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而左：略论我国社会的撕裂——兼释当前频发的群杀妇幼犯罪

大参考

略论我国社会的撕裂——兼释当前频发的群杀妇幼犯罪

右而左　2010-05-14

　　最近的社会有点沸腾，不是人们激情澎湃的沸腾，而是地火要爆发的沸腾。社会肌体深处的内伤，长期以来得不到及时和有效的治疗，不可遏制的以各种方式，包括各色人等的无耻的、残暴的登场，浮上社会的表层。那么多妇幼无辜被杀被伤，民愤在沸腾。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叫做袁腾飞的牛人，公然践踏宪法，在社会泣血的伤口，猛地插上一刀。何以至此？众说纷纭，或以外科大夫的眼光归于社会肌体表层的局部溃烂，或以精神科医生的经验，归于某些社会细胞的精神分裂。我则以为，过去30多年，我国社会在遭受撕裂，这些现象是进一步撕裂的表现，是进一步撕裂时候流淌的血和撕裂的肌体碎片，在我们眼前的飘飞。如果不从根本制度的适度调整入手解决问题，那么撕裂还会加深，还会更加惨烈，甚至会演变为全面的社会冲突。

　　何谓社会撕裂？

　　我用以指由于社会制度安排不当导致的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团结互信的丧失，代之以彼此漠视对立伤害乃至杀戮。横向地看，它表现为各民族之间产生隔膜嫌隙，甚至分裂（极端的表现如“疆独”组织的恐怖活动），纵向地看，它表现为各民族和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离心离德，中央政府对各民族各地方政府支配能力的减弱（极端的表现就是某些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各民族内部不同社会阶层人群之间政治的经济的矛盾无法调和，彼此敌视、敌对乃至暴力杀害（如草民阶级和所谓“精英集团”的对立，暴富阶级和赤贫阶级的对立等等）。

　　社会撕裂如何得以发生？

　　概略地说，是因为我们在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大社会基本矛盾时，缺乏大智慧造成的。在前一个关系中，过分夸大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生产关系和还比较落后的生产力的不适应性，解决的办法不是发展规模生产力来适应公有制的生产关系，而是有步骤的肢解公有制来适应较低程度的生产力。农村改革和城市国有企业转制都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在后一个关系中，我们过分夸大经济基础的作用，忽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主观认为通过调整生产力结构，蚕食和肢解公有制生产关系，改变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就会自动与之相适应，完全无视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来源，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没有考虑到一旦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必然动摇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和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纵观过去几十年的内部和外部的敌对势力的对人民共和国的发难和损害，都是他们利用了我国当权者在这方面所犯的主导意识思维上的错误。在上层建筑方面，当权者忽视、弱化乃至放弃柔性部分——意识形态——的教化大众、顺理民心民意的作用，过分强调和依赖刚性部分——国家专政机器——的治理作用和治理效果。在柔性部分，对内意识形态教育流于低俗，真正的毛泽东思想被边缘化，挂羊头卖狗肉的“毛泽东思想”，也就是“石头论”、“猫论”之类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导思想，纵容反毛泽东和非社会主义化运动，对外意识形态斗争缴械投降，迎合西方对我国根本制度的“和平演变”；文学艺术娱乐化、商业化，道德理想低俗化、虚化化，哲学宗教复古化、英美化。这样一来，国本动摇，社会主导意识混乱，民众信仰迷失，国家精神自我倭化。在刚性部分，过分重视扩充公安警察队伍，增强警备设施，却又常常运用警力不当，不仅没有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反而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如湖北“石首事件”）；在立法和执法之间，强调立法（即法律文本的建设，法律文本多如牛毛，让百姓无所适从），忽视执法（主要指忽视执法方法和执法效果，如最近曝光的“杀人犯”赵作海坐冤牢11年案就是极端例子）；在执法和司法监督之间，重视执法（主要指执法过程），忽视司法监督，以致司法腐败成为社会矛盾的一支催化剂。

　　社会撕裂怎样发生？

　　如果把我们的社会比作一个人的身体，那么我们社会的撕裂是从脑部开始向身体各部位逐渐演变的一场持续多年的自残行为。一个人总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更是如此。精神出了问题，肉体再强大，总有一天也要趴下的。一个“人人为自己，加起来就是为国家”（白岩松）的民族是没有精神、没有灵魂的民族，是脑残的、必然失败的民族。毛泽东从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尝试，其成功和成就代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象征着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出来的社会凝聚力。要替换这样的精神和意志，试图获得更强的凝聚力，就需要比它们更好的精神和意志。如果没有更好，就必须维护它们。不幸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替代，却把最好的既存彻底破坏了。就是说，毛泽东以后的当权者撕裂了我国社会的精神和意志，这是自残的开始，也是后来一切问题的总根源。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毛泽东在1963年提出来的。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如果是一场纯粹的学术争论，对社会主义事业利益多多。然而它实质上只是一场权力斗争的手段，迎合少数人否定毛泽东的要求，把党内小范围的分歧向社会公开。《决议》则满足一些人的个人私心，对毛泽东“三七”开，为反毛泽东预留口子。这两件事引发党内思想意识的重大分歧甚至混乱，标志着脑部问题由局部纹裂进入撕裂，社会遭遇内伤。分歧和混乱很快在知识界和大学校园里反映出来，出现非议毛泽东和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在1983-1989年的大学校园里，出现过许多后来消失在公众视野中的“学生精神领袖”，如方励之，温元凯等。在这些人的言论煽动下，1985年在安微、西安的一些高校出现学生异动，1987年元旦在北京形成一次学生运动小高潮，在1989年酿成全国范围的巨大规模的学生风暴。这一系列的事件本可加以因势利导，使之不但不伤害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反可促进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完善。可是，由于当权者的虚弱、自私自利和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他们在处理这一系列事件的过程中，严重伤害了爱国学生和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感，留给全社会巨大的疑问和难以愈合的内伤，最终动摇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这些事件的发生及其被不当处理，标志着社会撕裂由脑部向脑部以下身体部位转移。

　　“拨乱反正”和“清理三种人”都有扩大化和矫枉过正的错误。前者放过了许多坏人，后者伤害了许多好干部，为后来的干部队伍的腐化堕落，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社会全面撕裂，埋下了一条重要祸根。茅于轼声称自己是被准确的打成了右派，没有冤枉，他说他当时就是想搞资本主义。这是矫枉过正的活生生的例子。成克杰得到破格提拔重用之时，知道他的底细的人，就说过，他的父亲是反动派，被共产党杀了，他是对共产党充满刻骨仇恨的人，怎么能重用呢？虽然有这样的民意在那里，但他还是被思想解放者重用，后来成为地方诸侯级人物，最高的官职竟是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更为极端的是，参与1959年西藏叛乱而在押的叛乱分子都被释放，叛军司令拉鲁被请出山，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在“清理三种人”的时候，许多毛泽东时代的优秀干部，在组织上被清除，或者进了监牢，有的甚至肉体上被消灭。河南兰考县的张钦礼是当时被清理出的干部，几十年后尸归故里的时候，兰考万人空巷，泪别老书记。这是一个绝妙的历史讽刺。

　　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改变（精神的撕裂），经济政策开始调整，社会问题陆续出现，社会撕裂开始初步表层化，具体表现如下：其一，1978年以来刑事犯罪案件剧增，逼出1983年的“严打”，但是，由于不缜密，一味强调“从快从重”，导致错捕错杀比较普遍，社会治安没有因此根本好转，反而因为催生了大批的反社会人格，社会治安更加恶化。其二，部分国家领导人子女经商敛财（如当时的康华公司），首开权钱交易的先河。其三，价格“双轨制”导致全社会物价不稳，民怨沸腾，迫使中央政府1988年“物价闯关”，引发全社会抢购风暴。其四，搞特区建设，沿海地区，依靠地理优势，利用国家有意识的放松海关和边境管理，走私贩私，非法致富，引发内地民众的不满和社会上一些人的非法致富躁动。

　　社会撕裂的三个基本阶段

　　1978年到1989年中期可以视为社会撕裂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撕裂主要是围绕对毛泽东的评价和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展开（“补课论”在当时是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委婉说法）。那时，党内新获得权力的原右派集团逐渐分裂为所谓“保守派”（他们提出改革必须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进行，以陈云为代表，他提出“鸟笼理论”）和所谓“激进派”（以邓小平为代表，提出“摸着石头过河”与“猫论”派，其前台表演者为胡、赵）两大阵营，知识分子相应出现保守与激进的尖锐对立。由于农村改革，“生产力”瞬时爆发，造成一个农民致富的假象，向全社会进行了合法的致富示范，给全社会带来希望，同时也由于允许合理的争论，允许不同意见的合理表达，社会民众与党和政府之间没有完全离心离德，民众对所谓“精英知识分子”给予厚望。换句话说，这个阶段的社会撕裂主要在脑部——由纹裂开始变成撕裂；脑部以下身体对脑部的撕裂有了严重察觉和关注，对脑部产生了重大疑问和忧虑，并出现局部拉伤，挫伤等。总体而言，这个阶段虽然社会整体撕裂还没有实质性发生，但内伤已经铸成，撕裂开始表层化，后面整体性撕裂已然不可避免。

　　第二阶段大致为1992年“南巡”到2009年“通钢事件”发生。

　　1989年中晚到1992年初，社会处在休眠期。“南巡讲话”标志着休眠期结束，“脑部”引发的问题快速向全身扩散，引发社会器质性病变。90年代中期，深化经济改革，对实体经济体制实行全面的结构性改变，到90代晚期，这一改变终于演化为经济领域的“非公有制”运动（“改制”），伴随其发生的是党内出现各种得不到制约的异端邪说，党内腐败成为你追我赶的时髦潮流，社会治安愈加恶化，社会伦理道德出现“系统崩溃”。社会被撕裂为极端分化的“两极”。与此同时，潜伏的内部民族矛盾开始凸显，表现为分裂势力猖獗，“疆独”、“臧独”和“台独”不断滋事，联合外部势力制造内部社会动荡。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征是“不争论”，工农阶级被剥夺了发言权，或者慑于1989年的有组织的暴力后遗症敢怒不敢言，被迫做了“看客”，从社会舞台中心，彻底边缘化，沦为了所谓的“弱势群体”。到后来，工农阶级就不再相信改革是出于良好的初衷，也不再相信所资产阶级精英的理论与人格，甚至不再相信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酝酿着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酝酿着“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要给你一个说法”。

　　第三阶段从2009年“通钢事件”到现在并往后，截止时间未知。

　　我把“通钢事件”看得非常重要，用以做为划分两个阶段的标杆。这是因为，这一事件标志工农大众和其他社会底层人物不再只是看客，也不愿再被迫只当看客，不再觉得改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是要积极发言，力求有所作为。“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要给你一个说法”，从酝酿变为行动，从个别成为一般。为了“讨说法”，讨不到就“给说法”，甚至不惜违法犯罪。从效果看，“通钢事件”和其后各处合理不合理的、合法不合法的各种形式的“讨说法”“给说法”，包括近期发生的系列群杀妇幼的恶性犯罪等等，迫使上层30多年来，第一次在深化改革的问题上，不得不开始关心和重视起民意，不得不一定程度考虑接纳社会底层用血肉和生命提出的诉求：“打左灯往右转”该收场了，要么“打左灯往左转”，要么“打右灯往右转”。这也正是日下时髦起来的“哑语”——“深层次问题”之实质所在。

　　现在的一切问题，包括儿童被群杀，表面上看是“两极分化”和社会伦理道德崩溃导致的。那么，如何消除两极分化，重拾社会道德？一种答案是坚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工农联盟为基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只要把过分偏离毛泽东思想、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走向的指针，适度回拨，才能缓和社会矛盾，达成社会和谐。归纳之：“打左灯往左转”。另一种答案是继续坚持改革指导思想不能包括毛泽东思想，只有继续深化“非公有制”改革，社会走向的指针从根本上脱离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拥抱“普世价值”，就能实现社会和谐。归纳之：“打右灯往右转”。

　　这一阶段最根本的特征，一是“不争论”不再成为可能，网络为工农大众表达意见，进行斗争，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二是撕裂再次围绕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和国家根本制度展开；三是参与者不再只是党内高层、知识界、而是整个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无论你愿意不愿意，都实际上主动的或者被动的卷入其中，都必须面对绝非事不关己的政治抉择。正因为这些特征，这一阶段的撕裂比前两个阶段更关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危险性则在于，万一有人会铤而走险，变过去30多年的“温水煮青蛙”的“软着陆”操作为“不成功便成仁”的“硬着陆”操作，那么社会将面临一场剧烈的震荡，后果是什么，难以逆料。

　　以上撕裂我国社会的三个阶段说，我以为大致符合30年来的社会演变过程，也很好地解释了当前群杀妇幼犯罪何以发生。问题出在哪里清楚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明朗了。最危险的撕裂在进行着，但重新愈合的机会也同时出现。是故，该发声的请发声，该做事的请做事，此时此刻，沉默有罪！

　　右而左
　　2010-05-14

　　（此文被管制，有一个修改的简版在外）

laogaofeng

说得好，强烈支持！！！！！！！！！！！

ljm366

伪左（似左实右和似左实封建）和右表演打斗骂战，屁民看戏就好。
屁民入戏就瓜了，而且社会也就分裂了。
和当年看反腐败戏剧，看包青天戏剧一样。

qwe

“打左灯往右转”该收场了 ，要“打左灯往左转”，反对：“打右灯往右转

king

是故，该发声的请发声，该做事的请做事，此时此刻，沉默有罪！

海客浪人

没有灵魂的民族，是脑残的、必然失败的民族。毛泽东从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尝试，其成功和成就代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象征着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出来的社会凝聚力。要替换这样的精神和意志，试图获得更强的凝聚力，就需要比它们更好的精神和意志。如果没有更好，就必须维护它们。不幸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替代，却把最好的既存彻底破坏了。就是说，毛泽东以后的当权者撕裂了我国社会的精神和意志，这是自残的开始，也是后来一切问题的总根源。

LIOUJU5555

我告诉你，毛大爷把农民强行禁锢在农村，社会就已经发生撕裂了。就你这水平我觉得，还是回去多读几年的书，有料，有厚度，有生活了。再来写专栏要强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