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而左：五洲震荡风雷激（下-中） 1966-1976（8）

大参考

四

　　做完了以上交代，再来回答开篇就提出的问题就容易了：何以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之后三个多月时间内，在毛泽东已经完全回归中央一线重新执握最高权力的情况下，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更加激烈和复杂，并且是从组织路线层面的大展开，把社会中各种人群都卷入，出现一种实际超出所有人想像的混乱政治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各种学生团体、群众团体和其他社会团体，纷纷公开结成，彼此抱团起来，互相“斗、斗、斗”，进而发展起各种派性组织，把“斗、斗、斗”推向新的阶段，仿佛文革原来的目标失去了，或者说它原来的目标就是“斗、斗、斗”！改开以来写出的文革历史，似乎也是故意给人造成“文革的唯一目的就是斗、斗、斗，为斗而斗”这样一种印象，还把毛泽东早年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改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来做理论上的论证。

　　开篇也指出：“这一局面中的一个十分特别的关键角色是红卫兵” 。红卫兵运动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这个时期的两条路线斗争决战中，的确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确是打开很多“问题大门”的钥匙。

　　根据现在的普遍看法，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是在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出后仅仅四天，即1966年5月29日，于清华附中诞生。当时的红卫兵说：“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大约一个月后，即6月24日，他们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号召中学生“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红卫兵思潮与当时反工作组的造反思潮结合在一起，给工作组带来麻烦，于是红卫兵一诞生就成为了工作组的眼中钉，在刘少奇的指示下，工作组在“反干扰”运动中，把打击一些中学仿效清华附中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当作文革的重点工作之一，还把它们定性为“非法组织”，“反革命集团”。清华附中红卫兵带头反抗工作组， 7月4日贴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重申他们的“造反理论”。与此同时，一些高校学生开始仿效中学红卫兵，组织起了类似红卫兵的“战斗队”，参加到反工作组的运动中。

　　这就是说，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一出现，刘少奇就是反对的，要将其扼杀，而此时的红卫兵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以为压制他们的，只是错误执行了毛主席和刘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正确路线的工作组，那个时候，文革刚开始，全国上下都是把毛泽东和刘少奇看作一个司令部的，红卫兵也莫不如此，在他们心中，保卫毛泽东，保卫党中央，当然也就包含着保卫刘少奇，不分彼此。

　　7月18日毛泽东回京，此后一周，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受毛泽东委托，到学校表达对学生反工作组的支持（参见上篇）。学校文革形势由此发生逆转，红卫兵受到鼓舞，清华附中红卫兵于7月 27日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大字报加以响应，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卫兵……，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了，那么就一反到底”。

　　1966年5月29日到8月1日之前，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因为遭到刘少奇的打压，诞生那么早却仿佛藏在闺中无人识，8月1日毛泽东写信公开支持红卫兵，不久，红卫兵三个字就传遍五湖四海，终于“露峥嵘”起来了。《五一六通知》明确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就体现了这一点，并且自此开始，在整个文革期间，毛泽东都是一直在倡导保护在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在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社会实践中实际诞生的新生事物。

　　刘少奇和毛泽东两人对待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的不同态度和立场，反映出的是两个人治国方略本质上的对立。文革在后来官版历史写作中，被解读为毛泽东借故打倒刘少奇，刘少奇一开始就反对红卫兵，而毛泽东则一开始就支持红卫兵，后来红卫兵还确实成为了斗争刘少奇的主力军，刘少奇打倒之后，红卫兵高潮退去。于是，“毛泽东利用红卫兵，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达到目的之后，就卸磨杀驴，过河拆桥，抛弃红卫兵”的“严密逻辑链”就顺理成章建立起来了，更进一步，“刘少奇是共和国第一冤案，红卫兵公然践踏宪法，残酷迫害、折磨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红卫兵就是法西斯”的笼统结论，就更是“合乎情，在乎理” 了。

　　毛泽东的确是光明正大地支持了红卫兵运动，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支持，红卫兵运动才壮大并成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大运动中的一个次级运动，贯穿整个文革历史，而不只是嵌在和刘少奇做路线斗争的那一小段文革历史。因此，红卫兵运动反过来的确是了解整个文革历史真相的一个重要侧面，要从这个侧面了解文革真相，就非要首先恢复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的真相。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造反”和“利用红卫兵达到不可告人目的”是完全不同的，他支持红卫兵运动代表了他对于新生事物的肯定和赞扬，符合他一贯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准则。而且，杜勒斯把消灭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年青一代，毛泽东相应地要青年一代在新的特殊形式的革命中得到锻炼，把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告诉子子孙孙，代代相传（《毛泽东传1949-1976》），让杜勒斯们的希望破产，所以就支持青少年的敢想、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这没有可指责的地方。

　　而且，毛泽东根本从来就没有抛弃过红卫兵。刘少奇在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被最后终结权力，红卫兵运动却还是一直继续向前发展，即使有后来红卫兵中的逆流“联动”组织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5月期间为非作歹，被绳之以法，红卫兵运动还是没有遭到毛泽东的取缔，更为关键的是，1969年的“九大”的召开，标志着刘少奇时代的完全终结，文革从偏离《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的方向上，最终完全回归到《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方向上，即最终从上层建筑方面确立下来社会主义制度，保护早先已经确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目标基本实现，红卫兵还是没有遭受取缔，反而是在法律程序上完全合法化了，成为正式的学生组织，任何中学生通过正式申请，经过一定的正规手续和登记，就可以加入红卫兵。合法化的红卫兵，担负起新时期的新任务，为继续巩固文革成果，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目标，继续“斗、批、改”，但方式方法已经完全不同于文革高潮中的情形。那时候，红卫兵组织遍布当时一切中学，红卫兵参与全面落实“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五七道路”教改思想。凡是70年代初期进入中学的，很多人都当过那个时候的红卫兵。

　　这就是说，毛主席到死的时候也没有抛弃红卫兵，更不是什么利用红卫兵打倒刘少奇，而是对红卫兵寄托着刚说到的反修防修的期望——这是他发动文革并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初衷之一。抛弃红卫兵的恰恰是其他曾经真正利用了红卫兵，又怕后人知道真相的人。他们在毛泽东逝世不久，就立即否定文革，并在1978年取缔红卫兵组织（顺便取缔的还有小学里的红小兵组织），把关于红卫兵运动的真相急急忙忙封存起来。因此，我们就看到，现在的官方历史，关于红卫兵运动没有具体细节，只留下“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八次接见红卫兵达1100多万人次”，“红卫兵疯狂破四旧”，“毁灭文化”，“抄家”，“打人”，“红卫兵肉体折磨刘少奇”，这些简单片段勾勒的表面事实，给后来人以强烈的感情冲击和完全扭曲的历史画面。

　　到底谁或者什么组织在利用红卫兵运动，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红卫兵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发挥怎样真实的作用？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少数异端红卫兵的极端行为是否能代表红卫兵运动的主流？红卫兵运动到底有没有历史进步意义？它与宪法规定的人民群众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等是相吻合还是相违背，是该无条件取缔还是该像文革晚期那样，引导为一种合法的学生群众组织，让它发挥比学生会更重要的作用？这些基本问题一旦得到回答，红卫兵运动的大致真相也就出来了，刘少奇的政治命运的最终完结也就有了相应的答案，甚至，文革后一些人为什么要简单武断彻底否定红卫兵运动，急不可耐掩盖红卫兵运动真相，进而坚决取缔红卫兵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这里不打算，也没有必要全面论述红卫兵运动，只需要突出关注红卫兵运动高潮期，也就是谈到的这个毛刘两条路线的决战期，封建“血统论”对红卫兵运动的邪恶影响，这一影响使红卫兵运动复杂化，并生出一股最后发展为“联动”组织的恶性逆流，这个组织的唯一目标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誓死保卫他们的父辈权力。显然的事实是，谁支持封建“血统论”，谁就是在利用红卫兵达到自己或者自己所在利益团体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明白了这一点，其他相关事实和真相也就不言自明了。

五

　　要把这个期间红卫兵运动的健康发展如何遭受“血统论”的毒害写清楚，不是我这篇文字的一个或几个小节能胜任的，除非我用抽象的语言来完成，我可以这样做，但这样做对于绝大部分的读者来说，毫无益处，而且，一些根本不知道历史唯心主义和辩证历史唯物主义为何物的人，惯于把基于实际材料，通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分析，得出的结论，叫做唯心主义。所以，我这里还是避点嫌，尽可能多用一点文字，运用较多的材料，写出较丰富的内容来。

　　“血统论”的主要代表性言论，首先是号称“鬼见愁”的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后来气急败坏的“联动”组织，更把“基本如此”发展为“绝对如此”。对联是封建时代“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翻版。

　　其次是谭力夫的两篇文字，一是他的《从对联说起》——这是他8月12好贴出的针对江青8月6号天桥剧场讲话反对江青意见而写出的大字报；二是他的“8.20讲话”——这是刘少奇的权力被削弱的基本事实在高干圈子一定范围不再是秘密，毛泽东8月18号首次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之后仅仅两天，谭力夫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辩论会上，就如何对待工作组态度的一个长篇发言，公开地断章取义毛泽东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某些言论，明目张胆地为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削弱权力打抱不平，暗中却是旗帜鲜明的反对毛泽东及其关于文化大革命思想（详下）。

　　“血统论”对联初次现身高校时间是在7月29日，即刘少奇、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遭到毛泽东的冷遇，刘少奇不承认派工作组有错误，邓小平用“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为自己错误做辩护的那一天。它一出现，中央文革小组里的陈伯达、江青等人就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感到来者不善，感到那是在专为保护将要被斗垮的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制造舆论。于是，8月2日，陈伯达建议学生辩论双方将对联改为：

　　“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陈伯达的建议，遭到“鬼见愁”对联支持者的高干子弟方的疯狂反对。这一天，北航附中学生还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示威，高喊“鬼见愁”对联。此时的陈伯达等人，显然只能做修改建议，不能强加意志给支持对联的学生，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深深的陷阱，按照刘少奇等人坚守的传统的阶级斗争观点，那些支持者他们本身都是革命后代，他们打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保卫红色江山”的旗号，表面上与毛泽东倡导的文革精神也一致，当然就不能压迫他们改变观点，否则就将成为新的“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

　　那个时期毛泽东阶级斗争观点早已有重大的新变化，已经从传统的针对地富反坏右的阶级斗争理论，发展进化到社会主义社会“反修防修”的新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详见系列前文关于《九评》的内容简介），就是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把按早先革命需要划定的地富反坏右，当作主要的阶级敌人来对待。这是完全不同于刘少奇等人的传统阶级斗争观念的。

　　跟不上毛泽东思想变化的不光是刘少奇、邓小平，而是几乎全部革命老干部，军队老干部队伍，包括朱德、周恩来、贺龙、陈毅、叶剑英等等、也包括林彪和他手下的那些大将们，他们头脑中是传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而现实中是要执行他们并不理解或者不愿意理解的毛泽东的新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还不能公开地反对毛泽东本人，因为他们观念世界里到处都是儒家传统的“珠宝首饰”，按照传统儒家君臣思想（毛泽东早已超越了这种思想，并不把自己当作君，而是把自己看作真正的贫苦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谁也不愿，也不敢，背上“不忠”的名声，于是不少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动机和现实权益的冲突中，多数人都无法摆平政治天平。这是后来复杂局面必然出现的重大的、关键的政治和思想基础。

　　毛泽东从自己的新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出发，一直都在考虑国家权力交给什么样的人，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长期继续下去，但是，怎么交接权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组织性工程，需要慢火细工，毛泽东本来想走传统道路，完成这个权力交接，文革前和文革开始之初，几番尝试之后，完全做不到，才考虑其他方案。因此文革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要对此作出探索（后文谈工人造反派夺权时详谈）。毛泽东的政治对手刘少奇和他的团队，显然对毛泽东的这个探索交接权力的战略非常清楚，决不是他们的托词表达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因此，从“血统论”出台的时间吻合在他们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有丢掉权力的忧患的时候这一基本事实来看，对联绝不是他们那些单纯的孩子们的思想，谭力夫的两篇文字也绝不是谭力夫自己的观点，而是刘少奇团队动员力量抵抗毛泽东权力交接战略的理论动员工具。

　　“血统论”对联，表面上是保卫红色江山，保卫党中央，实际上是利用传统的“红色血统”，来反对毛泽东的权力交接战略思想，坚决不让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不让废除“走资派”的权力。对联的炮制和推销者，在进一步结成毛泽东公开支持的红卫兵学生组织，具体贯彻“血统论”的时候，非常策略地把工农子弟拉进去做掩护。当时在校的普通工农市民家庭的孩子只有不到20%，其他都是干部子弟、有钱人家和地富反坏右的子弟，按照他们高干家庭青少年纨绔子弟的本性，是必然排斥地位卑贱的工农子弟的，而不是和他们打成一片，这从他们的结亲婚姻情况就大体可以看出眉目。他们拉普通工农子弟进来，对于他们自身没有实际物质的好处，但有丰富的政治象征意义。这一高超的政治手腕，决不会是他们那些毛头孩子自己能想得到的。所以，江青在得知有一些学校成立具有欺骗性的“工农革干子弟”协会（“贫协”）之后，就于8月4日在北大向学生善意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 8月5日，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进行到第五天，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当天，周恩来也亲自到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的政策”。这就是说，刘少奇一方知道了毛泽东的战略，毛泽东一方也知道了刘少奇的反制策略，而组织上跟毛、思想意识近刘、总体政治中立的“儒相”周恩来，也是十分清楚刘少奇这一方反制毛泽东那一方的策略的，主动出来给毛泽东一方站岗，如果不这样，他也就不是“儒相”了。

　　8月6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场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路线斗争达到最为激烈阶段，在会场外，高干子弟，其中就有刘少奇的女儿，则在天桥剧场设陷阱，恶意让文革小组另一位副组长、刘少奇的心腹大将王任重，拉江青、康生到会，试图让江青、康生落入他们的圈套：按照他们的“血统论”来说，江青是红色领袖毛泽东的夫人，“血统”是最高贵，她一旦支持“鬼见愁”对联，他们高干子弟就可以更加有恃无恐，打着红旗反红旗，还可把一切恶行的责任推给她；她一旦反对“鬼见愁”对联，他们就可以说她是红色江山的背叛者，是革命队伍的叛徒，进而可以说她压制革命造反派。

　　江青坦然赴会了，她首先声明：“自己人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错了，我们就改嘛，我相信你们是不会捉我小辫子的。不过，我说错了，你们告诉我，我改”。随后，她复述了文革《十六条》的任务“斗、批、改”，肯定学生是革命者，“革命者就都要有勇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还问学生知不知道“鬼见愁”的出处，学生答“不知道”后，向学生指出了“鬼见愁”对联的来源是旧京剧《连环套》窦尔敦对黄天霸说的，他唱：“老子英雄儿好汉”（注意：前文说过，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都是传统京剧，才子佳人戏剧的支持者，反对江青的京剧戏剧改革，当然也就都知道这个《连环套》和窦尔敦的唱词，所以我敢说，“血统论”对联不是出自他们的孩子，而是他们集团中的某个人），然后建议学生还是接受早先陈伯达的意见，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并指出，看一个人，第一要看其阶级立场，第二，不要唯成分论，这是指某个阶级的个别分子背叛原来的阶级说的。第三，重在政治表现，不要看表面。

　　江青的以上意见，完全符合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新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原理。江青还谈了其他几点意见，包括要有马列主义修养，要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依靠群众的大多数，“先锋队脱离了大队就糟糕了”，革命者要有批判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要民主，“要大家充分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不仅要听和自己意见相同的意见，还要听相反的意见。这样，经过反复讨论，才能得出结论。没有民主，哪来的集中呢？民主集中制要在民主基础上，经过充分讨论酝酿，集中起来然后统一行动”。

　　江青讲话条理清晰，立场坚定，原则鲜明，不妥协，却又亲切和善，无懈可击。这让造政治陷阱却还政治上青涩的高干子弟无地自容，以至于江青发表完讲话，已经表明立场和态度之后，还蛮横无理要江青用“反对”还是“支持”的非此即彼的答案，给予最后的回答。

　　江青的讲话第二天就被江青的支持者贴到北京工业大学等学校去了，这激怒了江青讲话的反对者，他们每见到一次，就撕掉一次，决不让江青的讲话在学生中流传，曾任最高检察院副院长的谭政文的儿子、北工大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出马了。

　　8月12日，也就是江青“8.6讲话”一周之后，也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的那一天，也就是刘少奇在党内排名位置发生变动而不为外界所知，只为高干圈子内部所知的那一天，谭力夫针对江青“8.6讲话”的大字报《从对联说起》贴出了。这个整整一周的时间差，和大字报进入公众视野的时间，吻合在刘少奇党内核心权力丧失的当天，实在是令人回味。它说明，谭力夫的这篇大字报是经过高人指点，反复推敲，深思熟虑的，是否贴出，何时贴出，都是精心考虑过的，是一份暗中指导支持刘少奇的高干子弟，联合起来对江青等进行斗争的纲领性文件，那个时候，他们不敢公开反毛泽东，否则失去合法性，自己玩完，也不敢公开反对江青，就来暗的，到后来11月份，刘少奇权力没有了，他们还是为了合法性，不敢公开反毛泽东，才公开反江青，到12月和次年一月份，他们就要“油煎江青”了，还说“毛主席对不对，十年后见”，从他们这个反江青的过程和力度不断增强，就可以看到刘少奇团队和他后来的代理人团队是如何不断地深入地干扰和破坏文革的。

　　谭力夫《从对联说起》开门见山就说，“血统论”对联“大长好汉的志气，大灭混蛋的威风，有人说它‘糟得很’，我们要大声疾呼‘好得很’”。谭力夫别有用心政治运用毛泽东说过的“好得很”和“糟得很”，并通篇滥用毛泽东的其他教导，如“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还模仿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语调，写出诸如“岂不发人深思吗？”，“何其不公啊？”的句子，策略地否定江青的讲话，拒绝江青提出的按陈伯达的意见修改对联，还打着辩证唯物论者的旗号，呼吁把“鬼见愁”对联精神和他的歪理邪说“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和条条”。他说：“我们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尊重唯物主义，尊重辩证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首创精神”，“我们的办法，如果有一些道理，那么就可以被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如果不对，我们将在实践中修正”。他这里的“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首创精神”等都是《五一六通知》中批判彭真压制革命左派时用过的语言或基本意思，而“在实践中修正”，也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思想，江青还在8月6日的讲话中说到过的。

　　总之，谭力夫这篇大字报，在理论上开创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先河，是最经典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理论代表作，是对当时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公然篡改，并用反动的“血统论”加以取代。在我看来，后来的“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作品，也不具有他这篇大字报的煽动性。

　　谭力夫针对江青“8.6讲话”的大字报出笼后，很快在北京各级学校学生中风传，引起巨大的轰动，成为北京干部子弟红卫兵组织的绝对指导思想。它在学校高干子弟红卫兵组织里是已经上升为“条条本本”了，它在中央文件里虽然没有上升为文字的“条条本本”，但在实际组织斗争操作中上却是被刘少奇路线上的人上升为无字的“条条本本”了，尤其是他借用的毛泽东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毫无疑问后来成为刘少奇组织路线的“共同行动纲领”，他们团结一致，对毛泽东毫不退让，向毛泽东大搞“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 ，毛泽东只要“不退让”，那就让“团结亡”，即分裂全党，以此政治手段来集体保他们自己的官位。红卫兵派斗，后来的工人造反派派斗，都是刘邓路线的人及其代理人挑动起来的（后文详谈）。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中央最高层领导，包括刘少奇，邓小平，悉数出席。在这此接见活动中，天安门城楼毛、林、周、刘、陶（铸）、邓等人的互动，微妙透出刘少奇“靠边站”的信息，它可能被极少数政治敏感的社会人士捕捉到了。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谭力夫再次出马，用绝对直白煽动性语言，公开挺刘保刘。这就是上面提到的谭力夫“8.20讲话”的背景。8月20日，离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仅两天之隔。

　　谭力夫“8.20讲话”，同样披着“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如他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同样引用《五一六通知》的观点，表达自己相反的真实意思，《五一六通知》里有“阶级社会里，没有什么自由平等博爱，只有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思想，他则说：“在阶级社会里，哪里有什么平等博爱？我们有多少哥哥姐姐小弟弟小妹妹，刚一出生就惨遭敌人的杀害，叫做斩草除根。现在我们对你们的老子专政，实行了仁至义尽的改造政策，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他们的子弟也可以上学，表现好的可以入团，入党，你们还要怎样？你们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一讲就是团结，怎么一种团结法呢，斗争中求团结！去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拿块糖，哄你来革命？有人说要讲究策略。该孤立的孤立，孤立完了。看有可能团结再团结。我看这就是最大的策略”。

　　谭力夫在发表了以上高论之后，话锋一转，说：“我看少奇同志说得对，只要我们下台，让他们上台”……“我们下台，你们上台。你们不作出个样子来，看来我们也不下台。有的人说，我们有的同志不敢领导了，我才不理这一套。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下台也不能软骨头，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 “少奇同志说，‘半年不上课，白吃饭让我们干什么呀？是让我们干革命的，不是扯皮的’。有人对黑帮不恨，彭真的‘重在表现’给他们那么多甜头，怎么恨得起来。可是，对工作组，对一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对斗工作组比斗黑帮还来劲。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有人喊：骂的好）”。

　　此处要特别提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不是如《党史》写的那样，只听毛泽东训斥，而是和毛泽东发生了严重争吵，说“老虎屁股摸不得，就要摸，摸得人家舒舒服服”（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叶剑英帮腔：“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泽东传1949-1976》。刘的妻子王光美说这是刘少奇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毛泽东正面冲突，姑且认可王光美之说，那么暗中冲突，侧面冲突有多少次，都是怎么冲突的呢？对照这些和刘少奇组织路线上的许多人先前的做法和现实的处境这个大的明亮的政治背景，理解谭力夫的以上讲话的明的和暗的真实含义就更容易了。

　　谭力夫这个讲话很长，以上只是一部分内容。全文口头发表，因此无论文采，理论功力，都比他自己一周多时间前深思熟虑的《从对联说起》大字报，差了档次，却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反毛反文革依然披着伪装，挺刘保刘则完全是用直接的白话表达出来，旗帜鲜明，不再是含含蓄蓄，因此煽动性也就更强，有人不久就根据他的讲话结合“血统论”对联，谱出了歌曲，唱道：“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革命的，就过来，不革命的，就去你妈的蛋”，诸如此类。

　　高皋、严家其《文革十年史》说，【谭力夫的讲话很快风靡北京，几乎所有的学校都用红纸转抄，而且张贴在路人皆过的要道旁】。《文革十年史》是80年代写文革的开山之作，那时他们还不敢十分大胆诬蔑毛泽东，只好大肆批判林彪、江青，猛烈赞扬刘少奇、周恩来，很多内容不能说是在写历史，只能说是写类似那个时候流行的纪实小说：基于一点原始材料，然后就大肆运用“伤痕笔法”，渲染“文革受害者”的悲壮受难（其实多数时候他们是主动的加害者，不过遭到毛泽东的反击而被打倒而已）。显然的是，高皋、严家其当时还不知道哪些内容该写，怎么写，哪些内容不该写，必须抹掉，因此整个著作互相矛盾的观点，不能自圆其说的张冠李戴的结论，到处都是。好在这部著作，还是为我们后来人留下一些珍贵的原始材料，可供我们现在做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谭力夫讲话的对外地的影响就更大了。它一出笼，便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几乎无处不流传着谭力夫的讲话。以福建为例，那里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写得很好。在省委指使下，在不长的时间内，全省就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并有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有的单位规定，每天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不少人被谭力夫讲话迷了心窍，纷纷改名“力夫”，仅福州市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就有五个人易名】

　　我必须再次提醒我的读者，当时刘少奇虽然已经失去高层绝对权力，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改组政治局常委的消息，却没有在全会公报中向社会披露，社会公众（除了上面不久刚说的极少数特别政治敏感者外）完全不知道毛刘已经政治上开始决裂（另参见前文有关交代），那些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路线上分裂的一般学生，就完全被谭力夫的讲话牵着鼻子走，还以为跟着谭力夫干，保卫刘少奇就是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正是谭力夫要达到的效果，为了这样的效果，他才挺刘保刘不再含含蓄蓄，反毛却还要用毛泽东的教导来伪装，不这样，在当时条件下就完全达不到把水搅浑，借以挺刘保刘的效果。

　　这样一来，就看到一幅十分滑稽的场面，就是陈凯歌，姜文等人的电影图解文革拍出的一种景象：中学军干子弟红卫兵，为了表示血统高贵，把父辈的旧军装与红卫兵袖章配在一起，穿戴打扮起来，嘴里则是“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之类的流氓语言，十足一个个小军阀，小流氓，小恶霸的样子，大有其父辈未经过毛泽东治军改造之前的旧军阀、旧兵痞的风范。

　　他们一“高贵”起来，就有人要倒霉了。从7月底决定撤销工作组到这个时期，学校工作组貌似没有了，而实际上，整个刘邓人马已经在王任重的责令下，工作组撤销后2-3天之内，迅速组成“文化革命临时筹备委员会”一类的机构，抢占继续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还从军队里大批调去军人担任所谓联络员，另外还派出巡视员，监察员，一些原工作组成员留在“临筹委”里，一些已经在学校名声很臭的，则调到别的地方，或者高升到上面的领导机构，如谭力夫所在的北工大原工作组长杜万荣，就上调北京市任“文革办副主任”，谭力夫在讲话中曾为杜万荣辩护并力保杜万荣，说：“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我也还是喜欢杜万荣”。在谭力夫讲话号令下，在这些抢占了学校领导权的刘邓路线的人员协助下，各级学校高干子弟几天之内就开始大规模结成各种跨校红卫兵组织，如“西纠”、“海纠”、“东纠”（中学），“一司”、“二司”（大学），按照谭力夫引述刘少奇的话教导的那样，开始斗“黑五类”、“黑七类”的“刘少奇式革命”了。“非红五类”【被红卫兵集中在一起看报、学文件，上厕所都要向红卫兵看守请假，回来稍迟一步，不是遭白眼，就是遭训斥……，不久北京学生下乡帮助农民秋收劳动，成了谭力夫讲话中“对黑七类子女要七斗、八斗，斗得他们背叛了家庭，然后才可能团结”的实验场。非红五类的出身的被编在一组，由红卫兵组织认为最厉害的同伴带队，每天甩着皮鞭吆喝着他们，用最龌龊的语言辱骂他们，让他们干最脏、最繁重，甚至最力所不及的活……红卫兵自己还高喊着“自来红万岁”……】（同上《文革十年史》）。果然，一些“黑五类”和“黑七类”最终斗到挺不住，就举白旗过来了，这些人当时遭到宁死不屈的另一些“黑五类”和逍遥派、观潮派的嘲笑。

　　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谭力夫的这个讲话，如上引述高皋、严家其文字表述的那样，基本上被当时还占据着各级领导位置的人当作了“中央文件”下发给全国。因此在全国同时兴起类似北京发生的翻天巨浪。

　　这些事实，无可争辩地说明，高干子弟谭力夫、深知刘少奇地位不保的谭力夫、其父曾随时可以见到并聆听刘少奇训示的谭力夫、口才滔滔的北工大三年级学生谭力夫，等于是在高干们的操纵下，以和同学辩论为借口，为不再方便出面直接发指示的刘少奇，精心炮制了这样一个“讲话”，借刘的组织路线，代替刘少奇本人，向刘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全国战友们，发出了总动员令，让他们通过这个“讲话”，全面领会其精神，全国协力，制造社会动荡，用各种方式把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运动推向极端。

　　当时全国人民群众、革命干部、军人、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比稍前说的高级干部、高级军队领导人，更远不能明白毛泽东当时在《五一六通知》所表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不破不立”等思想到底何所指（即使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白），因此谭力夫讲话对于普通公众中发挥的混淆视听的作用，以及扛着红旗反红旗的隐蔽性，是当时一般公众几乎没有人能够马上识别的。

　　如果谁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那么不妨百度出谭力夫的以上两篇文字看看，由于有几十年的历史发展正反两方面做注解，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就再也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了，现在读来，不论其他，单是其宣扬的“血统论”的反动性，也更加昭然若揭了。根据“血统论”观点，曾经革命过的人，无论变质堕落与否，就是“自来红”无产阶级，就继续有革命的专利，就可以不许其他人革命，就可以随便把其他人打成反革命，要他们屈膝下跪，就可以对他们“七斗、八斗，斗得他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就可以团结了”。这些歪理邪说，与《五一六通知》精神和《十六条》精神背道而驰。《五一六通知》讲的阶级斗争主要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夺权派，而谭力夫煽动的阶级斗争就是那种拿枪革命谋求政权的年代里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对象，就是50年代就划定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而且不管他们改造好了，还是没有改造好。谭力夫这个思路和刘少奇自1962年以来的想法和做法完全一致，简直就是刘的翻版。刘自1962年以来，一直到“社教运动”，文革头50多天，都是惯用传统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手法，一说阶级斗争，就把目标对准50年代初划阶级成分时划定的地富反坏和1957年反右中确定的某些右派，而且不管他们改造好了，还是没有改造好。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全国还把刘少奇看作毛泽东同一个司令部里最坚定的无产阶级领袖的时候，谭力夫“讲话” ，在被刘少奇路线的忠实信徒们，和其他“血统论”奉行者，转发全国之后，不知道蒙蔽了多少善良的人，更不知造成多大的危害。这也是我前文为什么要做一个长篇交代，特别地从各个方面强调，刘少奇的组织路线保存完好，全国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实际发生根本性分裂，刘少奇在利用时间差，并说：“实际发生的事情的确就是，刘少奇依靠新的表面不利实际更有利的位置条件，盘踞党内最高决策层，在台上，又在台下，在党内，又在党外，全方位充分发挥其早年做学生运动领袖和地下党领导人时期积累起来的斗争经验，灵活利用其在党内保存完好的组织路线和刚刚兴起就得到毛泽东无条件大力支持的红卫兵运动，还毛泽东以颜色”。

　　高干子弟红卫兵的“七斗、八斗”的乱斗、滥斗，都是从谭力夫讲话后开始的，仅仅几天之后，毛泽东就在8月31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有刘邓在场的时候，明确告诫全国“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无济于事，因为那时刘邓路线的人，奉行的就是“斗争中求团结”，希望毛泽东让步，他们保住权力，只有刘邓自己能说服停止这样的“斗”，毛泽东是不能说服停止这样的“斗”的，他们没有想到毛泽东一点不让步，而是明确指出他们的搞法无非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结果他们的表演不但不停止，还一直延续到9月底，毛泽东综合当时全社会的多重因素之后，不得不出重手，最终在10月底彻底削掉刘邓的权力，在10月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 “血统论”亲自提出过批判，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晚于“一司”、“二司”成立，以平民造反派红卫兵为主，兼容当时各个阶级造反子弟的“红三司”，曾三次组织大规模批判谭力夫讲话批判会。陈伯达也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批判谭力夫（此前陈伯达也说过：“谭力夫的讲话我看过，那是一篇真正的大毒草……”）（《大事记》）。谭力夫本人最后因为鼓吹和实践“血统论”，残害学生，被逮捕入狱（周恩来对谭力夫的讲话，开始的态度是说那是“形左而实右”，当“三司”大规模批判谭力夫的时候，就出来保护谭力夫，不让批判，当毛泽东下定决心解决这些他称为“一大害”的干部子弟红卫兵败类的时候，周恩来又一度支持毛泽东的某些措施）。

　　虽然以上事实都清楚表明，毛泽东这一方自始至终都明确反对“血统论”，更在不遗余力，制止“血统论”造成的各种社会危害，可是，那些“成分”不好的人及其后代，很多人到今天为止，不敢或者不愿面对最基本的事实：当时，他们“黑五类”有不少人挺不住谭力夫等“血统论”者的“七斗、八斗”的乱斗、滥斗，就打白旗归顺了“血统论”队伍，文革后，那些曾经“七斗、八斗”他们的刘邓路线的人，成为了最先起来否定文革的人，谭力夫当年“拿块糖，哄你革命？”不成，这时拿出块“特色糖”，就轻易把他们“哄”到“特色”里，“哄”到否定文革，诅咒毛泽东的队伍里了，于是他们一口咬定“七斗、八斗”他们的，不是刘邓路线的人，而是毛泽东的人，都是因为毛泽东搞了文革，他们才被斗。这些人，当然不真是被“哄”进“特色”，“哄”进反毛反文革阵营的，从泛泛的人性来说，那是他们无耻之极的阴险毒辣人性决定的，从阶级角度讲，那是他们和刘邓特色路线上的许多人一样的阶级本性决定的。正因为同样的本性，所以，“斗了”也就“斗了”，“被斗了”，也就“被斗了”，双方相逢一笑泯恩仇，原来彼此本是同一个阶级中的，一方不过是另一方的代理人而已。

　　还有不少当时的“黑五类”，则是的确没有搞清楚当年斗争他们的，到底是谁，也根本没有搞明白，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到底哪里不同，更不用说了解很多时候两人的理论是完全对立的，不了解毛泽东实际上也是解救了他们。

　　毛泽东任何时候，包括夺取政权的革命年代，都不搞“唯成分论”，即不搞反动的“血统论”，而是搞如江青“8.6讲话”所说的，讲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而不是表面”，这在他早年在苏区，被留学派把持的中央指责是搞“富农路线”，解放后如以上谭力夫讲话中谈到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照样可以上学、入团、入党等众多事实中，是体现得一清二楚的，在文革高潮过后的1970年代更是这样的，充分表现在当时的“个人简历表”中，其中有“家庭出身”（可以填“地主，富农，贫农，雇农，资本家，革命干部”等等）和“本人成分”（可以填“学生，干部，知识分子，农民，工人，无业”等等）栏目。那时，对地富反坏右的斗争，只斗争那些没有改造好的，改造好了的就是革命者，至少是革命的同盟军，同路人，允许革命。那时，哪个“黑五类”的孩子被禁止上中小学了吗？被禁止入红卫兵，入团了吗（那时中学生不许入党）？即使是推荐上大学，就单个个体而言，“黑五类”子弟，与成分好的相比，获得被推荐的概率，的确相对较低，但不是完全堵死他们的路，就他们对于他们的总人口的比率，绝对还是远远高过工农兵大学生对于工农兵的总人口比率，我虽然拿不出（也没有任何人拿得出）具体比率，但我有当时直接的观察得到的直觉感受，当时身边总有“政治表现好”（真好假好另当别论）的“黑五类”的子弟，被推荐上大学，而我们的中小学老师不少就是新毕业的“黑五类”工农兵中专生，师范生，现在他们都活着，可以证明。正是因为通过这样一种操作，降低了入学的经济门槛和知识门槛，才很快打破了地富反坏右和干部子弟对于接受教育资格的垄断，使全社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各阶级之间接受教育机会相对平等，大大缩短了各阶级之间的知识差别，使全社会综合教育水准和受教育人群骤然提高，这是万古伟业啊！这些“黑五类”的子弟们，你们真要是你们标榜的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的人，那么就该在看待历史的时候，超越个人利益的狭隘天地，往前挪那么一小步，至于工农阶级子弟，你们骂毛泽东，骂文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你们对文革的真相完全无知。

　　总之，毛泽东在搞文革以来，一直反对“血统论”，并反复重申，阶级斗争对象主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党内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是斗早年那些划定为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但要防止他们跑出来和走资派搞在一起，打进来，拉出去，内外合击，搞垮社会主义），更不是斗人民群众，同时，毛泽东更不会让少数人垄断革命。就是在后来的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之后，也一直要求保留他们的革命权，要准许他们革命。这一点，即使几十年后，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在接受访谈，谈到文革的时候，也是明确承认的（见孙兴盛采访王光美相关记载）。王光美还斩钉截铁说，毛泽东当年政治上打倒刘少奇，不是个人恩怨或者争权夺利，从后来出现的党的问题，社会问题来看，毛泽东是对的。有人可能说王光美是“言不由衷”。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毛泽东死了几十年，没有毛泽东的“压迫”了，她谈毛泽东还言不由衷，那么，当年毛泽东实际“压迫”着她的丈夫，她和她丈夫当着毛泽东的面搞的许多东西，例如“检查”，“承认错误”，又岂能是“由衷”，只有私底下的才可能是“由衷”，那么私底下都是些什么呢？所以，无论台面上讲，还是台面下讲，错的绝不是毛泽东。谁要对此还要狡辩，最好的办法，只有往其嘴里塞进他自己拉的屎，对他搞一次“人身攻击”，除此之外就是别理他。

六

　　以上把“血统论”的要点、出台背景和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做了扼要交代，并扼要对比性讨论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指出“血统论”一出台，就遭到了严格贯彻执行毛泽东文革战略的陈伯达，江青等人的批判，也遭到毛泽东本人的批判，支持和执行“血统论”的恰恰是毛泽东、陈伯达、江青等人的对立派或者表面上的中间派实际上的“血统论”支持者。这里还需要非常简单地提一下遇罗克的《出身论》以作对比。《出身论》是遇罗克1966年12月写的，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其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作用”。

　　遇罗克《出身论》一诞生，就遭到“自来红”“血统论”者的打击。这一点，高皋、严家其在《文革十年史》里也旗帜鲜明承认的。但是，他们和后来其他解读历史的人，都一口咬定迫害遇罗克的人就是当时中央文革里的陈伯达、江青、戚本禹，说：“尽管江青、陈伯达在对‘联大辩论’时，也表示不同意‘血统论’，但他们更不容忍用自己的头脑就‘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思考”（严家其《文革十年史》）。什么是唯心论？这样没有什么具体证据支持的貌似高明的“自圆其说”，就是唯心论的一种表现。在唯心论者笔下，我们看到的陈伯达、江青都有病，还病的不轻：一方面反对“血统论”，把“血统论”的鼓吹者和实践者谭力夫送到监狱，一方面赞成与“血统论”对立的“出身论”，又把《出身论》的作者投进监狱，理由只有一个，这作者居然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这是比搞反动“血统论”更不能容忍的！

　　《文革十年史》还说：“在1967年四月十四日由中央文革戚本禹出面讲话，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公开宣判了《出身论》的死刑”。可是，戚本禹几个月之后，即1968年1月14日就被投进了“秦城”（有说戚是在1月1日被隔离审查同日去“秦城”的，待考），而遇罗克是1968年1月5日，即比戚本禹被隔离审查的1月1日，还要晚几天才被抓起来，并是在又两年多后的1970年3月才被“处决”的，那时候戚本禹正在监狱里呢！如果真是“戚本禹1967年4月底讲话”已经判决了《出身论》的死刑，那么戚本禹遭囚禁之后，有关方面就该为《出身论》平反，至少是不会再加重迫害，怎么还会在戚本禹坐牢期间，把戚本禹“判了死刑”的《出身论》的作者，继续关在监狱并最后杀头呢？显然，置遇罗克于死地的是另有其人！

　　遇罗克“遇难”到底和戚本禹有何必然关系？与中央文革有何必然关系？不但《文革十年史》的作者没有交代清楚，也无法交代清楚，其他记载也都是类似的含含糊糊，这些人都知道，不能说是毛泽东自己把遇罗克杀掉的，因为毛泽东不会自己动手这么干，也不会让别人动手这么干，他支持红卫兵，就是因为红卫兵“敢想、敢干、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并且鼓动了亿万人造反，不会害怕一个很合自己思想的学生起来造反的。于是，这些解读者，就只好咬定是中央文革中的个别人干的，也不管这样说不说得通，他们反正知道，也没有几个人会去寻找真相，就是找也找不到的，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也根本不用担心有个别的右而左，在“自媒体”上，对于反毛反文革者在文革问题上的种种撒谎，刨根问底，纠缠起来无休无止。

　　我在深入思考“血统论”的时候发现，如稍前所说，“跟不上毛泽东思想变化的不光是刘少奇、邓小平，而是几乎全部革命老干部，军队老干部队伍，包括朱德、周恩来、贺龙、陈毅、叶剑英等等、也包括林彪和他手下的那些大将们”，他们头脑中都是传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对于“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上的认识，彼此并没有本质差别，都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的反修防修理论，他们都决不可能意识到自己会是、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敌人，或者社会主义的潜在敌人，不觉得自己有蜕变为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可能性，他们是国家的功臣，他们真正关心的其实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屁股底下的江山，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还会甘洒热血为这个江山，高尚说是为这个民族，甚至为他们心中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个人，至于这个屁股底下的江山是什么主义，他们是不太在意的，管它是什么主义，只要说它是红色的就够了，封建主义的江山可以是红色的，资本主义的江山也可以是红色，那是他们打着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用鲜血打出来的，当然是“自来红”，只要是红，就是“社会主义”，管它实质上是什么主义。这就是老革命们的“社会主义逻辑”，哪里非要像毛泽东那样，较起真没完没了，以至于要让一个个老革命、老干部、老功臣，靠边站，让位给年轻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他们中的知识分子，这真是岂有此理。

　　这些思想，本质上就是“血统论”的东西，这是为什么他们对于谭力夫的讲话，都一个个装聋作哑，还要把它当圣旨一样对待，还要“每天四个半小时的学习讨论”，他们都心理透亮，谭力夫的讲话本质的东西，就是支持刘少奇，而刘少奇是不罢免他们的官的，毛泽东的确是不搞“血统论”，但毛泽东要罢他们的官，那么当然是支持刘少奇，当时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支持刘少奇不能公开说，就团结在谭力夫的“血统论”周围，抱团取暖，是最好不过了。

　　老干部，军队高级干部，他们其实都确实是一个个死心塌地抱定“血统论”。这还可以从彭德怀在林彪“913事件”后对林彪的态度这个侧面反映出来。彭德怀是庐山会议上受害者，林彪是从他的受害中得益的人，但是，“913事件”之后彭德怀，拒绝和专案组配合，拒绝揭露所谓林彪的罪行。一般人认为这是因为在庐山会议上，林彪讲义气，当众澄清说，长征路上那封要求毛泽东交出军权给彭德怀的“林彪来信”，是他林彪自己的意思，不是受了彭德怀的背后鼓动，因此，彭德怀此时回报以义气，拒不揭露林彪罪行。这样的“正直意识”，“正人君子意识”，或者用这样的意识看待林彪的行为在先，彭德怀的行为在后，实际上都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地主阶级潜意识、“血统论”潜意识，在人们头脑和思维中的浮现。

　　老子打天下，就必须是老子坐天下，这种意识，不但在当时，而且在现在，在现在的现实中和在现在所作的关于文革的历史评价中，充斥在每个角度。彭德怀不揭露林彪，显然不是因为什么庐山会议上林彪帮他澄清了一个历史冤情，而是他们有共同的“血统论”意识，根据这种“血统论”意识，彭德怀打心眼里就认为，林彪的问题，主要的错不是在林彪，而是在毛泽东和毛泽东重用的那些文人。这样的看法，在当时高层干部，军队干部中是普遍的（甚至对后来林彪之死负有重大责任的周恩来，也有类似的看法，表现在他对谭力夫的态度上以及其他很多事情上），以后来的“二月逆流”反江青、张春桥，而不是反林彪为典型代表，也反映在刘少奇一倒，林彪团队就和江青、张春桥斗起法来了（陈伯达则就像毛泽东说的“我的船还没有沉，你小老鼠先跳水”，跳到林彪团队里去了），另据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引用林家后人回忆，林彪曾在家里私下说过：“刘少奇是好人，拿下来没有道理啊！”，此说若真，那就更说明林彪与其他军队老干部一样，评价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路线斗争，用的是非社会主义的是非观和价值观。这说明所有这些军队元老，将帅，在如何理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上，在如何对待“血统论”态度上，是高度趋同的，只是他们谁也不敢反对毛泽东，就一个个把自己打扮得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不敢对毛泽东下手，那就“清君侧”吧，这就是江青、张春桥等后来注定要遭到清算的原因，这个清算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就实际开始了，那时那些老帅们内心里是多么希望毛泽东赶快死翘翘啊。

　　今天，和他们当时具有同样“血统论”意识的人，何其多也！在所有一切逝去的和还生存着的“血统论”者眼里，社会主义就是当年的革命功臣屁股底下已经坐稳了的那个实际存在的江山，毛泽东不搞文革瞎折腾了，那个江山就是最好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搞了文革一折腾，就把最好的社会主义折腾成了灭功臣的法西斯主义，朱元璋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这样的认识论，也正是后来复出“登基”者，只用“改革开放”和“特色主义”的巧言令色，就那么轻易统一了全党意志，统一了全民意志的思想基础。

　　文革之后社会主义大业初定，几乎一切人看不到是毛泽东的强力，缔造了当时的社会主义基本形态，也看不到并绝不认为，毛泽东强力消失，那个社会主义就一定会慢慢死亡。因为那时候，资本主义在毛泽东用强力构建的社会主义的背景下，完全是一个幽灵似的东西，主要地只是游荡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意识中，没有人会相信它会变成物质实体，真正降临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地。毛泽东早就深刻认识到，能够打倒革命的共产党，能够毁灭社会主义大业的不是那些已经早就被置于专政之下，正在接受改造的地富反坏右，而是曾经革命坐了江山就不想再革命的共产党自己，自己内部新生的资产阶级，正在走的走资派。直到今天，依然有无数人，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的确复辟了（谁完成这个复辟的？当然是共产党自己，是毛泽东曾经要打倒的那些人及其他们的衣钵继承人，前赴后继完成的！），一方面却依然觉得毛泽东当时认为革命功臣中的一些人已经变修了或者正在变修，必须斗垮他们，是捕风捉影，是不对的，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在他们看来，只有像当年谭力夫鼓吹的那样，只斗“黑五类”，还要“七斗、八斗，斗得他们背叛家庭了，然后团结过来”就是不扩大化，你要斗有过功臣而明显是“正在走的走资派”和与他们结伴而行、为他们出谋划策的反动知识分子学术权威，还要改革教育培养他们的接班人的队伍的教育体制，那就当然是扩大化了。在当时，老干部们面对毛泽东的强力，有这样的看法和做法，感到“革命革到革命功臣自己头上来了”不可思议，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了，那是情有可原，现在，整个社会实际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无数在西方原始资本主义社会才发生过的惨烈事件，都变本加厉在中国现实社会中纷纷上演了，还不能认识毛泽东当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还坚持封建“血统论”，就是愚不可及了。

七

　　以上把“血统论”的要点、出台背景和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做了扼要交代，指出“血统论”主张的阶级斗争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宗旨，一出台，就遭到了严格贯彻执行毛泽东文革战略的陈伯达、江青等人的批判，后来也遭到毛泽东本人的批判。力挺“血统论”的是刘少奇路线代表人物，因此，“血统论”对文革深入开展构成实际的巨大阻碍和破坏（这一点将在下面要讨论的此一阶段的文革进程中具体看到）。顺便质疑了《出身论》及其作者的遭遇，认为打击与“血统论”对立的《出身论》，迫害其作者遇罗克的，不会是主流一直宣传的中央文革中的陈伯达、江青、戚本禹等人，而必定是另有其人。

　　刘少奇是要共产党员修养“孔孟之道”，林彪要“克己复礼”，周恩来历来奉行“只可顺守，不可逆取”的人生哲学。因此，我上文还隐含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他们三人的信条，结合“血统论”，放到儒家文化里去看，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当时的中央领导集团中，是他们三人为核心代表的政治派别，在十年的时间里，分三个阶段，接力赛一般，一棒接一棒，前赴后继反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文革少数派，即毛泽东思想派（文革后邓大人确定的“毛泽东思想”是不包括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的，从本质上讲，恰恰又包含了他们三人文革时期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林彪“克己”而没有“复”成的“礼”，也由邓大人最终“复”成了）。他们三人共同的思想基础其实都离不开封建“血统论”。尽管周恩来百年之后立即被奉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在1980年底初平反后也被追认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林彪至今还戴着“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集团”首恶的帽子，从最深刻的思想层面看他们的思想本质，其实是看不出根本差别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形势下，反映到他们各自的政治行为上，彼此不同，各有千秋而已。他们都是旧文化、旧传统的卫道士，用儒家文化价值尺度去量，他们都是好人，但是，用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去评判，他们哪一个有资格称得上是马列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我将刘少奇和林彪放在一起，大部分读者可能不会有重大异议，将周恩来也相提并论，这些读者或许就不那么能接受了。此时，我不做进一步说明，对周恩来我将来会有较为综合的讨论）

　　在文字贴出几天以来，我似乎感到，或许是残留在人们思想深处的“血统论”基因的作用，多数读者对我批判的“血统论”本身，似乎保持着讳莫如深的态度，或许这些人在梦想着自己总有一天也会“高贵”起来，不得不给将来出人头地的自己留一点余地。这也正从一个侧面说明，文革，动天下之心，改造国民性，使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这个革命至今尚未完成，“路漫漫其修远兮”。

　　我的读者不过13亿人中的区区几百人，但他们在“血统论”上的基本态度，代表了全体国民在“血统论”上所取的主流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流行的所谓“左翼和右翼”之间，在最深刻的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思想分歧。我说过，我这个系列不会讨好任何人，但在这里我也不打算批评任何人，写完这个“续”之后，我打算单写一篇补充讨论“血统论”的文字，嵌在这个系列中间，作为一面镜子，让每一个读到我这个系列的人，对照这面镜子，照照自己的灵魂，并自我改造灵魂。

　　下面，再回到本题，关注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到文革进程，看看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十月初建议召开主旨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中央工作会议，并一改之前的做法，大张旗鼓向全社会公开他和刘少奇的路线分歧，由此终结刘少奇的一切实际权力。

八

　　我前文已经提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刘少奇的政治路线受到批判，但组织路线保存完好。在反复研判这一阶段实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后，我归纳得到的印象是：

　　毛泽东的路线指挥不动刘少奇的组织。

　　这是此一阶段一切问题的关键。这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

　　第一个方面是从最高权力机构的具体权力分配来看。

　　前文特别指出，到12月毛泽东生日宴为终点，中央文革是中央的秘书班子，还远不能和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分庭抗礼。

　　在政治局常委会里，刘邓自己还是常委，依然有相当影响力；主要协助周恩来工作的第四常委陶铸，则自“大跃进”以来，就紧跟刘邓（相见后文），此期间是协助周恩来做国务院工作；周恩来本人总体上看，在政治路线上是明显更趋向于刘少奇的，仅在组织路线上不敢离毛泽东太远（不是不离，而是不离太远，若即若离），在这个阶段，他组织上和路线上的表现更是极为微妙。与此同时，同是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文革小组长的的陈伯达，此一阶段要看周恩来的眼色行事，也不敢得罪陶铸，中央文革中的江青和王、关、戚这些秀才们，就更不要说要看周恩来、陶铸的眼色了。

　　在中央文革内部（前文列出了8月2号重新确定的中央文革18人名单），邓小平推荐上来的实权人物刘邓悍将陶铸，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四常委的特殊身份，担任中央文革第一顾问，架空第二顾问康生，而刘少奇的另一员心腹干将，接任陶铸执掌中南局第一书记印、此期间实际是专司中央文革之职的王任重，排在江青之后为中央文革第二副组长，其他成员除了“王关戚”等几个秀才之外，大多或是刘少奇在前50天里的“死党”（如郭影秋，穆欣），或是寄生在刘少奇组织体系中同时与周恩来也关系密切的党政军实权人物。因此，那个时候中央文革的实际权力是在第一顾问陶铸和副组长王任重手里，第二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等文人，不过是只能有限运用《人民日报》、《红旗》，同时求助林彪有影响力的《解放军报》这些舆论阵地，发挥一定舆论影响作用，对于文革的具体展开没有实质上的主导能力。说他们只能“有限运用”，是因为这些舆论阵地要受到兼中宣部长的陶铸的“特别关照”（所有这些，都可以从实际发生的事实反观到，责难我的读者也可以说我此处的“权力分配”是“倒果为因”）

　　第二个方面是从中层到基层具体主抓文革工作的人来看。

　　上文说到【从7月底决定撤销工作组到这个时期，学校工作组貌似没有了，而实际上，整个刘邓人马已经在王任重的责令下，工作组撤销后2-3天之内，迅速组成“文化革命临时筹备委员会”一类的机构，抢占继续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还从军队里大批调去军人担任所谓联络员，另外还派出巡视员，监察员，一些原工作组成员留在“临筹委”里，一些已经在学校名声很臭的，则调到别的地方，或者高升到上面的领导机构，如谭力夫所在的北工大原工作组长杜万荣，就上调北京市任“文革办副主任” 】。

　　这就是说，工作组从前门出去，刘邓路线的新老代理人就从后门进来。它是由新形势下的刘邓路线执行人或者总代理陶铸和王任重安排的（该二人可以说是“小刘邓”）。换句话说，毛泽东回归一线，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之后，刘少奇的人马，凭着近水楼台的便利条件，在工作中解散后，用合法手段摇身一变，提前抢占了各个关键战斗位置，操控了各级学校（那个时候学校是文革的主战场）和已经开展文革的各具体中层单位和基层单位的文革控制权。

　　以清华大学做具体例子，清华大学在工作中撤销后，8月9号王光美说“你们真傻，人家串联起来，你们干嘛不串联起来”，此后，“八.九串联会”组成，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是主要领导人，8月10号陶铸、王任重指示成立清华文化大革命临时筹备委员会，贺鹏飞和刘涛进入临筹委，而前期被王光美及其同伙打成反革命、8月4号周恩来曾亲自带领100多中央委员为之平反的蒯大富，还是被排除在“清华文革筹委会”之外，其他当初造工作组反的干部、教师和学生则被贺鹏飞、刘涛他们赶到劳动队里去了。所以，接下来就看到，《十六条》8月13号广播到全国，8月15号，贺鹏飞他们就组织清华大学自己操控的多数派，继续沿用前50多天里工作组用过的老办法，把清华党委副书记艾知生拉出来当作黑帮批判（年轻读者可能不知道艾是什么人，不妨自己做点功课）。8月21号，刘涛在王任重的授意下，贴出《誓死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大字报，佯装革命，8月22号清华出现《刘少奇同志7月29号的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的大字报，结果，两天前还誓死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刘涛，就伙同贺鹏飞于8月24日召集人马，把清华园二校门推倒，把清华大学所有不利于刘少奇的大字报清理得一干二净，还扬言，批判刘少奇就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这就是当时所谓的“8.24事件”，改开时代，否定文革，常拿推倒清华二校门的图片，作为控诉文革罪孽的证据，但是，是谁干的，谁主使干的等来龙去脉，则从来不提及，欺骗了不知道多少人。“8.24事件” 让“清华文革筹委会”名声发臭，在九月他们摇身一变改名为“临时主席团”，贺鹏飞们的地位继续得到巩固。

　　第三个方面可以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

　　以上两个方面是高层、中层和基层的一条线作业，是以北京的情况为观察视野。那么，从中央和地方的互动关系来看，不妨看看王任重和湖北张体学配合的情形，推及一般。

　　王任重自1960年起担任中南局第二书记，是陶铸的搭档，陶铸高升中央后，他就是中南局第一书记，他在文革头50天里，在湖北竭力执行刘邓的工作组路线，搞“反右化”的“刘少奇式文革”。刘少奇认为：“这次运动可能和1957年差不多，要打击三、四十万个右派知识分子”，王任重则把《五一六通知》当作镇压反革命和反右的号令。6月28日，他起草了《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我们的建议》。这个文件立即被当时在中央主持文革工作的刘、邓，批转到全国各省市作为开展文革的指导性文件。

　　同期，王任重把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等三人抛出，交给工作组当做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帮”批判，导致李达受到工作组的人身折磨。李达7月底写信给毛泽东求救，8月10号信才转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见信后当即批示给总理要保护李达，总理批给陶铸，陶铸批给王任重，王任重曾当面向毛泽东保证“武汉大学革命师生不会太过分对待李达”，结果李达还是死了（参见徐海亮《1966年春夏的武汉》，王绍光《群众与文化大革命——研究文革的一个新角度》）。毫无疑问，王任重对李达的死，负有重大责任。文革后，他曾说“我自己把李达抛出，我有那么大的胆子吗”，有人故意混淆视听，将这话解读为是毛泽东抛出李达，理由是毛泽东7月18日返回北京之前，曾在武汉畅游长江，王任重陪同，后来王任重调到中央文革，据此认为王任重是毛泽东的人，此前迫害李达是受毛泽东的指使。殊不知，王任重，实际上一直是刘少奇的人，也是大跃进期间湖北“浮夸风”的代表人物。头50多天里是刘少奇主抓文革，指示全国各地抓“小三家村”、斗“黑帮”，只批一些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却不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月初工作组开始撤销，王任重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是因为前期工作出色，进到中央，担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为刘邓卡位，在更高更好的位置执行刘邓路线。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王任重是完全辜负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在红卫兵运动势不可挡之后，他甚至替刘涛修改“炮轰”王光美的大字报，亲自操笔，代替刘涛写刘少奇的大字报，让刘涛潜伏到造反派红卫兵之中，迷失中央文革里陈伯达、江青等人的视线。江青等还真派人到清华大学，试图抄来刘涛的大字报看看，结果王任重操纵贺鹏飞等，让他们把持的清华大学广播站发出广播，不许清华外的人来抄大字报，并实行对外人的围攻，江青派出的人一无所获，也不知道这一切就是和自己在一个办公楼办公的王任重的政治杰作（参见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非常意味深长的是，我恶作剧想看看“百度”词条如何表述王任重在文革中的表现，结果只见到“王任重在文革中被关押、迫害”短短话语，连他在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和其他任职情况都一概没有，直接跳到1978年后）。

　　张体学是湖北本地人，早年战功不小，曾带领队伍配合“刘邓大军”作战（这个刘是刘伯承）。他1956年就担任湖北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后来任常务书记，代理省委书记，武汉军区党委副书记，省军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是地地道道的地方诸侯级别的实力派人物。他的顶头上司一直都是王任重，此一期间完全在王任重的操纵下，在湖北开展文革。

　　九月初一些北京学生串联到达武汉，张体学公开声言：“只接见左派，不接见右派”，导致2000名学生在湖北省会门前静坐、绝食，发生了“9.2-9.4事件”。不久湖北省委更掀起大抓“南下一小撮”的高潮，张体学带头代表3200 “湖北人民”，控诉南下串联到武汉的红卫兵（《大事记》）。

　　王任重和张体学可以说是中南局里的“刘邓”。王任重因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两个50多天里，坚决执行刘少奇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刘少奇的实际权力被完全终结之后，受到造反派红卫兵的揭批。即使如此，张体学还在一丝不苟执行王任重代表的刘邓路线，于11月17日纵容省委组织工人和保派学生与造反派红卫兵的冲突，发生流血事件。事情闹大了，他在造反派学生面前息事宁人说：流血事件，我们没有制止，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由省委负责。还说，你们在毛泽东时代比我强，我对大串联，不理解，对红卫兵冲进省委，革我的命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好，打掉了我的官架子，我是中间偏右。这位政客，此时主动的以退为进，似乎是自我批评的讲话，把对流血事件义愤填膺的纯洁幼稚心地善良的造反学生们全搞的不知所措。

　　造反派红卫兵在大字报揭批王任重的时候，相应地要求张体学承认王任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那时，刘少奇还是可能东山再起的，王任重也还没有被中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张体学拒不批判王任重，说：

　　【中央没有给王任重定性，我不能做结论，我宁可犯政治错误，也不能犯组织错误】

　　这一句话，就把这个刘少奇路线如何通过组织路线得到贯彻的秘密全部曝光了。

　　王任重和张体学的合作情况，可以推而广之到全国，得见全国一般情况（过了不到两个月，即1967年1月，刘少奇路线主要代表人物进一步遭整肃，文革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工人造反派起来，接力学生造反派继续造反，抓走了张体学，周恩来知道后，就命令湖北省委送张体学到北京休息，1968年二月初，张体学再被送回湖北担任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有以上三方面的材料作为证据，就不难看到，此一期间，刘少奇虽然不像以前处在一线一号位置，依然可以通过其保存完好甚至说是强化了的组织路线，利用全国对他和毛泽东之间已经分裂不知情的态势和新起的红卫兵运动，操控从最高层到最底层，从中央到地方之整个文革进程和方向。

　　总之，从《五一六通知》开始执行，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关键的50多天，是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是刘少奇路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从开始执行《十六条》，到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另一个50多天，是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还是刘少奇路线。了解了这一点，就能确切了解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0月中下旬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具体历史进程，确切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在10月初提议召开主旨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中央工作会议，终结刘少奇的权力。可以说，10月的中央工作会是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

九

　　决定毛泽东打算完全去掉刘少奇权力的主要原因是上面表述的宏观政治态势，它可以简化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的路线，指挥不动刘少奇的组织。周恩来表现暧昧。中央政策执行取决于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也就只能写写文章，发发社论】。

　　不过，导致毛泽东在10月这个具体时间点上采取行动的，可以说是陶铸等人不断加剧的种种诡异行为。所以，这里值得专门交代一下陶铸这位后来被打成三号走资派的“具有松树风格”的人物，及其在文革5月份全面开展以来，尤其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后，某些意味深长的作为，以便全面了解他在前后两个50多天时间里都是死心塌地又变本加厉，执行刘邓路线的。

　　陶铸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暴动，据载还曾带特别行动小组厦门劫狱，以自带12人无一伤亡，国民党守军死20人的辉煌战报，营救出自己的同志。1933年曾被捕，获得周恩来、叶剑英发动的多方成功营救。1942年赴延安，1943年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是45年的7大代表。解放战争期间，在四野参加过“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后担任过沈阳市委书记，1949年1月参加平津战役，是和平解放北平时与傅作义谈判的代表。1955年任广东省委书记、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60年任中南局第一书记，1961年兼任广东省第一书记、省常委，196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开始后，由邓小平举荐于1966年6月4号正式接任去职的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长职务，同时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后被戏称为“接受大员”，8月上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仅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居第四位，协助周恩来国务院工作，兼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顾问。

　　陶铸以上履历让人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同样让人对他刮目相看的还有，他在广东先后15年多时间，建国初广东肃反扩大化，功不可没，1958年浮夸风，功不可没。很多人知道他的《松树的风格》上过中学课本，却不知道他的《驳粮食增产有限论》，上过1958年8月号《红旗》，当时有科学家质疑他提出的“广东粮食亩产600斤，总产300亿斤”目标难以实现，他就写出此文批驳科学家，说他们是：“粮食增产有限论者”，是和资产阶级的“土地报酬递减论”，“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殊途同归。他的女儿陶斯亮为他的这些功劳辩护说：“那时政策非常左，他还想极力纠正过来”，“每次运动来的时候，他不得不执行，但稍微有点放松，他马上就转向，马上就改，比谁转得都快”。他说，共产党内如果允许拜师的话，我愿意拜小平同志为师。大概如是之故，并因为曾最坚决执行刘邓路线被打成第三号走资派，尽管他早在1969年已经因罹患癌症去世，但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过问的第一件事是死人陶铸，而不是活着的其他人，1978年即给陶铸平了反。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先后各50多天，陶铸最忙，其活动之多，难以历记，在后50多天里，因为刘邓不在一线了，更是可以说分分秒秒之间，北京上上下下无处不有他的身影，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也不乏他的踪迹。以下略记他在文革开展起来后上任中宣部长之职务第一天以来的部分活动：

　　6月4号：因邓举荐正式上任中宣部长职务，同时出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此职务先前是彭真担任）。
　　6月13号：在中南局发出“现在是工作组专政”的指示。
　　7月上旬：以中宣部名义办《学习毛泽东思想》刊物，亲自审定1期8篇文章，重头文章是负责工交系统的薄一波的报告和“61人”之一的刘澜涛赞扬刘少奇21年来忠于毛泽东思想，实为刘少奇歌功颂德的文章。文章批判目标剑指陈伯达。
　　7月9日：指示《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湖北省委在武汉地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王任重镇压群众的经验，作为样板介绍给全国。
　　7月14日：和刘、邓一起改组中宣部、文化部、广电局、卫生部、教育部、国家体委，换上刘邓信任的人担任主要领导。
　　7月20号：奉刘命赴中南、西南、华南，了解文教部门运动情况，传达刘少奇下达的“枪打出头鸟”，“擒贼先擒王”的指示。
　　8月10号：（此时刘邓已经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失势），和王任重一起，向当时在文革中起最关键作用的北大、清华、北大附中、清华附中派出联络员，成立学校文革小组，文革筹委会等机构（其他学校随后跟进），控制学校运动走向。此后刘邓路线渐渐退到暗处，“陶铸王任重路线”渐渐走上前台（所以说“陶、王”是“小刘、邓”）。
　　8月12号：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日，对来京开会的中南局各省市委书记发表讲话，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是引火烧身”，无视会议上实际存在的毛刘原则分歧，故意对外“弥合”这一分歧，继续制造毛刘一个司令部假象。
　　8月14日，陪同邓小平到人民大学，指责人民大学不斗黑帮，要求继续前期邓的路线，把矛头对准群众，搞“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
　　8月15日：成立中宣部文革委员会，陶说：“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是党委”，“常委等于党委”（这些不久就在全国发展泛滥为“老子即党，反老子即反党”，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但无效）。
　　8月17日：会见文革小组成员郭影秋。郭在前50天是以新北京市委书记身份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注：改组北京市委后，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是李雪峰，其他书记都可泛称“市委书记”，如同早先就有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市委书记邓拓”之说，有些人不知道这个背景，以为当时说“市委书记”，就是现在说的“市委书记”，第一号）。

　　以上是文革开始以来到毛泽东8月18号首次接见红卫兵这个时间段陶铸的主要活动，其与刘邓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其把“刘少奇式文革”通过组织路线，传递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轨迹也十分清晰。此后他的主要活动更为关建，但由于融入了红卫兵运动，却也更加显得扑朔迷离。

　　第一件事十分简单，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评了中组部，要求改组中组部。陶铸8月19号到中组部，为改组中组部定调。次日，即8月20号，续到中组部，指示不许把安子文说成是修正主义分子。稍晚的9月3号，再次到中组部，把安子文接走，保护起来。安子文自1945年担任中组部长到1966年已长达21年，他也是“61人案”成员，刘少奇的得力干将之一（请参见系列前文简介刘少奇的嫡系班底部分）。

　　第二件事就是涉及到红卫兵运动。

　　8月20号谭力夫讲话出笼，读到这个讲话的刘邓路线当权派，认为是说出了“红五类的心里话”，“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是精神原子弹”，“要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而他们的子女则认为：“特别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大事记》）。如前所述，谭力夫的讲话很快传遍北京，不久传遍全国。这样一来“血统论”与8月18号受毛泽东接见鼓舞兴起的大规模红卫兵“破四旧”，“大串联”活动叠加在一起，使红卫兵运动复杂化。

　　毛泽东担心有人会镇压要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就在8月21日和22号分别批转下发《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和《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两个文件。这些防范措施明显地立即被“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陶铸等人，巧妙地有针对性的加以利用，使红卫兵运动情况更加复杂。

　　陶王路线（代替刘邓路线）各级代表人，为了显示是执行了这些文件精神，没有公开调用军队和警察这类国家机器镇压红卫兵运动，可又无时无刻不在定向性对一切敢于试图批斗在职党政军领导人的红卫兵实行变相镇压，方法是利用建国以来慢慢积累起来的工人农民对于共产党的信任，在全国范围各地同时组织起工人赤卫队和农民军，甚至复员军人队伍，围剿串联到外地的部分红卫兵，或者组织当地红卫兵对外来红卫兵实行围剿。

　　【典型事例：四川李井泉调工人赤卫队和郊区农民，围剿学生，把赴重庆的红卫兵叫做“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前哨部队”，制造了“8.28江北惨案”】。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9月2日发出“凡是镇压学生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的指示，可是毫无效果，在贵州，省委提出“谨防政治扒手”，调集数万群众，制造了“9.5”，“9.6”，“9.7”围攻北京红卫兵事件。此期间，先后，还在其他地方如南京、西安、长沙、昆明、杭州、福州等地都出现，这些事情共同之点是，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联合行动，参与具体围剿和驱赶北京红卫兵的组织工作。

　　这样一来，9月7日，毛泽东又给周恩来、林彪、江青写信说：【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情况大体相同，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试叫中央发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再发社论，告诉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红卫兵串联是毛泽东公开支持的，全国都知道，可是红卫兵在全国遭到驱赶，可见这时候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陶、王路线），在组织路线上的表现有多么强大。全国各地党政军，不是听毛泽东、林彪的讲话，或者陈伯达、江青们发出的社论要求，按照《十六条》搞文革，而是按照他们各自的实际利益搞文革，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有明确的组织路线的选择，按照前文张体学的说法是“宁犯路线错误，不犯组织错误”。

　　统而言之说陶铸等不支持红卫兵运动，显然不符合实际，他们支持的是干部子弟红卫兵组织，鲜明地表现出与他们以上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选择完全一致的政治倾向性。高干子弟红卫兵，靠“血统论”武装头脑，出现很多定向性过激行动，如斗“黑五类”及其子弟、抄家、打人，围剿外来红卫兵——大串联初期，受当地当权派操控的当地红卫兵（主要是保皇派）和外来（造反派和保皇派）红卫兵冲突，交叉着“保皇和造反”（那时造反派红卫兵还是少数）和“本土和外乡”的双重矛盾，但无一例外都是当地领导人按照上面授意组织当地红卫兵先搞冲突的。

　　8月23日，这个日子因为老舍的被批斗，许多人可能记得很熟。高干红卫兵不是文批老舍而是武斗老舍，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导致老舍24日投太平湖的直接因素（老舍的死其实很复杂，此处不细谈）。老舍死后第二天，8月25号，“西城区中学红卫兵纠察队”(西纠)诞生，组成西纠的红卫兵是批斗老舍的元凶，西纠是谭力夫“血统论”言论的典型产物，是在那些抢占了学校文革领导权的刘邓路线的人员协助下，成立的大规模中学高干子弟跨校红卫兵联合组织。刚才谈王任重的时候，提到了武汉大学李达之死，那是发生在6、7月里，跨到8月份的情形，而老舍则完全是8月里的情形。两人的情形是很可以作为“刘少奇式文革”在这一阶段还在继续进行的证据的。

　　西纠主要领导人之一是陈毅的儿子陈晓鲁。西纠的宗旨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保爹。高举毛泽东思想、造反、革命都是借口。谁要高举、造反、革命，只要不搞到他们老爹的头上都好说，否则，就和他血战到底，死了也要象谭力夫说的“挺着肚子”，“象个无产阶级”。

　　毛泽东当然有自己的消息面，这些西纠的过激行为不可能不在他的关注中。于是，他在接到章士钊的求救信之后开出了一个保护者名单，交周恩来执行保护，在8月31日前后还分别通过各种手段，包括中央领导人会议，第二次接见红卫兵让林彪发出呼吁等等，要求必须坚持《十六条》要求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一点作用都没有，西纠反而更加猖獗，9月5日，西纠以“威胁首长安全”，“保卫国家机密”为名，征伐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大打出手，抓走8名“东方红”红卫兵，毒打并关押20小时。这是典型的受挑动而发生的红卫兵不同派别之间的武斗。

　　2011年《党史》（页772）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当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大串联’遍及全国时，周恩来、陶铸等领导人仍努力把红卫兵运动纳入党组织领导的轨道，要求红卫兵注意政策，不搞武斗，不要影响生产”。这几句话，泄露了天机，但一般读者，没有能力把全部红卫兵运动历史纳入整个视野考察，也就看不到这个天机：红卫兵运动中的种种具体极端行为，包括派斗，就是这些特定人物和他们的组织，将红卫兵运动“纳入党组织领导”，以党的名义故意搞出来的。西纠自成立之日就受到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支持，连周恩来在国务院的秘书周荣鑫，国务院副秘书长雍文涛也时常要亲临指导的（据我已经得到的资料显示，林彪也曾被西纠赠戴西纠袖标，但他与西纠的来往仅此而无其他）。

　　陶铸在西纠成立后至九月底一个月左右时间多次接见西纠红卫兵。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高干红卫兵组织就在周恩来、陶铸等调配下，充当了维护秩序的卫兵。西纠成立后更又在周恩来、陶铸等的安排下，担任了其后各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候的治安协防工作，更为特别的是，300多名西纠分子还曾被派往当年的广交会场维护秩序。

　　直白地说，西纠几乎就是陶铸等人的私人卫队，也是他们借以整治其他后起的平民红卫兵组织的“宪兵队”、“党卫军”（另外的高校红卫兵一司，也是他们操控的，陶铸是一司政委，贺龙被邀请担任荣誉总司令，此处不谈），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思想，执行《十六条》“斗批改”的旗号，以“血统论”做指导，试图垄断革命权和文革解释权，凭借强硬的后台，利用毛泽东公开声言“不许镇压学生运动”和“他们都是孩子，不到18岁，判刑杀头都不够资格”这两大“心理软肋”，对一切反对他们的人和组织都敢大打出手，到后来他们居然私设刑堂、牢房，抓来反对他们的人，大搞刑讯逼供。刘少奇被彻底削权后，陈伯达曾亲临西纠设在六中的黑牢房，严令取缔，无效后，再次带人去加以二次取缔。实际上，西纠活动一开始，周恩来、陶铸、王任重等人就对西纠的活动，有生杀全权，当时只有他们能够制止得住西纠的过激行为，他们为什么不制止？

　　红卫兵运动后面还有相关评述，此处主要是为列举这个时期他们的活动和陶铸此期间活动的关系，先就此打住。

　　第三件是通过“换头术”等手段控制舆论导向。

　　9月4日：《羊城晚报》（9月1日改名《红卫报》）在报道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新闻时候，只登载有陶铸自己乘坐的第二辆汽车的照片。
　　9月8号：陶铸在接见武汉学生时肯定湖北省委围剿串联红卫兵“抓南下一小撮”等工作是正确的；同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民大学学生时候说：“有人说我是黑帮，你们还派人到广州调查我的材料……我不怕”，“我讲的这些话，不让你们讲出去，如果你们讲出去，我就说是你们造谣”。

　　（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讲话，特别告诫全国：炮打司令部是炮打一小撮走资当权派，不是一切领导干部，也不是人民群众，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同一天，王任重在会见清华大学保派学生时说：“蒯大富有什么了不起，最多两张大字报，不要理他，秋后算账”。王任重此时此景下发出这样的讲话，似乎表明他们认为，毛泽东不可能继续维持他们制造出的乱局多少时间了，刘少奇官复原职为时不远了，以下陶铸行为更加证明这一点）

　　9月17日：陶铸指令报刊发刘邓即期公共集体活动照片，还把邓的头像截下，挪到陈毅的身上，用换头术，假造邓小平的即期领导人集体活动照片。
　　9月18日：陶铸深夜会见广东省委操纵的广州保派代表团，说“你们不是保派，你们是通过选举选出来的，不要以为自己是保皇派”。
　　9月21日：天津保皇派组织50万人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开追悼会，陶铸下令新华社播发公告。毛泽东知道后说：这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9月23日：陶铸向中组部派出变相工作组——顾问团。同一天，地质学院发生保皇派挑动的工人赤卫队和“斗批改”兵团攻击地院“东方红”整整一天的武斗，170多名“东方红”红卫兵被致伤，导致严重的流血事件。陈伯达闻之，赶赴现场才制止武斗。

　　毛泽东对于这个时期的全国局势应该是了如指掌，十分清楚从《十六条》8月13日全国广播至九月底这个时期，尤其是八月下旬红卫兵运动蓬勃开展以来，《十六条》的执行完全没有按照预想的方向进行，红卫兵“破四旧” 开始以来的过激行为，因为保皇派操纵，不但得不到有限控制，还进而发展出保派红卫兵制造出来的红卫兵派斗，总体上看，刘少奇路线的活动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事态严重，不能让其继续发展。

　　陈伯达在9月25号会见外地来京学生时说：“虽然工作组在形式上撤走了，但还用别的形式代替工作组，他就实现指令，背后操纵假的文革来执行错误路线”，“如果高干子弟在各学校、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中占有领导岗位的话，最好让工农和普通干部子弟来担任。”这是发出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毛泽东打算用工农子弟和普通干部子弟红卫兵反制高干子弟保皇派红卫兵。

　　第二天，9月26日，周恩来参加“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三司）召集的大会，“代表毛主席、党中央、林副主席、国务院向全体三司战士问好”，并点名批评三天前地院“9.23事件”中地质部压制地院“东方红”小将，再次重申，所有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黑材料统统作废，一律烧掉，少数派在物质待遇上和政治待遇上也要平等（注：此一阶段造反派红卫兵由于受到刘邓路线的压制，还是少数派，在刘邓10月被彻底罢权期间和之后，才渐渐壮大起来，三司的时代全面到来）。周恩来的行动支持并放大了陈伯达谈话发出的政治信号。又过了两天，即9月28日，中央军委发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敏感指示。这三个动作，表明毛泽东部署的战略反击即将开始，周恩来已经从与毛泽东的若即若离状态，变成明确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以上明确的政治信号出来后，陶铸作为当事人，不会不知道严重性，却继续接见西纠领导人，许诺他们十一庆典到金水桥维护秩序，十一后大干一场，之后让他们去广交会维护秩序。

　　十一庆典后，在配发新闻报道时，陶铸责令删除林彪十一讲话中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内容，责令新华社熊复要新华社发一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于是新华社用拼接的办法伪造了一张，照片上说明“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和宋庆龄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国发行，还发到世界上，共4500套，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同时，陶铸责令将有关第三次核试验成功的纪录片向全国放映的通讯稿中“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一句中的“最”字去掉，还说：“现在不这样提，酝酿一段时间再说”。这就和王任重上面说的“秋后算账”严丝合缝起来了。显然，他是觉得在他们的力保下，刘少奇正在东山再起。然而，10月3号《红旗》杂志发出第十三期社论，向全国发出了向刘邓彻底反击总动员令。

　　1966年10月9日到28日，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旨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政治生命由此次会议彻底结束。我在系列1，也就是总论中说，刘少奇是自己打倒了自己。到此为止，“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主要篇幅，都关涉“刘少奇自己打倒自己”这个论断。他在此次会议上做了检查，不久在毛泽东单独会见他的时候，提出辞去一切职务，回湖南种田，条件是停止文革，恢复已经打倒的干部的职务，不要再批斗其他干部了。毛泽东沉默不语。这个沉默不语，其实含义十分明确，读者各自解读吧。

十

　　这一节或许是个多余，算是一个小结吧。

　　八届十一中全会不但对于刘少奇本人，而且对于其组织路线上各个层面的人来说，都是个政治分水岭，此前刘少奇可以直接操控文革方向，不惜代价保护他自己和这些人，此后他无法直接操控文革方向，这些人心里明白，如果不能自觉团结起来，成功让文革无法进行下去，迫使毛泽东停止继续文革，那么，就都会和刘少奇本人及其政治路线一道，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他们的基本判断。也正因为如此，出现的实际局面就是：即使没有刘少奇的明确指令，他的组织体系只要看到他还没有彻底倒掉，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就自动健康运转，能够自觉团结在陶铸等人周围，借用周恩来的影响力，不惜一切代价护主，力保其东山再起。这里面当然包含有谭力夫的功劳在内，谭力夫8月20号的讲话，如前所述，是几乎被操控文革实际主导权的人当作中央文件发到全国，代替刘少奇本人向全国刘邓路线执行人发出保卫刘邓路线的通令。

　　这里明显看到，刘少奇组织路线上的人（其实也包括其他派别的人），或许除了少数人之外，多数按照传统的“宫廷斗争”的惯性思维，迷信“血统论”，迷信“一朝君子一朝臣”，无法理解或者接受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无法接受“斗、批、改”，无法接受文革。于是按照他们的传统宫廷斗争的方法，不择手段搞斗争，结果把一场伟大的涉及全社会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运动，搞得后来人以为是一场“宫廷内斗”，没有其他。他们不想要社会主义，也看不到毛泽东（及其思想）对于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大踏步超越，带着江青、张春桥等少数几个人已经进入了现代政治文明之中，而并不是要和他们几个人搞“清一色”，更不是搞“清一色一条龙”（有后来的“大联合”为证）。尽管毛泽东一再声明文革是要清除一小撮走资当权派，不是要打倒所有领导干部，甚至在毛泽东于9月15日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后，陈伯达控制的《红旗》引用林彪的讲话发出社论说，这次文革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但是刘少奇路线上的人还是人人自危，担心自己是被打倒的一小撮中的一员，于是只好一起做困兽斗，另一些不是刘邓路线的人，做过一段时间观潮派、骑墙派之后，纷纷作出选择，基于各自的判断，加入两大阵营，当然也有始终是观潮派、骑墙派的，像周恩来这样的传统文化下的政治太极一流高手，则乘机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个情形是两架不同构造的阶级斗争机器——一架是完全现代的，目标是社会主义，一架是完全封建的，目标是“封建的资本主义”——在同一个党内为争夺对这个党的改造权，以实现各自目标的超极限碰撞。这两架阶级斗争的机器一旦发动，就都没有自觉停止下来的可能，必须是其中一架遭到摧毁。也就是说，这次冲突在当时是无法避免的。这或许就是毛泽东要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如果未来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历史的教训该如何借鉴？这是一个政治哲学范畴的艰难课题，中国要真正进入现代政治文明时代，必须需要政治家先改变传统宫廷斗争思维方式，超越“一朝君子一朝臣”的观念局限。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弊端之一，不是10年20年，甚至100年200年能够实现的。惟其如此，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是几百年的事业，文革则每隔7、8年就要再来一次。

　　社会主义者要完成这个超越，就必须认真总结此次文革的教训，要想到社会主义运动未来再次兴起之后，政权如何延续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好这个问题。资产阶级的学者，无论他们怎样诅咒毛泽东，其实也必须面对这个艰难的政治哲学课题，因为它是中国腐朽的传统文化提出的问题，不是毛泽东捏造出来的问题，毛泽东只是把它用文字写出来了，用话语表达出来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如果说这是阶级斗争语言，不值得一谈，那么改一下，让其成为“现代社会阶层和阶层冲突”如何？惟此一改，资产阶级学者的虚伪面纱也给彻底撕下了，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故作人道、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本性，就昭然若揭了。

　　2013-1-7

qysyp

历史的真相掩盖在时间的星河中，这光芒如同天边的灯塔存在着。人性的复杂让理想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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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动天下之心，改造国民性，使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这个革命至今尚未完成，“路漫漫其修远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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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去评判，现在有多少有资格称得上是马列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