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2011：中东动荡与世界变局（下）

大参考

　　五 “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

　　俄罗斯曾面临并需要回应的“俄罗斯在哪里”的问题现在摆到中国人的面前，同样的问题，“重返亚洲”后的美国人也会向中国人提出并需要我们认真回应。

　　回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作知己知彼的分析；也就是说，需要知道我们的对手在哪里，其优势和劣势所在；其次是我们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所在。我们不能仅仅知道对手的优势，更要了解对手们之间的本质性矛盾。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145]但只有找到对手的矛盾，才能找到中国的机遇，才能有必胜的信心。1990年，中国面临西方全面禁运的压力，邓小平在对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说：

　　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146]

　　那么，我们的对手是谁呢？根据利比亚战事以来的世界形势的变化看，是以美国为盟主的曾经的老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联盟。目前，这个联盟及其盟主的境况如何呢？

　　作为当今西方联盟的盟主美国——尽管还是霸气十足——已没了20世纪50年代赢得世界大战和90年代苏联解体之初时的意气风发。经过阿富汗战争的“一鼓作气”、伊拉克战争的“再而衰”，现在美国政治上已进入 “三而竭”、经济上已接近“破产”[147]阶段。它不仅不再具有当年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财力和能力，甚至也没有再发动一场伊拉克战争的财力和能力。而中国——尽管自身政治和经济有相当的“泡沫”风险——则总体上还处于“一鼓作气”的上升阶段。此时，中美相对的形势是“彼竭我盈” [148]，彼将骄横——以致奥巴马在击毙本·拉登后竟有失哲学涵养地向全世界宣称“美国无所不能”[149]——而我谦和内敛。自古兵骄者败。1940年德国希特勒、日本东条英机大军横扫欧洲和亚洲大陆导致德日两国轻率进军苏联和袭击美国，结果输了老本。1962年，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甘拜下风，这反骄纵了美国的傲气，致使美国轻率用兵于越南并陷于其中不能自拔，而苏联赫鲁晓夫因在这次危机中的受挫而避免了在中南半岛涉足。1991年苏联解体，这再次骄纵了美国“无所不能”的万丈雄心，其结果则是美国劳师征远，由此出现国力衰落。

　　不可否认，西方国家联合起来确有人多势众、船坚炮利的优势。但从一个动态的过程看，其中也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尤其对美国和英国十分不利的矛盾。

　　宋人苏洵曾著《六国论》提出六国如果联合起来“合力向西”就不会为秦国所灭的设想。对此，毛泽东批注说：“此论未必然”，“凡势强力联军，罕有成功者”[150]。毛泽东从矛盾论的角度分析“联军”问题，他并不否定联军“人多势众”的优势，同时也看到其相应的劣势，这就是利益需求太多。这样的“联军”，如三国袁绍军队“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151]，其意志既难统一，又难持久，尤其是在应付象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巨大资源和战争潜力的国家时，情况更是这样。新中国建立后，美国为首的十五国联军在朝鲜战场，及美国为首的西方对华禁运等遭到的全面失败，便是明证。

　　目前国内有人提出美国正在联合亲西方国家针对中国构建“O型的包围圈”[152]，其实，这只看到问题的表面。真正深层的问题是，若真是这样，反是中国的机遇。这是因为，美国建立这样庞大的所谓“包围圈”本已吃力，如果要维修这样的“包围圈”，美国财政将不堪重负。20世纪50年代，美国战略学者凯南曾提出过建立遏制共产主义国家的包围圈理论。当年反对这种理论的战略思想家李普曼[153]有深刻的分析。1944年李普曼在《美国外交政策》，他在书中对美国人的“世界主义”情绪提出警告，他告诫美国要避免那种意在纠正世界的传教士式的干涉主义。他写道：

　　美国必须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也使它的手段可以达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负担和它的力量相称，也使它的力量足够来完成它的“责任”：要是不确立起这个原则，那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外交政策。[154]

　　当时李普曼提出这个“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学为罗斯福战后世界安排提供了原则并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大国准备好了思想基础。1947年，他针对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155]的“遏制”政策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出版《冷战》一书，指出美国安全的脆弱性：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在“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学，李普曼说：

　　美国的军事力量是特别不适用于需要在一个无限度的期间坚持而耐心地加以贯彻执行的遏制政策。如果苏联是象日本一样的岛国，美国的海空力量是可以推行这样一个政策的。美国可以没有很大困难地实行对敌封锁。但是苏联需要在大陆上加以遏制，这样所谓“守住防线”就不能不是一种壕堑战。

　　然而美国军事力量所擅长的并不是无限期地防守阵地。这样做，需要大批驯服的人发挥巨大的忍耐力。美国军事力量的优点在于它的运动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进攻威力。因此它并不是执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务于一种以决战和解决为目标的政策。它可以而且应该用来挽救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倾覆了的均势。但是它并不适合于遏制、等待、对抗、阻拦的政策，这种政策并没有具体的目标，而只求最终“挫折”敌人。

　　很可能，在俄国人还没有挫折以前，美国人自己倒已经为X先生[156]的政策所挫折而沮丧了。[157]

　　至于美国为遏制苏联拉起的包围圈，李普曼警告说：

　　这种企图用边缘国家筑成“攻不破的藩篱”来“遏制”苏联的政策，还有更不利之处。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边缘国家都是弱国。而弱小的盟国并不是资本，它们是负担。为了支撑和维持它们，需要分散我们的力量，花费我们的金钱和信誉。这些弱国是容易受侵害的。而为保护它们所花的气力丝毫也无助于我们决定或者解决主要冲突。[158]

　　我们可以明白看出，这个新的联合阵线其实是联合不起来的。这个边缘地带没有成为抵御苏联力量的攻不破的藩篱，而却是一锅沸腾内争的稀粥。[159]

　　美国人总是在国力达到高峰的时候轻狂，轻狂了就听不进反面意见。20世纪50年代处于巅峰时期的美国人对李普曼的冷静意见一点也听不进去，美国人在朝鲜、越南战争中受挫后，其发热的头脑才逐渐清醒并转向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实际上是李普曼战略思想在新形势下在美国的复活，是李普曼的思想经过凯南否定后“否定的否定”。对“尼克松主义”有巨大理论贡献的基辛格也批评凯南说“遏制是一种了不起的理论——一度充满理想色彩、对苏联动机的评估深刻，可是对如何开药方却又抽象玄阔”，“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160]。

　　后来的历史证明，李普曼、基辛格是正确的。美国在朝战、越战中的经历，甚至也让凯南本人后悔不迭。对于自己在1948年提出的对苏“政治战”计划——这一计划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的信条，他后来遗憾地说，这是他一生之中所犯下的最大错误。[161]

　　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刚刚遭遇了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拖累并决定从此撤军[162]的美国是否还会如此健忘，再犯凯南式的战略失误，目前还不好断定，但可以断言的是，如果美国还要再建立什么针对中国的“包围圈”，其结果美国必将再次被它的目标和它的“盟友”们所拖垮。

　　欧美阋墙，由来已久。20世纪50年代之前，美国基本是在利用欧洲内部不和获利并乘机崛起，此后欧洲国家基本是在利用、甚至制造国际矛盾消耗美国以达到其恢复世界主导权的目的。且不说在事关欧洲命运的苏联解体、科索沃战争中美国打头阵，我们只要看看欧洲对美国在中亚阿富汗和伊拉克——尽管这一地区同样也事关欧洲经济命脉[163]——的作战所提供的口惠而实不至的“帮助”，就让美国够伤心[164]了：每当危险来临，欧洲国家往往先溜之大吉。试想，将来美国若在东亚发生冲突，特别是当冲突进入“相持阶段”时，很难想象欧洲不会继续怂恿美国“救世主”的使命感来继续消耗美国。只要看看法国在利比亚开战的同时就在科特迪瓦布局，就会知道今日欧洲的志向并不不仅仅是西半球。

　　美国金融问题的根源不在华尔街而在中东，正是美国退出中东，而不是什么资本管理不善，才造成了美国金融危机。同样的道理，解救欧洲经济困局的关键也不在欧洲大陆而在中东，中东石油结算币种——而这又是由枪杆子敲定的——是决定世界石油产销利润份额的关键。鉴于欧盟内部国家主权的众多且贫富不均，与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需要比美国更多的“资本原始积累”一样，欧洲的政治统一与发展，较美国而言，则需要更为巨大的资源份额。目前处在上升期的欧洲与处于衰落期的美国一样，都迫切需要对中东石油产地、从而石油价格的控制权以支撑各自的金融体系。这是欧美矛盾最难以调和的关键[165]。

　　其次，在美英帮助下的欧洲统一，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产生“俄狄浦斯”（Oidipous）[166]即儿子颠覆老子的效应。因为欧洲统一将使英国和美国，特别是英国在地缘政治上绝对边缘化。我们知道，美国，尤其是英国，利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曾大获其利，正因此，它们对欧洲的统一一直持谨慎的态度。尽管1946年丘吉尔呼吁建立“欧洲合众国”，但直到1973年英国才加入欧共体，迄今仍未加入欧元区。这是因为英国明白，近代以来英国的全部辉煌，都是以欧洲的破碎为基础的；而没有破碎的欧洲，也就没有近代的英国。一旦欧洲大陆统一，英国外交特有的“离岸平衡手”的优势就荡然无存，面对统一的陆洲大陆，英国在地缘政治上不免落入与日本在亚洲同样的边缘地位。英国人明白，没有一个统一的欧洲，正如张伯伦先生预见的那样，欧洲的世界霸权就会为美国或俄国所取代[167]；英国人更应当明白，一旦欧洲统一，英国的欧洲优势地位也将不复存在。明乎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二战一结束就呼吁“欧洲合众国”却直到1973年才加入欧共体的英国，至今还在欧元区外踯躅的原因。但就对地缘政治有深刻的理解能力的英国人而言，这种为欧洲而自觉牺牲的尺度，随欧洲统一的进程加快，将会变得日益减少。

　　对美国人而言，20世纪后期美国虽承诺支持欧洲统一进程，但当时也只是认为那是“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出现”，甚至“不能设想”的事。这一点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说得清楚；

　　美国在明确宣布它不但准备接受欧洲成为真正欧洲的后果，而且准备采取相应行动之前，已在1995年12月美欧马德里联合宣言中强有力地重申美国对欧洲统一的承诺，但这听起来依然空洞无力。对欧洲来说，最终结果必须是它与美国结成真正的伙伴，而不是受优待但仍是小伙伴的那种地位。真正的伙伴关系意味着共同决策并分担责任。美国对欧洲统一事业的支持将有助于使跨大西洋对话充满活力，并促使欧洲人更认真地致力于在世界上发挥一个真正举足轻重的欧洲可能发挥的作用。

　　可以想象，在某个时候，一个真正联合和强大的欧盟可能会变成美国的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对手。欧盟当然可能变成一个难以驾驭的经济技术竞争者。与此同时，它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也可能与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然而，事实上这样一个强大的和政治上专心致志的欧洲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出现的。与美国立国之初时的情况不同，欧洲对复兴民族国家有很深的历史渊源，面对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的热望则显然已经消退。[168]

　　不能设想，有朝一日会有一个真正联合的欧洲，却同时又有一个仍然以一个超级大国加上15个依附国为基础的一体化联盟。一旦欧洲伴随着欧盟逐渐履行某些超国家政府的职能而开始表现出其自身的真正政治特性，北约将不得不在“1＋1”（美国＋欧盟）公式的基础上作出改变。[169]

　　这不会在一夜之间一蹴而就。再重复一次，走向这个方面的进展将是步履蹒跚的。

　　布热津斯基同时也意识到苏联的解体和欧洲的统一意味着由罗斯福在欧洲建立的有利于美国控制欧洲的“雅尔塔”平衡将要消失。他一厢情愿地自我安慰说：

　　最后要说的是，伴随着雅尔塔欧洲的消失，还必须使凡尔赛欧洲不再重现。 [170]

　　利比亚战争中北约已出现了“1+1”，即布热津斯基最不愿看到的“‘美国+欧盟’公式”，不仅如此，欧洲大陆已完全回到一个统一欧洲下的“凡尔赛欧洲”，美国人已“很好地兑现了承诺”，将来欧洲是否也会重复罗斯福、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的作法，对美国“请君入瓮”呢？可以肯定，一旦它们的合作遇到困难，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二战期间，当苏联在反法西斯战场上获得了不容置疑的胜利后，罗斯福立即抛弃丘吉尔、选择斯大林并与其建立了针对欧洲的雅尔塔体制，同样的道理，未来国际战略合作也只能是实力而非血缘的合作。列宁说得比较透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实力以外，不可能有另一种瓜分基础，另一种瓜分原则。”[171]

　　粗略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迄今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苏联解体和欧洲的快速统一并没有使欧洲减弱消耗美国的步伐。欧洲用“狐狸赞美乌鸦”的捧杀方式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将美国忽悠到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21世纪始，美国又被英国等欧洲盟国忽悠到阿富汗、伊拉克战场，致使美国于2008年进入全面的经济政治危机，这迫使美国于2010年8月从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

　　值得回味的是，就在英国人追随美国进入中亚开展“反恐战争”的同时，英国不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仿效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做法，在中亚大做军火生意。2004年，就在美国在伊拉克战场上饱受煎熬之际，欧盟于年底正式将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纳入了议事日程，欧盟领导人向中国承诺最终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对此，美国怒火中烧，美国政府在《2006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专门附加了一个补充条款：美国国防部不得从任何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外国公司购买国防设备或部件。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总统都公开明确表示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172]2010年初，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并利用“天安舰事件”在中国黄海东海一带进行持续到年底的海上军事演习。8月29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凯瑟琳？阿什顿飞抵北京， 开始为期一周的访问和对华战略磋商。当被问及“欧洲在解禁和市场经济地位这两个问题上最新的立场是什么”时，阿什顿表示：“2004年12月，欧盟领导人向中国承诺将解除对华军售的禁令，这一立场没有改变。”[173] 2011年伊始，欧盟不顾美国和日本的反对，频频传出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声音。开始是欧盟首位“外交部长”阿什顿于2010年底在欧盟首脑会议上提交报告，称“欧盟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已经成为欧中进一步发展外交和安全合作关系的主要障碍”。法新社12月31日报道援引法国《费加罗报》消息称，欧盟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欧盟对华持续20多年的武器禁运，有望在2011年初取消[174]。西班牙外交大臣安吉尔·莫拉蒂诺斯表示，“西班牙正在权衡对华武器禁运的利弊，现在是欧盟再次考虑取消对华武器禁运的时候了”。[175]5月16～19日，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访问中国并与胡锦涛举行会谈。[176]范龙佩访问期间，日本驻欧盟代表丸山纪夫5月18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解除武器禁运是一个错误，这将破坏地区的局势。”[177]

　　欧盟不仅在中美之间大做消耗美国的文章，即使在中亚战场上，欧盟更是两面下注并大获其利。2008年6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国防与安全组织（Defence and Security Organisation,DSO）的报告数据，2007年英国成为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国名单上的佼佼者，在武器市场订单数额方面多年领先的美国退居第二位。2007年英国接到其他国家价值100亿英镑（约200亿美元）的国防采购新订单，占世界武器出口市场的33%。该报告中说，2006年，英国出口订单数额达到55亿英镑。帮助英国冲进佼佼者行列的有沙特阿拉伯“台风”（Typhoon）战斗机的大型订单（交易额为43亿英镑）以及与阿曼、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岸防舰出口订单。此外，来自北美国家的订单也起了不小的作用：2007年美国从英国购买的武器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178] 2010年10月21日，塔利班的一名指挥官对英国《每日电讯报》表示，英国是他们最大的资金来源。按他的话说，塔利班受到英国各地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区中心收到的捐款的资助。这名塔利班指挥官告诉英国天空新闻台：“我们不像政府，我们依靠个人（捐助）。我们从英国的穆斯林兄弟那里获得捐款，进行圣战。他们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获得资金、购买武器和开展战斗的方式。”[179]

　　欧洲人怂恿美国的同时又在两面下注的作法，使人不由得联想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1939年1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面对欧洲危机向其同僚交底说：

　　慕尼黑会议后，9月28日[180]那天，英国人大为烦恼，他们受了惊吓，惊惶失措，派人来这里，确实定购了飞机。我不知道他们在此购买了多少飞机，然而我想是300~400架。

　　法国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换内阁。法国人开始讨论，这时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将要购买多少飞机。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我们说：“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

　　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尝试从法国国库中拨出500万美元购买我国的飞机时，他们的态度变得足够认真了。我们说：“好极了！叫好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第一，目前我们的工厂闲置着。如果你们现在来订货，这些货物将在明年春天我们自己的订单开始到来之前大体完成。”这是一个理由，是国内的原因。第二，现在我们不告诉他们，但是我们了解这点：我们希望法国继续作为独立的国家存在。我们不希望法国不得不向这个、那个或其他事物屈服，因为如果法国屈服，英国屈服，欧洲、非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将不存在什么独立的国家。因此，十分坦率地说，尽我们所能——完全作为一件和平的事情，世界和平的事情——去帮助法国和英国维护独立，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确实，目前它们的独立受到了威胁。

　　我想，阿瑟·克罗克曾经说过：“这不是非中立吗？”是的，可以这样说。而我作为陆海军统帅和行政部门首脑，将竭尽全力防止任何军火进入德国、意大利或日本。为什么？这是因为自我保护是美国政策的组成部分。我将尽我所能，通过尽快地向世界上大约40或50个现在还保持独立的国家运送一切它们有能力支付的货物，以维护它们的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鼓掌）

　　这就是真正的答复。你们不必担心由谁来批准这批订货或其他订货。我坦率地希望法国能够得到我们所能生产的最高速驱逐机。我国有6家公司生产这种飞机。我希望他们会得到他们能够在我国购买的最好的重型和中型轰炸机。这不是一个秘密问题。我们只保守一个秘密，那就是轰炸机瞄准具，这还没有向法国透露，也不会向它透露。我祈求上帝让他们得到飞机。很快地得到并把它们运抵法国。这可能意味着拯救我们的文明。[181]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再读这篇讲演时似乎觉得其中的角色发生了调换：欧洲人已对美国“请君入瓮”，用美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对待欧洲的方法削弱美国。

　　目前决定世界格局上述变化的关键是中东政局的走向及结局，而决定中东政局变化的关键是利比亚冲突的结局。

　　一般说来，在现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中东地区，美欧利益的统一性大于其对立性。美国确实需要地中海出现有利于欧洲的稳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欧洲腾出手来，按计划支持美国在远东针对中国的行动。但特殊说来，美国不需要利比亚形势过早出现有利于欧盟的结局，不然，美国在北约的地位，甚至美国在非洲的利益，就会因欧洲可以独立完成作战任务而被边缘化。要达到这一目标，在当时最有利方式是让利比亚冲突诸方事实上接受利比亚东西“分治”或分裂的事实。之所以这样，是由于北约没有消化独吞利亚比全境的能力，即如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所说，“重复另外一场阿富汗或者伊拉克战争——入侵、镇压、管理一个很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可能非常低。”[182]如果消化部分利比亚地区的“战果”，北约还是有这个能力的，但这还要看利比亚人民形成的抵抗力量的强弱。

　　就在法国向利比亚开战的同时，它又派出“独角兽”特种部队介入科特迪瓦内战，培植亲法政权。这表明欧盟在利比亚之后还有更大的战略布局。略瞥一眼地图就可知道，欧洲人已在为利比亚之后进行着更大的布局。可以预料，在北非搞定后，法国将乘胜向几内亚湾南进，接着就是欧盟发布欧洲人的“门罗宣言”，以恢复其在非洲的传统影响。这个进程不会比欧洲的统一进度更慢。

　　显然美国注意到欧洲向非洲进军的后果并对其作出相应的反应。2007年2月，也就是欧盟批准地中海计划，准备进军北非的前一年，美国抢先批准组建非洲司令部的计划，逐渐接手全部非洲军事事务[183]。2011年10月14日，奥巴马致信国会称已授权“在中非部署一支小规模美国部队，携带作战装备”，协助这一地区国家打击约瑟夫？科尼率领的圣灵抵抗军。据称，2011年6月，五角大楼曾向乌干达和布隆迪提供了4500万美元军事援助，包括4架无人驾驶飞机、防弹衣、夜视装备和通信器材。首批美军人员10月12日抵达乌干达，其余人员定于下月进驻，最终部署大约100人。除乌干达，一旦获得南苏丹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批准，部分美军将进驻这些国家[184]。

　　这说明，美国并不准备与欧洲分享非洲。至此，笔者想起19世纪末英法在非洲发生的“法绍达事件”（Fashoda Incident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当时法国为了应对英国的非洲战略，制定了一个贯穿非洲东西的宏大目标，这与英国的打通南北的殖民计划相矛盾了。1898年7月，两个国家的殖民军队终于在苏丹法绍达村爆发了“法绍达危机”，两军对峙，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最后双方达成不利于法国的妥协，以尼罗河和刚果河为界，英国占领苏丹东部和尼罗河流域，法国占领苏丹西部。尽管如此，法国的这次让步却为16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历史似乎正在重演，同样的苏丹已于2011年2月分离为南北苏丹，但昨天在这里的英法冲突，是否会是今天美国和欧盟冲突的前奏呢？果如此，已踏入北非的欧盟是否对已经变“老”的美国还会有耐心？这确实需要今天的美国人好好思量。

　　如果美国人不愿动这个脑子，那就看看自1950年以来欧洲在所有重大事件中是怎样“支持”的。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时期除外，美国是拼着命且实打实地帮助欧洲统一，而欧洲对美国的支持只表现在美国发起进攻的时刻，尤其是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时间上发起进攻的时刻。一旦把美国送上战场，欧洲人接着就抽掉梯子并溜之大吉。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场，欧洲是这样；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对中国全面禁运中，欧洲也是这样；21世纪伊始，美国冲上阿富汗、伊拉克战场后，欧洲更是口惠而实不至，在美国最困难时抽板。笔者相信今后在美国冲向中国时，在中国人民的英勇抵制面前，欧洲利用和消耗美国、壮大自己的策略并不会因美国以往的真诚而改变。

　　利比亚战事发生后，美国人似乎明白了许多，。6月10日，盖茨在布鲁塞尔批评说，在过去10年间，欧洲国家国防开支下降近15％，但却要求美国承担更多任务。[185]随后《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直率批评现在北约里的欧洲国家纯粹就是“搭便车一族”。要办什么事只要等美国出马就水到渠成。在阿富汗的驻军就更不用说了，虽说是北约联军，可这些部队中美国人有将近10万，其他北约盟国加起来只有4万人。这4万人还受限于各种繁文缛节，只能驻扎在营房，想要执行任务那是难上加难，对于作战任务更是没人想往前冲。目前“搭便车”的欧洲盟友国家虽多，可分摊的“油钱”却越来越少。冷战时期，欧洲基本能分担北约组织一半的军费开支，而现在75%的开支都是由美国负担。这个现实导致北约执行作战任务只能让美军当主力。文章说：盖茨对这个现象非常不满，表示欧洲不用出工出料，却能自诩为人道主义者、和平卫士和真正帮助其他国家发展的翩翩君子，美国成了挥着棒槌，见谁打谁的山姆大叔。[186]

　　从盖茨及美国媒体日益尖锐的批评中，有少数美国政要似乎认识到在欧洲统一问题上，美国人确实把火玩大了。在勃列日涅夫的追打下，美国本意是强化欧洲，但苏联的解体却打破了欧洲间的力量平衡。结果美国将再次为失去相互制衡的欧洲所伤害。

　　不仅是美国人，甚至利比亚冲突双方也认识到“黄雀在后”的凶险。他们曾试图软化其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内战的立场。2011年6月25日，利比亚政府发言人穆萨·易卜拉欣向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证实，利比亚政府和反对派的代表正在国外进行谈判，谈判是在几周前开始的，但易卜拉欣没有透露谈判的具体内容[187]。值得注意的是，6月24日，利比亚爆发冲突以来第一艘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织的客轮搭载着300多名平民从卡扎菲军队控制下的首都的黎波里出发并抵达反对派大本营班加西。这艘客轮在班加西短暂停留后，还将从班加西运送100多名平民返回的黎波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希望这种民间活动能冲破战火的封锁实现常态化。

　　令英法更为不安的是，非盟也开始显示其团结力量，利比亚冲突双方为了避免国家分裂其立场寻求妥协。6月26日非洲联盟利比亚问题专门委员会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召开第六次会议，会议发表的公报说，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同意不参加旨在结束利比亚危机的和平谈判。根据会议公报，专门委员会评估了利比亚当前局势，呼吁利比亚领导人和“全国过渡委员会”立即停止所有敌对行动。之后，各方就全面停火、全国和解、过渡期安排以及民主改革等展开全国谈判。非盟希望谈判结束之后，在联合国和非盟的支持下，利比亚可能成立过渡政府。[188]

　　时至8月，西方经济形势秋风乍起。8月4日，道指跌幅达到4.3%，标普和纳斯达克分别下跌4.78%和5.08%。德国、法国、英国的股指跌幅均在3%～4%之间。8月5日，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评级展望负面。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失去AAA信用评级。8月6日晚，伦敦爆发的大规模骚乱，到9日已经蔓延到其他3个主要城市。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所发生最严重的骚乱事件。伦敦警方证实，已有239人被捕，45人因攻击罪遭到起诉[189]。8月8日，全球股市遭遇了“黑色星期一”[190]，欧美股市再遭重创。截至北京时间9日1时，美国道琼斯指数再度暴跌311.89点或-2.73%，纳斯达克指数暴跌95.82点或-3.78%，欧洲股市也难逃厄运，跌幅达3%～5%。而这一切的导火索，正是美国主权评级的下调。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191]可这时的欧美，除了军火，已无“衣”可“授”了。

　　近乎崩盘似的经济形势，促使北约决意加速解决利比亚战局。7月20日，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见利比亚反对派代表[192]，7月21日，利比亚反对派表示已做好总攻准备[193]。8月4日，法国外长朱佩承认，北约低估了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能力并且低估了卡扎菲军队的抵抗能力，并表示联军会继续对卡扎菲施压。[194]8月5日凌晨北约对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再次发起空袭，8月21日，利比亚反对派武装由米苏拉塔通过海路从西面潜入的黎波里。22日凌晨，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宣布，反对派武装已控制首都的黎波里。该“委员会”执行局主席马哈茂德？吉卜里勒当天表示，预计反对派将在数小时内获得胜利。他说：“全世界此刻都在关注我们。今天我们将欢度胜利。”[195]

　　这突如其来的变局瞬间打破了各方利益平衡，它出现了既不利于卡扎菲，同时也可能不利于北约的形势。与利比亚反对派的目标不同，北约开战的目的是在地中海南岸打开缺口，实现——与古罗马帝国崛起的路径一致——对地中海南岸形成绝对控制；而要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并不是消灭卡扎菲势力，而是控制利比亚；而要控制利比亚的前提不是实现对利比亚的全面占领——不是不想而是目前实在没有能力消化这样的战果——而是促成利比亚的实际分裂。北约知道，利比亚内战双方的共同点是他们都不愿分裂国家，利比亚内战任何一方实现国家统一的结果必然是调头反对北约的干涉。于是，与萨达姆和拉登的命运一样，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欧洲需要有意保留“卡扎菲势力”悬念、扩大利比亚部族势力以保持对班加西政权必要的政治压力，与1945年美苏双方力促“国共和谈”的目的一样，使利比亚各派力量保持可控比例的冲突，北约——首先是英法——在这种冲突中可现实对利比亚的控制。

　　目前利比亚存在着两种前途和命运，一是利比亚获得真正的统一和独立，另一是北约各国为实现各自利益通过其在利比亚的代理人使利比亚“伊拉克化”。利比亚新政权已开始防止这后一种趋势出现。8月31日联合国利比亚问题特使马丁透露，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拒绝联合国向该国派驻军事人员。马丁说，联合国曾考虑向利比亚派驻军事观察员。但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称维护利比亚安全不需要外援。利比亚在联合国的一名外交官说，利比亚发生战斗并非内战，而是人民针对独裁者的自卫行动。他表示卡扎菲被击败后利比亚将无须外部武力协助。[196]

　　鉴于北约一开始就对班加西武装力量实行限制，这使得第一种前途与利比亚还有相当的距离；而与第二种命运却非常接近。其结果是北约内部，首先是欧美之间在非洲“法绍达”式的利益冲突日益明朗化。当然这并不妨碍它们在面对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面对象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时仍会“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197]。

　　欧美之间的矛盾不仅始终存在而且相当深刻。对此论述最深刻的是列宁。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欧洲就有人提出“欧洲共和国联邦”——这比丘吉尔提的“欧洲合众国”早30多年——口号，列宁明确指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缔结瓜分殖民地的协定。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实力以外，不可能有另一种瓜分基础，另一种瓜分原则。亿万富翁无论同什么人瓜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都不能有别的分法，只能“按比例”（而且还要附加一点：最大的资本要得到比它所应得的更多）。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鼓吹在这种基础上“公平”分配收入，便是蒲鲁东主义，便是市侩和庸人的痴想。只能“按实力”大小来瓜分。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进程而变化的。

　　当然，资本家间和各个强国间达成暂时协议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建立欧洲联邦，作为欧洲资本家相互之间的协议也是可能的……但这是什么协议呢？这只能是怎样共同镇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共同保卫已经抢得的殖民地，反对日本和美国，因为日本和美国在现今的殖民地分配情形下是极委屈的，它们的实力在最近半个世纪来加强的速度要比落后的、君主制的、开始老朽的欧洲快得无可估量。整个欧洲，与美国比较起来，可以说在经济上是停滞不前的。在现代经济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组织反动势力去阻碍美国较迅速的发展。民主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仅仅同欧洲相关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98]

　　由此，列宁提出著名论断：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99]

　　“绝对规律”基于绝对矛盾。列宁由此得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斯大林同志由此得出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少数甚至一国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认识。无疑，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从列宁揭示的这个规律中得出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少数甚至一国社会主义也可获得独立发展的认识。

　　即使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发展机遇，在任何时候也是通过最坚决的斗争赢得。西方国家在第三世界面前，他们可以“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但条件是这个对手必须是软弱的。如果当他们感到对手无法战胜时，他们内部就“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的特征。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整个西方世界都以苏联为敌，试图通过将德国纳粹“祸水东移”苏联的方式来缓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日益白热化的争夺资源空间的矛盾。但在苏联取得斯大林格勒会战（1942年）尤其是库尔斯克会战（1943年）的胜利、苏德战场胜负已成定局后，美国就率先抛弃实力比较弱小的英国，主动与苏联在同盟国中结成针对英国的“暗盟”。这样才有了后来苏联和美国联手建立的雅尔塔世界和平体系。同样，正是中国人民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誓死长期抵抗，才将与日本已接近达成“两国谅解”[200]的美国拉到中国抗战一边，这样才有中国参加开罗会议与英美共同签署《波茨坦公告》并成为远东雅尔塔和平体系缔造国的事实。

　　当历史进入21世纪后，西方世界欺软怕硬的劣根性一点没变。本·拉登反抗美国霸权近十年，美国动用航母对其予以“按照伊斯兰教传统和习俗”[201]的海葬礼遇，萨达姆装着“反抗”美国入侵仅几个月，美国则对其处于绞刑。与萨达姆同被扣上“邪恶轴心”帽子的朝鲜用原子弹回应美国的高压，美国不仅“承诺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名单中除名”[202]，而且还派多名高官多次——即使得不到金正日的接见——到朝鲜进行访问；而此前主动 “弃核”并自觉“与国际接轨”的卡扎菲已被虐杀。

　　这些都说明，国际和平是国家间的正义斗争而不是“东郭”式的善良和乞求获得的；同样的道理，今天中国如果不能显示出足以扳回历史逆转的力量，那中国也将失去由雅尔塔和平体系追回和保障的包括台湾主权在内的国家利益。

　　六、政策和策略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有了依靠人民的政策，还必须制订出相应的战略与策略。

　　第一，坚持中国既定的核能政策，最大限度保证中国能源供给的自主性。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引发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多个国家随后陆续掀起一场有关核能安全性的讨论。据德国媒体报道，5月28日德国有几十万民众上街游行，反对核电站继续存在。德国环境部门5月30日宣布，德国到2022年将关闭国内全部核电站，这将成为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中首个放弃核电的国家。[203]瑞士能源部在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露后随即暂停了三座新核电站的审批工作，对其进行安全检查。瑞士内阁还决定对核能设施的审批实施永久性禁令。而为该国提供40%能源供应的现有的五座核反应堆可以继续运转，但在它们的使用年限到期后将不被给予更换。瑞士最新的一座核能反应堆将在2034年到达使用年限。[204]2011年5月17日，申银万国海外研究部TMT资深高级分析师唐明君表示，日本大地震证明核能有潜在的安全问题，因此事故发生后世界对核能的依赖度将下降。申万将未来10年核能增长预期下调14%，上调了太阳能、风能的增长预期。[205]

　　能源是国家发展的基础，而能源价格又是国民财富分配格局形成的重要杠杆。1980年中国石油进口量只有82.7万吨，到2008年进口量已迖2.392亿吨，增长了近300倍，年均增长近10倍，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进口量明显加快。1996年国内原油和成品油进口额分别为34.07亿美元和23.85亿美元；到2010年，该两项进口额增长了1351.51亿美元和223.43亿美元，分别增长了39.67和9.37倍。2007年中国国内需求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已超过50%。按照能源安全标准，当国家对国外石油依存度达到40%～50%时，当为不安全状态，超过50%则为危机状态。用这个标准衡量当前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已经过高，存在一定风险”。[206]如果考虑到目前国际石油价格控制权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因此，这种能源风险在相当的情况下还会转化为金融风险继而政治风险。这种风险多集中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非石油输出国。

　　我国煤电占总发电量的80%以上，煤电为保障我国能源自主做出巨大的贡献，但大量发展燃煤电厂给煤炭生产、交通运输和环境保护带来巨大压力。这迫使中国必须在不影响能源供给自主性的前提下调整能源结构，提高核电水平。可以预计，日本福岛核泄露事件后西方国家将会以“新能源”的名义推动南方国家放弃或削弱核电的舆论导向。其目的是将高速发展的亚洲经济被迫捆绑在由欧美控制的石油价格上，西方通过操控石油价格变相掠夺亚洲经济发展带来的国民财富，由此化解西方国内经济危机带来的政治危机。2011年4月，国际能源署总干事田中伸男说：现在“因为核电危机，日本运行的核电机组减少了。但是当经济活动重新回来，日本开始进入重建，那个时候，他们就得从寻求核电转移到原油以及天然气。我们调整了我们的预期，对日本的油气需求调高了150000桶油当量一天，这是我们对日本替代核电所需石油的预期。”[207]日本核电占总发电量的30%以上，削弱核电的结果必然是日本国民财富向操控石油价格的西方国家大幅转移。如果中国也盲从“弃核电”舆论，其恶果要么是中国向传统煤电回归，加重中国本已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恶化[208]，要么就是中国在GDP的统计数字上升的同时，我们的国民财富却在天价的石油进口中变相让渡于西方。我们要防止这样的恶果在中国发生。

　　目前中国正在提高核电比例，以改变传统的以煤电为主的电力配置格局。与日本不同，在核电方面，中国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目前世界各国核电站总发电量的比例平均为17%，核发电量超过30%的国家和地区至少有16个，美国有104座核电站在运行，占其总发电量的20%;法国59台核电机组，占其总发电量的80%；日本有55座核电站，占总发电量的30%以上。中国现已投产核电装机容量约900多万千瓦，仅占电力总装机量的2%左右，比例很低。中国国家核电中长期的规划目标是：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达到全国电力总装机容量的4%左右，力争2020年核电占电力总装机比例达到5%以上。[209]比较而言，中国核电发展不仅有后发优势，而且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未来中国能源自主因而决不能轻言放弃的重要保证。

　　第二，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党和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的绝对权威。其实，2011年发生的所谓“茉莉花革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由西方推动的意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政治动乱的继续。20世纪80年代欧洲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形势，一方面是欧洲统一加快，另一方面则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动荡加剧。1980年波兰出现政治动乱，一些社会主义政党对国家政治的领导权由此开始松动。其结果是东欧所有社会主义政权瓦解，苏联在放弃社会主义性质后自行解体。

　　但是，在这巨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群体坍塌中，只有中国是个例外。在中国不仅没有出现当时一些从政治体制方面唱衰中国的人预言的所谓“崩溃”[210]而且还获得了迄今仍未止步的巨大发展，究其因是由于中国坚持党对国家政治的一元化领导。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时对此说得明白：“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式的制度。”[211]

　　进入新世纪后，西方以“反恐”为名，又将政治颠覆的目标瞄向所谓“邪恶轴心国家”，其中主要是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等[212]。结果美国还是“柿子检软的捏”：伊拉克随萨达姆被绞死而出现了有利于西方的政权更迭，而伊朗和朝鲜不仅没有出现当时一些人预言的所谓“政权崩溃”而且其政权更加坚如磐石，其外交更具攻势。究其因是由于这两个国家对西方的渗透颠覆进行了坚持的斗争，美国还随朝鲜的两次核试爆而向朝鲜“承诺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名单中除名”[213]。

　　2011年伊始，西方又开始推动意在中东地区“改朝换代”的所谓“茉莉花革命”，其结果是东地中海南岸国家出现了群体性的政权更迭和西方对拒不服从的卡扎菲政权的军事打击和政治颠覆。

　　值得从利比亚战事汲取和总结的教训是，与目前的朝鲜不同，而与我们中国人曾经历过的学习西方反受西方入侵和欺侮的经验相似，目前卡扎菲领导的曾是一个力争在西方眼中争当“标兵”的政府，卡扎菲曾于2003年主动“弃核”同时还劝说朝鲜也与其采取同样行动，现在已为其对西方的误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2011年3月30日，俄《论据与事实》周刊刊登对卡扎菲一位亲信官员的独家专访。这位官员说：“他（卡扎菲）亲眼目睹，米洛舍维奇死在狱中，而萨达姆被活活绞死。卡扎菲别无退路，所以他将战斗到底。” 在回答“卡扎菲现在感到后悔的是什么？”时，这位官员回答说：“他只是后悔当初中止了核武器研制工作。现在所有人都害怕去动朝鲜。如果拥有核弹的话，也没人会入侵我们。” [214]

　　如果将由20世纪80年代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开始连续发生的波及整个第三世界的所谓“颜色革命”的后果联系起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次中东动荡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西方针对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国家政权以实现欧美联合主导世界计划的重要内容。2011年5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接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采访时，直言美国“重返亚洲”肩负的核心使命。在谈论中东问题时，她主动谈到中国，称，“我们并不因为中国人权纪录糟糕就拒绝与其打交道，我们不拒绝跟沙特打交道……”“他们试图阻止历史，这是‘a fool's errand’（徒劳的）。他们办不到，但他们要坚持尽可能长久。”[215]中国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希拉里的“外交失礼”[216]。如果联系希拉里“重返亚洲”的高调讲话和苏联解体后欧洲统一进程的接近完成，再到目前的中东动荡及利比亚结局，笔者却从中读出希拉里那意在颠覆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分裂中国的志在必得的杀气。

　　现在美国人为西方国家打前站来到远东并向中国放出挑战信息，根据前述历史经验，中国战胜这一挑战的最有成效的经验，就是强化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的一元化领导，特别是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对西方反华势力的软硬威胁和打压，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第三，加大国家干部政治审查力度。瓦解或动摇少数干部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忠诚，是西方成功颠覆、削弱或打击象南联盟、伊拉克和利比亚国家政权的重要因素。战事未开，重要部门的干部变节是西方干涉在这些国家得手的重要内因[217]。而利比亚反对派组成的核心领导不仅多是美国“海归”而且有的还曾任利比亚政府高级别官员[218]。这提醒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干部政治审查制度。由此，笔者想起1952年9月，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临别时，应周恩来的请求，斯大林对中国党提出语重心长的忠告，他说：

　　要牢记英美将力图把自己人，把特务打入中国国家机构里去。美国也好，法国也好，同样都要这么做。他们将搞破坏活动，企图从内部瓦解，甚至干出下毒这类罪恶勾当。因此，必须保持警惕，对此一定要在意。这就是全部指示。[219]

　　这是周恩来与斯大林同志的最后一次见面，也是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也是最语重心长的指示。斯大林这个指示与1949年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同志从渣子洞死里逃生带出来并交给重庆市委的《狱中八条》[220]中的最后一条“惩办叛徒特务”不谋而合。这“八条意见”是革命先烈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在残酷的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经历失败和挫折后的刻骨铭心的体会总结。他们在最残酷环境中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与同样从极残酷的斗争环境走过来的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后指示，竟能如此一致地不谋而合，这决不是偶然的，因而在当前国际上“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了蓬间雀”[221]的特殊环境下，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巧合”。

　　第四，在相当的时期内，要坚持不懈地将海权建设放在国防建设的重要地位。近代历史反复表明，国家分裂往往从失去制海权开始。19世纪中叶，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失去中国近海的制海权，这导致太平天国出现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南北短期对峙的政治实体；19世纪末叶，中国甲午战败致使台湾脱离中国。20世纪中叶，中国失去制海权的直接恶果是中国整个东部沿海地区从北到南出现一批傀儡政权；下半叶还是由于中国海军力量不足，致使台海两岸分离形势保持至今。我们如果联系刚刚发生不久的利比亚沿海的“班加西”地方政治实体从利比亚相对分离以及科索沃已事实“独立”的现实，我们不难推论，今后如果中国分裂——这是欧美国家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也将从中国失去东海和南海制海权开始。而这里恰恰是我们国防安全的软肋。

　　在相当的时期内，战略导弹军种还将是中国海权拓展的重要依托。客观地说，目前中国的海权要在战略导弹部队护卫的前提下推进。近年来，尽管中国海军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它远未获得深入蓝海单独作战的能力。这就是说，与美日海军相比，中国海军的中远程作战能力仍处在襁褓阶段。2010年7月底靠近中国东海岸的美国海军之所以不能使中国感受到1895年那样的灭顶般的海上压力，其主要原因是这时中国已有成熟的具备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战略导弹部队的存在，而不主要是由于近年来中国海军的快速且不成熟的发展。换言之，如果没有部署于中国大陆的战略导弹部队的强大威慑力量，中国海军在东部近海的作战半径，乃至发展空间都会向大陆大幅收缩。中国海空军种与美国不同，当然也不能仿照美国将导弹部队依托于海军的发展模式。美国海军与空军已拥有独立和巨大的远程作战能力，而中国海军在从近海向远海推进的初始阶段却需要依赖本国陆基导弹提供的强大且具有覆盖性的火力网护送。这种近中程海上护送对于没有多少现代战争实践，尤其没有多少与海上强国海战经验的中国海军的成长尤为必要：在中国大陆导弹部队的护送下，中国海军就能够渡过从浅海到深海的艰难阶段并成长为具有远海独立作战能力的海上力量；反之，如果失去了这种护送，今天中国海军在黄海同样会感受到1895年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面临的压力并遭遇海上“黄继光”的惨烈；继而，中国海军就不能在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担负起连接“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历史使命。鉴于此，加强国家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建设为不仅拥有巨大威慑力而且具有强大的独立战斗能力，并能为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伟大部署提供战略支撑的强大兵种，尤为必要。

　　第五，坚持有限目标，争取美国回归远东雅尔塔格局。2011年6月2日，美国防长盖茨在赴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的专机上，称“美国不想遏制中国发展”，并提醒中国“不要学习苏联”。[222]前半句话的有效性盖茨本人无法保证，但后半句却对未来的中国外交大有裨益。

　　今天看来，雅尔塔体系的解体，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也有相当的责任。当时苏联外交不顾卡特政府向苏联释放出的缓和信息，将从全球范围击败美国并将其逐出印度洋列入外交目标[223]，其结果，在“卡特执政期间，苏联强权无论在何处都能所向披靡。苏联政治局成员们踌躇满志，认为不需要再出台什么新方针了”[224]。苏联的咄咄逼势导致美国里根政府的强烈反弹，以至决定单方面放弃雅尔塔体制。这样才有了上面我们所说的美国试图与欧洲结盟，重建盎格鲁-撒克逊人共治世界的外交走向。这段周瑜黄盖假打成真的教训，是今后我们中国外交值得认真汲取的重要经验。

　　事实上，苏联在冷战中失败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如英国媒体的分析——“和美国展开军备竞赛”[225]，而是由于苏联的战略家——与凯南一样——提出的外交目标过大，以至将美国和中国都列为打击的目标。当时苏联在中国北方陈兵百万，同时还出兵阿富汗，要由此南下将美国逐出印度洋。这样的目标超出了苏联国力可以承受的极限，最终导致其国力透支并迅速衰落。

　　战略哲学研究的是战略对手向战略伙伴转化边际的学问。明智的战略是对手越打越少，而不是相反，更不是战事未开已是四面楚歌。朋友和对手在不同的战略时空中总是在不停转化。从哲学意义上说，战略是将敌人打为朋友，从而将战争转化为和平的工作。而决定二者转化的“边际”及在不同的边际空间的力量博弈效果，就是战略要注意的策略问题。

　　历史经验表明，有效的战略一定是有限的战略。朝战和越战中，美国打仗为了老大的“面子”，中国参战则是为了自卫的“里子”。保面子使美国的战争目标失去了底线，保里子则使中国目标始终不出三八线。此间，美国领导人犯了与后来苏联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同样的战略目标过大而导致国力不及的错误。有鉴于此，1972年12月10日毛泽东告诫反美情绪正浓的中国外交：“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226]；同样的经验，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对雄心勃勃的中国人将中国百年奋斗的目标限制在“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27]。中等发达国家就是地区性守成的国家，而不是重蹈古代罗马、近现代英国、苏联和当今美国在过度扩张中走向衰落的国家。

　　中国近中期的战略重点无疑在东亚区域，其中心任务是以台海统一为牵引，突破美国长期强加并意在海上封锁中国的所谓“第一岛链”。至于从日本东进关岛南折菲律宾的“第二岛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应是中国制海权寻求的重点。在这一领域，如果从雅尔塔体系的视角观察，中国的对手主要是日本，而不是美国。

　　中国实现台海统一并由此突破“第一岛链”的战略是有限目标，它只是恢复本已在半个世纪前雅尔塔体制中确定了的中国利益，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中国此举并不触动在二战中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其他亚洲国家的利益，因而日本想要阻碍也不会得到东亚国家的支持，更找不到东亚铁杆盟友。

　　在第一岛链中的南海方向，中国的战略目标也是有限的。东盟国家与中国一样，和日本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南海主权争执，属于在雅尔塔法权体制内部调整的范畴。因此，中国在台湾以南和以北的海域，即黄海和南海面临完全不同的矛盾和任务：在南海的矛盾当以调整协商的有限目标为主线，在黄海，我们当以“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无限目标为主线；否则我们就会“‘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228]，将本不愿紧跟美国的南海国家推向美国，并使其与日本形成南北战略互动[229]，使我们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形势更为困难。

　　但在第二岛链中，中国面临的对象性质则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区域东部海域的美国及其海上基地，尽管有冷战的性质，但还是雅尔塔体制内的安排，触动它就意味着触动中美俄等国用鲜血赢得的雅尔塔和平体制。如果中美两国要在冷战层面发生生死冲突，只能对日本和欧洲某些国家有利。说得极端点，即使有那么一天中国在第二岛链赶走美国，其“成果”也因中国无力消化而最终为日本或其他大国攫取，这与当年日本占领南洋却因无法消化这里的“战果”而不得不丢给美国人的后果一样。所以在这一海域，中美两国的利益是在不破坏雅尔塔体制前提下的协调关系，而不是绝对的排他关系。

　　基辛格通过与中国领袖的长期交往似乎理解了这一点，他在最近出版的《论中国》中指出：在美国出现这样一股思潮，认为中国的崛起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位置对立，所以会有“敌对政治”理念的出现。他们这些人的冷战思维会使中美双方都停止前行的脚步，并把大量精力耗费在军事领域，“这种强硬博弈对双方都是伤害”。[230]“其实，中美双方真正的竞技场不是军事，而是经济”。基辛格表示，中美两国都是大国，大到不能为了对方牺牲本国利益，大到不能让对方主宰自己。双方都应该问自己：“斗争能为彼此带来什么？”因此，他建议，美国与其试图“在遏制中国的基础上引领亚洲，或者为了意识形态的圣战而建立一个民主政权集团”，不如同中国合作，建设一个新的“太平洋共同体”。基辛格在该书中告诫美国政府“真正的蠢事是跟中国对着干”。基辛格在回答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主持人哈利·史密斯关于“人们好像对中国这些年的发展速度很惊讶”的问题时，指出“中国人一直都知道，他们总是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曾有过短暂的中断，那时，他们受西方列强欺压。所以，现在的中国人认为，他们只是重塑中国原有的位置”[231]。

　　虽然美国“重返亚洲”表现出打压中国的色彩，但也不排除美国政界有比如像基辛格这样清醒的政治家，知道中美合作的雅尔塔框架基础及其对于太平洋和平的深远意义。因此，每当中美关系跌到谷底时，总有一些前朝老臣及现任总统特使来华化解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一如既往地像当年毛泽东、邓小平那样抓住这些维护雅尔塔合作框架的机会，但前提也是要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不放弃中国在雅尔塔体制既有的利益，尤其是其中最核心的中国对台湾主权利益。

　　我们争取最好结果，同时也要做好最坏准备。最坏结果是美国政治被大财团“绑架”，与欧盟通过北约实行“跨地域行动”联合向中国发难。这当然需做最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但与美国不同，中国军事斗争准备的极限目标并不是打败美国，更不是将美国逐出太平洋，而是通过斗争迫使美国回到二战后美苏中等国建立的雅尔塔体系之中，并由此追回雅尔塔体系赋予中国在台湾的主权权利。这样的目标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因而也是可持续和有胜算的。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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