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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遏制”：一个思想盾牌，两个地理支点，三个基本国策，四个合作朋友
美国没有实际拿走“庚子赔款”中清政府战败赔偿的白银，而是主要用它建了清华大学堂。美国人此“义举”本不是为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做慷慨的人道援助，可是，在当代中国却结下“善果”：不仅成功地使清华大学几乎成了“哈佛”的预科班，而且成功地解除了我们许多同胞的思想武装，这些人甘愿做了美国侵略者的辩护士，为美国人当年的侵略行径歌功颂德。
1945年美国在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下注，赌蒋介石继续统治大陆，使美国在华利益最大化。蒋介石输得只剩下了裤衩，美国却成功的让世界相信，它支持蒋介石是为了遏制共产制度，捍卫“开放社会”的民主与自由。美国类似的豪赌还有朝鲜和越南。在军事上，美国输得一点面子都没有，但政治上，美国成为了大赢家。
美国人不惜花重金四处豢养各国所谓“民主人士”，异己分子，叛乱之徒，旨在制造别国的思想混乱，最终颠覆别国的政府，甚至主权。但它总能成功的让这些国家的许多人相信，美国是在帮助他们捍卫人权并争取民主自由。
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这些抽象的价值观念，本是其他民族的创造。但是，经过美国的精心打扮和包装，似乎变成了美国人的专利。其实，美国人独创的“普世”概念，大概只有两个，就是现代化和全球一体化。前者是在二战时，美国人为了突出自己文化已脱欧，自成一体，由中情局炮制的。虽然炮制时，并无确切所指，但今天却让一些人，为阐释所谓“现代性”，如痴如幻。后者是美国人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发明，旨在用经济的手段获得以往用武力才能获得的东西。因为它嘴上说的悦耳动听，行动上每掠夺10块钱的财富，就留给被掠夺者1分或半分作为劳务补偿，所以许多人便相信，美国人是在为建立大同世界作不懈努力，全球一体化将给全球带来福祉。更难以置信的是，当世界各地许多真正的有识之士公然质疑甚至拒绝全球一体化的实际效果时，在我国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全球一体化的后果完全不设防。
所有这些，说明美国是深谋远虑的，而且其深谋远虑的国策是成功的。盲目反美乃至反西方是不明智的，但不明其意，就一味喝彩，一味跟风，同样也是愚昧的。今天的世界，和平和发展是序曲，是前奏，是表面的主题。真实的情况是，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和资源的快速消耗，世界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面临着战争的威胁，说战争一触即发也并不为过。民主与自由的面纱下，涌动的依然是残酷的“丛林法则”。
美国 “和演”和“遏制”中国是事实吗？我是作肯定回答。美国在其全球战略设计中总有一个假想敌，冷战时期苏联是它的头号假象敌。后来，北极熊被戈尔巴乔夫麻醉，让叶利钦屠宰了。美国便试图一步步把中国拖近砧板，“和演”中国，变成了赤裸裸的“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911袭击”曾暂时改变了美国的政策。但我相信它最终将会回到遏制中国的“正路”上来。我们在毛泽东的原子弹上睡了几十年了，在美国捆绑之下的“反恐战争”的间隙中也睡了好几年。我们还能再睡上若干年吗？不能！如何作为？本文提出“1234”方针：一个思想盾牌，两个地理支点，三个基本国策，四个合作朋友。
一个思想盾牌
它就是毛泽东思想。检讨这些年来我国的外交政策，失多于得。最大的失，莫过于我国没有了毛泽东时代那种高瞻远瞩、以静制动、以守为攻的自信和沉着。我们已经习惯了说毛泽东思想是“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毛泽东去世后，这个结晶似乎停止了增长，不再结成更大的结晶。本人深以为忧虑。毛泽东留给了我们两个原子弹：一个是作为战争武器的原子弹；一个是作为治国安邦策略的思想原子弹。海湾战争让我们清醒了：光有作为战争武器的原子弹是不够的。于是最近15年来，我们奋起直追，虽然一时还不能赶上，但我们有了危机意识，已经迈开了步伐。毛泽东思想这个原子弹呢？它在武器库里被有意识的遗忘，即使有些非由衷的维护，也是老太婆的唠叨，老大爷的牢骚，与其说是维护，不如说是另一种破坏。我们的决策者对这种行为的危险性似乎有些意识和警惕，但囿于某种无形的自设的禁锢，不敢再来一次“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结果对毛泽东思想的理性深入研究成了民间人士的自发爱好，而且民间的成果不允许拿到正台。
可以毫不武断的说，毛泽东思想的精华，不仅仅在战争理论和夺取政权的探索中，更在晚年的社会改造和建设，以及对世界事务的把握和应对实践中。我们人为的设立了一个禁区，不让开发禁区里的毛泽东思想。结果，一些仇恨毛泽东和敌对毛泽东思想的人和势力，利用这个禁区，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妖魔化了。不知道朋友们是否注意到一个事实：西方，包括美国，基本没有直接正面侮辱谩骂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更是像对待马克思主义一样，不仅要作学术上的全面研究探讨，还要在社会实践的改造中，作借鉴，使之取到“反对党”的作用，帮助自己完善制度。但另一方面，西方雇佣了大批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人士，如戴晴之流，和一些“地痞流氓”人物，如流到海外的李志绥之辈，十年如一日地谩骂诋毁毛泽东和歪曲毛泽东思想，使之瓦解我们民族的凝聚力，为西方“和平演变”中国完成了思想的准备。必须承认并且要面对的是，许多人接受了这些雇佣者提供的被彻底歪曲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版本。我们有点自乱阵脚，国家面临着失去方向的危机。
鉴于此，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理性的舆论机器，有理有利有节的恢复毛泽东思想的真面目，让失去的思想阵地重新回到人民手中来；对污蔑和诋毁的言论加以坚决压制。这不是压制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正本清源、扬正抑邪，统一民心、军心、党心，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我相信，毛泽东思想的盾牌一经举起，国家将不缺乏凝聚力，西方“和平演变”的企图将遇到自觉抵制，反美国遏制将不战而成功一半。
二个地理支点
第一个是台湾岛。台湾是内政，但西方世界一直在致力于将其国际化。事实上，我们中的一些人差不多接受了这样的暗示，不敢理直气壮的说台湾是中国的，却在故纸堆里去找什么自己都觉得没有意义的历史证据。这是愚昧的，弱智的。我们必须用实力明确告诉世界，台湾是中国的，不容怀疑，不需要什么证据。
一些人以为，台湾无非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事。如果这么简单，它也就不会“国际化”。中国自古以来，是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事，但是，自秦始皇以降，“中国”这个国家概念实际确立以来，在那些分分合合中，无论朝野，都没有人认为那是国家与国家的事，都只认为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暂时分裂。在朝者总致力于平息分裂者，以求统一；分裂者则致力于推翻在朝者，取而代之，把四海统一在自己的名下。分，是表现形式，合，是实质的内容，分合不构成一个事务的正反两面，而是一面的不同状态。分合是统一于合。现在大陆与台湾这个分合发生了质的变化：台湾统治者分的目的不再是合，而只在于分本身；加上外部世界的竭力介入，这个分，是朝着一种永久的分离状态而去的，是将一个主权国家变成两个主权国家。在现代世界里，一个分裂的地区一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得到世界其他主权国家的一致承认后，就再难统一。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最好的例子，巴基斯坦更是有分裂出一个孟加拉来。至于东西德的统一，是因为国土被两大势力分了，人心没有分，民族的意志没有分。南北韩也是世界霸权的结果。高丽族的心也没有分，它的统一是迟早的事。台湾的意义，不在于它的土地人口资源技术制度，而只在于它对于大陆的战略意义、安全保障意义。它一旦丢失，整个国家即被关起了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中国的生存地盘就在别人的威慑之下。美国再在台湾的请求之下，把军事基地建在台湾，那么中国就将被彻底瘫痪，永远也别想再站立起来。那个刘亚洲说什么西班牙，英国没有海上通道也曾经成为了海上强国，中国是否可以走出去，与台湾这个通道没有关系，完全是机械的阅读和阐释历史，是看不到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其胡言乱语乃国之祸也。
因此，台湾问题无论多么棘手，都必须早解决。早解决，早得益，早解决，少损失。缓一天，解决的成本就会级数增长。2008年是个坎，我们绝对不要掉以轻心，落入“和统”梦幻之中。此外，台湾一直在南非等地谋求核原料，企图拿到核威慑的通信证。如果台湾成功完成核爆，它的目标绝对不是日本美国或其他国家和地区，它的唯一目标是拒抗大陆统一。当然，只要大陆有决心，核威慑也不可阻挡住统一，但那将大大增加统一的成本，在同胞的心中也将造成太大的阴影。
台湾的前途是这样的：无论是分裂还是统一都将是武力的。实际上，解决台湾问题不是武力对比和别国干预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意志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要重新举起毛泽东思想盾牌的原因。
第二个支点是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自身的前途，我认为比我国海峡两岸要乐观。韩国正在师法西德，以经济带动北韩。在不远的将来朝鲜半岛将会统一在这样的形式之下：以北韩的武力保南韩的经济，以南韩的经济支持北韩的武力，一国两制为第一步。第二步，最终从地理上完成统一。如同现在的东西德。
毛泽东的抗美援朝战争，让美国人失去的决不只是美国大兵的生命和“三八线”以北一度占领的土地，最重要的却是让美国人面对中国军队时失去了往日的信心。由于有前车之鉴，在今天朝鲜问题上美国总也拿不准中国的态度，这也就是金正日可以把玩美国于鼓掌之中的最根本原因。但美国却不忘诈唬说，决不放弃台湾，摆出一个武力干预台湾的样子。
朝鲜半岛的意义还在于遏制日本。我国对日本的遏制和我国反美国对我国的遏制是一体二面。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实在不像外界设想的那么牢靠。相互的猜忌，处处都有表现。美国从来就没有真的善待过日本，要是日本失去来美国借以遏制中国的意义，美国立即就会抛弃日本。日本“争常”，被美国大涮了一把，是美国对日本态度的最好体现。美国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日本，就像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一样，这是有目共睹的。那么日本是不是就那么真心依靠美国，当然不是。要知道，日本的国门首先是被美国人佩里武力打开的；日本称霸亚洲的梦的破灭，与美国人介入战争关系密切；世界上也只有日本被美国赏赐了原子弹，这不是日本的光荣，而是日本的耻辱。它们两国政府之间的觥筹交错，我们就看看而已吧，不必太当真。
朝鲜半岛是日本大国梦的地理桥梁，也是它通向中国的跳板。这个跳板，不论以何种手段，一旦被我切断，除非日本有本事在太平洋上再造一个大陆出来，否则日本将永远只能做它的“大国梦”。这个情形一旦出现，日本对美国就失去了意义，日美的同盟关系也就不攻自破。美国借日本遏制我的战略也就土崩瓦解。
以上两个支点其实是一个问题，解决了台湾，朝鲜半岛就会更加靠拢中国，不为防美，但为访日。我们有朝鲜半岛作第二支点，站好了马步，美国对我的遏制也就图有其表。另一方面，在朝鲜问题上我们必须明确传递准确的信息，不能让朝鲜对我们有疑心，觉得我们三心二意。跟美国人在朝鲜问题上纠缠，我们既要学会打桥牌，通过叫牌摸清敌我双方的实力，也要学会下围棋，明着布局。如果美国敢在朝鲜动作，我们将义不容辞再度抗美援朝。有了这种决心，美国就会知道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意志。所以，这两个支点我们站好一个，也就站好了另一个。而站好这个马步的一个关键动作，是处理好钓鱼岛问题。钓鱼岛虽小，却四两拨千斤，是解决台湾问题的钥匙。中国在钓鱼岛只能示强，不能示弱。必要的时候，要先下手为强，永久解决钓鱼岛。钓鱼岛一经解决，台湾问题就不是问题了。这是台湾和平解决的惟一可能性所在。对钓鱼岛一旦示弱，台湾则远去也。和平统一是梦，武力统一也未必不是梦。
三个基本国策
其一，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
国家实力有硬实力和软实力之分，前者的主要标志是强大的经济和武装力量，后者的主要标志是坚强的国家意志、统一的民众意志以及二者之间的自然而牢固的结合。改革以来，虽然以“珠三角”，“长三角”和其他地区一些大中城市为主体的局部经济，获得了繁荣。但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家软实力在削弱，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人心普遍的、全局性的涣散，民众对政府渐失信任，在政府和民众之间隐约的立起了一道“柏林墙”，或划出了一道“三八线”。毛泽东建造的国家意志和民众意志的预制板统一体，正在还原为沙子和钢筋。何以如此? 财富的分配不公是罪魁之一。
财富分配有生产环节中的初级分配和通过税收等手段调节生产、流通、交换环节财富增值后的再分配。初级分配主要体现在工作机会的获得和工资水平以及相关福利。再分配则体现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如教育、医疗、养老、公路、文化体育设施的建造等等。对照我们当前的社会，获取工作的机会是严重不等的，换取优质岗位的机会则更加不平等，与此同时，在有工作的群体中，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与劳动量脱节，而与权利、关系、特权等勾连密切。也就是说，在初级分配中，虽然提倡“效益优先，兼顾公平”，但实际操作中，完全抛弃公平，鼓励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可见，现在出现的严重的、完全不合理的财富初级分配不公，是人为的，并非“不可抗力”。
既然如此，就要先从财富初级分配上着手解决问题。中国社会的文化底蕴和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必须慎重对待公有制经济。事实上，迄今为止的社会实践表明，公有制经济，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社会里，是保障财富初级分配基本公平合理的有效制度。虽然作为所有制的公有制早就开始被蓄意肢解，现在已经飘摇欲坠，但是生产领域里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形式，应该得到保留和坚持，并被确立为一个基本国策。做到了这一点，整合当前社会问题和民心，打破美国的遏制，既为时不晚，也具有现实可能性。这里，首要的是必须重新反思：我们对公有制经济是否有科学的态度，我们是否真的认识到了公有制经济的力量。以下提出几点反思的线索。
第一，公有制经济是不是“就是大锅饭，就是鼓励共同贫穷？” 建国到改革开放国家没有像今天一样“物质极大丰富”，罪魁是在公有制经济还是在其他历史的、现实的和时间的原因？如果公有制经济是无辜的，那么我们放弃公有制经济，实行私有制经济就是彻底的错误，就是拿清凉油治疗癌症，牛头不对马嘴。在改革前，公有制经济下的分配形式主要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工分制，在城市主要表现为八级工资制。那既不是“奖懒罚勤”的绝对平均，也不是走向共同贫穷。恰恰相反，这个分配形式和充分尊重人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表现为尊重每个人每个集体的荣誉和智慧，给与精神奖励，如各种荣誉称号，劳动奖章等）相结合，大大的激活了生产力，积累起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后来的物质繁荣奠了基楚。西方私有制经济，在对全世界巧取豪夺二百多年之后，才积累起来的财富，为什么强求我国公有制经济仅靠自力更生一、二十年就必须达到？达不到就说公有制经济没有优越性，就回头生吞活泼，东施效颦搞私有制经济？
第二，今天几乎众口一词，说公有制经济效率低，这是确实的吗？我们分两个阶段看。改革前，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主体，在有内忧外患，西方禁运和封锁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取得了GDP年平均递增10%以上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来，在有内外高额债务的支持下，在全球一体化的支持下，在不顾一切的高投入下，在公有制经济被削弱，“生产力得到巨大释放”的大好形势下，GDP年平均递增也不过约10%。为何这个10%是“高速增长”，而之前的那个10%是“经济崩溃”？此其一。其二，即使只看后一个高速的10%，实际上为其做出了更大贡献的，还是公有制经济。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私有经济，才刚到半壁河山，这半壁河山还不知道多少是从公有制财富里非法转移或赤裸裸得掠夺、瓜分而来的。考虑到这个半壁河山是递增而来，就说明在整个改革时期，起主力军和中流砥柱作用的还是公有制经济。既然有如此雄辩的事实表明，公有制经济并不低效率，为什么我们却得到了低效率的印象？显然，我们大家都被一些对国家不负责任的人做了“暗示”，并接受了“暗示”，不由自主的认为了公有制经济是低效率。
第三，现在公有制经济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包括增长的内涵和质量不佳，是公有制经济自身固有的，还是倡导私有化的结果？以银行为例，许多业内人士，敢于冒生命危险，或贪污，或转移巨额资金，或借改革名义公然占有银行资产等等，这些卑劣行为蔓延，导致国有银行资产缩水，变质，腐烂，是倡导私有化导致的，还是坚持公有制导致的？答案太简单不过了。但因果关系被刻意颠倒。颠倒者目的很明确，就是愚昧百姓，使既得利益集团获得更大的好处。我敢断定，金融业，包括银行，是中国“改革者”，瓜分国有资产最后的晚餐。金融业瓜分完了，中国人也就开始准备再做西方人的奴隶了，也就是说要回到毛泽东革命以前的状况。我们还谈什么遏制，反遏制，以及崛起？
鉴于以上，我认为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不能丢，反要大张旗鼓把它作为一个基本国策。我所谓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是指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领域的公有制，服务行业，第三产业（但不包括银行，保险，再保险，等金融部门）则可以考虑多种经济形式并存。
其二，强制义务基础教育，免费大学教育。
今天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剥夺一般民众受教育的权利。伴随而来的就是巨大的本该得到良好教育的新生群体，被社会抛弃，衍生出打、砸、抢、偷窃、娼妓、吸毒、赌博、青少年有组织犯罪、没有安全感、没有成就感、没有民族自豪感、没有国家荣誉感，以致对国家对政府没有信任感，结果民心纷乱由此而雪上加霜。
在近代，教育立国，成为某些名流的事业。但是，学而优则仕，依然是目的，提高国民素质的本来意义，被大大忽视。改革以来，这个扭曲了本意的教育，变得越来越畸形。教育不仅从民间又走向“贵族”，而且“学而优”也不一定能“业（就业），更不用说“仕”（做官当老爷）。
教育的问题，大家已经谈的非常多了，我不想重复。只是由于高校生自杀，卖淫等现象的日益增多，吸引了舆论的眼球，大家关注的似乎更多是高等教育，而忽视了更重要的基础教育。我要强调的更在于基础教育及其方向性。英文中compulsory education本身就是强制教育的意思，是指适龄儿童到了年龄，必须接受国家提供的免费基础教育。我们对应的是“义务教育”，到初中为止，还没有落实到实处，所以不完全是compulsory education。我用“强制义务”作表达，不仅要突出义务教育的免费性质，还要突出义务教育的严肃性，法律强制性以及它与国家意志和国家实力的密切关系。
世界上觉悟得早而变得和谐又强大的民族，都是教育普及比较好的。不要追溯太久的历史，先拿众人皆知的拿破仑为例。今天，一般民众所了解的，是他的军事天才和成就，但他对于法国的真正贡献却在于他改革教育，普及教育，使教育从贵族走向了平民，使法国民众的素质短时间得到整体提高。再看彼得大帝，他以绝对独裁专制的手段，从教育入手，移植西方文化，并形成传统，使俄罗斯获得新生，乃至有今天优秀的国民素质。还有日本，它是先发展教育后发展经济，也获得了强盛。毛泽东无疑看到了世界列强的发迹史与教育关系重大，也是把教育放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那些指责毛泽东轻视教育的人，一不尊重事实，二不懂得什么是教育，尤其不懂得毛泽东的教育）。所有这里的教育都是普及教育，平民教育，都是百年树人，百年强国的大计。
还教育于民吧，我们不是国力不济，问题出在我们的指导思想。今天的中国比毛泽东接手时的中国还缺钱吗？我们每年被官员吃掉，喝掉，嫖掉，赌掉，包二奶三奶无数奶包掉和卷往国外的钱，何止供全民义务基础教育和大学免费教育。太多的民众已经一代又一代在初级分配中失去平等公正的机会，在物质上被剥夺的一无所有，我们不能在这个再分配的过程中，再把他们从精神上剥夺的一无所有。这是“绝对善”与“绝对恶”之间的选择。
还教育于民吧，虽然再分配中，有些是不能公平，也不必公平的，例如不是每个人都同等次数享受文化体育设施，但另一些则是可保基本公平，且必须保证基本公平的。教育就是这样一个可保并必保基本公平的领域。一个不重视培养训练有素的民众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而一旦民众是训练有素的，他们必将懂得以生命捍卫自己的政府、国家和民族，没有任何力量能遏制得了一个13亿训练有素的民众团结起来的民族。
其三，公费医疗和养老。
毛泽东治下的中国贫穷但不软弱，谦和而有尊严。毛泽东改造中国的尝试是成功的。然而，后来人在检讨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时，不是扬弃，吸取合理成分，而是倒洗澡水，连婴儿一起倒掉。公费医疗就是被这样倒掉的婴儿之一。
实际上，所有国家，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般的百姓关心的问题只有几个：医疗，住房，养老，教育。这几个问题解决了，和谐社会也就建立了，安居乐业就实现了。我15年前第一次到欧洲，感觉那里才是马克思笔下的社会主义，虽然创造财富的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但在再分配环节上，分配财富的形式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合理公平，表现为义务教育和国家主要出资的医疗和养老保险等。后来我去了许多国家，还在一个发达国家生活了5年，一个发现是，无论国家贫富，凡是社会秩序好，社会安全系数高的，国家凝聚力大的，其实都是解决好了以上几个问题的国家。一般老百姓没有那么多的欲望，生老病死住房子女教育无忧，也就是一生无忧。有个人出来承认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了，就那么难吗？看出来这个失败，就比发现“相对论”还困苦吗？非也。我们不敢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指责别人错了，例如指责毛泽东错了，可以滔滔不绝，无中生有，但我们今天失落的恰恰是毛泽东的精神，毛泽东的豁达，毛泽东的胸怀和毛泽东以庶民为父母的慈悲。
既然失败了，错了，哪就改过来，还公费医疗和养老于民。爱国是个很具体的事，也是个很容易的事。但民众的后顾之忧不解决，爱国就是个很抽象的事，也是个很难的事。国家要老百姓抵御外敌，国家就必须提供老百姓基本的生存保障。这是国家与百姓缔结的契约。如果国家撕毁了合同，百姓将没有卫国的义务。遏制美国，光靠政府行吗？！
以上三个基本国策实际上是作为所有制的公有制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前一个关注的是初级分配的公平公正问题，后两个则是关注再分配中的公平公正问题。一些人会觉得了无新意，但请留意，我从不喜做惊人之语，只谈具体而现实的问题；一些人或许会指责我在开历史倒车，但请宽容，先要对事物作独立之分析，当然，我也是准备接受任何指责的；还有一些人会说，计划生育，环保，国防建设，三农问题，等等，哪个都比这三条重要和急迫？为什么偏偏提出这三条，还都是和市场经济对着干的？但请三思这三个方面是否是源，是根茎，其他则是流，是枝叶？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内政则是民心的历练。内政稳，民心齐，则外交必主动，必强健。这样，反遏制最终就是个民心问题。“民心齐，泰山移”，这是毛泽东时代响亮的口号之一。我以为，实施好以上三个基本国策，即可凝聚民心于一统，使反遏制具备坚实的民众基础，移泰山也好，移日本挑衅也好，移美国遏制也好，都不在话下。为实现这个目标，不是要不要公有制的问题，而是怎么实行公有制的问题。毛泽东的操作方法或许有商榷的地方，但毛泽东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四个合作朋友
美国对我国的遏制是从内外两方面入手的，在内是制造思想上的混乱，乃至直接参与制造社会动荡，包括在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地区制造分裂。在外则是政治、外交和军事的排斥与打压。因此，我们也必须两个战场作战。本文一个思想盾牌和三个基本国策，是关注内政，解决内政之稳。而两个地理支点和四个合作朋友则着重于国际政治、外交与军事的抗争（台湾是内政，这里放在政治外交军事抗争中，是纯粹考虑其地理位置的）。建国初，面对西方封锁和围堵，毛泽东提出了“打扫干净了屋子再请客”的原则，取得了成功。今天我们也需要师法先贤，在打扫干净屋子的同时，准备优先请来以下几位朋友。
第一个，俄国。这个大家应该有共识。中俄两国恩怨甚多，成吉思汗的铁骑没有踏平莫斯科，结果招来了无情报复。到了沙皇时代，老毛子更是积极加入“侵华俱乐部”，还在中国的土地上，与日本人打一场“日俄战争”。外蒙古的独立，是抗战结束后斯大林的一手制造。这些恩怨至今未了。但是，在与美国人的游戏中，俄罗斯还是可以为友，且必须为友。苏联没有了，俄罗斯还是一个巨人。它保持着系统完好的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它完成了制度的转型，它有世界一流的国民文化素质，再给它10-20年，它将重新站立，将成为比今天的俄罗斯要重要得多的一支独立的国际力量。到那时，我们求其为友，就为时晚矣。这之前，它需要盟友，获取稳定的国际环境。它曾试探性想加入北约以图外部环境的安全稳定，北约的秘书长却说，俄罗斯加入北约，就像是大象进入洗澡盆洗澡，澡洗不成，澡盆还会被撑破。俄罗斯就这样被北约拒之门外，并被北约三面屯兵，只剩下中国这个“战略纵深”。这正好给了我们机会，在与美国抗争时，与之结成盟友。美国既要监视俄罗斯再起，又要遏制中国，还要反恐，对付明里暗里的敌人和捣乱者。中俄两国可在此时抛却前怨，再次携起手来。不久前，两国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一个好的开头。但在我看来，演习形式虽然花哨，却显示出明确的功利性，少有大战略的实质内涵。与俄罗斯的合作必须抛弃短视性，功利性，不仅要学习其军事技术，工业技术，更要学习其文化的刚柔并济，国民的自觉性。同时，还应该利用好上海合作组织，必要时两国共同努力，将其军事化，取代原华沙条约组织的地位，把与俄罗斯的合作捆绑化。
第二个，印度。也是一个庞然大物而暂不强大。从历史的长远看，中国的真正敌人可能是印度。但这并不妨碍今天我们与印度的合作，减缓美国对我的挤压。毛泽东的崛起，曾让印度害怕。50年代中尼赫鲁访华，毛泽东与之推心置腹交谈，方让印度人冰释前嫌。后来两国边境擦枪走火，有美国和苏联的因素在后面起作用，毛泽东在可以直取印度平原的战略态势下，鸣金收兵，再次让印度人真正感受到了毛泽东言而有信：中国即使强大也不危及印度的安全。这些为我们今天与印度发展友好，奠定下基础。今天，虽然印度还在为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提供庇护，让我们尴尬，但我们必须看到失去了印度支那控制权的美国，为不丢失南亚，正在加紧对印度的拉拢，尤其是所谓的“反恐战争”以来，两国高层往来频繁，我们必须要有更开阔的胸怀，推进和升级中印关系。印美两国并无前好，现在却走的热乎，绝对不仅仅是为那个反恐战争。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这是我为什么开篇即说“我们在反恐战争中睡了好几年”的原因之一。我们对印度的外交战略显然没有跟上，在美国对印度关系已经远远超越资源和技术意义时，我们所着重的还只是铁矿石一类的资源外交，而且还只是肤浅的贸易关系。我们大大的忽视了未来战略中，印度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当然，即使不考虑政治外交军事因素，单是资源一项，我们也必须把印度提高到反美国遏制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当年日本的战争机器就要因为石油而面临熄火，为了把战争机器继续开下去，就只好把马力开得更大，上了美国人的当，发动太平洋战争。印度的宗教把印度人变得柔顺温和，好像失去了攻击性，但从印巴战争以来，我们看到，印度虎的獠牙也是锋利的。在设及领土与主权时，驯鹿也要生獠牙的，更何况印度虎。但当前中国不是它的敌人，美国也不是它真心的朋友。辛格到美国演说，其词娓娓，但不过是减缓自身面临的压力，绝非真心的投靠。印度在中美关系中地位微妙而重要。欲破美国遏制，我们必须与印度深度修好。
第三个，巴基斯坦。哈哈，读者笑了，是不是？那就笑吧。笑我的无知便是。但这个区区小国，却十分重要。看看美国借“反恐战争”再度收编它就知道了。印巴本是一个国家，甘地的“非暴力的和平革命”，把英国人驱赶走的时候，英国人为了继续在该地区保持影响，就把所罗门王说了没有做的事做了：把一个婴儿劈开为两半。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印巴两国和克什米尔不尽的流血（那些热爱白人，热爱他们人道主义的人不知对此如何看待？）。巴基斯坦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那时它和美国还有一个同盟里的成员，毛泽东就是利用了印巴的关系，把它从美国争取过来，并把中巴关系发展到了顶峰，最后“小球推动大球”，让尼克松的手，伸过太平洋，绕道卡拉奇，和在北京中南海的自己的手握在一起。小国，因为其力量有限，从来都是动摇和摇摆不定的，但却可在关键时候成全或摧毁大国的整个战略设计。巴基斯坦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我认为，美国一直有个大中东战略，这个战略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巴基斯坦这个中东边缘的小国家。可谓巴基斯坦是美国大中东战略的支点。而中国要破美国的遏制，必先破其大中东战略，其关键就是抢占巴基斯坦这个支点。我前面所言在朝鲜半岛和台湾岛两个地理支点上站好马步，展拳脚，目标却是要在中东与美国展开博弈，抢夺中东石油的控制权和打通与确保石油外输的通道。我们应该检讨自己的外交政策，为什么要嫌贫爱富，渐渐疏远巴基斯坦，让美国那么轻易就再度得手巴基斯坦。韬光养晦到了丢城失地，就不再是韬光养晦，而是彻底的懦弱。实际上，印巴战争美国出卖和背叛巴基斯坦，让巴基斯坦对美国是恨多于爱，但迫于其武力和美元，今天的巴基斯坦还不能恨美国。有人批评毛泽东自己穷的叮当响，却到处慷慨好施，实在是愚昧。这种批评是把人等同于兽，除了低级生理需求便没有其他需求的彻头彻尾的狭隘与无知，甚至无耻，是“自扫门前雪不管别人瓦上霜”的极端自私自利思想在外交上的表现。毛泽东的外交策略今天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第四个，伊朗。读者是不是笑的更大声了？霍梅尼的革命改变了中东格局，但革命尚未结束。当今世界所有国家中，最需要支持和帮助的是伊朗，最有可能整合阿拉伯国家，把阿拉伯兄弟从美国人的淫威下解放出来，并从此完全改变世界格局和命运的是伊朗。东西文化与文明的决战，胜负系于伊朗。现在伊朗无人可求，明显是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德法在伊朗核问题上制肘美国，并非是为了伊朗的利益，其实是为自己打算。几个白人在瓜分一件猎物时，在达成瓜分比例之前，他们总是有争议的。但在共同瓜分猎物这件事之本身上，他们是没有分歧的。请原谅我这样直白的揭露白人的嘴脸。伊朗清楚这一点。所以，即使它知道中国也看中它的石油，它也会宁愿与中国修好。这也许就是文化与人种地位在取作用。许多人“自由主义者”，把白人对内的民主自由与对外的独裁专制混为一谈。我宁愿把二者严格区分，并对后者保持高度的警惕。像朱学勤那样，喊什么“万国之上自有人类在”，把美国看得高于一切，听不得一点反美声音的抽象的世界主义，我做不到。伊朗今天让我们在其领土上有超过千亿美元的投资，决不是纯粹的贸易涵义。更在于对中国寄予厚望。希望中国在必要的时候，为伊朗的利益，也为中国自己的利益，以任何方式发言。我们在伊朗问题上不能退步，如果说俄罗斯和中国在伊拉克问题上认怂，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两国在伊朗问题上，就必须协调好关系。这也同时显出和俄罗斯合作的价值。而且，毛泽东在斯大林背信弃义的艰难困苦下，依然独自抗美援朝，今天，如果俄罗斯故伎重演，我们也应该师法毛泽东，把与美国的对抗在伊朗进行到底。两国一旦发生实际冲突，首先要确保印度稍偏于我，至少保持中立，巴基斯坦让开通道（这都是可能的，这是为什么我把两国摆在四个朋友中的原因）。只要伊朗不成为第二个伊拉克，美国的大中东战略就不能成功，我们破解美国的大中东战略就有了把握。如果我们帮助伊朗整合了阿拉伯世界，则美国的全球战略也就彻底被粉碎。出现这样结果，最终最大受益的将是中国。
以上四个朋友请不请得来，请不请得自然周到，是政治家的事。我的这个反遏制的国际合作设想是把反遏制的重心放在亚洲，并以中东地区为核心地带。如果我们只把反遏制局限在国境周边，那我们必然是抱薪救火，毫无疑义。要想把美国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也拉进反遏制的队伍中，那则是与虎谋皮。结合这两点，总起来我们应该把反遏制的外交的立足点放在第三世界加俄国。为了帮助理解后一点，这里再提供几点参考：第一，西方在人权、平等、博爱、自由的“政治正确性”后面，藏着的是刺刀、机枪、坦克、导弹，以及一切其他的杀人武器。因为他们认为人权、平等、博爱、自由、民主，是他们上等民族之间的事，决不包括黄皮肤的中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伏尔泰他们进行所谓启蒙时，就不打算将他们的这些思想传播到民间，否则“穷鬼们会造反的”（伏尔泰警告语）。这足可以看出这些美丽的词汇，在使用时是有特定范围的，甚至白人中的“穷鬼”也没有包括进去。不要以为伏尔泰时代已经过去。今天的西方，在内政上民主自由，在外交上独裁专制，就是最好的说明。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第二点，就是我开篇时说过的话：今天的世界，和平和发展是序曲，是前奏，是表面的主题。真实的情况是，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和资源的快速消耗，世界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面临着战争的威胁，说战争一触即发也并不为过。民主与自由的面纱下，涌动的依然是残酷的“丛林法则”。为此我们必须早做准备。当今世界美国发言，许多小国都噤若寒蝉？那是因为其他大国不作为，小国无选择。“丛林规则”要求猛虎猎豹必须自成一体，而其他小动物则是他们之间的争夺物。那些不能为小动物争得安全的地盘的猛虎猎豹就不是真正的猛虎猎豹，它自己必然不是饿死，就是被真正的猛虎猎豹吞噬。有猛虎猎豹之躯体而不行其实，是对上帝的亵渎。爬虫总是只知道抱怨别人的铁蹄，从来不知道有所作为。第三点，我在西方的生活经历告诉我，西方人的优越感，不到他们中去实际生活，我们是不能真正理解和感受的。他们表面上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但要和他们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必须要靠毛泽东的方法，斗争！国家之间是这样，个体之间也是这样。我原来所在的单位，我们中国同胞与白人讲我们自己意义上的友好，却招来了蔑视，只有我，语言和行为上，一方面和他们一样的彬彬有礼，一方面在维护公司利益，也就是国家利益上，与他们永远进行斗争。结果我是被公司里所有老外都请到家里BBQ（烧烤）的唯一中方人员。我的做法是符合西方人做人做事原则的。西方的规则，包括法律，都是斗来的，人头堆出来的，血凝成的，不是谄媚来的，不是贿赂来的。国人对此少有理解，以为是华盛顿们赠送的。
回看改革以来的我们的外交，由于放弃了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核心与根本，走起嫌贫爱富的路，以为光靠拿来主义和嗟来之食，就可以武装自己，实现现代化，大国变成强国（这在龙永图大人的言论中表现的再突出不过，所以他成了中国从GATT到WTO的首先谈判代表）.结果，热脸贴了冷屁股，我们不仅没有获得期望的技术、友好，反倒招来了围剿与遏制。嫌贫爱富让我们丢了老朋友，穷朋友，也没有交到新朋友，富朋友。结果，我们没有了自信，没有了毛泽东时代的沉着与冷静，以静制动，以守为攻，既韬了光养了晦，也该出手时就出手，赢得了国家的尊严，赢得第三世界广泛的朋友和白人世界的刮目相看。
本人对于当前中国内政外交都是不满的，认为这个状况必须改变。本文考虑了地缘政治、种族文化差异、宗教渊源与冲突，但陷于篇幅没有进行论述上的展开。综合起来看，本文表达的思想，是要求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以13亿人民为后盾，两个支点站马步安周边，以印俄为两膝增其力量，以巴基斯坦为左拳，握而置于左膝盖之边，伊朗为右拳，握而指向亚欧边界，怀抱中东的石油（但中东的全部意义则远在石油之上，因为中东为欧亚非三大陆的联结点，地缘政治资源丰富），目光炯炯注视着美国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和其在以中东为核心的亚洲广阔地域，展开争斗，终结其遏制中国的战略。必要时，为了自己的生存，还可以和其展开全球争霸，以武力维护世界永久的和平，真正体现出“万国之上自有人类在”的人类精神。
右而左
2005-9-15/09-20/9-24
（注：本文原为上中下三篇，写作日期是2005年 9月15，20和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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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12 01:3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