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而左：社会腐败何时变得严重起来?

大参考

社会腐败何时变得严重起来?

右而左　2005-06-22

　　有篇《文革与反腐败》帖文认为：文革的目的不是反腐败（——本人投票赞成这个说法），但文革滋生了腐败（——本人坚决反对这种捏造），反腐败只能靠民主与法制（——这听上去“政治正确”，但要以观后效），而不能祭文革之魂，否则就是烧香找错了庙门(——这简直就是强奸民意，作者没有做主体限定，我有理由认为他把反思文革，主张借鉴一些方法都斥之为“祭文革之魂’。何为文革之魂？有公论吗？)

　　到底什么是腐败，《文革与反腐败》一文没有提供分析。在现实生活中里，人们很难在不良社会风气和腐败之间划出确切的界限，这样就使得一些人把毛泽东时代一定范围存在的某些不良社会风气夸大为腐败，又把现在这个时代的腐败淡化为一般不良社会风气。学者说：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谋私，是一种权力的寻租行为。这让老百姓听来，就像是说当官的多使用了一点权力，为自己捞了一些小好处；就像是出租自家无人住的房子获取一点租金。于是现实中的腐败被淡化了。《文革与反腐败》就有这种嫌疑。照这样，不妨搞个f(x)函数，就叫它腐败毛毛雨系数函数，再辅以电脑模型，说是实证，言之凿凿告诉大家，现在中国的腐败毛毛雨系数小于1，只是比毛泽东时代腐败系数大了0.0003个百分点，属于轻微腐败。

　　老百姓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右而左看来，凡是掌握着一定国家权力和一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资源，或者它们派生出来的各种权力、权利和资源的国家公职人员，不论有无头衔，爱某个东西，而“取之无道”，就是腐败。腐败应该有四个要件：行为主体是国家公职人员；行为工具是国家公权力和一切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国家资源；行为方法是违德、违理、违法；行为后果是损害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这样，“君子”(这里的“君子”不单指国家公职人员本人，也包括其直系亲属)爱财，取之“无道”；“君子”爱权，取之用之无道；“君子”爱股票，持之“无道”；“君子”爱炒股，消息来源“无道”；“君子”爱淑女，逑之“无道”；“君子”爱二奶，藏之“无道”；“君子”爱他人之妻，近之“无道”；“君子”爱别墅豪宅，建之卖之买之“无道”；“君子”爱出国观光，往之“无道”；“君子”爱开会，与之“无道”；“君子”爱子女留学，送之“无道”；“君子”爱法律，立之监之用之“无道”；“君子”爱国家，表之“无道”等等一切“无道” 之举都是腐败。

　　不良社会风气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腐败，腐败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再是腐败，而是赤裸裸的犯罪。

　　有了这样一个初步的界定，就不怕一些人混淆视听了。建国初期毛泽东下令杀了腐败分子刘青山、张子善，腐败一度长时间得到有效遏制，三年困难期之后，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一些党员干部麻痹大意，不良社会风气有所抬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接着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随着这些运动的依次展开，不良社会风气受到打击，腐败更是没有生存土壤。毛泽东清楚，彻底解决腐败的问题，解决黄炎培提出的所谓“周期律”的问题，不能仅靠杀几个腐败分子，还是要坚定不移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对社会和国民性进行“文化的、哲学的、伦理的”改造，这个改造要历经多次才能最终完成（毛泽东主张每隔7、8年就再来一次），毛泽东将反腐败融入文化改造、国民性改造之中，融入走社会主义道路之中。高明的猎人防虎伤人，不必把虎杀光，只需要每隔一段时间敲一敲山就可以了。毛泽东着力文化，敲政治之山，震腐败之虎。记得当年，某公名义“清理三种人”，实则搞自己的帮派体系，就号令在全国范围找所谓文革中造反起来的各级领导的腐败证据，以便有充足理由清理他们。结果却是找来找去总也找不出什像样的腐败证据，就不得不搞欲加之罪：他们一点问题都没有，难道是我们有问题？查，继续查，就不信他们都是圣贤。

　　那么腐败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严重严重起来的呢？读者需要记住两件事。第一件是1983年进行的在全国范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活动，简称“严打”，这是后来各项“严打”的鼻祖。这次严打表明，那时的领导集团，在公开的政治生活中，迫于毛泽东时代干部清廉，社会风气良好的惯性，对于改开初期出现的刑事犯罪，都是非常认真对待的，理所当然还不允许干部公开搞腐败。换句话说，直到这个时期腐败也还不是十分严重，但腐败的苗头已经出现，刑事犯罪的高速增长，其实暗示了这一情形，标志着当时政治运作在社会层面的逐渐开始失效。第二件事是“八分钱举报信”。邮寄平信，本埠4分，外埠8分，在我国实行了很长时间。在“四大自由”被取缔之后，“八分钱举报信”一度是全国各地群众维护自己权利和保护国家财产，检举不良干部腐败行为的一个重要办法。后来那些攀附政客的资产阶级精英，站出来替不良干部解围，论证信函举报多是诬陷，是违反人权的，是涉嫌干涉干部隐私的，使改革家们放不开手脚搞改革。改革家马上接受并背书了这样的观点，于是举报信就等于被取缔。在没有有效的配套措施替代“四大自由”的情况下，最后一道制约腐败的屏障，就这样轻而易举被拆除了。在这之后，权力阶层一些人就放开了手脚，甩开了膀子，争先恐后搞腐败，不过一度也被称作搞不正之风（注：现在的微博，很有点当年“8分钱邮票举报信”的功效。“8分钱举报信”被腐败着的反腐败领导取缔，现在微博举报一定程度上正在遭遇类似的命运）。

　　读者还要记住一个城市——深圳。它是“善”之首，也是恶之源。特区开始时，除了国家派去的各行各业的带头人之外，各种“另册”人物也投奔那里了，真真是鱼龙混杂。甚至，许多婚姻中的“不幸者”，为了摆脱婚姻的压力和纠缠也去了深圳（那时离婚还很不容易，就远走）。“美国梦”的中国版出来了。效果是更多的人产生了去深圳的冲动。有些人成行了，有些人畏缩了。这些人其实都是各行各业的“人才”，可以不夸张的说，去那里的小偷，乞丐也都是他们行当里一流的。后来在全国各地出现的许多偷盗和行乞手法，都是师法深圳。小渔村开始向大都市迈进，但潘朵拉的盒子也打开了。喝彩响彻大地，争论也此起彼伏。在“好得很”和“糟得很”之间，邓小平一锤定音。这大概是现在邓小平依然慈祥的笑在深圳的原因（指那幅画）。深圳出现了假账，两本账，包工头，长途贩运者，回扣，“劳务费”，站街边的小姐，“鸡”，“鸭”，卡拉OK包房，演歌台，桑拿浴，洗脚屋，特色发廊，走私汽车，豪华别墅，小蜜，二奶，圈地运动，炒卖楼花，股票交易所，外汇流通市场，外汇走私，套汇逃汇，洗钱，地下钱庄，等等，等等。有段时间，官员想搞特色的腐败，比如性消费，去深圳的比较多。边防证管住了小百姓，但管不住官员自由出入。总之，深圳为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样板，也为后来的各地的腐败给出了模式。此所谓“‘善’之首，恶之源”也。

　　下面以几件事为核心线索看看“83严打”后腐败如何从“犹抱琵琶半遮面”到“公开上市”；如何由轻微到严重，由低级到高级，由单一的经济领域渗透到国家机器的一切部位。

　　1989年以前。这个阶段腐败运行在“价格双轨制”和“汇率双轨制”两个轨道上。1984年城市改革开始，目的是激活生产力，增加产品供给，尽快结束供应短缺。一个行动就是允许城市私有制经济的存在，而它们的物资来源都必须是市场采购，不能获得计划内调拨。结果出现了价格双轨制。许多在物资部门掌握着物资调拨单（批文）的人肥了，但刚开始也只敢和变成了“万元户”(这个词是农民永恒的痛和耻辱)的农民拼个高下。很多时候，一条烟，两瓶酒，就能搞定。比如那时北京的“大前门”，上海的“牡丹”，就很有神通。一辆飞鸽，或永久牌自行车购车票，更是足可以让一个官员服服贴贴。这些得来的烟和票证之类其实都变了现钱。有人把看上去未开封的高档烟，送去烟摊变了现。专好以假充真的烟摊老板，在拆开包装装假烟的时候，就发现里面是大把的钞票，大发意外之财。从1980年代过来的人，对这种现象耳闻的应该很多。由此可以看出，这时即使是以行贿受贿为主要特征的腐败也还是不敢明目张胆，小量的现钞的使用也十分谨慎。至于高级领导人，打一杆高尔夫要400元，那已经是要引发某个“潮”和“乱”的大腐败。后来就不一样了。“倒二爷”是伴随这个阶段出现的一个很让人羡慕的社会小角色，与它对应的是“官倒”（看来人是无论如何都平等不了。“官倒”就是比“倒儿爷”有“品位”多了，人格也“高尚”，你“不服不行”）。当时有个“康华公司”就是非常有名的官倒（注：想要了解该公司是怎么回事的不妨自己做做功课）。价格双轨大大伤害了党的形象。有些人已经准备发出不惩治腐败，就要亡党亡国的呐喊。1988年价格闯关，价格双轨制寿终正寝，但伴随而起的经济领域里的腐败的野马则脱缰而出。这个时期产生了许多万级，10万级的腐败分子。

　　外汇双轨制持续的时间长，直到朱镕基最后完成并轨。外汇券曾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使许多人变成了富翁。当时胆大的学生还倒过外汇券。那些有外汇来源和掌握着外汇来源的官员以及对外汇政策变动比较知情的“内部人”，则利用这个双轨制攫得了无数桶金。我知道这样一件事：一个中央委员的夫人拿了十方外汇券(一万为方，一千为吨，一百为棵，十块为张。这是当时外汇券黑市交易的行话），去西便门进口商品购物中心（现在那里早变成立交桥了）门前找外汇“倒儿爷”倒成人民币。她的数量大，开出的价格还高。“倒儿爷”知道她的货来的轻松，见她人又贪婪，就狠“切”了她一刀。最后，中央委员找北京市公安局出面，才把自家夫人被倒儿爷“切”走的“肉”要了回来。这些腐败分子的数量有限（在当时是特权中的特权者），但造就的腐败分子的级别（以金额计）要大得多，百万止不住（注：那个时候百万就是天文数字了。现在的奥运村鸟巢地区一带的四环边上，曾有若干栋规模超大的两层小楼，在那个时候每栋值约50万，现在同样的小楼即使在北京的西部地区都是上亿的，在繁华地区根本就没有。这样一对比，就知道那时候经济腐败到百万级意味着什么）。

　　可以笼统地说，在90年代前，全国范围的腐败还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只是深圳等特区超前一些。89年到1992年可以说是腐败的蛰伏期，因为当时刚刚经历了某个风波事件，政治走向不明朗，腐败分子在观望，虽然没有停止，但行为比较诡秘。到了90年代的第三个年头，政治方向豁然明朗。于是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遏制腐败从经济领域蔓延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国家机器的上上下下，包括公检法部门和军队。腐败的方式也变了，再不是偷偷摸摸，一切都是明码标价，现金交易，拿麻袋送交易金屡见不鲜。当时企业中三角债很大程度上是桌子底下的交易造成的。实际主政中央经济工作的朱镕基副总理，在“清理三角债”，“质量万里行”的行动中，已经感到了他的腐败对手之强大。表现形式也不再是货币的，深圳出现的所有方式都被拷贝到了内地或正在被拷贝，加上各地的独创，腐败的花样一部字典未必列得完。送股票，送汽车，送房子，送别墅，送模特儿，送电影明星、歌星是比较有特色的——这在现在算不了什么。赖昌星就是在这个时期搞掂军界的大佬的，某个曾红透的歌星先做了他的玩物，再成为他搞掂军界大佬的礼物。朱镕基成为总理时，他喊出了背100口棺材一口留给自己99口留给贪官而惊天地，泣鬼神的豪言壮语。这便是腐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果。成克杰等人头落地，但朱镕基的棺材远没有用完。不是因为棺材多了，而是因为腐败分子多得他失去了目标，不知道该给谁。朱镕基没有用掉那口留给自己的棺材，在历史上也就不过过眼烟云耳！不落骂名就不错了（注：朱家后来也成为了“富有家族”，真是讽刺）。当伟人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些还在诽谤毛泽东的小魂灵们，还是掂量一下，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伟人，什么样的事才算得上伟大吧。

　　朱镕基1998年粗暴搞起了股份制改造。谁要是说朱镕基面冷杀气重，在腐败分子那里没有人缘，实在是不了解历史，为朱镕基叫好的腐败分子多得大将军韩信也点不过来。今天喊出MBO和那些随时准备并确实有财力MBO国家大型企业的豪杰们哪里来的钱？还不是朱镕基帮他们完成了决定性的原始积累。股份制后来叫停，朱镕基自扇耳光。今天它改头换面并有所发展地以MBO面目出现，与朱大人无干。这个时期的腐败分子经济上和政治上大到什么级别，我以科学的态度告诉大家我不知道，因为我的想象力不够。

　　90年代的腐败里有一个蔚为壮观的现象，就是官员赌博，不光在国内赌，澳门赌，越南赌，朝鲜赌，还赌到拉斯维加斯，大西洋赌城，“云顶”（马来），“皇冠”（澳大利亚）；嫖娼也不再局限在深圳，香港，而是嫖到全世界，以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为最理想之地，那里黑白黄棕各色美女，橱窗式开放，先看后买；炒楼，也不是只在北京，上海，广州，而是也炒到了东京，纽约，巴黎，悉尼一切“地段好”的地方。这是“中国威胁论”的另一个主要起源，中国经济实在是太发达了，中国人实在是太有钱了，太会享受了。这是我遇到的“鬼佬”朋友夸赞我的同胞们时表现出的羡慕。这一切尚不足虑，最严重的是公检法的腐败。法院里案子一度少了，这不是什么好事，说明法院已不再属于人民。

　　新世纪最后的晚餐。把这个阶段就叫做准MBO时期吧。黑手直接伸到了国家命脉核心大型企业和中央四大商业银行。一定意义上讲，军队和金融是构成一个国家的硬件和软件。此时，社会情形不再是“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而是“黄河在怒吼”。

　　利益集团的“二奶”——资产阶级精英集团，在腐败演变的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概而言之，理论上提供支持，行动上积极参与，道德上心安理得。

　　毛泽东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那时，毛泽东其实非常清楚，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可能覆灭，站起来的人民可能再次倒下。这要取决于他和他的党内同志是否能用事实回答他1945年在延安窑洞里和黄炎培的谈话中黄所提出的“周期律”问题。毛泽东本人对历史交出了合格的答卷，可后来人呢？

　　那些还在振振有词说腐败起源于文革，毛泽东时代腐败也严重而为现在的腐败辩护的“实事求是”者诸君，看了这篇帖子，你们是该闭上眼张开嘴，还是该闭上嘴张开眼呢？

　　右而左
　　2005/06/22

　　（注：此文整理时有修改）

手拿照妖镜

舆论阵地大多被内奸外贼控制，难得有一个还原史实的小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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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腐败分子经济上和政治上大到什么级别，我以科学的态度告诉大家我不知道，因为我的想象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