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2011：中东动荡与世界变局（中）

大参考

　　三、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绝对规律”进入活跃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苏联解体，欧洲的主要战略意图，并不是跟随美国与苏联冷战，而是借美国与苏联冷战的时机整合欧洲；苏联解体后，欧洲忙于跟随美国填补苏联退出的地缘政治真空地带，加速欧盟东扩和南扩。在欧洲统一接近实现、东欧和南欧已归入由西欧国家掌握的欧盟之后，欧盟开始向地中海推进。这时，面对具体利益，尤其是面对欧洲以外的利益，欧洲内部及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就显现出19世纪“帝国主义”之间的裂痕。

　　首先是德法关系旧病复发。历史上的德国和法国在地中海方向的利益历来冲突，两国在19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积蓄的矛盾还将欧洲推入两次世界大战。地中海与法英两国战略利益直接关联，更是其传统势力范围，因此，军事打击利比亚，最接近法国和英国的地缘政治利益的需求，而远离德国的需求，因为德国——与俄国一样——只有通过第三国才能经欧洲大陆直接进入地中海。尽管目前法德两国都是欧盟核心成员，在欧盟东扩之后进一步南扩即挺进地中海、控制北非、完成欧洲统一的目标也一致，但触及到兄肥弟瘦的具体利益，它们似乎还不能跳出19世纪同室相阋的窠臼。正因为法德之间有此旧伤，布热津斯基才在《大棋局》一书中提出美国实现欧洲总目标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建设一个以法德关系为基础的欧洲”。他说“这不是一个在法德之间作出取舍的问题。缺了法国或德国，便不会有欧洲”[52]。这话如果转译出来就是，没有法德世仇，就不会有美国对欧洲的操控。这是19世纪英国操控欧洲策略的翻版。

　　2011年3月19日，法国和英国发起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的“奥德赛黎明”行动，而作为欧盟的关键支柱国家包括德国在内的北欧国家却始终与法英保持距离。3年17日，德国对联合国通过的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案投了弃权票。鉴于北约介入利比亚冲突，3月22日，德国将此前参与北约在地中海反恐行动中的部队“全部撤出”[53]；但作为补偿，德国总理默克尔3月19日在巴黎举行的利比亚问题欧洲特别峰会后表示，德国愿意加强在阿富汗的军事投入，以此减轻北约在利比亚投入军事力量产生的负担[54]。6月8日北约防长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北约防长们一致呼吁联合国、欧盟、阿盟、非盟应该开始着手“战后”利比亚的计划。[55]但对于这份声明，北约内部也是应者寥寥。德国国防部高官克里斯蒂安？施密特表示：“我们不会改变我们对军事行动的态度。我们不会参与其中。”西班牙表示会继续参与利比亚“禁飞区”的行动，但不会参与“空袭”；挪威和瑞典方面可能会减少参与“禁飞区”行动的战机架次。[56]3月31日，北约空袭利比亚不久，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詹保罗·迪保拉乐观地表示，北约28个成员国中大约有20个将参与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数个非北约成员国也将参与[57]。可直到6月，虽然北约28个成员国都表示支持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但实际上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还不到一半，愿意参与空袭行动的国家尚不足1/3。最让英法头痛的是地理上最接近利比亚的意大利的立场发生动摇。6月22日，意大利外长弗拉蒂尼要求北约“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立即停止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58]。

　　这方面，最值得研究的是在这次利比亚军事行动中，欧美关系的微妙变化。具体说就是，欧洲拖垮美国的策略已被识破，美国对欧洲开始“请君入瓮”[59]。与以前北约在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展开的军事行动不同，美国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已“退居二线”，将战争的指挥权让给以法国和英国为先锋的北约，并在重大问题上也与欧盟拉开距离。

　　2011年3月27日，北约已经决定从美国手中全面接管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60]。当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将美国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的角色主动放在从属地位，表示：利比亚对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北约盟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利益；正如北约盟友在阿富汗战争中帮助了美国，美国也应在利比亚问题上帮助其他北约盟友[61]。显然，“帮助”一词透露出美国对欧洲的政策已悄然发生了变化：以前的角色是“螳螂捕蝉”，现在则是“黄雀在后”。

　　如上所述，欧盟曾借美国之手收复了东欧及南欧巴尔干地区，又用中亚人民之手将美国拖垮。这次中东地区发生“茉莉花革命”，曾迅速点燃了奥巴马和希拉里的浪漫主义“民主”热情，以为这又是一次“苏东剧变”的前奏。2月11日，埃及政权更迭后，欧盟的目标立即转向利比亚，美国有识之士迅速意识到欧洲“项庄舞剑”的意图。2月25日，盖茨在西点军校进行演讲，他针对以往美国政府的轻率政策，似有所指地总结说：“重复另外一场阿富汗或者伊拉克战争——入侵、镇压、管理一个很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可能非常低。” 他对美国政府提出预警：在我看来，未来任何国防部长，如果他建议总统再次向亚洲、中东或者非洲地区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都应该检查他的脑子是否正常”[62]。笔者认为，不管盖茨在任期间有多少失误，但他即将离任前的这次讲话，却足够美国今后几代人受用。

　　尽管如此，法国和英国还是耐心等待美国一如既往的为欧洲统一担当战略“清道夫”的工作，但这次却没能如愿。3月12日，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宣布政府军已经控制全国大约85%的地区[63]。利比亚军队随即向被武装组织所占据的东部城市班加西挺进。3月17日、18日利比亚政府军对利比亚反对派所控制的重镇米苏拉塔展开“狂轰滥炸”[64]。看到利比亚反政府武装的抵抗接近崩溃而又不见美国率先发兵的希望时，法国和英国只有亲自挂帅出马，于3月19日迅速启动空中打击并扳回战场形势，3月31日又乘势将北约军事行动指挥权从美国人那里抓到欧洲人手中[65]，接管了北约代号为“联合保护者”的军事行动的指挥权。

　　明眼人一看就知这“醉翁之意”：一旦欧洲能够不依赖美国而独立获得利比亚战场的胜利，那未来的北约就会事实上成为欧盟实现欧洲人自己战略目标的工具，而美国——如果不愿在其中做配角的话——就会自觉无趣并逐渐退出大西洋东岸。时光似乎在倒流，这时准备向利比亚开刀并志在必得的英法大有一种“前度刘郎今又来”[66]的自得，而此时的美国也一定有了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事件中英法被逼出地中海南岸时感到的那种失落。

　　令法英意想不到的是，与以往不同，这次美国参战的姿态与当年英国追随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反恐战争”时的高调支持和参与，随后就借机撤退拆台的策略十分相似。2月24日，即法英对利比亚动手前5天，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在记者会上表示，白宫正在考虑出兵利比亚、采取禁运等制裁方式[67]。2月2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对利比亚卡扎菲政府进行制裁，称此举旨在惩罚利比亚政府“镇压示威者的行动，并削弱摇摇欲坠的利比亚政权”[68]。已有消息称，北约成员国做好了对卡扎菲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但前提是必须得到利比亚反对派的同意。奥巴马表示，北约成员国有足够空中优势打击卡扎菲政权[69]。3月3日，奥巴马进一步表示，他已制定相关计划，如果利比亚局势进一步恶化，他的计划可以让美国军队在利比亚“完全有能力展开行动，甚至有可能是快速行动”[70]。

　　在得到美国的明确态度后，法国和英国立即积极行动。3月10日法国总统办公室表示，法国已经正式承认利比亚反对派成立的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并计划同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互换大使。法国总统萨科齐与英国首相卡梅伦当晚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下台[71]。同一天（10日），欧盟对法国的行动随即呼应，欧盟轮值主席国匈牙利的外交部长毛尔托尼·亚诺什称，欧盟官员与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进行的会晤意味着欧盟“事实上”已经承认了反抗卡扎菲统治的利比亚反对派的地位[72]。 同一天（10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向欧盟领导人提议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指挥总部进行空袭[73]。

　　3月11日，日本发生9级地震，远东地区乱作一团，3月19日（北京时间20日），法国乘远东乱局率先向利比亚展开军事打击行动。美英于当日晚7点发射上百枚“战斧”巡航导弹，向利比亚20多处海岸目标发动袭击。与此同时，美军参谋部主任威廉·戈特尼在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上说，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多国联军开始了针对利比亚的“奥德赛黎明”的军事行动。

　　军事打击先行，接着就是外交跟进。3月23日，利比亚反对派宣布在班加西成立过渡政府并任命过渡政府总理[74]。3月29日，有消息称法国决定向利比亚反对派所在的东部城市班加西派驻“大使”[75]。

　　事后一定令英法感到恼怒的是，将英法送上利比亚战场并在法国直接承认、欧盟间接承认利比亚反政府“全国过渡委员会”之后，美国立场迅速后退。3月27日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说，美国反对在利比亚出现“政权改变”。3月29日，奥巴马发表全国讲话称“美国的作用将是有限的；我们不会向利比亚派遣地面部队；我们将把我们的独特能力集中用于行动前期，我们将把责任移交给盟友和伙伴。今晚，我们正在履行这一诺言”；“美利坚共和国做了我们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关于卡扎菲政权和美国的责任，奥巴马明确表示：

　　把我们的军事使命扩大到包括政权的更迭，将会是一个错误。

　　我命令我国部队完成的任务——保护利比亚人民免遭迫近的危险以及建立禁飞区——得到了联合国的授权及国际社会的支持。利比亚的反对派也请求我们采取这些行动。如果我们试图以武力推翻卡扎菲，我们的联盟便会分裂。我们有可能不得不投入美国地面部队去完成这项任务，也有可能要承担将导致许多平民死亡的空中行动的风险。我们的男女军人所面临的危险将大大增加。而此后所需的费用以及我们分担的责任也会大大增加。

　　我们不应当惧怕采取行动——但是美国不应承担采取行动的全部责任。就利比亚而言，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而是动员国际社会采取集体行动。与有些人所说的相反，美国的领导作用并非简单地要求我们单独行动并自行承担所有的责任。[76]

　　值得玩味是，美国选择后退的时期与法国选择“奥德赛黎明”攻击行动的时机相反相成，前者是在利比亚反政府力量即将被消灭的前几个小时，而后者则是在利比亚政府军在空袭中受到重大挫折并接近崩溃的前夕。美国的表态事实上对卡扎菲政府是一个巨大鼓舞，利比亚政府军随即大举反攻。3月30日，政府军继续向反对派武装发起猛攻，彻底解除了卡扎菲家乡苏尔特面临的危机。“目击者称，利比亚反对派的撤退行动简直与‘逃难’别无两样”[77]。

　　让英法感到雪上加霜的是，就在战局开始不利于英法的时候，美国开始后撤。将北约在利比亚的指挥权交出后的第二天（4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表示，军方计划从4月2日起撤回在利比亚执行空中任务的强击机，并希望北约其他国家能够在此后弥补美国战机撤出后的空当。盖茨称，在美国的后援支持下，英国、法国及其他北约同盟国家应该能自行处理好在利比亚的空中袭击任务[78]。4月2日，五角大楼宣布，美军将从当日起停止空袭利比亚境内目标。今后美军飞机将主要从事侦察、空中加油和救援工作。美军部署在地中海的军舰也从11艘减少为9艘，并将继续离开。[79] 4月3日，美联社报道称，美国在利比亚的军事任务正式结束，五角大楼将能否完成对利比亚作战任务的赌注押在了其欧洲盟友身上。美联社评论称，虽然“使命尚未结束”，但美国已“很好地兑现了承诺”[80]。4月1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表示，美国将在未来10年累计削减军费4000亿美元，为此，美国国防部将针对美军任务与能力全面开展一次“基础审查”。[81]

　　4月上旬，利比亚战局陷入僵局。英国和法国已力不从心，公开宣称“弹药储备不足，飞机数量不够”，并且呼吁美国赶紧重新加入空袭利比亚的行列。[82]据报道，英国每周为参与利比亚军事行动的空军人员支付28.5万英镑，若再加上驻扎在意大利军事基地的人员，总计支付310万英镑。另外，英国每周支付飞机燃油补给30万英镑，参加行动的军人食品13.1万英镑。但是军事专家称，该数字实际被“低估”，因为截至4月末利比亚境内总共发射的导弹，其耗费就达到大约3亿英镑。[83]美国方面5月曾表示，对利比亚军事行动已消耗约7.5亿美元[84]。4月8日，利比亚政府军与反对派争夺多座重镇，米苏拉塔等城市战况激烈。欧盟同日声称，准备动用一切手段帮助反对派控制的米苏拉塔，包括提供军事援助[85]。4月19日，利比亚反对派组成的“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穆斯塔法·阿卜杜勒·加里尔在与意大利外长弗拉蒂尼会晤时指出，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让卡扎菲下台[86]。这实际上承认，如没有北约直接的陆军进入，利比亚反政府力量将不能取胜。面对英法的困局，美国一改往日“救世主”的姿态。4月20日，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说，奥巴马已经获悉这些国家的决定并对此表示支持。他还说，奥巴马相信这会对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有帮助，但这不会改变奥巴马不向利比亚派遣美军地面部队的立场[87]。

　　美国的态度使利比亚战局一度出现向持久战演变的趋势。5月3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多国联军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可能在数月后结束。萨科齐还表示，法国有意在数周后发起一次“利比亚之友会议”。该会议将邀请利比亚国内各政治派别代表参加，包括曾经在卡扎菲政府任职的人员，以探讨军事行动后利比亚顺利实现政治过渡等事宜。但他强调，与会的前卡扎菲政府成员必须在此之前未曾犯下罪行，并已与卡扎菲决裂。萨科齐没有透露这次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等细节。[88] 2011年5月13日，北约发言人布兰肯发布消息说：北约在的黎波里、苏尔特以及米苏拉塔等地的空袭行动严重影响了“卡扎菲政权的指挥控制能力、武器弹药供应以及发动攻击的能力”。利比亚战事也因此发生“重大转变”[89] 但到6月2日，北约又宣布将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再延长90天，以保持对卡扎菲的压力。6月7日，卡扎菲则发表讲话对其作出强硬回应，誓言战斗到底 绝不离开的黎波里[90]。6月17日卡扎菲再次发表录音讲话，表示“我们等着与他们进行地面战，但他们不敢入侵利比亚神圣的领土，他们怕死”；“北约试图改变利比亚政权的一切努力都将遭到可耻的失败”。[91]

　　卡扎菲的不妥协态度似乎并非虚张声势。2011年3月30日，俄国《论据与事实》周刊发表对卡扎菲一位亲信官员的独家专访。在回答“卡扎菲清楚他当下的处境么”的问题时，这位官员表示：“当然清楚。大家都是现实主义者，不会奢望什么奇迹。我们现在的主要目标是：在的黎波里支撑数月，不管对方如何狂轰乱炸。另外重要的一点是，卡扎菲拥有长期防御所需的一切。”关于如何评价北约在利比亚的“战绩”，他认为：“世界主要强国的精锐空军一周都搞不定一个600万人口小国的军队，的确让人见笑。这不是场战争，而是场闹剧。”[92]

　　事实上，与当年日本人对待汪精卫傀儡政权的作法一样，北约并不想真正扶持目前的利比亚班加西反对派力量。北约的近期目标是控制北非沿岸而不是北非国家，为此，北约并不希望在北非沿岸培植起一个有实力领导全利比亚的地方政治力量——这大概也是北约“误炸”[93]向卡扎菲政府发起攻势的班加西武装战斗人员的原因之一。北约明白，目前利比亚政府反对派的虚弱程度就是北约对利比亚北岸的控制强度。一句话，一个虚弱的“班加西”有利于北约力量嵌入北非并由此实现战略性突破。5月15日，英国国防参谋长戴维·理查兹说，多国部队应扩大对利比亚军事行动的范围，把基础设施列入打击目标[94]。打击交通道路基础设施意在在利比亚政府军和班加西政权之间制造隔离地带，而非消灭利比亚政府军。一旦隔离带造成，北约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从突尼斯方向制造事端以压迫卡扎菲政府军南移，这样既能让其保持对班加西的持续高压，以使班加西更加听命并依赖于北约，然后再东与埃及西与阿尔及利亚呼应并完全控制整个地中海南岸的目标。

　　目前北约对利比亚政府反对派力量实行的明扶暗压政策也限制了北约打击卡扎菲政权的能力。据报道，直至2011年5月，“反对派的武器装备可谓五花八门，拆卸下来的机载机关枪、世界大战时期的‘古董枪’甚至牛排刀等，均被派上用场。即使如此，武器依然短缺” [95]，利比亚反政府武装“加紧修理从政府军方面缴获的武器，加强自身装备”[96] ；5月3日，利比亚反对派负责经济和石油事务的代表塔尔胡尼（Ali Tarhoni）说：“我们国内的流动资金可能不够维持3周，最多能维持4周。”他说：“我认为，如果从我们的法国、意大利和美国朋友处借得贷款，我们的状况将会好转。”为了渡过眼前的困难，他指出“我们需要200亿～300亿美元”[97]。6月18日，塔尔胡尼指责西方国家未能兑现向反对派提供紧急财政援助的承诺，称数月战事令反对派“弹尽粮绝”。他说：西方国家开“空头支票”，承诺的财政援助迟迟未到。“我们的现金花光了，什么都缺……”他抱怨，“要么是西方国家不了解（现状），要么是它们不关心。什么都没变现。”[98]

　　面对这样的僵局，目前美国人也学着以往欧洲人的做派：高调附和，就是不出或少出“份子”。即使如此，6月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还要求总统奥巴马就美国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作出澄清，并称国会议员对这一军事行动感到十分担忧。[99]美国国会众议院3日通过决议，谴责奥巴马政府在未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100]。2011年5月16日，美国联邦政府已触及14.29万亿美元的公共债务上限，奥巴马试图说服国会进一步突破此上限。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当日回应说，他理解奥巴马“不提高债务上限会破坏美国信誉和信用”的说法。他认为“提高债务上限是我们的责任”，“但只提高债务上限而不解决根本问题是完全不负责的”。他同时表示不会浪费这个大幅削减开支的机会。[101]美国国会的态度对美国介入利比亚战争的能力是一个很大的限制，同样也是给奥巴马保证美国在北约军事行动中从容进退的托辞。6月24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两项有关在利比亚开展军事行动的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在授权政府对利比亚开展军事行动议案的投票中，众议院以123票赞成、29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否决了这项议案。在另一份禁止将军费用于对利比亚开展军事行动的议案投票中，众议院以180票支持、238票反对的结果将其否决[102]。这两项议案表决的结果是对美参与利比亚战争做出的原则性的限制，也从侧面传达了美国人对欧盟长期利用和消耗美国策略的不满。

　　6月10日，盖茨在布鲁塞尔一个智库发表政策演讲时对欧洲让美国为其当“冤大头”作法表示愤怒，他说，在过去10年间，欧洲国家国防开支下降近15%，目前，北约28个成员国中只有美国、英国、法国、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等5个国家的国防支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符合北约规定的标准。盖茨表示，北约奉行集体防务的原则，但北约欧洲成员国“必须承担集体防务中属于他们的份额”，否则集体防务将变得毫无意义。他说，一些北约欧洲成员国在削减自身国防开支的同时，希望美国承担更多，但随着美国国内政治风向发生变化，美国将越来越不愿意帮助“那些不在自身防务上投入必要资源的国家”。[103]

　　盖茨的讲话引起欧洲的强烈反应。6月16日，英国《独立报》网站发表该报评论员阿德里安·汉密尔顿的文章，标题就是《北约已死——只是我们不承认罢了》，文章认为：这个跨大西洋的合作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建立在各自利益基础上的军事同盟——现在已经到达保质期的末尾。事实证明，赋予其新含义的各种努力——例如把北约看做冷战后美国政策的臂膀和一支全球军事力量等—— 都代价很高而且引发分歧[104]。德国《明镜》周刊发表文章则酸酸地将美国称作“抠门的世界大国”[105]。

　　以英法为主导的欧盟这时也体会到了“请君入瓮”的滋味。与英国在伊拉克的作法一样，美国也将英法送上利比亚战场上后迅速抽身，迫使欧盟没有后退的余地。

　　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106]这是斯大林对1939年与德国人及1943年在德黑兰与英美人的交往经验的高度概括，这个结论即使在今天也没有过时。基于此，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邓小平提出“东西南北”的矛盾分析。“东西矛盾”在今天已经隐退，但“南北矛盾”却更加激化。

　　如果将利比亚战争中表现出的代表“第一世界”美国和代表“第二世界”欧洲的矛盾放在 “9?11”事件后南北矛盾日益激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普遍萧条的背景下考察，就会发现。目前世界形势及其演变方向，总体上是不利于西方欧美国家的，这反过来也是西方国家联合一致铤而走险，向整个第三世界宣战的重要动因。

　　列宁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107]这个论断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与20世纪上半叶相似而与下半叶不同的只是，在21世纪的头十年这个“绝对规律”运动进入相对活跃期。

　　四、世界政治力量在大分化中进行着新组合

　　世界政治力量的组合形式取于世界基本矛盾存在的方式。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迅猛展开的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发展带来的重要悖论，是各国经济关系日益紧密的同时，其政治关系却在渐行渐远，具体表现就是：东西矛盾消失的同时，南北矛盾却在加速激化。其间对世界政治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是美国力量的衰落与欧盟和亚洲的崛起。

　　那么，这一时期的世界基本矛盾是怎样的呢？

　　分析这个问题还是要从邓小平同志说的“东西南北”和毛泽东同志说的“三个世界”的概括入手。1985年3月4日，邓小平曾对日本朋友说：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08]

　　在“东西”和“南北”两对矛盾中，前一对在当时指的是美国和苏联的矛盾。这对矛盾是当时牵引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邓小平同志说“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就是说，南北矛盾是具有长期稳定性的基础性的矛盾，是支配当时的主要矛盾即“东西矛盾”的主要方面。

　　理论上说，20世纪末期出现的“南北矛盾”是19世纪以来世界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从而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矛盾的转化形式，是19世纪马克思关于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09]的思想以及20世纪20年代列宁所说的“统治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110]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的继续和发展。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只要这个基本矛盾是绝对的，那么国际斗争就不可能消失。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使这种矛盾迅速激化：在物的世界里财富向资本中心地区集中，在人的世界里便形成国家内部的阶级对立和国家外部的民族对立，继而南方世界与北方世界的对立。后者均是前者在不同时代的转化形式，它们的本质是阶级对立。“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111]

　　勿庸置疑，邓小平同志对世界基本矛盾作出的这个判断迄今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在发生着作用。[112]不同的只是南北矛盾在不同时期的表现程度有所不同。在美苏“两个阵营”对垒的“冷战”时期，由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南北分化的范围被压缩在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地区，苏联的解体及东欧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瓦解，再加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相继开放，为西方资本提供了空前广大的市场，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和推迟了南北矛盾激化的程度和时间。这也是20世纪末“经济全球化”及资本中心国家美国价值被人们热捧的客观条件。

　　但是，这样的条件很快就接近尾声。时至21世纪初，由资本全球化导致的南方国家的贫困，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全球范围内加速蔓延和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剥削的同步抵制，南北矛盾最终在新世纪的第一年便在“9?11”事件中激化。随之而来的便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于2001年对阿富汗及2003年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这又激起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持续近十年之久的强烈反抗，由此严重消耗了美国国力并导致美国出现衰迹。然而，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的反抗并未因美国的衰落而停止。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具有强烈的——尽管它有被欧美国家利用的因素——民族主义倾向的“茉莉花革命”如火如荼地在中东地区展开。这是自“9?11”以后，南方国家对主导资本全球化的北方国家的第二轮反抗，更是南北矛盾进一步升级的表现。

　　矛盾已经激化，接着就是阵营划分。历史似乎又回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基本判断。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全面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毛泽东说：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 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113]

　　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是，当历史进入21世纪，原来的“第一世界”由两家变为美国一家，由此带来的第二个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变化就是，在南北矛盾激化的背景下，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的矛盾即美欧之间的主从关系也在2011年爆发的中东动荡中悄悄地发生了改变。

　　在世界治理方面，美国人是欧洲人——具体说就是英国人——“均势”策略学校中的时差时好的学生。美国人用扩大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的方式制衡了西欧并获得在那里的绝对控制权；在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国保留了萨达姆和本·拉登，美国借此获得了在科威特和阿富汗的石油利益和在那里长期驻军的借口。与美国有意放东欧于苏联是为了制衡欧洲的道理一样，今天看来，为了迫使伊拉克新政权屈从，美国也会有意适度放纵伊拉克反对派武装。目前美国在那里的困境并不源于伊拉克反政府力量的存在，而是源于伊拉克政府与反政府力量间的失衡。如此类推，长期保留利比亚诸派力量的相互制衡并由此形成对班加西当局的政治压力，将是欧美的共识。欧盟方面可以由此获得反对派的忠诚和北约力量进一步在地中海南岸立足，美国方面则可以在其间获得“离岸平衡战略”（off shore balancing strategy）[114]带来的红利，并在地中海动荡中保持世界石油价格——如果它还以美元结算的话——的高位运行。欧美双方的需求为这场战争埋伏了两种结局。一是老布什“海湾战争”式的结局，即在保留反对派与班加西政权的之间的力量平衡，这是对欧盟最好的结局。其次是小布什 “伊拉克战争”式的结局，即由于英法国力不支而使利比亚多种力量失衡，这既能阻止欧盟进一步向中非——法国已在科特迪瓦打好了前站——扩张并与美国在此争利，又能保持英法对美国力量的持续依赖，美国由此重新获得在欧洲的绝对影响力。这是有利于美国的结局。

　　在远东方面，201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宣布“重返亚洲”，3月26日便发生了“天安舰事件”及随后引发从7月开始并于2011年2月底被迫中止的美韩、美日海上军事演习。美国声称演习针对朝鲜威胁，但从演习由黄海到东海的路线看，美国准备寻衅的对象是中国。

　　2011年3月11日，日本遭遇了九级大地震，这迫使原计划持续至4月的日美、日韩海上军演被迫中止，美国联合日本、韩国旨在配合美国“重返亚洲”的政策在东中国海的军事演习匆匆收场。

　　但是，同期发生的利比亚战事并没有改变美国“重返亚洲”的既定政策。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于2011年2月25日在西点军校进行演讲中反对再次向亚洲、中东或者非洲地区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但在这同一次讲话中，盖茨不忘再次提及中国和俄罗斯军事现代化对美国的威胁。他说：“我们目前面对的安全挑战，超出伊拉克和阿富汗。其中包括恐怖主义和正在搜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分子，伊朗、朝鲜、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垮台和正在垮台的政府，中东的革命、网络、海盗、自然和人为的灾难等。”[115]这其中的“朝鲜、俄罗斯和中国军事现代化”，对美国而言，就是美国“重返亚洲”政策所针对的目标；也就是说，自2010年3月“天安舰事件”以来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形成的压力，并没有因中东地区危机和日本地震而减轻。更有甚者，美国在利比亚战事中的力量收缩表明美国“重返亚洲”由政策设计已转为具体的步骤，即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已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誓，而是一种与欧洲正在分头实行的外交行动。

　　2011年4月3日，美国宣布结束在利比亚的军事任务，美联社评论说，虽然“使命尚未结束”，但美国已“很好地兑现了承诺”。[116]现在我们不知道的是这是一种在什么层面上的“承诺”，如果是类似布热津斯基提到的“美国和西欧始终如一地履行”的那种“承诺”——这是1936年英德之间的“慕尼黑”承诺的翻版，那今天的利比亚问题就不仅仅是利比亚一国的问题，而是全球格局大变动的前奏，这与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事件已不是埃塞俄比亚一国的问题，而是全球体系变动前奏的道理一样。

　　现在回头细细回味，美国与欧洲之间作出类似承诺是可能的。据何新同志在《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一书披露，对世界政治有巨大影响的共济会高级会员于2005年6月在伦敦召开秘密会议，会上提出一个“盎格鲁-撒克逊计划”[117]，其实质是保证白人对有色人，从而北方世界对南方世界的长久统治。“会上讨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认为中国“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都发展得很快。他们抱怨日本没有做他们本该做的，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去干扰中国的金融系统。问题是中国在短期内崛起得太快”。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披露：“我们正在讨论一个大灾变后的新时代。谁将是主宰者？谁将是被主宰者？这全都与未来的事态有关。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与会者如此不顾一切地急迫地要让这些事件发生在一个确定的时间范围内的原因——不然他们自己就会失败而出局”。这个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建立联合的西方极权政府——要做到这一点，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出发，中国必须先被拿掉。”[118]

　　当然，我们不能说世界上的一两个政治团体就能决定历史的进程，但有能量团体确能加速历史进程或使之暂时偏斜。除去远古传说外，早期“共济会”[119]是处于封建行会时期的资产阶级，为了反抗封建专制的压迫建立起的各业主联合的互助“兄弟会”组织，与早期基督教相似，这时的共济会对历史起着相当进步的作用。比如，共济会曾发起了启蒙运动并且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扩散到西欧、中欧和北美，建立起可以和天主教会匹敌的广泛的组织联系，以致当时的伏尔泰、孟德斯鸠、歌德、海顿、萨德侯爵、莫扎特、腓特烈大帝、华盛顿、富兰克林、马克·吐温、柯南道尔、加里波第等曾为人类历史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都参加了共济会。但问题在于，当资产阶级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并在全球范围建立了自己的绝对统治后，共济会组织结构也就日益贵族化，其历史作用由进步异化为反动，成为资本家为对抗欧洲继而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幽灵”而结成的“神圣同盟”[120]，其目标是维护资本及西方权贵对全世界工人阶级、继而整个北方压迫民族对南方被压迫民族的绝对统治。这迫使近代欧洲无产者便由资产阶级的同盟军转变为与资本家相对立的阶级并开始为本阶级的利益与曾经的行会业主——资本家展开有组织的跨国斗争，

　　资本没有祖国，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121]；马克思说：“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122]，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23]继而列宁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124]为此，世界工人阶级在其导师的指导下成立了第一国际（1864～1876年）、第二国际（1889～1914年）和共产国际（1919～1943年）。

　　值得研究的是，在社会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候，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世界劳动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已于1943年自行解散，而在同一背景下的资本家的跨国联盟组织共济会却日益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大托拉斯和大财团结合得更加紧密，其目标更加长远，其对付共产主义和南方国家的手段，更加冷酷无情。他们在20世纪末推倒了社会主义苏联，现在，美国又重返亚洲，目标将是中国。不管西方国家有多少矛盾，在共同对付社会主义国家方面，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共济会评价说：“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125]

　　不可否认，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是美国对苏联作出的雅尔塔“承诺”的结果，这同时也可以说是欧美资本家联盟内部因利益不均导致的矛盾激化的结果；同样，20世纪80年代美国决定放弃苏美主导的雅尔塔体系，也是美苏间将“周瑜打黄盖”式的“冷战”弄假成真的结果。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卡特时期的美国“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咄咄攻势[126]使美国在里根任总统时期（1981～1989）产生了放弃雅尔塔体系、从欧洲那里寻找同盟力量的想法。

　　1982年波兰发生动乱及国家实行社会管制。这时里根政府完全抛弃美国在1956年波匈事件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动乱中所持的不干涉立场，根据“第32号国家安全决策的指示，美国的正式目标就是击退苏联在该地区的势力”。当时里根与国家安全首脑们在讨论“波兰团结工会”时，谈到要“推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分裂欧洲的《雅尔塔协议》”，“里根对这个将欧洲分裂为两半的《雅尔塔协议》没有兴趣”，“对于他来说，这个协议是不公正的。秘密支持团结工会，就是试图改变这个协议的方式之一”。[127]

　　1991年12月25日，这天是圣诞节，似乎是刻意的选择，苏联在美欧与苏联内部亲西方势力的里应外合下遭到解体，而在12月10日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草签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统一终于迈出关键的一步，而这一步又是以苏联解体为前提的。似乎是为了还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德黑兰欠欧洲的人情，苏联解体是美国送给欧洲的第一个大礼。此后，欧洲统一进程便列入美国“若干深思熟虑的发展阶段”的日程表中。关于此，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即科索沃战争（1999年）前出版的《大棋局》一书有详细步骤说明：

　　不管怎么说，欧洲的政治联合与安全不可分割，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如果不同美国达成共同的安全安排，事实上便很难想象有什么真正联合的欧洲。由此而论，有资格开始并被邀请同欧盟进行入盟谈判的那些国家，从此时起也应自然而然地被视为事实上已被置于北约的假定保护之下。

　　与之相适应，扩展欧洲和扩大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过程很可能分若干深思熟虑的阶段向前发展。假定美国和西欧始终如一地履行承诺，则一个纯属推测但又谨慎地符合实际的发展阶段时间表也许可以开列如下：

　　1.到1999年，首批中欧新成员国将被接纳加入北约，尽管它们加入欧盟的时间可能不会早于2002年或2003年。

　　2.同时，欧盟将启动与波罗的海国家的入盟谈判，北约同样也将开始运作以解决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加入的问题。这些国家可能于2005年完成加入北约的程序。在此阶段的某个时候，其他巴尔干国家也可能成为加入的对象。

　　3.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可能会激励瑞典和芬兰考虑加入北约。

　　4.在2005年至201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乌克兰应能随时与欧盟和北约开始认真的谈判，特别是如果在这段时间中该国在国内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成功地被外界更为明确地认定为一个中欧国家。[128]

　　后来的事实证实了布热津斯基提出的日程表与美欧联手改变世界的实际进度是一致的，其要义就是：推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浴血奋战共同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系，将历史拉入由美国主导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

　　1999年3月始，以美国为先锋的北约通过科索沃战争强行将南斯拉夫联盟肢解，与此同时（即3月12日），北约正式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加入。至此，在美国的帮助下，“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即丘吉尔所说的“铁幕”以东地区回到欧洲。这是美国送给欧洲的第二个大礼。

　　巴尔干再次破碎化使欧洲统一进程加快。2005年罗马尼亚加入欧盟标志着曾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的欧洲完全合二为一。同年5月，也就在上面提到的伦敦共济会高级成员国际会议前夕，小布什在俄罗斯当着普京的面明确发出“埋葬雅尔塔遗产”的强硬信号。2005年5月8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说，小布什“检讨东欧的二战遗产”，“谴责了苏联在二战后对东欧的镇压，但他承认美国也要对欧洲分裂成武装阵营负部分责任，并发誓决不再用自由来换取稳定”。文章说“布什将该地区反对纳粹和共产党暴政的斗争和他自己促使中东走向民主的运动联系起来”。布什称，雅尔塔会议是美国判断失误的例证，说美国现领导人不会再重犯此类错误。他说“只有在苏联1991年解体和波罗的海国家赢得独立后，雅尔塔会议的遗产才最终彻底掩埋掉。”布什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发表演说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吞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并导致苏联统治东欧的雅尔塔会议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他明确表示：“为了稳定而牺牲小国的尝试，招致了欧洲分裂，从而造成了不稳定的结果。”[129]

　　如果将上述布热津斯基关于欧洲统一进程的描写与从里根到小布什的讲话内容联系起来看，可以断定：放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共治的雅尔塔体系，用美国主导的美欧共治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取而代之，是自里根之后美国外交的自觉政策，而这个政策推进恰恰与以2005年罗马尼亚加入欧盟为标志的欧洲统一进程基本合拍，也与2005年伦敦共济会提出的 “盎格鲁-撒克逊计划”的核心内容大体吻合。

　　明乎此，我们也就可以对前述美联社所说的虽然“对利比亚军事行动的‘使命’并未结束，但是美国已经很好地兑现了承诺——将主要作战任务转给英、法及其它北约盟友”[130]这句让人费解的话做出合理的解释，这就是：美国已经帮助欧洲实现了基本统一，尽管还有地中海的“使命”没有完成，但美国自己为此已被耗尽，对欧洲算是“仁至义尽”了，剩下的事就看欧盟自己的造化了。

　　美国人这么想也是事实。如果说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期间的美国被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拖垮，那么美国的中兴则是从尼克松与中国和解开始的。此后，刚缓过气的美国又与苏联全面对抗，并造成苏联的解体与欧洲的统一。与此同时，美国也为欧洲统一所负的“清道夫”重任而压弯了腰。

　　美国难道会不惜以自毁的方式挽救欧洲？这个在笔者过去也不相信的判断，现在看来确实没错：美国确实在以自毁的方式挽救欧洲。

　　那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美国的国家利益已与资本家财团利益已经分离并为这些财团——具体说就是以欧洲主导而又控制着几乎所有美国大财团的共济会——所绑架[131]。他们迫使美国国家利益让位于财团的利润，美国成了为这些财团而不是为全体美国人民谋利的工具。当年古罗马就是沿着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相背离的道路衰落的，当今美国大财团利润获取的路径也与国家健康发展的道路相背离，国家权力成了大财团赢利的机器，如果美国不能从中自拔，那美国衰落[132]也就无可挽回了。

　　美国国家利益与其财团利益相背离，继而白宫外交政策为华尔街利益所操纵，这是分析当今美国外交政策必须据有的重要视角。在这个视角下，笔者所及的“美国”一词更多的是指美国财团控制的美国，而不是美利坚全体人民的美国。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自2008年迄今的重大事件（比如2008年欧洲大陆统一在科索沃最后收口的同时又通过“地中海联盟”计划开始乘胜向非洲北岸推进、2010年美国不顾自身的经济危机便高调提出“重返亚洲”政策并在“天安舰事件”后持续数月的针对“朝鲜威胁”的大规模海上军事演习、2011年中东如火如荼的“茉莉花革命”及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等）之间的逻辑关系。欧盟与美国分工行动在时间上如此契合，环环相扣，向人们展示出一幅逻辑连贯的战略示意图，即在美国帮助欧洲摧毁那里的雅尔塔体系并基本实现统一后，接下的目标将是欧洲——作为回报——支持在远东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这是一个在新的即欧洲统一初步完成，宗主国-殖民地关系已成为历史的条件下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由美国主导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苏联解体后，“凡尔赛体系”在欧洲部分已经恢复，接下来要恢复的就是其中的“华盛顿体系”部分，届时，中国将是美欧共同的打压目标，正如当年苏联是欧美共同打击的目标一样。其间的日本——鉴于它与美国之间因核打击而产生的血海深仇——则是中国之后西方并不信任但又必须压榨的对象。在欧美之间，他们共同重新瓜分世界资源方面已达成原则一致，在这些原则不变的情况下，他们未来的矛盾将主要表现为对世界主导权的争夺。

　　这样的国际政治力量的组合在近代世界大国博弈的“棋谱”中已推演过多次。第一次是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出现过“维也纳体系”，这是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沙俄斯拉夫人共享共治世界的体系。第二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是英美盎格鲁-撒克逊人内部独享共治的世界体系，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雅尔塔体系”，它又是对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人与苏联斯拉夫人共享共治世界体系。如以主导民族分类，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体系”是对“维也纳体系”的肯定，当然也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否定。自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历史开始出现否定“雅尔塔体系”并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回归的趋势。如以优势先后排序，我们不妨暂将这个体系称为“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它是对“雅尔塔体系”的否定和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肯定。不同的只是，目前这个正在演变的世界体系在欧洲已经接近完成，而在远东则初露端倪。从这个意义上说，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雅尔塔”迂徊空间及由此而生的“战略机遇期”将受到更大的挤压。

　　在远东地区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事件是2010年美国提出“重返亚洲”的外交宣示。而能够帮助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盟友当然主要是日本。这样一来，美国在亚洲就将面临的是要保留还是要“埋葬”远东雅尔塔体系的两难困境。如果是前者，那就要与中国合作，这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人共治世界的原则；如果是后者，那就要有日本的配合。

　　但日本与欧盟不同，它毕竟是遭受过美国原子弹打击的国家。美国在亚太可以接受日本为盟国，但条件是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日本政府几十年在核问题上低调顾忌的主要是美国。对美国人而言，日本拥有核武器比朝鲜拥有核武器更为可怕。在东北亚核查问题上，美国人最不便直说的就是日本核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已拥有核武器的日本是美国在亚太的绝对敌人，而无核的日本则可以让美国放心并使其为美国在远东任意驱使。因此，为了重返东亚并与大西洋盟友一起推倒远东雅尔塔体系，建立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统治，如果日本不能为了获得美国的信任而主动“自残”的话，那美国首先应当做的就是废掉日本的核能力——这与20世纪40年代日本在向太平洋扩张前先打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出于同种考虑，日本由此便会成为对美国无害而对其周边国家有威胁的国家。

　　2011年3月8日，日本东京知事石原慎太郎在接受英国《独立报》专访时向世界亮出了日本的核底牌，他说：日本可以在一年内建造核武器。若日本拥有核武器，中国就不敢“染指”钓鱼岛。“如果日本单方面发展了核武器，朝鲜就不会劫持我们这么多的公民”，“而一个有核武装的日本也将从俄罗斯那里赢得更多尊重”。[133]真是巧合，石原话音刚落，日本东部地区便发生了“3·11”九级大地震。接踵而至的又是排山倒海般袭来的海啸、雪灾、火山、核泄露与陆海大面积核污染。真是天夺其魄。

　　这次地震的政治意义在于它几乎毁灭了日本几十年来埋头发展的核能力，同时也为美国推进“重返亚洲”战略放手日本在亚洲搅局除去了难以言传的心病。6月21日，有美日两国外长以及防长参加的安保协商会议在华盛顿举行，其共同战略目标将针对中国。会议指出“美日将敦促中国肩负起地区稳定和繁荣的责任，发挥建设性作用，对国际性问题提供合作，恪守国际惯例”[134]。强调“将敦促某些国家不追求及部署可能给地区安全带来不稳定因素的军事力量”。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声明虽然并没有点名敦促对象，但明显展示出牵制中国军力扩张，联手对抗中国的姿态。[135]

　　让日本搅局，当然搅的是以俄、中、美为支柱国家的远东雅尔塔格局，美国“重返亚洲”要建起的是——与20世纪20年代不同——由美国的主导的 “华盛顿-凡尔赛体系”。

　　那么，西方联手颠覆雅尔塔体系的进程在远东是否会像在欧洲那样顺利呢？那要看中国及整个建立在雅尔塔法权体系之上的亚洲国家对此抵制的程度。除美国外，亚洲雅尔塔体系的主要支柱是中国——这正如欧洲雅尔塔体系的主要支柱是俄罗斯的道理一样，只要中国不倒，那么，亚洲的雅尔塔和平体系就不会倒。

　　如果从欧美颠覆雅尔塔体系图谋的全球分工的大格局下观察，美国重返亚洲政策将使中美关系缓冲空间大幅压缩。这是由于在绝对市场经济的世界体系中世界资源已不足以支持欧盟、美国和中国这三大经济体的发展需求。资源蛋糕就这么大，苏联的瓦解和东欧回归欧盟所释放出的资源空间已支撑欧洲和美国保持了近20年的发展，“911”事件及随后愈演愈烈的全球恐怖活动和2008年后出现的全球经济危机表明，世界资源和世界发展能力之间的平衡再次遭到破坏，这样，欧美在击倒苏联后便将捕猎的目标移向中国。 2010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已说得很明白：

　　如果10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地球资源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136]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说明了美国针对以中国为目标的“重返亚洲”政策的目的，后半段说明了对付中国的手段。也就是说，发展中的中国如果不能为比中国更为发展的西方让出资源的话，那中国就应当“让位”：要么象苏联那样被瓦解，要么自觉“低碳”。

　　但是，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低碳与美国人眼中的“低碳”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表达的是一个更为发展的技术概念，后者则是一个“去工业化”或 “去工业化发展”的政治概念；前者是一个发展方式问题，后者则是一个发展道路问题。对近现代国家而言，工业力才是发展力的核心，国家间的竞争就是工业力的竞争。因此，剥夺一国的工业力，尤其是重工业能力便成了剥夺这个国家发展能力的关键。1944年8月，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向罗斯福提出了一个“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的解除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罗斯福对此大加肯定。美国国务院还制订一个计划要“使德国从依靠自身经济实力就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变成一个必须能和世界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137]。《罗斯福传》的作者康拉德？布莱克说：“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138]显然，由“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而不是大工业财团组成的国家经济，就是目前西方人对南方国家要求的“低碳”经济，也就是奥巴马要求中国人“应该想”出的“新模式”。狼与羊比，羊比狼“低碳”，狼可吃肉，而羊只能吃草。西方人认为自己可以“吃肉”，但中国人最好改为“吃草”。这在中国显然是不能接受的，由此必然要与西方展开相应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认识到这一点，他说：

　　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在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39]

　　从里根任期开始，欧美联手治理世界的迹象愈来愈明显。1982年的马岛之战、1991年的海湾战争以及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和苏联解体、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直到2011年北约打击利比亚，这一系列事件无不显示欧美——尽管也有各自的“小九九”——联手改变世界的趋势，这与1956年苏美利用发生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联手压逐欧洲的情形正好相反。美国帮助欧洲瓦解苏联后，欧洲快速走向统一。2008年整个西方承认科索沃“独立”标志着欧洲本土统一基本完成，接下来就是向地中海进军并以此巩固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共同取得的欧洲统一的“战果”。

　　联系上述这一系列变化，我们就会知道在欧洲开始向地中海南岸布局的2010年，美国同时公开提出“重返亚洲”政策，这显然不仅仅是美国一家的口头宣示，而是欧美之间的战略分工：美国帮助欧盟完成欧洲统一，控制了原苏联在东欧合法享有的资源份额，那么，苏联之后，欧盟将帮助美国瓜分中国及中国在亚太地区合法享有资源份额。美国已“很好地兑现了承诺”，即帮助欧洲瓦解苏联和实现欧洲统一，这已耗尽了美国国力。那么，作为回报，搞定利比亚之后，美国也希望欧盟在远东，尤其在中国问题上，全力帮助美国。2011年5月22日，奥巴马在访问英国时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愿望。他说：

　　随着快速变化的发生，在某些地方出现了一些已成为时髦的质疑，声称伴随着这些国家崛起，美欧在全世界影响力是否会走向衰落。这种论点认为，也许这些国家代表着未来，我们发挥领导作用的时代已经过去。

　　但这种论点是错误的。现在正是我们发挥领导作用的时候。正是美国、英国和我们的民主同盟国家塑造了新兴国家得以崛起和个人得以发展的世界。即便在更多国家能够承担全球领导责任之时，为了使这个世纪实现更和平、更繁荣和更公正的目标，我们的同盟依然必不可少。

　　在威胁与挑战要求各国必须携手努力，相互协调之时，我们依然是全球行动最大的推动力量。在一个以商务和信息的迅速流通为特征的时代，我们的自由市场传统、我们的开放性，同时我们承诺保障我们公民的基本安全，以此作为坚强的后盾，为强大的共同繁荣创造了最好的机会。由于亿万人民因他们的身份、他们的信仰或统治他们的政府的属性而被剥夺了基本人权，我们这些国家最积极地要求维护有助于实现和平与尊严的包容和自决的价值观。

　　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停步不前。我们的领导作用的性质需顺应时代的要求。如我首次作为总统前来伦敦出席20国集团（G20）峰会时所说，罗斯福（Roosevelt）和丘吉尔（Churchill）可以坐在房间里喝着白兰地解决世界上存在的问题，这个时代已经过去——尽管我想卡梅伦（Cameron）首相一定会同意，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来点烈性酒。在这个世纪，我们的共同领导作用将要求我们建立新的伙伴关系，适应新的情况，为符合新时代的要求调整我们自己。

　　在此，奥巴马并不是酒后胡言，他所说的“来点烈性酒”，已有很浓的火药味。他继续说：

　　恰恰因为我们愿意承担战争的重负，我们因此深知战争的代价。正因为如此，我们建立了足以捍卫这个大陆并同时遏制我们的敌人的强大联盟。建立北约的核心基础是第五条款的简明理念：任何北约国家都无须孤立自卫；所有盟国将始终互相支持。历经60年，北约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联盟。

　　在这个新生的世纪，我们的努力为北约提出了新概念[140]，这将赋予我们必须的能力抗击新出现的威胁：诸如恐怖主义和海盗、网络攻击和弹道导弹等威胁。但是，重振的北约将继续遵循其创始人最初的设想，让我们齐心协力采取集体行动，保卫我们的人民，同时传承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博大信念，即所有的国家都拥有权利与责任，所有的国家在维护和平的国际架构中拥有共同利益。[141]

　　与对手相比，西方人有着更强的协调机制——为此，英国主动放弃了几百年来受惠于欧洲大陆分裂而实行的均势外交传统并于1973年加入欧共体，同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却出现根本性的分裂；它们还有跨国组织，不仅有北约及其他政治经济共同体，还有庞大财力支持的跨国组织共济会[142]在幕后协调，而与此相对应的世界工人阶级的跨国协调组织“共产国际”[143]及后来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1956）和与北约相对立的“华沙条约组织”（1954～1991）早已成为往事。

　　苏联解体后，布热津斯基曾提出“什么是俄国？俄国在哪里？做一个俄国人是什么意思？”，他还说：“一个扩大和民主的欧洲必须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历史进程，不应受在政治上任意涂抹的地理的限制。”“不管怎么说，以‘什么是俄国和俄国在哪里’的问题重新作出回答可能只能分阶段进行，而且还需要西方作出明确和坚决的姿态。”[144]这话说白了就是要让俄罗斯为欧盟让路，要开除俄罗斯的“球籍”。苏联倒下了后，俄罗斯现在却站起来了。

　　2001年美国突入阿富汗，此后又从中亚入手，与欧盟联手在中亚进行了一系列“橙色革命”，试图从中亚与欧洲东西联手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双方较量最终在2008年8月7日西方支持的格鲁吉亚向南奥塞梯的军事攻击在俄罗斯武装力量面前惨遭失败后趋于稳定。俄罗斯人用实力回答了西方“俄罗斯在哪里”的问题，告诉北约：俄罗斯就在这里，这里是俄罗斯的战略底线，不容动摇。此后，欧盟认识到了不能突破的俄罗斯人的自卫能力底线，其东进的势头随美国中亚战略收缩而转向地中海方向，而美国也将力量东移至亚洲。

　　世界力量正在进行着重组，分散的南方国家正在遭到联合起来的北方国家的“各个击破”。真正的挑战正在向中国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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