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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而左:中国资产阶级精英主义的穷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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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4 01:00: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文在前半部分(即单独命名的《精英和精英主义》)已经对精英和精英主义的定义和历史演变做了必要的回顾和论述,并认为中国精英主义是“肥皂大剧”开演的时候被总导演和他的导演班子走私贩运到我国的,留下的问题是:这些年来中国的精英主义是怎样地表现的呢?它能万古长青吗?本文的现在这个部分就是要对该问题作出回答。在具体回答之前,两个相关关键概念必须再次加以明确,以便读者和我是在统一的概念下,思考中国精英主义。

  精英

  社会精英是各所在人群或者行业中的较为优秀的成员,这一点大家基本都不否认。争议点在于“精英分不分阶级”。如果承认阶级社会已经终结,那么精英就不分阶级;反之,如果承认现在的人类社会还是阶级社会,那么精英就必然有阶级之分,各个阶级都有各个阶级的精英。这本来是再简单不过,无可争议。之所以存在争议,其要害就在于是接受还是拒绝马列毛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凡承认现在是阶级社会,同意精英有阶级之分的,就是承认马列毛的世界观;凡是否认现在是阶级社会,不承认精英有阶级之分的,就是拒绝马列毛的世界观,是精英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观。这里阶级阵线分明,容不得任何人抹稀泥。打着马列毛旗号,却不承认现在是阶级社会,否认精英有阶级之分的,不管怎么说辞娓娓动听,其本质都是打着马列毛旗号反对马列毛,说这些人是政治骗子也不过分。

  对于拒绝承认精英有阶级之分的朋友,我倒要问一下,狄德罗,卢梭,拿破仑,俾斯麦,克伦威尔,莫尔,欧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丘吉尔,罗斯福,希特勒,东条英机,墨索里尼,斯大林,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邓小平,这些人可以简单用“精英/大众”二分法归为“精英”或者“大众”之中吗?如果不能,那该怎么办?继续要问题的是,蒋介石,汪精卫,毛泽东总不是精英组里的哥三吧,否则何苦让那么多生灵涂炭?也不能把这生灵涂炭简单归因于精英组里出了一个可恶至极的毛泽东吧?

  显然,这种拒绝阶级分析的“精英/大众”二分法毫无历史意义,也毫无方法论用途。把单独的“精英”和“精英主义”中的精英混为一谈是【明显的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怎么讲?全国各地不同阶级不同行业有无数个“张三”,其中有一个叫“张三”的人搞出一套为他的老板和他自己服务的理论,命名“张三主义”。这个“张三”和全国各地那些“张三”,有毫厘关系吗?没有】。但是,现在许多人,就认定所有的张三都是这个“张三主义”里“张三”的同伙,都奉行“张三主义”,或者反过来这个“张三主义”中的“张三”所代表的就是全国各地的张三!这不是“望文生义”是什么?从精英主义的源头上看这种“望文生义”,也是再清楚不过的,那个精英主义的精英是属于个别阶级的一群,并不包含社会其他各阶级,尤其不包含当时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优秀成员,是“张三主义”中的“张三”,不是全国各地的张三。本文所批判的“精英主义”中的精英/张三,是资产阶级精英/张三,不是一般社会精英的精英/张三,因此,本文在凡需要脱离“精英主义”单独使用“精英”一词的地方,将加上“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的前缀予以明确含义。

  精英主义

  根据《精英和精英主义》对“精英主义”的起源和历史演变最扼要的回顾,“精英主义”完全是剥削阶级中自诩为这个阶级的精英的少数人,为继续维持自己所在的阶级对劳动的工农大众阶级的剥削,量身打造出来的剥削阶级的统治理论。它最早是18世纪到19世纪转折之后,资产阶级精英在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即将完全替代封建君主制的时候,用以回应这一历史巨变的。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产业无产阶级是伴随着机器生产大工业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产生的,是资产阶级的影子。资产阶级和它的影子(无产阶级),在消灭封建君主制的时候,是站在一起的,因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地位上升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有利的。但是,随着现代资本主义(指机器大工业下的19世纪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资产阶级对它的影子(无产阶级)的剥削不断加深,新的斗争出现了,原来的“利益同盟”就不可避免地在新的生产方式下成为两个利益根本敌对的阶级。

  因此,当欧文等的社会主义思潮一出现的时候,精英主义就是对抗社会主义的,并且自那时以来,贯穿19世纪后半叶和整个20世纪直到今天,精英主义都是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根本对立的。因而,可以说,精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表达,它是从上层建筑入手,强调资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领导权,排斥一切无产阶级过问社会未来发展的设计和安排。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要实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反过来,让无产阶级实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中国精英主义,一方面可以说是一个虚拟的符号,因为我国没有任何正式的官方舆论机器承认精英主义存在于现实政治生活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另一方面又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感觉到、观察到的现实存在,因为每个人都在现实政治经济生活中,无可逃遁地被这个精英主义设计和安排了。这既是我国政治的最大特色,即,说的不会做,做的不会说,也是奉行精英主义的世界上一切资产阶级精英的本质特色,即,名义上是为了“大众”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实质上是“大众不下地狱,我怎么上天堂”,进一步说,就是无产阶级不下地狱,资产阶级怎么上天堂?

  无论我国的资产阶级精英承认还是不承认中国精英主义“在行动”(用他们的学术术语说是“在场”),中国精英主义正在设计和安排我国现实政治经济活动和未来社会的发展这一基本事实,都是有迹可寻的。



  中国精英主义要实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必须首先提出自己的组织路线和政治纲领,建设自己的精英主义团队。

  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中国精英主义的一次有组织的政治动员。毛泽东原来含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内容的“三位一体”的“社会实践”,被精英主义的没有阶级内容、含义模糊的一般“实践”所替代。在当时情况下,这个精英主义亮相的信号,不为社会哪怕最低程度的察觉,整个社会都随着资产阶级精英们的节拍,沉浸在“思想解放”(实际上就是暗中否定毛泽东,否定文革)的喜悦歌舞之中。这一年12月的会议,总导演初步确定肥皂大剧导演班子,标志着中国精英主义完成最高层的初步组织建设和初步干部队伍安排,正式开始准备以精英主义的价值判断标准,系统解释毛泽东时代近30年中国的历史,并按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设计和构造中国社会政治未来。

  1980年为刘少奇举行国葬、为文革中被批判干部进行平反、最高领导层讨论最高领导人变更、审判四人帮和林彪集团中的部分人员等系列事件,标志者资产阶级政治精英已经完全控制了我国政治生活。1981年《决议》的形成,则标志着精英主义组织路线和政治纲领的诞生。

  1982年前后,资产阶级政治精英有组织地系统地,从上到下在全国范围清除工农干部,名之曰“清理三种人”。同时,以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名义,把大批社会精英(含无产阶级精英),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和预备领导岗位,对全国各级干部实施大换血,并用“不换思想就换人”对新提拔上来的干部和那些一时间还不能彻底撤换或者排挤出去的各岗位上的无产阶级精英,实行威逼拉拢。此后,“革命委员会”不复存在,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具体政治组织成果、象征着“工农商学兵”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大联合”的社会主义领导核心实际上烟消云散。

  工农干部被清除出国家管理层,干部队伍大换血完成,标志着精英主义领导团队建设完成。

  当以上这一切发生之后,中国精英主义就已经实实在在的“在场”了。

  【两个典型资产阶级精英人事案例

  拉鲁,1959年西藏叛乱的叛军司令,本在押,却被资产阶级高层政治精英先释放,后请出山,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此举埋下了此后西藏问题的祸患。

  成克杰,他在得到破格提拔重用之时,知道他的底细的人告诫,他的父亲是反动派,被共产党杀了,他对共产党充满刻骨仇恨,怎么能重用呢?虽然有这样的民意存在,但他还是被“思想解放”的资产阶级高层政治精英重用,渐渐成为地方诸侯级人物,后最高官职竟是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978年到1989年中是中国精英主义从在野进到在朝、从隐蔽状态转到公开状态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农村改革,假性的“生产力爆发性释放”,造成一个农民致富的假象,形象地向全社会进行“合法致富示范”,迷惑了全社会。同时,也由于资产阶级政治精英策略得当,有限度的允许争论和不同意见的表达,社会各阶级民众便对资产阶级高层政治精英,尤其总导演,抱有很大好感,对知识分子精英(此时很难具体区分哪些是无产阶级的,哪些是资产阶级的)也给予厚望。

  1989年春夏,我国社会各阶级经历一次血与火的洗礼,各阶级民众,尤其工农兵阶级民众,忽然间感到某种事与愿违的事情正在现实政治中发生,并在不可阻挡进一步恶化。于是,这一年的第三季度一开始,全国就爆发了肥皂剧开演以来的第一次毛泽东热,最经典的标志是毛泽东小画像进入出租车悬挂,各种各样歌唱毛泽东的歌曲的盒式录音带全国畅销。

  但也正是社会各阶级,尤其是工农阶级和城市小市民阶级,不约而同的集体自发表达政治意见的这一特别方式,让最高层资产阶级政治精英感到自己精心设计的政治欺骗正在败露,便开始酝酿新的精英主义策略。



  为了掩盖政治上的破产,资产阶级政治精英“紧急召集”知识界蛰伏已久的资产阶级经济精英入朝共商国是,试图用“物质的极大丰富”堵住老百姓的嘴,捆住老百姓的手脚。总导演1992年的巡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载入中国历史史册,其名善耶恶耶?历史自己已用实际后果作出了评判。经济上,精英主义者在80年代搞过“拨改贷”,“利改税”,“企业承包责任制”等等花样,结果都落入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再放(再收,再死)”的循环。1988年的物价闯关,最终闯出“大祸”。以吴敬琏、厉以宁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精英团队,在1992年之后,及时陆续炮制出了精英主义的“靓女先嫁”、“冰棍理论”, “现代企业制度” 等所谓“产权明晰化理论”,使80年代一直陷入经济改革进退两难的局面有了明确的“进向”,即,掩盖在这个“产权明晰化”之下的、明确的资本主义市场化目标。

  1992年,以“铁心肠、铁手腕、铁办法”砸“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政策出台;1993年开始在501个城市的大型国有企业中进行试点;1995年,“抓大放小”政策,收编核心大型国企和超大型国企作为政府自留地,小国企则“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生产和需求都严重不足,资产阶级精英媒体说:“要打破失业是资本主义特征,充分就业是社会主义特征的传统观念”。同年9月,“十五大”召开,提出“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对破产企业一定要是贯彻破产变现关门走人的原则”。国企减员增效,“三年改制”,“三年脱困”。此一国策,实施至1999年,几千万职工被当作包袱甩出国企。
  ……


  以上“社会主义市场化”过程,就是中国精英主义照搬美国新自由主义药方治理中国经济的大致过程。其间,80年代留下来的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最后残余都被彻底清除了。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下被揭露出的剩余价值规律,表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下,存在着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推而远之,自原始公社结束以来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因此,当中国的精英主义废除计划经济,引入市场经济,就是表明了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肯定,进而就是承认剥削的合理性、正义性。进一步,就是确定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剥削的合理性、正义性。这是真金白银的精英主义价值观、世界观,也就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世界观。

  只要清楚了这一点,就能看明白,今天社会上实际上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精英的一些人,有意利用社会各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对于实行精英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精英的公愤,用“精英/大众”简单二分法,模糊阶级概念进而模糊阶级划分,把无产阶级精英一并归入邪恶的资产阶级精英的范畴,把明明是新的阶级分化造成的新的阶级矛盾,说成是“精英和大众” 的 “人民内部矛盾”,先以此显示自己的宽厚仁爱,再把真正的批判目标对准无产阶级精英,把历史上已曾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无产阶级的精英——最杰出代表是毛泽东——的伟大历史成统统加以否定(仅只在抽象意义上给予某种含糊其词的肯定),从而否定以往的全部社会主义运动的合理性、正义性、历史推动作用,进而否定现在和今后任何社会主义实践的必要性。这就是又回到他们本来的动机:把资本主义视为没有阶级斗争的和谐社会,搞和谐社会,就要用精英主义的治国方案搞资本主义。

  然而,以下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掴了这些隐藏的精英主义者和其他一切公开的精英主义者的嘴巴:

  【经过30多年的路程,在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直逼美国之时,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壕沟也宽深到历史上未有的程度:壕沟的一边,是巧取豪夺的资本家、出卖人格国格的买办和党政腐败的各级官员,在日常生活里挥金如土,日出万金、十万金、乃至百万金的同时,用剩余非法所得,开豪车、行豪赌、囤豪田、攒豪地、海内外置豪宅、送子孙海内外上豪学,当如此还无法安置完所拥有的巨额财富的时候,就干脆将现金资产也转移海外,将子女配偶秘密移民海外,一来经管海外资产资金,二来逃避国内政治和社会风险;壕沟的另一边,是数千万贫困人口,在为一日三餐糠菜果腹而愁苦不堪;数以近1.5亿计的农民工为每月不足3000元的工资而超负荷工作10-16小时,其中一部分常要因为讨要被拖欠的微薄工资,遭遇被老板扫地出门,被老板雇人殴打甚至砍手剁脚;数千万下岗工人像幽灵一样为养育子女,维持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各种谋生手段挣扎在生死线上;更有千万之众的花季少女和下岗女工不分白天黑夜,冒着被勒索、被赖账、甚至被杀害的危险,奔波在皮肉市场供人玩乐,被人凌辱;即便是所谓城市小资,也多被子女教育、医疗、住房这新“三座大山”沉重的压住;至于还有多少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或者啃老、或者蜗居、或者干脆绝望自我了结生命,多少老人又被贫困的子女赶出家门、被富有的医院挡在门外、老无依靠不得善终,就更无法统计。】(引自本博《张木生“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落差》)

  这种完全超出正常人思维和想象的两极分化及其衍生出来浮现于当今我国社会表层的一切其他社会问题,都正是我国精英主义猖行的必然结果,标志着我国精英主义在政治上破产之后,在经济上也已经破产了。

  【一个典型资产阶级精英的素描

  林毅夫,台湾宜兰县人, 1979年5月从金门偷渡至厦门,1982年获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1986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1987年归国,1993年底,发表《关键在于战略目标的转移——评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受到朱/镕/基特别关注,几年之后成为“朱/镕/基智囊”,2008年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资深副行长……。

  中国经济界的“唱好派”,充分肯定过去30年来取得的成就,并于9月11日在2012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仍将在未来20年保持每年8%的增长,鼓吹在当前全球经济疲软,中国的出口乏力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考虑再来一轮新的经济刺激,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下一轮高增长奠定基础。

  名言: “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

  从林毅夫以上成长与成名之路及名言,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典型的脱离工农大众,闭门造车,照搬美国精英主义经济理论的资产阶级经济精英,中国工农大众阶级的经济命运居然就绑定在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精英们的书桌上,而不是深扎在中国的大地之中。



  资产阶级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合作设计,决定了当代我国社会的基本面。这个基本面上发生的一切,明确昭示了中国精英主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破产。此后,要继续推行精英主义和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就要借助于精英主义的法律手段。这样一来,以贺卫方、陈有西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法律精英,就派上了用场。法律历来是一些阶级专政另一些阶级的暴力工具,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工农阶级所面临的困苦将是雪上加霜。本周已经出现多起维权者被有关执法人员当场以法律名义甚至枪杀致死而无处申冤——也无法申冤。资产阶级法律精英在较早的李庄案和钱云会案里,就已经有淋漓尽致的丑恶表现,为了节省篇幅,这里不多讨论。

  用资产阶级法律手段制止阶级矛盾导致的社会冲突和秩序混乱,会行之有效吗?太原富士康工人的伟大作为已经明确给出了否定的答案。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的法律手段治疗生产方式产生的社会病当然无济于事。曾经有个自称最完美的社会主义者的杜林,把资产阶级生产和流通混为一谈,把它们合为“生产”,把分配放在“生产”旁边。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时候曾一针见血指出,把生产中从剩余价值剥削置之不理,“把分配理论从经济学搬到道德和法的领域”,用暴力解释剥削的原因是行不通的,暴力一直只是保护剥削,也可以作为掠夺财富的手段,但暴力本身不产生剥削,剥削的内在的原因隐藏在生产方式之中。

  杜林先生降生在了当代中国。因此,精英主义的资产阶级一定会用暴力来解释剥削的原因,也一定会采纳包括法律在内的暴力手段保护剥削,同时维持阶级的压迫。无产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也必然同样的使用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暴力。所以,资产阶级精英法律手段不管运用的怎样低俗或者高超,终究体现的还是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压迫。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这样说:“消灭阶级的对立和阶级差别这一呼声,在1830年以前受到劳动的和受苦的阶级的冷遇,现在却得到千百万人的共鸣”。1830年之前是什么时候,就是欧洲资产阶级和它的影子无产阶级还是“同盟”,共同推翻欧洲的封建君主制的时候,也就是精英主义不仅深得资产阶级信奉,也很受无产阶级欢迎的时候。这个欧洲的1830年,大概相当于我国的那个年份?2005年,还是2008年,或者2012年,2032年,2042年?

  现在,中国精英主义可以腾挪身子的空间已经越来狭窄了。1978年开始“思想解放”的时候,他们拥有全部历史,1989年他们从全部历史向经济领域退却,1992年他们拥有全部经济领域,1997年他们连经济领域也失去了许多地盘,2005年以来,他们在经济领域一路败退,到了2008年,他们已经失去了经济领域,开始向法律领域退却,到2012年他们连法律领域都即将已经失去了,想守也守不住了,那么他们还剩下什么?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大裤衩”:纯粹的欺骗的宣传机器。这个时候,他们似乎开始回到他们早就已经失去的领域:政治领域。于是,政/治/改/革成为资产阶级精英们最后的稻草,也就是他们的穷途末路,刘军宁这个贮备着的宪政主义政治精英的时代或许即将到来了。

  刘军宁资产阶级宪政民主拥有广泛市场,尤其是在青年人群之中,可是,刘军宁就是上帝又能怎么样?恩格斯继续说:“现代的大工业,一方面造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废除某个特殊的阶级组织或者某种特殊的阶级特权,而是根本废除阶级。这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使他们不得不贯穿这一要求,否则就有沦为中国苦力的危险。另一方面,这个大工业造成的资产阶级这样一个阶级,它享有全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垄断权。但是,在一个狂热投机的时期和接踵而来的每次崩溃中都表明它已经无力继续支配那越出了它权力之外的生产力。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社会就像司机无力拉开紧闭的安全阀的一辆机车一样,迅速奔向毁灭。”(反杜林论)

  既然如此,那刘军宁们就算全部拥有未来30年历史又将如何?当代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合法利用无产阶级的毛泽东留下的遗产还可以苟且残活。这个遗产中最大的一笔遗产是第二代无产阶级(以农村集体制过来的农民和城市全民所有制过来的工人为主体),他们毫无条件把对于毛泽东的爱转移到了对于导演班子的信任,直到今天,这个第二代无产阶级阶级依然对导演班子残留着信任,而且这种信任还正在被“新左派”利用作为稳定社会的中坚力量。不需要30年,第二代无产阶级将自然退出历史,那时候第三代无产阶级(肥皂大剧开演以来制造出来的真正的产业无产阶级),也就是被欧洲人曾经讥讽的“中国苦力”中的现实的和未来的代表,就会不带历史包袱去洗刷“中国苦力”的耻辱名声,一定会用自己的语言说话,这个语言不是以上恩格斯的语言的简单重复,而一定是荟萃了马恩列斯毛的伟大历史成就和思想贡献的新的历史语言——读者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本文的开篇(指《精英和精英主义》)有这样一段话:

  【1977年某公看中了一部美国政治题材小说,就请来知识分子当编剧,改编成中国特色的政治电视连续剧,并费尽心血于1978年12月底打造出一个人才济济的导演班子,自己当总导演。于是,一部很有某公特色的肥皂大剧,隆重上演。它一开场,就像当年的《渴望》一样,把中国观众都俘虏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俗的雅的,有知识的没知识的,农村的城市的,长江南北,黄河两岸,凡是已经有观看能力的人,没有不被其精彩的序幕吸引的。此剧,机关算尽,悬念多多,“导语”却是一句简单的大白话:摸着石头过河。】

  毫无疑问,总导演没有看懂美国的政治小说,导演班子也没有看懂美国的政治小说,那些资产阶级精英编剧,在将其改编为中国特色的肥皂大剧的时候,其实也没有看懂美国的政治小说。这个小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以后其他文章要谈的内容,这里从略。现在,我们要关注的只该是那句“导语”,要追问的是,石头是否还在精英主义者手里?河是过,还是不过?过得去,还是过不去?

  201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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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8 13:35:37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苦力”中的现实的和未来的代表,就会不带历史包袱去洗刷“中国苦力”的耻辱名声,一定会用自己的语言说话,这个语言不是以上恩格斯的语言的简单重复,而一定是荟萃了马恩列斯毛的伟大历史成就和思想贡献的新的历史语言——后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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