正。实践证明这是办不到的” ，因为行政命令可以解决有限的问题，却不能改变科学规律，这里起最终作用的质量互变规律：“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界限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另一种意见是：“上层建筑要顺其自然、被动地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这其实就是现在急赤赤的要搞政改的一派人的观点，“顺其自然”，就是故意忽略上层建筑的能动的反作用，而达到改变上层建筑的主观目的。
我在《国企改革：从现象到本质》一文里，提出过“砍枝法”和“砍干法”，对照这里陈奎元批判的以上两种错误观点来看，是有点参考价值的，如下：
“砍枝法”和“砍杆法”
眼前有棵树，你要砍倒它，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从树枝砍起，今天一枝，明天一枝，先砍小枝，后砍大枝。大小树枝全砍完了，树就离死不远了。第二种方法，直截了当，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砍树干，砍倒了树干，这树就完了。不幸的是，今天，无论我们的维权人士也好，社会批判的学者如大名鼎鼎的郎咸平也好，还是对准各种表象的和现象的问题猛烈开火的一般网民也好，绝大部分所批判的，不过是“满眼残叶，一地乱枝”，对于砍树本身，是并不反对的。甚至怀着侥幸的心理，面对似乎无法逆转的态势，试图去接纳一个美式资本主义的美好幻像。
五，党的指导思想必须做出切合现实的调整
任何一个严谨的坚持社会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只要吃准了马克思主义，把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放在以上的基本矛盾下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出现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这是纲。所以，解决问题，就要从纲上下手，调整党的指导思想。这应该是陈奎元这篇文章最核心的也是最突出的贡献。
陈奎元说：“党章和宪法都明确规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
这里，正如张宏良先生也注意到的，陈奎元没有提邓小平，也没有提邓小平之后的任何人（这一点张宏良则是有意忽略了，这种忽略显示出张宏良和陈奎元的根本不同）。最值的关注的还有“不能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这实际上：1）暗示了邓小平及其后人的理论，是另起炉灶，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法还是可取的；2）提出了调整指导思想的具体方向和方法：方向是回归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方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新的界定，使其脱离邓小平的个人创造而成为在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关于毛泽东思想，在现在的大学教本里，有两个强调：一是强调它是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二是强调它是那些被实践检验为正确的思想，不正确的思想即使是毛泽东本人提出的，也不能归入毛泽东思想。那么，沿着这样的思路和模式，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可以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对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被检验为正确的思想，凡是错误的，即使是改革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也不能归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
陈奎元这个提法是从策略计。对邓小平做出适当的符合其历史地位的评价，总有一天，要以某种方式完成，以便统一党的指导思想，不让某些政治冒险家，利用邓小平的失误和某些零碎的话语，做出符合他们个人政治愿望的解释。我在2009年写过一篇《考验左翼知识分子政治智慧的两个现实困境》，其中提到的一个困境，就是如何处理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遗产，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尤其是负面的。处理好了，中国可以轻装前进，处理不好，中国血流成河，出现吴邦国警告的“内乱的深渊”也未可知。
毫无疑问，陈奎元提出了一种处理邓小平遗产的方法论：既然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可以“特色”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也就可以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再“特色”回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或者停留在中间一个合适的位置。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特色”二字，“特色”不能丢，否则就不能在现实的政治博弈中，取得各方面政治力量的互相妥协。没有这个相互妥协，就会加速内乱的到来，提早让国家陷入“内乱的深渊”。一些人读过张宏良的解读，我这里我提供我的解读供朋友们参考，也许我错，他对。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陈奎元的暗示，值得做出各种解读（不过，我个人明确不赞成张宏良“30年河东”，再“30年河西”的解读。我不同意张宏良对陈奎元做的解读，不意味着我赞同陈奎元的看法。我历来认为，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搞嫁接，是没有出路的。所以，我对于从邓小平的特色社会主义再“特色”回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不抱任何期待的）。
结语
从陈奎元的文章中，还可以读到一些其他内容。但是，以上五个方面的内容，是比较主要的。这样一篇文章，仔细读来，文章的学术性，其是并不是很高。对于受过马克思主义系统训练的人来讲，基本上是常识。当然，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体系，对这个体系的理解和运用，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认识论(其中包含许多“哲学对子”，如质量互变规律是其中的一个“对子”)，因此，对于欠缺这方面系统训练的网友，或许有一点难度，尤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的时候。
文章的真正意义在于政治方面，在于向公众提供了一个视角，看到我们党内高层指导思想的争论，其实是暗流汹涌。这个暗流，是让其无节制的发展，并自发的表面化，酿成社会祸乱（吴邦国所谓“内乱的深渊”）？还是让它得到有效的导流，有理有节的进入公众的视线，群策群力，加以解决？这是这篇文章真正关注的。陈奎元给出的答案，显然是后一种选择，就是在党内主动开展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教育运动（是否可以理解为实实在在的整风？）统一党的指导思想，尤其要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做出凝聚集体智慧的适当的界定，把国家引导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造福子孙后代。文章还认为现在资本主义出现危机，使我们重拾马克思主义具有合适的外部政治环境和难得的历史机遇，这也是该文的一个亮点。
右而左
2011-05-10初草
2012-02-12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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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2 0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