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而左：五洲震荡风雷激（上-中） 1966-1976（5）

大参考

五

　　上面我用较大篇幅梳理了吴晗《海瑞罢官》反映出的大历史背景、具体的政治与文化背景，指出：吴晗，无论他自己知道不知道、承认不承认、自觉不自觉，都实际早在1961年开始就已经确凿无疑成为刘少奇路线在文化界、知识界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毛泽东说“吴晗是朝里有人”是点到实质，用他的《海瑞罢官》来拉开文革的序幕，有文化、政治和组织路线等多方面充足的理由，并非是“欲加之罪”。

　　吴晗1965年遭到批判先是战战兢兢后来自杀了，他的死，抛开一切具体的种种政治原因不谈，传统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斯文不能扫地的意识是重要的个人人格因素，打个不合适的比如，他若是李锐那样的滚刀肉，没有任何尊严和廉耻可言，是不会自杀的（就此也可以说，即使抛开阶级性不谈，无论从传统知识分子还是从现代知识分子的正面人格来看，李锐的存在都是正派知识分子的奇耻大辱）。当年，刚开始批判吴晗的时候，毛泽东说了一句：叫吴晗继续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此话是否画龙点睛？留待后人继续评说吧。吴晗的死让很多人可以事后大发慈悲，大骂毛泽东江青姚文元等人惨无人道，大骂文革没有任何正当性。这些慈悲者继续慈悲吧，我是不奉陪。不过，就我的观察，这样的慈悲者一般是不会对任何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有慈悲的，在他们眼里“浩劫”时代吴晗的命要比盛世里冻死在垃圾箱里的五个孩子的命至少多值两个铜板。先就此暂别吴晗，返回主题，不多时，我们会再见吴晗。

六

　　《五一六通知》标志文革揭幕战收官正剧开始，长期以来，舆论围绕《五一六通知》所做的最典型的误导，莫过于先说它是文革的纲领文件，再抽出其中含有“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句话的一个或者相邻两个自然段，和刘少奇做直线连接，还特别强调这两段是毛泽东亲自加进去的，暗示“毛泽东发动文革唯一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文革实践检验，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了，所以，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打倒刘少奇——这是以两个非真判断命题为大小前提，用简单“三段论”推理得到一个倒果为因的非真结论，代表的是主流阐释者的思维过程。长期以来，就是这个非真结论，几乎成为“普遍真理”，控制了许多人关于文革的认识。别说是一般的阅读者，即使是对于文革有所了解，对于这样的“普遍真理”已经有很高免疫力的老读者，反反复复读到这样的误导，也不一定完全能抗拒它的力量。这便是意识形态领域舆论控制的作用所在。

　　《五一六通知》精神实际上是社教“二十三条”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思想的系统化和具体化，与毛泽东自1962年以来就一直坚守的意识形态领域指导精神完全一致，文件中所谓“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即 “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 “不是一个，也不是几个，而是一批”。《五一六通知》就是要求“一线”的刘少奇清理这些人，否则刘少奇自己将被清理。这就是说，《五一六通知》一方面是全党行动的共同纲领，一方面是毛泽东向刘少奇发出了最后警告，也是最后保护令！刘少奇根本漠视这最后的保护令，继续我行我素，在文革开始后头50多天时间里，故伎重演，试图组织其在党内的山头势力扭转他的先锋官彭真没有替他扭转的运动方向，由此激发了党内党外各种政治力量各怀异心影响文革发展方向，并反作用于刘本人。毛泽东为了控制文革不偏离《五一六通知》要求的大方向，才在8月初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下最后决心，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动员党内力量从组织上终止刘的接班人地位。从形式上讲，《炮打司令部》才是对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死亡判决书（注意是对他的接班人地位，不是对他的肉体）。《炮打司令部》是当时各种政治力量和一系列具体政治事件形成的巨大物质力量作用于毛泽东头脑的结果，绝不是他的感情用事（详见后文）。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五一六通知》精神为标志的文革本来立意高远，切中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遇到的各种问题的要害，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并给新历史条件下民族新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指出了具体方向，提供了具体指导，也就是说，它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主题十分鲜明。由于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后来实际发生的一切，并未完全按照其预定的轨道进行，又牵扯到一些政治人物命运的波澜起伏，更由于后续的红卫兵运动和工人造反夺权运动，搅动了以国民劣根性为重要表现形式的中国深层传统文化，各种深层文化沉渣泛起，不但覆盖了新文化的亮色，摧残了新文化的新枝嫩叶，更导致一些人（尤其那些反对文革者）的严重激进行为和对立派别的反制激进行为，进而发展为社会动态型局部混乱，后来的历史阐释者，就故意把从深层传统文化泛起的沉渣、一些人的过激行为和局部的社会混乱，当作文革的主题和本体来叙说，以至于一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事件，被表述为“浩劫”，被表述为对“文化”的破坏，那些固守传统文化劣根一面的道学先生们则直接说文革是“革了‘文化’的命”。

　　这些本来是那些仇视毛泽东、仇视一切被压迫者被解放、仇视工农阶级地位快速上升的自利的资产阶级，刻意选择材料搞的断章取义的说教，在当今时代居然有大批的被压迫者、大批的工农阶级子弟无比坚定这些说教。更有甚者（不知其真实地到底是来自哪个阶级），打着热爱毛泽东的旗号、打着“一分为二”看待伟人毛泽东的旗号、打着心系国家前途命运拒绝草菅人命的旗号，说毛泽东是“用理想杀人，杀功臣”和朱元璋杀功臣保他的朱家江山无异。

　　这些轻信说教的人，不知道说教者的所谓“文化” 与现代文化毫无干系，与一般意义的文化泛指也毫无干系，他们的“文化”就是他们奉为圭臬的传统文化，甚至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中的糟粕，再加上一点佛庙里的泥菩萨什么的——因为红卫兵砍了不少泥菩萨脑袋或者砸了整个泥菩萨；他们的“文化”更与社会主义新文化格格不入，在他们眼里，以“螺丝钉”精神、“钉子”精神、“傻子”精神、雷锋精神、愚公移山精神、为人民服务精神、白求恩精神、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毛泽东造反精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民主自由精神等等所代表的正在破土、发芽、成长的新文化，是丑陋无比的贱民文化、落后文化，因此他们听到代表这样文化的歌，看到代表这样文化的诗词、小说、戏曲、电影、舞蹈等等就满身要起鸡皮疙瘩。

　　列宁说：“旧学校都渗透了阶级精神……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与休闲”（列宁《青年团的任务》。我们今天的各级学校还是毛泽东的新学校吗？看了青年一代中许多人对于工农解放者毛泽东和他的文革的评价，我是高度怀疑的。我在今天许多的学校到处都看到“穿了黑丝袜打扮时髦的于丹在赞美孔夫子”和“穿了地主老财金钱豹纹绸缎袍子的孔庆东在赞美‘代表传统文化’的毛泽东”。从这样的地方出来的青年一代，包括“工农的年轻一代”，是不是列宁嘴里的“资产阶级的奴仆”，恐怕并不需要列宁亲自来给出正确答案。

七

　　那么，《五一六通知》具体内容到底如何？十分有必要在此把要点归纳一下。

　　首先，从严肃党纪出发，对彭真玩弄政治手腕，阳奉阴违，假借文革五人小组名义却按个人意志制造《二月提纲》（现在都改称《汇报提纲》），提出严厉批评，指出《二月提纲》违反了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路线和1962年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确立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原则，中央决定对《二月提纲》予以撤销。

　　第二，在政治上，它站在工农无产阶级阶级立场，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观，对《二月提纲》打击左派，给批判吴晗的左派扣上“资产阶级学阀”的帽子，却又把彭真自己所代表的派别确定为“无产阶级左派”，试图把文化革命的方向“扭转到右的方向”等等，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揭露和批判。

　　第三，在思想方面，它一针见血揭露《二月提纲》抹杀真理的阶级性，泛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违背“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马列基本论点，保护资产阶级独享的自由平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指出在阶级社会里从来就没有什么阶级之间的平等，只有你死我活；同时，揭露《二月提纲》要的“放”，就是放纵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并指出这样的情形必须不能再继续了。“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对所有这些“牛鬼蛇神”和他们所代表的思想进行批判，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才能赢得自己的阶级胜利。

　　第四，在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方面，它毫不留情指出，《二月提纲》打着“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 旗号，开辟文化新路，实际上就是要开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反的路，重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除此之外不需要彭真他们开辟的新路。

　　最后，倡导全党：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因为有毛泽东的最后把关添加精华思想，其洞察力穿越历史黑暗、尽收现实光明、一览未来世界无穷无尽的未知。这样的洞察力从何而来？从工农阶级多难的命运中来，工农阶级以往的苦难、现实的艰辛和未来的危机，没有多少领导还在意着，只有毛泽东念念不忘，他自1962年以来，对“一线”党内高层不知强调了多少次，却没有人认真听，他最后只能对自己的护士长吴旭君表达自己心与情之所系：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现在还活着，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五一六通知》的思想和理论，当时不为广大的实践者所确切理解。但现实是最好的历史教材，近几十年来工农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地位自由落体式垂直下降，《五一六通知》的历史底蕴终于浮现在现实层面了。似乎有理认为，与其说它是一份过去的历史文献，不如说它是一份发给当代青年的动员令，要求当代青年去迎接历史的挑战。是当列宁不屑一顾的资产阶级的奴仆？还是当毛泽东试图培养成为的无产阶级战士？任何“第三条道路”其实都是暂时的通路，走了一段就会发现，那是真的【No through Road (此路不通)】，因为无论是你们自己还是整个工农阶级的解放都远不彻底，要彻底就必须把压迫与剥削的土壤彻底铲除，就必须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搞社会主义革命。

　　本博在《新一代青年的思想入口和政治出路》说过：【当代青年的思想入口，我以为就在于思考文革……一个思想者能想到的任何人类有价值的思想和世界历史大事件，文革里全有反映”，“文革带有明显的西方哲学的各种特征，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脐带，法国革命的剖腹产刀口，以及俄国革命的输氧管，但它100%是内源性的——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撕心裂肺捶胸顿足乃至挥刀自裁的反省”，“为什么会有“516通知”，会有《炮打司令部》，会有更早的批吴晗《海瑞罢官》，以及今天会有邓玉娇、杨佳、马加爵、彭宇案、上海“鬼妹”救我们同胞，还骂我们是“fucking Chinese”；会有贪官污吏，腐败越反越腐，会有中国的事情先要请示白宫；会有今天你们自己当房奴，当油锅里的豆子，然后牢骚满腹，等等】。但愿，当代青年能从文革历史中吸收到有用的思想营养，获得改变自身现实和整个社会现实的动力。

八

　　与《五一六通知》相联系的另一桩公案按现在的叫法是“彭、罗、陆、杨事件”。解除这四人职务被后来人故意添油加醋，佐以许多文人口水，制造出无尽的流言蜚语，流言蜚语又引发更多的流言蜚语，对毛泽东本人的声望名誉造成了巨大伤害，对梳理整个文革的历史形成巨大阻隔。

　　他们四人的问题事由和时间先后都不一样，仅仅因为在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一次性受到公开批评，后来的阐释者，就故意把这四个人名字连在一起，制造出一种假象，仿佛他们是文革开始以来制造的第一起集体冤案。实际上，只有彭真和陆定一与文革揭幕战批判吴晗有公开的直接关联，罗瑞卿和杨尚昆案与批判吴晗案未有公开的直接关联，公开的事情是他们其他严重的违纪问题。四人中只有罗瑞卿一案涉及与林彪的私人纠纷，较难说清，其他都是黑白分明，没有疑问的，后来居然也都成了冤假错案和打击陷害。下面按案件发生的时间自然顺序略作叙述。

　　杨尚昆是在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发表之前就发生的，巧合得很是他在这一天被实际免除职务。这可能给人造成联想。他事涉“把大量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交给他人抄录” 和“窃听器事件”(2011《党史》和“本文上-上”相关内容)。他在1953年之前就屡次违反中央纪律（参见系列1）那时中央分工还没有“一线”和“二线”，他就已经不把中央纪律放在眼里，完全倒在刘怀里。1953到1965底是12个年头，他却安然无恙，毛泽东也没有给他“穿小鞋”，刘少奇自己也没有查办他。这已经够意味深长了。新案中所涉泄密中央机密材料，这在任何时候，即使现在，都不会是个小事情，何况还有更加严重的“窃听器事件”。关于此事，我在接近高密级材料的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中注意到他谈刘少奇的其他事情，不经意带出“……根据刘少奇批准……专列……安装……”这样半句话（页101）。这说明“窃听器事情”决非那么简单。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现象，现在很多官版书籍谈到当年的历史，常常非常技巧使用“中央”这个词（这与当时实际存在的“一线”“二线”有关，后面要专门谈“一线”“二线”问题）。一般情况下，“中央”单指刘邓的权力中心，不含毛泽东，毛泽东也一般不干涉“中央”，也就是不干涉“一线”领导人的工作。所谓“中央”批准，就是“一线”领导人批准，不见得是毛泽东也批准或同意。更为隐晦的还有，需要遮盖“一线”领导人的违纪或者任何不良事情的时候，就泛泛用“中央”，不指名道姓是谁；要抹杀毛泽东的功劳的时候，也用“中央”，不指名道姓说是毛泽东，但反过来，要突出“一线”领导人的正确的时候，一定是指名道姓某某某，要强调毛泽东的“错误”时，也一定指名道姓毛泽东。这样一提示，关于“中央批准给毛泽东私人空间安装录音机”是怎么回事，读者就该明白高文谦所说不假。杨尚昆其他任何事情不谈，单是此一事，哪位为他打抱不平，说毛泽东风凉话的站出来告诉我，先不考虑什么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你，你该怎么办？

　　顺便提一下，“中央”一词活用之后，毛泽东批评“一线”任何领导人，甚至批判一个部长，批评一个书记处书记，都成了“毛泽东凌驾于中央”之上，搞家长作风；反过来，他们要强加意志给毛泽东的时候，就是“中央一致决定”，很民主，一点没有家长作风——难怪把毛泽东逼急了，他要拿出《宪法》和《党章》为自己维权。

　　罗瑞卿事情发生在1965年11月底-12月。罗当时在军队职务是军委秘书长，在党内职务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政府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毛泽东很早就批评有中央书记处和和国务院计划委员会“两个独立王国”，罗瑞卿可以说是一身跨“两个独立王国”。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时候，他暗中给彭真通风报信。关键的还在于，刘少奇许诺将来让他接替林彪当国防部长，罗少帅飘飘然起来，本已权盖党政军三届、自由进出“两个独立王国”，这下紧靠刘少奇这大树，又深得邓小平器重，外加“二线”毛泽东的爱护，就不但对病中不怎么参加军委一般日常工作的林彪很不尊重，而且也不怎么把其他老帅放在眼里，军队内靠军功论资排辈比党政内更要严重是尽人皆知的，即使他是被陷害，那出手陷害的绝不只是一个林彪。他被撤职后，他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秘书长职务都是叶剑英接替的。罗少帅罗总长，到底有没有错呢？他平反出来后到天安门前面对城楼上毛泽东的画像向毛泽东谢罪，这多少也说明他事后还是懂得是非懂得自己做错了什么的。那么，多此一举为他洗清“冤案”的历史解说又有什么价值呢？

　　彭真是贯串全部的人物。他是刘少奇当年在北方局负责地下工作时期物色到的。在延安整风期间，彭就紧跟刘少奇“惟我独革”，整人最凶。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刘少奇认为是自己一个人在力挽狂澜，自命“临时大总统”，他反对“三面红旗”却又不敢直接出来反，就把彭真推到前台。在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就替躲在背后的刘司令出来公开指名道姓要毛泽东对“共产风”和“办食堂”负责（这些本来是刘自己要负责的），说主席的1%错误不检讨，10%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即使这样，毛泽东也没有拿他怎么样，应该说体现了毛泽东一贯的“五湖四海”。这次毛泽东发起批吴晗《海瑞罢官.》，不是一般的意义，而是明确要彻底肃清党内高层资本主义意识，刘司令躲在后面不露山水，他又出来横刀立马，当刘司令的“彭大将军”（参见前文），叫板高层没有修正主义、下面也没有干部官僚主义，“走资当权派”是子虚乌有。导致他下台的不是他阻挡姚文元发批判文章这单单一事，而是他搞出的《二月提纲》，这是1966年二月的事情了。《二月提纲》到底是什么货色，前面简介《五一六通知》的时候已经说到。《五一六通知》本身只批判了他一个人（没有批判罗、陆、杨三人，批判他们三人是会议另外议程）。

　　最后是陆定一，他把持中宣部。从前文梳理出来的选择批判吴晗作为文革序幕的历史背景中可以看出，自1962年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连续不断的批判各项文化领域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歪风邪气，这些批判都卡在中宣部无法深入，以至于毛泽东在1963年就说中宣部是阎王殿，文革前夕又警告他不要把中宣部搞成邓子诙的农村工作部，意思是说，邓子诙搞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他的农村工作部给撤销了，你陆定一把持的中宣部，再当阎王（为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唱赞歌，压制小鬼（不让革命群众发言批判），当心撤销你的中宣部。陆定一置若罔闻，中宣部只听刘彭的，彭真要中宣部打电话到上海责备为什么发姚文元的文章批判吴晗，中宣部乖乖的就听了，毛泽东希望转发姚文元的文章，中宣部就是按兵不动，这就怪不得毛泽东生气说：“（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泽东传1949-1976》页1406），并重申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是否可以说陆定一和他的中宣部只听命于“一线”“中央”，却凌驾在真正含“两线”的中央之上，这算不算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革后邓大人快速启用这位当年就紧跟“刘邓大军”的风云人物，用他的“开明思想”和“超人胆识”，打击“凡是派”，结果，他和另外一些人一同给邓大人制造出最大的“开明”麻烦，邓大人“开明君主”的“ 一世英明”也最终毁于“一个清晨”。此一结局，似是“天”在有意告诉世人，毛邓谁高谁低，谁洞察历史，胸怀劳苦大众，谁只洞察个人利益，为少数人服务。

　　以上把四人拆解开来而不是捆绑在一起叙说，尤其是把他们和《五一六通知》的关系分析清楚了。经过此一拆解和分析，他们是不是文革制造的冤案也就一清二楚了。《五一六通知》也用了“中央和毛泽东”这一说法，毛泽东有自知之明，把自己的名字排在后面（也许是别人习惯了“中央”一词的特别含义，原稿就是这样写的，他觉得很好就没有改掉），不凌驾于“中央”之上。今天的主流历史解释，选择性忽略“中央”，只说是毛泽东冤枉他们四个好人（当然，不会忘记要在“中央”里拧出一个林彪来陪伴毛泽东，说林彪陷害了罗瑞卿）。如果非要说他们四人与“走资”无关，那么以上拆解和分析至少清楚说明，他们无一例外涉及到党内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即便单单从这个角度看，组织上处理他们是不是制造冤案，各位自己评说就是了。

　　今天，毛泽东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被否定，所以当时本来反映在党内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就都被看作是一般人民内部矛盾，于是，毛泽东当时做的任何事关阶级、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事情就都是把一般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对待，全是错的。我在系列2中明确指出，现在主流书写那一段历史，用了两个“正确”参照系：一是封建家长制，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学体系。用这样的“正确”尺度去量毛泽东和他坚持的社会主义，他当然全错了，不是30%错，而是100%错（自然，以上四人全成了被冤枉被迫害）。

　　然而，即使根据刘少奇的做了上将军的儿子的说法，当时也是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只不过在他眼里，其父代表的是“新民主主义路线”。这个“新民主主义路线”到底是什么主义，其实没有人不明白，就好比“特色主义”是什么主义没有人不明白。如果说“新民主主义”和“特色主义”就是社会主义，那么今天再谈1949年并上溯到1946年以来的历史的是是非非，就已经毫无意义了，直接说1946年以来的历史就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民族浩劫”，赶紧到坟墓里挖出蒋介石来或者克隆一个蒋介石出来领导中国，岂不来得简单和痛快淋漓？从现在的银屏和莫言先生的作品获得诺贝尔奖等诸多迹象来看，这似乎也正是当代思想界主流正在努力说服全国人民接受并且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已经接受的观点。这不是书写历史，这是黑帮或者胡汉山回来后的反攻倒算。

九

　　“一线”、“二线”在任何论述毛泽东时代著作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词汇。如读者所见，它们在本系列里出现的频度也非常高。可以说，“两线”分工导致了自1962年以来的各种党内斗争，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因此，有必要在进入文革开始后最初50天事态讨论和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炮打司令部》讨论之前，把“两线”问题单独列出来做几点检索。

　　首先，“两线”分工的大致过程。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曾想当诗人、当哲学家，退居“二线”，把国家交给刘少奇和其他人。由于同一年东欧的波兰匈牙利事件爆发，毛泽东要出面处理由此引发的许多重大国际国内事件，退“二线”的心愿未能实现。1959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认为党内路线问题基本解决，可以实现自己当初心愿，就退到“二线”当“徐霞客”了，但党内职位没有变动（毛泽东退到“二线”，前面提到过，也有说是他“大跃进”捅了大篓子，党内威信尽失，自知无趣，只好退下。这个说法，即使把前后事情简单一链接，就知道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两线”分工给“路线分裂”埋下隐患。“两线”分工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设想，但它成功的前提是党内路线问题确已解决，全党意志已经完全统一在齐心协力搞社会主义之上。不幸的是，这个前提实际不存在。正如历史已经告诉后来人的，当时“一线”的人对公有制经济总是耿耿于怀，不断谋求改变已经建立起来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使之还原为私有制或者变相的私有制（如1961年-1962年的责任田，包产到户）。这样一来，工作分工的“两线”，实际上慢慢“质变”为政治路线的“两线”：“一线”要搞自由经济，要求相应放宽意识形态的控制，“二线”要搞社会主义，不但不能放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控制，还要不断巩固公有制经济，不断强化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意识，落实到组织上，就是要不断对某些人的非社会主义思想意识提出批判。这实际上是“两个司令部”的雏形。

　　第三，“两线”分工造成了刘少奇的山头主义膨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总是要相互适应才能彼此正常发挥作用。“一线”和“二线”谁也不让谁，那么必然最后是各自通过“主观能动性”，通过强化人事组织工作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毛泽东是名正言顺的一号，虽然在“二线”，但有权过问全面，也不必要搞山头，并反对和制止任何山头坐大。刘少奇在“一线”，要推动自己的“治国理想”——用他儿子后来的话说是搞“新民主主义”，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的组织体系，说白了就是山头。这是客观需要的一面，如果刘少奇主观上还有什么想法，那就更难办了（这个我不进一步推测，也不评论）。实际情形是，1962年以来，刘少奇的确是在“行动”，不但自命为临危拯救国家的“临时大总统”，还把手伸进军队里。在1959年彭德怀事件后，刘少奇签发主席令任命罗瑞卿接替被免职的黄克诚任总参谋长并中央军委秘书长，这不是他的个人意志，当然还不是他的山头主义的证据。证据是接下来他拉拢罗瑞卿：林彪身体不好，你将来接替国防部长；类似的话刘还对彭德怀说过：林彪身体不好，还是你回来做国防部长最好，与此同时，还对贺龙频频示好（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刘从庐山会议上得到最大好处，反过来一方面公开说彭德怀不能平反，一方面暗中拉拢彭德怀，还多方面利用庐山会议在党内造成的不良影响，为自己积累政治力量。这点小动作瞒得过毛泽东吗？不能。

　　说到这里，就要再请会亡灵吴晗，做个旁征。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根据他1959年先后写出的《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发展改造而来。毛泽东非常清楚“大跃进”的“浮夸风”是上面压下来的，1959年庐山会议后，希望有人敢于站出来当魏征、当海瑞，“骂骂”上面的官僚老爷作风（毛泽东发出这样的号召是否有找个理由启用彭德怀的意思？——待证），吴晗就相应写出了这组文章。知识分子历来嗅觉灵敏，好出风头，却又胆小怕事。为了避嫌，吴晗在后写成的《论海瑞》一文特别画蛇添足，加入了和本来的海瑞历史题材没有关联的“批判右倾翻案风”段落，表示文章和彭德怀事情无关。毛泽东退到“二线”，刘邓全面主持“一线”之后，吴晗踏着彭真的梯子很容易够得着刘少奇，刘少奇也自然方便礼贤下士和知识分子打成一片，有兴趣的读者回头去仔细检阅那段历史，刘少奇和知识分子的互动是前所未有的平凡。如此一来，吴晗竟根据1961年出现的新形势，及时地把《论海瑞》改编成了《海瑞罢官》，为刘支持的“单干风”、“翻案风”先行制造舆论（参见前文），反映出他政治立场和组织路线的变化。说得庸俗一点，他是用《海瑞罢官》向刘交“投名状”入伙（与他结伴的还有邓拓、廖沫沙，所谓“三家村”）。所以，毛泽东一针见血指出“吴晗朝里有人”。吴晗用“1961和1962差一年，时间不对板”为自己辩护，只能说是知识分子一副贯用的“诱奸少女后提裤子就不认账”的做派。

　　第四，“两线”最终导致“两个司令部”。刘少奇搞山头的最大政治资本是他“法定”接班人地位。毛泽东名义上是最高领导人，但退到“二线”，而且主要关心的是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因此其权力主要是代表过去的历史、当下的社会主义精神存在和国家安全；刘少奇虽然只是“法定”接班人，但已“注定”要成为未来的实际一号，且已实际全面控制着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那些还没有绝对地位和正在谋求上进的干部，都明白“不紧跟不如紧跟，晚紧跟不如早紧跟”的道理。就是说，对于很多干部来讲，刘少奇“一线”权力更具有现实吸引力。一个典型事例是这样：1964年毛泽东鉴于他退居“二线”以来几年，中央干部不去基层，只是坐在北京的办公室发号施令，就要求干部下基层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他反复呼吁，没人响应，最后刘少奇发话：谁不下去，谁不能当中央委员。结果，中央各部委部局许多干部纷纷下基层，向刘少奇表达拥护和效忠——此一行为，明明是刘少奇拿乌纱帽收买人心，是后来乃至今天官僚主义之总根，后人却说是“刘少奇威信超过毛泽东”“毛泽东见大权旁落，嫉妒不已，就打倒刘少奇”。

　　以上四点归纳之就是，由于“两线”分工，“一线”领导本来暗藏和内敛的资本主义倾向，借“一线”实际权力之重和伴随而来的其他优越政治资源，渐渐发展成为公开的、离散向外的、伸展向下的资本主义路线，最终“两线”演变为“两个司令部”。两个太阳照着同一个天，资本主义的刘太阳可以迎合人的现实需要，官呀地位呀洋房啊保姆啊，实惠多多；社会主义的毛太阳要干部下乡和群众同吃同住做人民公仆，没有任何实惠。对于接近权力中心的中央及各部委干部来说，哪个太阳更明亮？对于老百姓来说？哪个太阳更温暖？不说当时的现实利益中人，就说现在的现实中的“理性人”吧，有多少不是选择资本主义的刘太阳，还要说社会主义的毛太阳“用理想主义杀人”？

　　有了这个“两线”梳理得到“两个司令部”，再来谈江青提出的“17年黑线专政争论”、“文革头50多天”、《炮打司令部》、《十六条》和刘少奇政治命运的终结等题目就容易了。

　　（待续）

　　2012-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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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邓谁高谁低 这是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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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线”、“二线”在任何论述毛泽东时代著作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词汇

jhb1028

多学习 多了解  多思考  不盲信  

海客浪人

真理常常是赤裸的，以为罪恶偷走了她华丽的外衣。孤顾而，罪恶反而更能迷惑世人。不过，好在时间可以证明一切，谁是真正的共产党；谁是走资派，人民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