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而左：五洲震荡风雷激（下-上） 1966-1976（7）

大参考

一

　　上篇以较大篇幅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大历史背景和文革揭幕战做了交代、对党内“两线”分工演变为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的大致过程进行了总结、对文革开始后头50多天里发生的关键性事情进行了概括和评述，指出刘少奇自1962年以来实际推行的是一条形左实右的资本主义路线，毛泽东发现后对他一再批评和指正，他不但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毛泽东的批评和指正，认真检讨自己的路线错误，反而利用毛泽东接班人的特别名器和“一线”领导人的有利条件，在最高权力中心周边构建自己的山头势力，继续暗中推行资本主义路线，甚至试图以组织手段排除毛泽东对他推行资本主义路线的干扰，尤其恶劣的是，在发现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战略目标就是要通过摧毁其组织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终结其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他就通过严密的组织手段去扭转毛泽东设定的文革战略方向。

　　在刘少奇干扰文革战略行为长达50多天时间，在全国制造出一幅白色恐怖局面的时候，毛泽东认为事情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就毅然回到北京，对刘少奇的所作所为提出严厉批评。可是刘少奇不但一如既往拒绝接受毛泽东在党内小范围对他的批评，而且利用1966年7月29日人民大会堂群众集会的机会，向社会公开表示自己没有犯错误，还在此后3天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继续拒绝承认错误，甚至展开一系列地上地下活动，导致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不断升级并最终在1966年8月5日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把刘少奇形左而实右的本质公告中央全会，从而改变八届十一中全会原有议程，改组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此举完全是机断行事，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挫败了一次正在酝酿中的政变，使当时我国社会的根本制度选择重归社会主义道路，用会上林彪的话说就是：“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夭折、中断”。

　　八届十一中全会标志着毛泽东完全返回历史舞台，中央旧的“两线”分工不复存在。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正如毛泽东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估计的那样，执行《十六条》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此后三个多月时间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更加激烈和复杂，还连带激发出种种其他性质的斗争叠加在路线斗争之上，以至于出现一种实际超出了毛泽东最初预想，而且直到今天还让无数人无法理解的混乱政治局面。这一局面中的一个十分特别的关键角色是红卫兵。毛泽东8月1日曾给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即5月29日诞生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了对红卫兵的热烈支持，该信没有直接送到红卫兵手中，而是在同一天开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与会代表（陈明显《晚年毛泽东》）（清华附中红卫兵是同一天从会场透出的消息得知毛泽东热烈支持他们的）。继而，毛泽东8月18日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至11月26号，先后8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人次总计达到1100万。因为这些基本事实的存在，现在主流历史叙事，就将所有关涉“红卫兵”的“烂帐”，全部记录在毛泽东头上，同时把所有红卫兵一棍子统统打死，说他们都是暴徒，法西斯分子。这样的指控，对历史来说，是否是负责任的？对于数千万正义青少年来说，是否是公道的？本文将要给予回答。随着红卫兵运动高潮退去，工人造反派组织登上历史舞台，接着是造反派全国夺权、老干部大面积被打倒、“全国武斗”，“全面内战”，仿佛八届十一中全会变动刘少奇党内排名，是掀翻了上帝的龙椅，上帝要不择手段报复毛泽东，让文化大革命真疯狂起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本文也将尽可能给出回答。

二

　　关于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具体内容，上篇曾将2011年《党史》的记载进行了浓缩，按照《党史》记载，此次会议内容，就是毛泽东招来病假中的林彪，一道蛮横无理整治刘少奇，然后威逼中央委员强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参见上篇）。这是对真实历史最无耻的篡改。此次会议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转折点，此后10年历史中发生的一切，以及今天我们谈论的文革话题，无不打上此次会议内容的烙印，因此有十分的必要在这里把这次会议的内容做几点补充交代。

　　第一，8月2号重新确定了中央文革名单。恐怕一些人，听多了中央文革的恶名，就只知道中央文革就是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康生等人操控的毛泽东的工具，其实大谬不然。5月撤销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之后，成立了新的文革小组，预留四大局人选待定，8月2号，补足了四大局待定名单，并增加陶铸为中央文革顾问，排名康生之前。这样得到18人名单如下：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忠镗、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局：郭影秋。
　　东北局：郑季翘。
　　西北局：杨植霖。
　　西南局：刘文珍。

　　这个名单中很多人是刘少奇体系的核心人员。刘少奇的政治路线在党内一定范围受到一定程度批判，但组织路线，除了先前已经遭到公开批判的、他自己也做了战略性切割的彭罗陆杨之外，保存完好。到这个时候，他的人马在即使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卡位”都是相当成功的，更不用说在老国家机构里。这就决定了在8月到11月文革何以风云变幻。

　　第二，全会在8月8号一致通过《十六条》之后，还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1963年5月20日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1965年1月14日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23条）。如果把1949年到1966年的历史绘制成一条曲线，并以倾斜向上作为社会主义方向，倾斜向下作为资本主义方向的话，那么将发现，1949年到1956年是倾斜向上的，1957年到1961年是颤抖着在1956年的高度平行前进，1962年是从这个高度倾斜向下，1966年是从最低点反转倾斜向上，1962年到1966年之间是一个巨大的社会主义历史塌陷。这后两个文件如果在当时就得到具体落实，那么将不会有这个历史塌陷，所以这两个文件在此次会议上的一致通过，也是社会主义回归的具体标志，说明“社教运动”纳入文革，和文革方向一致，或者说文革是“社教运动”更高形态的继续，都是符合实际历史的。

　　第三，全会还完全同意毛泽东近4年来一系列政策（注意这个近4年，就是自1962年以来的4年，那时以来，处在“二线”的毛泽东的提出的很多政策性建议都无法在“一线”得到认可，参见系列前文）：

　　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关于发扬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问题。
　　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关于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
　　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
　　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体系和布局问题。
　　关于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
　　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和部署的问题。
　　关于人民解放军和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应该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大学校的号召。
　　（陈明显《晚年毛泽东》）。

　　这些“关于”所涉内容，概括起来相当于《十六条》中的第十四条“抓革命、促生产”的具体化，它在后来长达10年的时间里体现为“革命、生产两不误”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社会实践活动。文革期间之所以并不是什么经济崩溃，而是生产大发展，科技大进步，军事国防建设高歌凯奏，就是因为全国人民在这样具体的大政方针指导下，在毛泽东强力把握先后排除了来自刘少奇集团和老干部集团的无数干扰，一条一条落实这些具体方针政策的结果。

　　第四，毛泽东在闭幕会上，做了简短的讲话。首先，他提到要准备一下尽早召开“九大”。这说明毛泽东当时在考虑从组织上履行对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终结，不然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其次，他告诫全党，“路线已确定，能不能实行《十六条》，还要靠我们的各级领导去工作，决不能以为写上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都会实行，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实行”。这说明毛泽东已经估价到了《十六条》执行起来阻力巨大。再次，他重申了以往的政策：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给出路，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此外，后来民间流传最广的一段话，就是毛泽东这个时候说出的：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从来就是这样。这是正常现象，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正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他就有。比如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毛泽东这些谈话，体现了他对于社会主义社会阶段，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的认识和慎之有慎的处理方法，理论上他是大胆假设，实践中他是小心求证。它显然是很柔性的，甚至在今天的许多痛恨资本主义复辟的人眼里，甚至是太过仁慈的，是毛泽东一度把敌我矛盾当作了人民内部矛盾。刘少奇及其支持者如陶铸，“血统论”分子，黑帮红卫兵，“联动”分子，后来也的确是利用了毛泽东当时这种处理与刘少奇的矛盾的“治病救人”方法，钻了“团结-批评-团结”的空子，制造了很多社会动荡，严重干扰了文革战略目标的达到。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恰恰是刘少奇及其追随者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当然，怎样对待矛盾的性质是一回事，矛盾本来的性质是什么则是不以人的态度、意志为转移的，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它们体现在穿同样服装，说同样政治语言的同一个革命党内不同代理人身上，到底该怎样处理甚至消灭，是个至今还没有解决好的重大理论问题。嘴里喊阶级和阶级斗争，笔下写阶级和阶级斗争，简单和轻松，面对一个有革命功劳的党的领袖，毛泽东的接班人和一批革命功臣，识别他/他们到底是敌人，还是人民，则不是嘴里喊出的、笔下写出的那般简单和轻松。今天，指控文革是浩劫，大骂毛泽东是法西斯的人，也恰恰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利用了这种复杂性、难以识别性，利用了无数人天性的情感善良、理性不足，对相关历史进行了诬蔑、诋毁、扭曲和歪曲等种种打扮，欺骗了无数人。

　　从以上四点内容可以看出，四点交代决非无关紧要，没有这四点交代，不但这次会议的内容不全，而且此后10年历史就毫无根基可言，就真成了任人“打扮的少女”了。

　　《十六条》的具体内容，我这里不做详细交代了，读者如果没有时间翻书本，就随意百度一下找出来看看。《516通知》理论性、思想性非常强，《十六条》则完全关注现实性、实践性、操作性。它的本质内容，就是后来实施过程中归纳出来的三个字：斗、批、改：

　　斗：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改：改革（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制度。

　　“斗、批、改”是一个整体，如果把三项内容比作一个人，那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有组织的物质躯体的躯干和脚手（所谓路线一旦确立，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无产阶级搞革命，搞专政是如此，资产阶级搞复辟也是如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就是资产阶级路线物质身躯的头脑或智库，资产阶级复辟和统治的思想主要都是这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提供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就如同资产阶级物质身躯的生殖系统，它源源不断孕育和输送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斗、批、改”就是阉割资产阶级的生殖系统，摧毁其头脑，消灭其物质躯体的躯干和手脚，从而建立起：

　　无产阶级当权的干部队伍。
　　无产阶级的学术权威。
　　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教育体制。

　　斗，是文斗，不是武斗，这是《十六条》清楚写着的，此一点必须特别指出。此外，还要指出一点，《十六条》中的“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包括技术科学权威，《十六条》明确区分了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两类知识分子，这体现了毛泽东1957年以来形成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系统思想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三

　　要对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以执行《十六条》为标志的文革全面升级，有整体性把握，就必须先要对本次会议的特殊性和当时的整体政治态势，有一个基本的把握。这一点，即使现在资深的文革研究者，也未曾注意到，更不用说重视，一些人或许是注意到了，也重视了，却因为政治忌讳，要为后来奉为尊者的人讳，要掩盖真相，就不敢公开加以表述。总之，我在自己的阅读范围之中，没有看到相关内容。

　　会议本身的特别性在于：会议期间（8月1号-12号），党的最高会议本身和社会多管道连通在一起，最高决策层和最底层老百姓同步运动（主要是北京地区），中央最高领导人白天在大学校园，晚上在会场，或者上午在市民间，下午在会场，都是可能的；刘少奇整个会议期间都在建工学院蹲点；邓小平在人大蹲点；周恩来8月4号带了100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到清华大学给蒯大富平反；8月6号，康生、王任重、江青在天桥剧场，参加“鬼见愁”对联学生辩论会；8月9日，王光美得知清华大学头天成立“八.八”串联会之后，立即责备他们自己人：“你们真傻，人家会串联起来，你们也可以串联起来嘛”，于是“八.九”串联会组成；毛泽东本人也曾在8月10号到中南海群众接待站会见群众……。这就是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仿佛是一次向社会全面开放的“超大型露天广场人民群众民主大集会”，不同意见的群众派别，都可以亲自登台亮相发言或者通过自己的代理人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这也意味着，党内最高层的机密，例如刘少奇遭受党内批判，或者林彪的讲话，被利益相关人同步散布到社会上一定范围，让相关人员和组织采取必要应对措施。这里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超级透明性和公开性。中国古往今来的历史中，如此最高决策层和社会全面互动，恐怕就此一次。凡是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人，不管你个人后来的命运变故是什么，都该为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历史而骄傲。可以说它充分体现出了古希腊才有的广场民主精神而又为古希腊广场民主所无法做到，在古希腊，民主的适应范围是一个小山头及其周边面积，就是说，发言者在山头演讲，周边的人都能听到，在这个范围内，民主是有效的，超过这个范围，民主无法做到（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和《西方的智慧》）（我前文对古希腊广场民主演变出法国大革命式广场民主和美国街头竞选民主有过扼要论述，有兴趣者回头去看）。

　　当时的整体政治态势，可以从以下关键方面得到要略：

　　第一，文革自《五一六通知》形成后开展以来，在全国大张旗鼓批判的是彭罗陆杨，而且批判彭罗陆杨主要都是在刘少奇主持下进行的，刘还在1966年6月27日于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集各民主党派开会（邓小平主持），向各民主党派集体解释为什么要批判彭罗陆杨。他说，彭真有“浓厚的宗派情节，长期地进行宗派活动”；历史上“两次王明路线都有份，两面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进行了不少地下活动，与罗杨陆共谋，北大四清，最近文化大革命与毛主席对抗”；“建国后，党内三次大事件，高岗饶漱石，彭黄张周，这次是第三次”，“彭罗陆杨搞政变，如果成功了，要民主党派出来拥护，你们怎么办？”，“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反对党内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彭罗陆杨都是党内的”，“马列主义有三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这是世界性的……，毛主席天才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也总结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这是完全新的理论，他指导着中国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指导着世界革命斗争”。这些情形表明，刘少奇有分寸地战略性抛弃已经早就处在文革炮火下的彭罗陆杨，让自己在全国公众视野里成功脱身，灌输民主党派和全国公众一个错觉：他和毛泽东是一个司令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和毛泽东代表的无产阶级路线和和彭罗陆杨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而不是毛泽东和他各自代表的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毛泽东自《五一六通知》以来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前，如上篇所说，主要是在对刘少奇进行最后的考察，没有哪怕在党内大范围公开表示过与刘少奇在文革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这无疑是在一定程度上给全国公众的错觉背了书。

　　第二，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虽然严厉，但还是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基调上进行的，并没有明确的摆到敌我矛盾上来，这是由当时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里的路线斗争的阶级斗争的特殊性决定的，此其一。其二，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并决定此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日常工作由周恩来主持，不再由刘少奇主持。这虽然等于剥夺了刘少奇前期拥有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主导权，也等于实际终止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但组织上的手续履行必须要等待“九大”的召开。因此，他在常委中的排名变动，可以被中央委员们一般性地理解为对头50多天所犯错误承担必要的工作责任，是正常的暂时性的中央分工调整，即使在中央最高层也不是人人都会想到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已经不保。其三，就全国老百姓而言，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是两个司令部的代表，那更是无法知晓，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电视普及、网络普及、手机普及、微博微信普及、海内外消息基本可以在公众之间同步传播，毛泽东借助中央文革指导全国文革开展，主要是通过报纸和广播，但报纸和广播又不能无缘无故传递刘少奇接班人不保的信息，况且，改组中宣部后，接任陆定一的是邓小平推荐的陶铸，陶铸还是新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顾问，本次会议政治局常委改组后，排在党内第四号，位高权重，一言九鼎。陶铸一直牢牢控制着关于毛刘关系的宣传基调，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出来后，说毛泽东是“引火烧身”，之后还不惜在《人民日报》造假照片，搞换头术，制造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亲密无间，没有分歧，是一个司令部战友的假象，即使到十月底，毛泽东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同意陈伯达、江青支持的“三司”，在社会上点名公开批判刘少奇之后，陶铸还是利用自己的权力不许批判刘少奇，说：“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做敌人，不能喊打倒，他是国家主席，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大事记》）。总之，因为这种种原因，当时刘少奇的地位变动，对于刘少奇山头核心圈之外的一般党员干部和社会公众来说，完全是不可能知道的事情。

　　第三，综合以上两种情形不难看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党内排名改变，却留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中，继续担任着国家主席，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意味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位置进行了交换：先前是刘少奇在台前全面主持工作，毛泽东隐身在台后，现在是毛泽东在台前全面主持工作，刘少奇隐身在台后。如上所说，刘少奇的政治路线在党内一定范围受到一定程度批判，但组织路线，除了先前已经遭到公开批判的、他自己也做了战略性切割的彭罗陆杨之外，保存完好。在党内，除了最高层极少数核心人物和刘少奇山头核心层知情者外，绝大多数人依然是理所当然把刘少奇当作毛泽东法定接班人并相应采取政治行动，党内人士都懂得，宁愿犯路线错误，也不能犯组织错误，犯了路线错误，说几句不着边际的检讨话，自我批评一下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就蒙混过关了，而要犯下组织错误，就是跟错了人，那是要被正确派撸掉权力，削职为民的。既然认定毛刘还是一体的，那么紧跟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就要紧跟刘少奇的组织路线，紧跟刘少奇的组织路线，也就是紧跟毛泽东的政治路线，除非他们公开决裂。至于党外公众，则当然还是把捍卫刘主席视同保卫毛主席。

　　这个局面，对于毛泽东全面深化文革，全面实现文革战略目标，十分不利；对于刘少奇来说，则是好得不能再好，因为它意味着刘少奇行动起来比先前更为灵活方便，更为自由主动，这个保存完好的组织路线，可以名义上为毛泽东路线服务，实际上为刘少奇路线服务，这恰是当时许多人和现在许多人还不明就里的窍门：在头50多天里，你毛泽东不是一方面操纵学生反对我，另一方面把我殚精竭力维护稳定局面的工作，说成是搞白色恐怖吗？那么，此后将要发生的一切事端，红色恐怖也好，白色恐怖也好，不管责任是我的（我打着你的旗号，操纵一切可以操纵的力量来干，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还是你的，就要统统记在你毛泽东的名下了，“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不能像狗熊一样”（时任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的谭政文之子、反动“血统论”主要理论家、刘少奇的铁杆支持者谭力夫之言，详后）。今天的官版历史，甚至民间主流看法，不正是这样地把那以后发生的所有坏事情，记做“浩劫”，一股脑儿扣在毛泽东头上吗？（当然还拉林彪、江青等人陪绑）。实际发生的事情的确就是，刘少奇依靠新的表面不利实际更有利的位置条件，盘踞党内最高决策层，在台上，又在台下，在党内，又在党外，全方位充分发挥其早年做学生运动领袖和地下党领导人时期积累起来的斗争经验，灵活利用其在党内保存完好的组织路线和刚刚兴起就得到毛泽东无条件大力支持的红卫兵运动，还毛泽东以颜色，使此后几个月的文化大革命基本无法按照《十六条》确定的“斗、批、改”方向展开，后文做展开论述将陆续提供历史证据材料，这些材料十分清晰显示，刘少奇的政治地位的变动总是和社会动乱保持密切的关联性：刘少奇的地位越下降，越远离政权中心，他和他的团队就越垂死挣扎，就越在全国制造更大的动乱，而打着红旗反红旗，支持刘邓的黑帮红卫兵（主要是西纠、海纠、东纠）的行为就越发残暴，12月初更是重新组合并集结，组成全国高干子弟的“联动”组织，喊着“刘少奇万岁”，“油煎江青”，“火烧中央文革”，“毛主席对不对，十年后再说”等口号，大肆制造打砸抢事端，还数次借故冲击公安部（严加其《文革十年史），详后）。

　　此外还必须交代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常委日常工作，于是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成为两个新的权力中心，一般可以看作，中央文革“抓革命”，周恩来的班子“促生产”。但是，实际情况则远为复杂。周恩来在红卫兵大规模“破四旧”期间，借助毛泽东的准许，保护了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赞扬，几个月时间内积累了新的巨大社会资源，社会声望因此大大提高；又在刘少奇的权力于1966年10月至11月被最后终结期间，利用自己儒家君子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政治斗争技能，成功收编刘少奇体系的残部，因此大大巩固和壮大了自己在党内的老干部体系。自那时以来，这个体系就是毛泽东继续推行文革战略的最强大的正反双面力量，毛泽东的“反周，人民必反”的判断，绝不是自灭威风。对毛泽东来说，重用周恩来，总体来说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一个“负面成就”，并且不是能以其他备用方案替代的（专谈周恩来的时候详谈）。在1967年1月风暴开始后，老干部依托周恩来，以“二月逆流”为标志，以抵制中央文革中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极左行为为名，公开地集体干扰毛泽东文革战略，他们的干扰完全不同于刘少奇的方式，因为他们中很多是握有实际兵权的老帅，他们背后支持别人“亮出的家伙”，就不是“联动”分子的匕首、砍刀、弹弓、砖头、小黑牢房之类，而是枪炮、坦克、军火库、甚至封锁铁路，抢夺军用物资等等（详后）。

　　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一个人“肩住黑暗的闸门”，让劳动人民到光明中快乐地自由地成长和生活。看了以上我的交代，再认真反思此后实际发生的全部历史，但愿我的读者能对毛泽东实际肩住的那扇“黑暗的闸门”到底是什么能有些具体的感悟。

　　（待续）

　　2012-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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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蚌相争，渔翁得利！理想和现实的碰撞是如此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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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战略目标就是要通过摧毁其组织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一个人“肩住黑暗的闸门”，让劳动人民到光明中快乐地自由地成长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