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而左：五洲震荡风雷激（下-下） 1966-1976（9）

大参考

十一

　　前文（下-上、下-中）表明，在红卫兵运动得到毛泽东公开支持掀起高潮之后，最高决策层里有人行刘邓路线，操纵以“血统论”为指导思想的高干子弟红卫兵（保皇派红卫兵，真正的黑帮红卫兵），故意制造各种极端事件，又利用毛泽东自己不会镇压学生运动，也不允许别人镇压学生运动的原则立场，和法律难以对未成年人的非法行为实行严厉的法律制裁这两个便利条件，促使保皇派红卫兵极端行为普遍化和法西斯化，文革方向因此而严重偏离《5·16通知》和《十六条》方向，文革进程也完全不能按最早计划的在半年时间里完成。也就是说，在此期间刘少奇的路线既在公开地、合法地，又在背地里、非法地猖獗活动着，阻挡了文革顺利向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采取进一步措施，彻底终结刘少奇的权力。

　　《毛泽东传1949-1976》对这次工作会议召开的背景则是这样表述的：【毛泽东不惜付出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并没有从来自各方面的抵制中冷静反思一下自己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采取的方法是否恰当；相反，更加坚决地认为必须以极大力量排除阻力。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会议的由来】。

　　官史当然是讲究“字字有来源”，这些表述字面传达的意思和我上面表述的看上去一样，都可以简略为：刘少奇路线还在发挥着关键作用，文革无法按照毛泽东的意愿顺利进行，毛泽东认为必须摧毁这条路线。所以才有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但是，比较两种表述不难发现，我的表述也字字有来源，而且给出了详细来源，可官史“字字有来源”，但坚决干净地抹去了这个“来源”（即我大篇幅表述过的前后两个50多天里发生的大量具体事情），让读者落入它的“空虚”之中，随之得出“毛泽东是一个不顾党情、国情、民情，靠想象治国的封建家长”的结论，说得美观一点是“一个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者”。我的表述和官方的表述对比于此，做何取舍，全凭读者自己。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对此前阶段客观存在的 “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保护走资当权派”的刘邓路线的最准确概括。【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路线错误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陈伯达会上讲话，引自《毛泽东传》），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必须先要明确，然后才能知道，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最后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压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进行正确的斗批改呢？】（1966年《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来源同））。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发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对八届十一中全会两个月以来的运动情况进行了总结，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具体表现和危害摆上了与会者的桌面。毛泽东读了陈伯达的报告后批示“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这一批示体现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生产的高度重视，不过，也被一向善于利用毛泽东指示行自己所行的周恩来，在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做了超出其本来含义的发挥，即用生产压革命，把二者变成互不相容、彼此对立的东西。刘少奇、邓小平在这次会议期间被迫做了检查。网上可以搜索到他们检查的全文。现在，这些检查都成为讽刺他们自己的最好历史文献了。毛泽东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的一次发言中，批评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离我很远的地方坐着”，“对我是敬而远之”，“1959年以来，6年不向我汇报工作”（陈明显《晚年毛泽东》）。

　　10月中央工作会议，继《红旗》十三期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公开了毛泽东与刘少奇为代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2011《党史》（页774）说，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使社会上更多的群众加入造反派，造反派的队伍很快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分也越来越复杂。首先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获得‘解放’感的，是几个月前受到工作组‘压制’的造反学生。他们由此得到解脱，成为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站到批判当权派的前列。此外，因各种原因对社会现状不满，或对一些干部官僚作风与特殊化现象不满的群众，将‘文化大革命’当成反对官僚主义、铲除等级特权的斗争，也加入到造反的行列。一些对工作状况和待遇不满的临时工和返乡知识青年，以为这场运动是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也纷纷组成各种名目的造反组织，要求转正、回城和提高待遇。在反右派、‘反右倾’、整风整社和四清运动中受到批判处理的一些人，也以为这场运动的到来，或许有助于改正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处理，因而借造反要求平反。造反的群众从不同的目的出发，打着‘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提出各自的要求。在这种混乱局面中，‘文化大革命’前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迅速地以畸形的状态和尖锐的形式爆发出来”。

　　这一段话也是“字字有来源”，具有丰富的含义。第一，它暗含着承认了从文革开始到这次会议召开，整个都是我前文强调过的刘邓路线（头50多天是“有工作组的刘邓路线”，后50多天是“没有工作组的刘邓路线”）。第二，它暗含着承认了，造反派纯粹是工作组制造出来的，而且到此次会议召开之前，造反派红卫兵一直是被刘邓路线压制着，得不到发展，此次会议之后造反派红卫兵才真正得到发展和壮大——这也正是我此文前面强调过的。第三，它暗含着承认了，此次会议之前的各种红卫兵的法西斯行为，都不是陈伯达、江青等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干的，而是刘邓路线支持下保刘邓的保皇派红卫兵干的——这是为我前文的相关观点做了完全的背书。第四，它暗含着承认了，刘少奇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来，在1959年的“反右倾”、1963年后的“社教运动”、文革头50多天、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到此次会议召开之前，都是实际执行了一条真正的极左路线，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很多当事人都借着这次会议获得的宽松的政治氛围，开始向刘邓路线算总账。换句话说，此次会议之后，要彻底打倒刘少奇的是此前刘少奇极左路线制造出来的全社会各个阶层的“报仇雪恨”者的共同一致的政治诉求，而不是毛泽东的个人愿望。我在生活中与一些从毛泽东时代走过来的知情达理的老人交流时发现，对刘少奇没有好感的大有人在，这些人坚信在对待一般干部和群众问题上，刘是真正的极左。这是颇能说明一点问题的。即使官版历史里，歌颂刘少奇也显得很尴尬，往往是底气不足，拿不出多少经得住分析推敲的货真价实的东西。出版刘少奇的文献，则干脆去掉了很多可以反映其极左路线的重要讲话和文稿。第五，它暗含着承认了，官僚主义和等级特权是刘少奇在“一线”治理国家时出现的普遍现象（参见前文“两线”梳理），广大一般干部和群众早就对此不满，但铲除官僚主义和干部特殊化的正当要求，从来得不到刘少奇主持的中央的重视。1978年后邓大人当政，社会情形也基本是这样的。二者之间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说明当时确定他们为一号和二号走资派，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这为两个阶段的社会实践所证明。这条路线并未因为邓小平的去世而终止，而是越加辉煌发达。反腐败、反特权，不见效果，原因到底在哪里？不言自明。第六，它等于承认了，以上各种情形连带着激发了社会其他矛盾，一些其他性质矛盾中的人带着各自不同的目标，加入到造反行列，使运动复杂化了，这些不是毛泽东蓄谋的或者希翼的，而是广大人群之自然属性和阶级属性大展示的结果，它是文革的一种异态现象，显然地，官版历史和许多后来人都把它看作文革的常态，并要求毛泽东对它负全责。

　　既有这六点，事事俱在，却将文革中的一切并不符合文革思想的东西，甚至是反对毛泽东路线的人故意制造出来的破坏文革思想的种种过激行为乃至犯罪，简单归结于毛泽东错误发动了文革，那就是完全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一个黑屋充满了物质垃圾和精神腐朽，毛泽东提出要清扫这些垃圾和腐朽，指责毛泽东的人不但把毛泽东提出的清扫垃圾和腐朽的合理化建议，指斥为法西斯行为，还要毛泽东对这些垃圾和腐朽本身承担一切责任。这不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又是什么？

十三

　　在会议上和会议外公开批判刘少奇的路线不难做，但在社会上清除保皇派红卫兵的法西斯行为，在当时则是难办的，因为毛泽东既然坚持不能镇压学生运动的原则，那么，即使保皇派红卫兵制造极端事件，也不能动不动就指示国家机器把他们当作专政对象，否则不但是也像刘少奇邓小平那样简单粗暴，而且正好也落入刘邓路线的陷阱：你说我们镇压学生运动，你这不是也镇压学生运动吗？你还是回“二线”，让我们来干吧。这正是陶铸、王任重等人敢于大胆妄为，敢于喊出“秋后算账”，敢于警告党内不要急于把林彪叫做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要治理这些保皇派红卫兵的法西斯行为，就不得不依靠学生和群众自身的力量，如前文已指出的，毛泽东借用陈伯达和周恩来先后会见三司红卫兵，向继续坚持刘邓路线的陶铸、王任重的等发出信号：将用造反红卫兵反制保皇派红卫兵，彻底终止保皇派红卫兵的法西斯行为，粉碎刘邓路线代理人的阴谋，使文革回归本来的方向。

　　陶铸在会议期间的又一次忘乎所以，强行人为“弥合”毛刘分歧的胆大妄为，即“口号事件”，为毛泽东同意具体实施造反派红卫兵反制保皇派红卫兵的行为提供了关键的契机：10月18日毛泽东要第五次接见红卫兵，17日大会指挥部突然宣布16日确定的标语口号作废，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等四个关键口号删除，还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口号中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8个字砍掉。

　　18日凌晨三司红卫兵发现了这些情形，就立即把情况反映到了中央政治局，毛泽东也知道了。政治局在毛泽东在场的情形下召开紧急会议，恢复被砍掉的口号，并增加了三司决定采用的一个新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些决定，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三司红卫兵于是师出有名，要求揪出篡改口号的黑手。陶铸把删改口号责任全部推卸给新华社的熊复，熊复承认是工作中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敷衍塞责。18日晚，周恩来又接见了三司红卫兵，赞扬他们的高度革命责任感，指出：这是斗争得来的口号，是革命的口号，胜利的口号，要广泛宣传，呼遍全国（《大事记》）。“18日晚，清华大学校内和北京街头首次公开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口号”。（2011《党史》页775）。

　　由此开始，一贯支持刘邓路线的一司、二司保皇派红卫兵和支持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的三司造反派红卫兵之间的斗争开始白热化，一司、二司都有红卫兵从内部“反”出来，成为造反派红卫兵，三司也有红卫兵从内部“造”出去，变成保皇派红卫兵，情况比较复杂，但总的说来，则是三司稳步壮大、发展和完胜。所有官史对这些都只字不提。我想不提的主要原因恐怕和之前不提保皇派红卫兵的法西斯行为是一样的，都是为刘邓本人和刘邓路线代理人讳言，因为挺刘邓保刘邓的高干子弟黑帮红卫兵，此后的违法乱纪和法西斯行为，发展到新的垂死的疯狂阶段，导致了他们很不光彩的最后灭亡。一旦提了，就又要颠覆当前的官版文革史关于红卫兵的笼统说法，颠覆许多人对毛泽东的诬蔑之词，甚至颠覆对整个文革的定性。这正如李捷说的，有些资料不便披露，不是因为披露了不利于毛泽东，而是不利于其他人（当然李捷的这个“其他人”，范围很广，其中必定是包含那时以来更加举足轻重，也更加左右逢源的周恩来）。这里，我来做一些必要的黑洞补光，为那些真正愿意了解文革历史真相的读者提供些许必要的帮助。

　　10月1号后形势突变，林彪十一讲话透出不同以往的信息，10月3号《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比以往更加旗帜鲜明，直接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10月4号，三司组织第二次大型批判会，批判谭力夫“血统论”，10月6号，三司在工体举行10多万人的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参加。张春桥在会上宣读了军委紧急指示。周恩来在会上又一次宣布，过去各级领导和工作组对一些革命同学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搜查、压迫这类的严重事件，一律平反，早先工作组或其他什么人整的相关黑材料，遵照毛主席指示，一律当众焚毁，不许任何性质的秋后算账。造反红卫兵“秋后算账”的担心没有了，加入造反行列的学生短时间急剧增加。与此同时，社会上愿意革命的群众，也都可以在新形势下参加到造反派红卫兵中去，而三司为代表的造反红卫兵，由于在17/18号的“口号事件”中得到尚方宝剑，行动起来师出有名。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原本主要由高干子弟为主的一、二司保皇派红卫兵，由多数派，迅速成为少数派，无论他们多么嚣张、残暴，也根本无法实际抵抗三司爆发性壮大的力量。于是，在10月下旬开始，社会上就刮起一股风：“首都红卫兵一、二、三司全部解散”、“解散红卫兵全部组织”。这股风真正的目的是解除三司的武装，保证一司、二司不会遭到三司的打击。如同前文所说，两架阶级斗争的机器开动起来之后，不到一架被彻底摧毁，双方是不会停止下来的。

　　试图通过解散全部红卫兵瓦解三司进攻的目的没有达到之后，保皇派红卫兵就开始重新集结。在前一个阶段，“血统论”理论家和旗手是谭力夫，这个阶段谭力夫因为已经被三司红卫兵批得体无完肤，变成了过街老鼠，没有号召力了。于是，接力而来的是林院的学生李洪山和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的高三学生伊林·涤西等人。李洪山伙同清华、林院等若干院校学生组成“林院敢死队”，组织地下组织“一司联络站”，公开打出“踢开中央文革，自己起来闹革命”，清华一些地方出现“刘少奇万岁”标语。伊林·涤西则于稍后在清华贴出《致林彪的公开信》，反林彪。由于他们的带动，北京刮起一股“十一月黑风”，要求为谭力夫“血统论”平反，上反林彪、江青，下反三司造反派红卫兵。不久，部分高干子弟组织起新红卫兵组织“四野”，扬言踏平三司。11月8号，北外、101中、人大附中等学校“老红卫兵”纠集原西纠、海纠、东纠部分成员和一些社会上的残渣余孽共100多名，手持匕首等凶器，高喊“老子反动儿混蛋”，首次夜袭三司，随后在20多天的时间里又4次抢砸三司司令部。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三司联络站都遭到类似的攻击、抢砸。此期间陈伯达两度到六中，取缔了西纠设在六中的“劳改所”——六中高三（2）班学生王光华曾因坚持反对“血统论”，被西纠抓进“劳改所”毒打致死，另有其他多人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可是不久，又出现五花八门的新高干子弟红卫兵组织，如“八一纵队”、“八一野战团”、“捍卫团”、“一二·九”、“永向党”等等。11月底，更大的疯狂又在秘密酝酿之中，其结果就是稍晚成立的“联动”组织。12月5日，李洪山纠集清华、人大、林院等23个单位的部分同伙145人召开所谓“首都红卫兵联络员会议”，再次扬言踢开中央文革小组，并号召12月9号借纪念刘少奇主要领导策动的“一二·九运动”，上街游行。同一天，以原西纠、东纠和海纠的 “老红卫兵”为主体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

　　针对高干子弟的新行动，造反派红卫兵在12月16日举行了“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再次批判了“血统论”，声讨了西纠等“纠察队”的过火行为，然后按照陈伯达的指示“如果不投降，就教他灭亡”，采取行动强行解散西纠等组织，捣毁他们的据点。作为“联动”的核心的“纠察队”遭受致命打击。但是，当晚“联动”就纠集起来，发动冲击公安部的行动，并向给他们造成打击的三司发动进攻。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举行“誓师大会”，喊出了“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猖狂了”，“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等口号。这一天是毛泽东生日，“联动”的“誓师大会”，虽是直接对着陈伯达、江青，也等于公开对准毛泽东本人。

　　1967年1月1日，“联动”以“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干子弟，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干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干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干部分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名义，发布了“中共中央密字003号，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工作”，分期分阶段发展一条上至“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干部子弟”，下至“地县公社干部子弟，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生他种家庭但政治表现好”的人参加的组织路线，以“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兵积极分子”在内的广大人士为“同盟军”，实现六大任务，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零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行动委员会，贯彻执行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发出通告所用的名义，被通告的对象，通告中提到“联动”组织成立的的地点（中南海政治局礼堂），组织成立的日期（十月一日，而不是上面说到的12月5日或其他资料提到的11月27日）。这些关键信息结合在一起，再结合陶铸对十月一日的国庆报道做手脚，拼接伪造毛刘在一起的照片，删减林彪国庆讲话，还说不要急于说林彪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等内容，就不难推理得出结论：这个超级强大的秘密组织，其实在国庆庆典的同一天就在中南海成立了，并且是在陶铸甚至是刘少奇、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只有这样看待，才能解释陶铸的这些行为以及在稍晚的10月18号，敢于擅自下令改变大会既定口号标语，以及十一月份毛泽东继续接见红卫兵时依然发生类似的“新闻管制”事例。

　　毛泽东在11月26日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就不再继续接见红卫兵了，也不再提倡红卫兵继续串联。这很可能是因为他预感到某种不祥。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说，毛泽东被其他事情占据了注意力，红卫兵串联不了了之。这个“其他事情”，不见得就是这个月出现的上海“工总司”的造反事件，和同期出现的国际事务，很可能与这个“联动”组织有关。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自10月1日以来，毛泽东同意陈伯达、江青等人使用造反派红卫兵，强力反制保皇派红卫兵，并连续不断加大反制力度，直到在12月至一月底这个时间段，用各种手段，基本压制住“联动”的残暴行为，并在一直持续到3月的连续不断的打击中，让“联动”丧失抵抗力，还举办了相应的“联动”罪行展览。这里，我甚至大胆设想，这个解决了的，以西纠、东纠和海纠的“老红卫兵”为骨干的，四处张扬的“联动”，很可能只是一个外在的，表面的“联动”依附物，是个“风向标”组织，真正的“联动”组织及其背后的支持者，则实际上没有遭到打击，而是测过“风向”之后适时潜伏起来了。如果这个推理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刚才说到的官史只字不提“联动”组织和李捷说的有些材料披露出来不是不利于毛泽东而是不利于其他人，就都要重新作出解释（李捷的不便披露的材料是多方面的，不利于的人也是多方面的。这里只是推测，“联动”材料也属于他不便披露的多种材料中的一种）

　　此外，“联动”通告中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他们要坚持的是“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这绝对不是一般中学保皇派红卫兵能提出的政治见识，即使现在，别说中学生，就是大学生、研究生，又有多少能说出1960年前后的毛泽东思想到底又什么差别，更不用说当时的中学红卫兵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个差别及其在当时的现实政治下的含义了。这一切都说明，以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起家，以秘密地下工作成就奠定党内地位，有几十年实践毛泽东思想具体政治生涯的刘少奇，必定对于“联动”组织有着秘密的影响。“坚持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在1978年之后一度成为时代主题，这不能说是个偶然吧（现在是只坚持1945年前的毛泽东思想了）。

　　我在本系列已经反复提到“联动”多次了。他们的能量之大、胆量之大、手段之恶劣，不是一般普通家庭孩子能望其项背的。这里我抄录高皋、严家其《文革十年史》记载的片段，以醒读者（这些还是他们在遭遇打击之后在消亡阶段的部分行为，他们作为当初的西纠、东纠、海纠分子所干下的法西斯勾当不在此列，如8月27日到9月1日325人“黑五类”遭肉体消灭的 “大兴惨案”，现在有多种材料显示，其实就是那时刚成立的西纠干的）：

　　【在一月六日、一月七日、一月十一日对公安部发起三次攻势，并喊出了“刘少奇万岁！”的口号……在高干子弟集中的学校，由于与对立面发生冲突，图书被撕毁，学校仪器标本被砸毁，桌椅板凳被拆卸，甚至以各类物资筑营建垒，作为互相动武的工事。他们或是吃喝玩乐，或是结伙去捣毁与之对立的组织。虽然联动是由青少年学生组成，但其胆量之大，能量之大，已成为中央文革继续推行彻底打倒刘、邓的一支抗衡力量，也是引起学生思想严重动乱的一种因素……由于其成员长期以来所处的特殊地位，真有点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形成一个干部子弟阶层，他们高干子弟和军干子弟是不好惹的】

　　有关“联动”组织成员偷盗自行车被三司红卫兵逮住，扭送公安局，导致“联动”组织聚众冲击公安部的细节，读者可以自找资料参考。他们冲击公安部之后，公安部决定对他们采取有限法律制裁。三司红卫兵参与捉拿“联动”分子行动，以三、四个对一个的绝对优势，将这些害群之马，捉入随行的公安囚车。整个围剿行动持续到三月。三月上旬，三司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联动罪行展览”活动，但是：

　　【……三月八日后，联动成员多次冲击了展览馆。三月十八日，部分联动分子贴出三张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如同“黑暗的旧社会”，质问“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跌倒了就站起来，继续再干”，在北京101中学，一百余名联动分子降下国旗，升起老红卫兵旗帜，而且降半旗。在校园里，到处张贴“联动永存”，“联动万岁”等大标语。……北京三十一中学出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对如此”，“火烧江青”，“炮轰公安局”，“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他们每天在天安门广场骑车飞奔，高呼口号……参与“四·三”，“四·四”两大派斗争】

　　被抓的“联动”骨干成员100多人，在1967年4月22号，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亲自签署释放令全部释放（毛泽东为何如此，大概不需要我多解释）。周恩来、江青等人参加了这些公子哥儿们的“自由庆典”，在接见会场，他们对周恩来毕恭毕敬，而对江青则以毛泽东曾经写出的怀念杨开慧的绝唱“我失骄杨君失柳”加以戏弄，可见这些人基本都是人类的垃圾。这些人渣出来后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搞暴力活动：

　　【五月初，全市联动成员串联在一起，与北京二十八中的对立派发生武斗，占领二十八中三天之久，还在全市搜捕与之对立的人。他们高喊“把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叫你们尸体堆成山，血流成河”，“狗崽子靠边站，红五类要掌权”。联动在这时候无法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因而一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都成了他们发泄仇恨的对象】。

　　1967年5月29日，红卫兵诞生一周年，“联动”召集“老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最后一次大型活动，随后开始淡出公众视野，同期出现“五一六兵团”秘密组织，它与渐渐消失的“联动”是否有某种内在联系，不得而知。“联动”分子，尤其是骨干成员，现在都是党政军商学界的一言九鼎的人物，随便都可以说出几个来。张宏良、孔庆东、司马南之流等新时代的“血统论分子”，毫无疑问是他们的叭儿狗，总在向他们摇尾乞怜，却还把自己打扮成爱国者、毛泽东思想捍卫者、大民主的卫士！我很想看到他们反思文革，反思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成就的有见地的作品，可是我没有见到，但愿这不是因为我的孤陋寡闻。

十四

　　在本文开篇（下-上），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毛泽东8月18日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至11月26号，先后8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人次总计达到1100万。因为这些基本事实的存在，现在主流历史叙事，就将所有关涉“红卫兵”的“烂帐”，全部记录在毛泽东头上，同时把所有红卫兵一棍子统统打死，说他们都是暴徒，法西斯分子。这样的指控，对历史来说，是否是负责任的？对于数千万正义青少年来说，是否是公道的？

　　现在该是对这些问题作出一个总结性回答的时候了。这篇文字是将红卫兵运动作为一个贯穿全文的线索在使用，并非专论红卫兵运动，但从文内综合多种材料分析得到的结果来看，也已足够回答这些问题了。

　　红卫兵运动有几个明显的阶段，而且分主流和非主流。

　　从1966年5月29日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诞生到8月1日毛泽东公开支持红卫兵之前这个阶段，红卫兵无所谓主流和非主流，虽然主要是高干子弟为主，但都是洁白无瑕的，代表的是反潮流精神的崛起。

　　从8月1日到12月4日这个阶段，可以说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二阶段。一般而言它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阶段。它又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8月1日至10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日）为第一小阶段，10月29日至12月4日，为第二小阶段。最大最多的问题都出在第一个小阶段，可以说，这个小阶段是高干子弟红卫兵组织西纠、海纠、东纠、一司、二司，垄断红卫兵运动的阶段，谭力夫的“血统论”在这个小阶段，支配了这些红卫兵组织的灵魂，从人数上来说，他们是这个阶段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但从他们迅速演变成主要目标是保卫他们家长的权力的保皇派，用迫害对立的造反少数派，迫害“黑五类”及其子弟等法西斯行为，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既定目标来看，他们不但不能代表这个阶段红卫兵运动的主流，而且是代表了整个红卫兵运动中危害极大的绝对的恶性逆流。纵观文革后所有伤痕文学表达的文革红卫兵创下的历史伤痕，什么北京老舍之死，上海傅雷夫妇之死，甚至武汉李达之死，基本都是这些保皇派红卫兵的杰作。由于他们得到在这个阶段还实际掌控着文革走向的强大的刘邓路线后台的支持（陶铸、王任重为代表。此二人此期间也是中央文革的实权派），以陈伯达、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非实权派，乃至毛泽东本人，无论怎样苦口婆心做说服工作，都未能制止他们的过激的、甚至是法西斯性质的行为。因此，陈伯达、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派和公开支持了红卫兵运动并在此期间已多次次接见了红卫兵的毛泽东本人，也不能对这股逆流此小阶段犯下的各种罪行负责。此一小阶段，在刘邓路线压制、打击和迫害下的造反派红卫兵，处于边缘状态（后于9月6日组成三司），虽然在人数上处在绝对的少数派位置，但其行为则真正代表了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和方向，其中一些人因为遭到刘邓路线和刘邓路线支持的保皇派红卫兵的迫害、打击，也不同程度有过反打击、反迫害的过激行为，但严重程度、涉及面、造成的后果，都非常轻微，以至于伤痕文学里反映出来的诸多所谓指控造反派红卫兵的暴行，追究下去，大部分都会最终落在保皇派红卫兵头上。十月是保皇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的一个月，由于毛泽东已经实际上同意用造反派红卫兵反制嚣张无比的保皇派红卫兵，随着造反派红卫兵反制保皇派红卫兵行动渐渐地全面展开，造反派红卫兵开始由少变多，保皇派红卫兵开始由多变少。在第二个小阶段，保皇派红卫兵刮起“十一月黑风”，遭到造反派红卫兵的强力反制。造反派红卫兵在12月4日汇集于天安门广场四周每一个角落，标志全面大反击达到高潮。这个小阶段是红卫兵运动最终走向健康发展的决定性阶段。

　　从12月5日“联动”成立到1967年5月下旬“联动”集体淡出公众视野（他们的零散活动直到1968年初）这个阶段，是造反派红卫兵三司的继续壮大阶段，可以说是红卫兵运动向健康方向发展的大踏步阶段。无论是从人数来看，还是具体行为来看，这个阶段的三司为代表的造反派红卫兵，才是红卫兵运动整个历史时期的主流。这个主流，在这个阶段配合司法机关，对保皇派红卫兵这股恶性逆流构成巨大的打击，以至最后摧毁这股一度庞大无比、猖獗疯狂的逆流的最后大本营“联动”。由于受到三司的反制，又由于最高层领导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刘少奇路线及其代理人分期分批被清理出各级领导机构，这个阶段保皇派红卫兵逆流，无论怎样猖狂、暴戾，所制造出来的种种事端，也无法和前一个阶段他们的法西斯杰作相比。

　　三司的发展、壮大，“联动”的衰弱和灭亡，代表红卫兵运动，克服种种困难和阻力，最终走向正轨。当工人造反派11月亮相，1967年1月崛起，渐渐成为运动主角，三司红卫兵在特定时期的历史使命即告完成，随着“五大领袖” 淡出公众视野，红卫兵运动走向全新的阶段，并进而作为学生自发组织，正规化，常态化，直到1978年被取缔。

　　红卫兵运动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不可以戏说，也不可以笼统说，必须要进行非常细致的具体分析。综合以上就说明，将所有关涉“红卫兵”的“烂帐”，全部记录在毛泽东头上，同时把所有红卫兵一棍子统统打死，说他们都是暴徒，法西斯分子。这样的指控，对历史来说，是不负责任的，对于数千万正义青少年来说，是不公道的。为什么主流写出的历史对保皇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不加区分，更不论及二者的发展过程，此消彼长的过程，以及红卫兵后期的理性发展、常态化、常规化过程，还要完全抹去保皇派红卫兵的法西斯行为，就是要把人们视线从保皇派红卫兵那里转移到造反派红卫兵身上，让人们以为保皇派红卫兵保卫刘少奇和他们自己的老爹干出的种种法西斯行为，都是造反派红卫兵干的。然而，让数千万正义的热血青年，给少数作为刘邓路线之工具和打手的保皇派红卫兵害群之马陪绑、陪葬、陪跳江，是对这数千万青年的极大的污蔑和侮辱。

　　保皇派红卫兵也不是一开始就顶着这个头衔出生的，他们是看到自己的父辈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正被边缘化或者完全远离权力中心的时候，才自己顶上的或者受到被人鼓动顶上的这个头衔的。关于红卫兵的行为，很有争议的还有“破四旧”，这是“红八月”里第一个大动作，一直延续在整个文革过程里。出问题的也是早期高干子弟红卫兵“破四旧”阶段，因为他们的不少极端行为是伴随“破四旧”出现的，现在主流对这个“破四旧”也基本全否定的，认为是“革了文化的命”。主流隐瞒了极端行为是谁干的，故意引导人们认为是毛泽东、林彪等人对文化的蔑视和残暴的结果。实际上，这不是毛泽东、林彪要的结果。毛泽东对于“破四旧”是怀着很复杂心情的。根据王力的回忆，要是“破四旧”是服从于“斗、批、改”这个本质任务进行，有理有节，就不会让毛泽东感到不安了。至于林彪，我读到的材料告诉我，虽然他文革初期关键场合讲话多一些，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按照《十六条》要求，提倡了“破四旧”，但是，他对于“破四旧”的看法，和其他军队里的将帅大致没有重大差别。此外，长期以来，只要说到文革中的极端行为，许多人就“理所当然”按照主流思维模式，认为都是陈伯达、康生、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鼓动干的，这个“革文化命”的“破四旧”也是遭遇这样一种情形。但是，让这些人大跌眼镜的是，中央文革中无论康生，还是江青，或者王、关、戚，都主要关注的是“斗、批、改”，而不是鼓励无理性的“破四旧”。康生和戚本禹在文革期间更是具体保护了很多文物，戚本禹还有1967年1月27的《戚本禹同志与图书、文物、考古、博物馆等单位革命造反派座谈会时的讲话纪要》存世，详细规定并引导当时有关人员如何在文革中保护文物、古旧书画。他当时作出的贡献无人可以取代。

　　1966年9月25日，叶剑英和戚本禹等人接见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叶剑英发表讲话（叶的女儿叶XX是当时艺术院校红卫兵头头之一），以下叶讲话内容足可以让严肃的历史反思者，重新审视“破四旧”中的极端行为责任归属问题和“破四旧”本身的功过是非问题：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学院，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来多少年的，谁也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也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们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叶这里提到的圣修学院是当时坐落在东单三条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8月24日遭到十几个红卫兵的冲击，红卫兵提出驱逐“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罗马修女（8月31日，8名修女被北京市公安局以间谍指控驱逐出境）。

　　“破四旧”不是文革的主流，只是一个辅助目标，重在消灭腐朽文化的某些物质载体。我本人对于“破四旧”并无反感，我也绝对不认为“破了四旧”，就是“革了文化的命”，我国以儒家体系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命就该革，不革，这个民族不足以新生！我前文曾经对此有过讨论了，不重复。

　　纵观高干子弟保皇派红卫兵的行为，不难发现他们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当文革试图达到的目标和他们的利益不相冲突的时候，如这个“破四旧”本身，他们就是文革的正面力量；另一方面，当文革试图达到的目标与他们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例如，“斗”，即“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接“损害”到他们父辈时候，他们就会成为文革的巨大破坏力量，就会在他们父辈的力量保护下和政治手腕的指导下，把文革完全搞变形，如按照谭力夫的“血统论”理论，残酷斗争所谓“黑五类”，还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搞成“暴力武批”，搞成“肉体批判”。

　　“到底谁或者什么组织在利用红卫兵运动，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红卫兵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发挥怎样真实的作用？”——这也是本文前文提出的一个问题。这篇文字到此为止也实际上给出了完全的回答。这里只需要补充几点。

　　第一点，官版历史书籍对于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各50多天的事情，凡关涉刘少奇的，都是蜻蜓点水，都是空泛地抽象地只说刘少奇的好，说他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国家稳定，顾全大局，不顾个人荣辱进退，其他更为重要得多的具体历史细节，包括他在前50天和工作组道到底干了些什么，后50多天他作为国家主席和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的第八常委，到底做了些什么，一概不做具体记录，奥妙就在于一条干预和破坏文革原定战略目标的刘少奇路线不能公开表述。

　　毛泽东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打算很快召开“九大”，结果由于刘少奇明暗相间主动出击，动员组织路线全部力量和他们的衍生力量，全方位阻挡文革正常进行，使“九大”迟迟不能召开；只要“九大”不能召开，刘少奇就可以继续不断发挥中枢控制力量。这样一来，在“九大”无法召开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采取新的措施，这就是10月工作会议和后来的相关配套措施。本来毛泽东对刘少奇是念党内同志的情谊，在政治上是“治病救人”的，没有打算彻底打倒他，可是刘少奇却是破釜沉舟而来，毛泽东这个阶级斗争老师让刘少奇这个阶级斗争的学生给自己上了最好的一课，被其搞得处处狼烟，这阶级斗争的老师，就不得不发力了。用三司，而不是直接正面动用国家机器，解决高干子弟保皇派红卫兵，就是毛泽东发力的一种方式。在这里还是见到阶级斗争老师比阶级斗争的学生技高几筹，而不是一筹：你不是利用红卫兵来搞得我狼烟四起吗？看我怎么用我的红卫兵消灭你的红卫兵！如果说这算是毛泽东利用红卫兵的证据，那我是不否定的。

　　刘少奇在遭到全面批判信誉破产后，向毛泽东请辞国家主席职位，条件是尽快结束文革，保护老干部。这种挑战后落败求饶，还想要留着青山卷土重来的假高尚道德情操，对于写出过“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毛泽东来讲，当然毫无意义。鉴于前期刘少奇的做法不再有政治上宽容他的余地，毛泽东决定不但要彻底解决他的政治路线，还要彻底解决他的组织路线，便让周恩来组成专案组，担任组长，翻出刘少奇的老底，包括“61人案”，最终彻底摧毁刘少奇的组织体系。

　　第二点，周恩来在红卫兵运动中的微妙角色。我在这篇长文里已经多次不同程度点到了周恩来在文革开始后到这个时期整个时间段里的微妙作用，在红卫兵问题上，我也做过一些相关讨论，如，谈到谭力夫鼓吹“血统论”的时候，我在一个括号里说到：周恩来对谭力夫的讲话，开始的态度是说那是“形左而实右”，当“三司”大规模批判谭力夫的时候，就出来保护谭力夫，不让批判，当毛泽东下定决心解决这些他称为“一大害”的干部子弟红卫兵败类的时候，周恩来又一度支持毛泽东的某些措施。又如，在谈到陶铸将西纠几乎变成了自己的私人卫队，党卫军的时候，我交代了陶铸主要是协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而国务院的秘书长其实一直是和西纠紧密互动的。再如，在谈到毛泽东打算用三司反制保皇派红卫兵的时候，我又几次提到了周恩来的关键出场和关键讲话，甚至提到在1967年4月22日释放100多“联动”分子前后，周恩来起到关键作用。

　　的确，在每个关键的当口，总有周恩来的身影，让人看到周恩来对于毛泽东重大措施的支持，没有周恩来，整个文革历史就无法书写，但这却又并不意味着周恩来总是紧跟毛泽东的。但是，如果反向立论，说周恩来是反对毛主席的，那也不对，因为四处都是周恩来紧跟毛泽东的证据，包括这里所列的这些。周恩来的政治技艺炉火纯青，就体现在这些具体的点点滴滴上了。

　　“血统论”红卫兵在“破四旧”的时期，斗的目标对准的都是“黑五类”，章士钊、蒋光鼐等人也一定程度遭受冲击，章士钊写信向毛泽东求援，毛泽东开列了一个名单，叫周恩来执行保护，周恩来得此尚方宝剑之后，扩大保护名单，使许多他私人关系里的人也受到保护，而最经典的“感人”事情，莫过于保护上海万国公墓里的宋庆龄父母墓碑。宋庆龄得知自己父母的墓碑被推到后，哭哭啼啼，向中央提出自己死后要和父母葬在一起，以此向中央施压。周恩来知情后，就借助毛泽东的权威，下令上海方面修复墓地，竣工后拍好照片寄给宋庆龄。此举不光让宋庆龄倍感欣慰，更是让许多民主人士都把周恩来奉为儒家君子，道德楷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成立一司的时候，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和中央文革江青、中办主任汪东兴等参加一司成立大会。江青不知道是否合适参加这样的活动，完全听凭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周和叶对江青说一定参加，后来在会前一定时间离开办公室，给人感觉是参加一司成立大会了，江青得到一司筹委会方面的电话催促，询问得知周和叶已经出发了之后，就匆匆赶到会上，但发现只有中央文革几个秀才和中办主任汪东兴等人在，就知道上当了。周去做其他事，躲开这个艰难时刻，而叶只是坐车到大街上转了几个街区，知道江青出发后，就回到办公室去了。一司主要领导人在成立大会上没有见到承诺参加的周恩来，很是失意，就在晚上到天安门集会，表达一司成立的喜悦兼未见恩来的忧郁。周恩来其实派了秘书秘密到成立大会会场，秘书还一直尾随一司领导人到晚上，跟踪到广场，密带他们到人民大会堂谒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如此兑现了参加一司成立大会的承诺，让一司领导人荣耀万分。

　　江青在一司成立大会上公开露面，造成的恶果一直无法消除，一司的恶性行为，外界都以为是中央文革里江青派支持的，而实际上周恩来、陶铸等人才是一司、二司的真正支持者。一司还承担过诸多由周恩来派遣的秘密任务，例如以串联名义紧急奔赴上海，保卫上海陈丕显、魏文伯、曹荻秋等人，还远征内蒙古保护当地党委领导人。这些则至今也不为一般公众所知道。

　　纵观整个红卫兵运动，毛泽东是红卫兵的名义总司令，用现在的话说，是法人代表，是董事长，周恩来则是总经理，是CEO，是实际的总司令，怎样运用红卫兵，不是毛泽东说了算，而是周恩来说了算。周恩来在运用红卫兵一、二、三司的时候，是有章有法的。这样一来，现在的历史解读，要毛泽东这个董事长必须为高干子弟红卫兵的一切恶行承担历史责任，就在所难免了。

十五

　　由于红卫兵运动被作为耻辱史载于官版历史，不少当时的作恶者摇身变成了“洁白无瑕”的人，以亲历者的身份成为有关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或者在权力位置掌管国家舆论机器，几十年来如一日，对红卫兵运动进行笼统的挞伐，把保皇派红卫兵当年犯下的种种暴行，加在造反派红卫兵的头上，以至于许多当年没有干过一点点恶事，坏事，只干过为人民的好事，只做了该做的正当事情的红卫兵们，也羞于承认自己当年是红卫兵，数千万红卫兵就这样遁于无形，人间蒸发了。这其中的“奥妙”本身就昭示了，有关红卫兵的指控是值得人们仔细再度调阅旧档案的。

　　红卫兵运动带出来一个非常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如何体现和保障民众的结社自由？弱势者如何维护自己的政治权益和经济权益？

　　当年，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态度是迥异的，这在今天被主流不负责任解释为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打倒刘少奇。如果说毛泽东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尊重当时的《宪法》赋予的民众的结社自由的权利，而是出自当时特定条件下的特殊政治需要，作出的选择（打倒刘少奇），别人处在他的位置也会同样作出他那样的选择，那么，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就摆了出来：1/9/8/9年高校中也曾出现过自发的学生组织，其遭到的命运是什么？那时候处在毛泽东当年位置上的人是谁？这个人是不是刘少奇衣钵的忠实继承人？是不是可以代表刘少奇？——我看是可以的。

　　这就是说，毛泽东让红卫兵组织合法化，单单用“特殊目标下的特殊政治需要”，来做偶然性解释是解释不通的，此其一。其二，红卫兵是自发诞生的学生组织，不是毛泽东或者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阴谋设立的，只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成为了合法组织。造反派红卫兵则明显是带有强烈的维权性质的，最早是反对工作组对他们自身的压迫，为自己维权，后来是担负着消灭保皇派法西斯团伙，为民除害、为社会除害的历史使命，为全体被压迫者维权。即使红卫兵中出现了“联动”这样的反动透顶、残暴无比的极端组织，毛泽东也没有否定红卫兵的真正主流的进步意义。因此，在文革高潮过去之后，在1970年代初期到中期，红卫兵作为一种一般性学生组织，在中学里完全合法保存下来了。这一事实不容抹杀，其现实意义更需要一切关心人民生存状态，关心民众结社自由，言论自由，鼓励用这些自由工具维护政治经济权益的人们，抛开阶级的偏见，撕下一切伪善面具，拿出诚意来重视。凡是用各种理由拒绝或者反对当今被压迫的人民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不管他们头上有怎样鲜红的顶戴花翎，嘴里说着怎样革命的语言，都无一例外是反人民的反动资产阶级或者他们的代表。

　　“五洲震荡风雷激”全文完

　　说明：由于最近有其他事情需要特意关照，“五洲震荡风雷激”就此匆匆打住。本来要写到“二月逆流”，去衔接缩编的《暗桥》，有朋友提出《暗桥》不宜缩编，该保持原貌。我觉得有道理。此外，1966年11月，新的革命种子播下了，它标志工人造反派的登台，不久是“1月风暴”，严格讲，导致“二月逆流”的是11月的种子，1月长出的树苗。换句话说，1966年10月结束，刘少奇时代完结，周恩来时代开始。这个五洲震荡风雷激，原是以刘少奇为叙述对象，因此，到此结束也合情合理。我打算在下月以《新革命遇到旧制度》为题，继续文革史的梳理，《暗桥》不做改编作为本系列的参考，关于“720事件”，将另开一篇叙说。

　　2013-01-14

铁血丹心

楼主站在了一定的理论和道德高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