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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而左:精英和精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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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3 01:00: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990年苏童出版了小说《妻妾成群》,张艺谋觉得里面有戏,就请来倪震做编剧,改编成电影剧本。于是,在1991年一部可以调动所有各年龄层性饥饿群体、深有张艺谋特色的情色艺术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横空出世,观众看过、议论过、赞扬过、批判过,“一切皆在流”,原小说作者苏童也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了,编剧倪震就更默默无闻,只有张艺谋的名声不朽。

  1977年某公看中了一部美国政治题材小说,就请来知识分子当编剧,改编成中国特色的政治电视连续剧,并费尽心血于1978年12月底打造出一个人才济济的导演班子,自己当总导演。于是,一部很有某公特色的肥皂大剧,隆重上演。它一开场,就像当年的《渴望》一样,把中国观众都俘虏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俗的雅的,有知识的没知识的,农村的城市的,长江南北,黄河两岸,凡是已经有观看能力的人,没有不被其精彩的序幕吸引的。此剧,机关算尽,悬念多多,“导语”却是一句简单的大白话:摸着石头过河。

  政治连续剧演出到现在,知道原创美国小说的人寥寥无几,知道编剧是谁的人也不多。随着剧情展开,悬念一个个兜出破解,精彩越来越少,胡编乱造,越来越多,胡演乱导,越来越不能得到观众的认可。尽管有那么一小部分“高雅之人”,继续呐喊助威,引吭高歌,涕零赞叹,但大多数“俗不可耐之辈”却还是不怎么买账,他们中有拍桌子、摔凳子气冲冲骂娘的,有抡胳膊、挽袖子动刀枪棍棒的,有看不惯这景色逃之夭夭的,有得了好看了热闹、赚了钱当了官却喝着倒彩甚至挖墙角的,有一无所有惟气贯长虹,大喊杀光日本人、消灭美帝国主义的,更有忧国忧民忧党、顿足捶胸叹民不聊生、党将亡、国将破的……。于是,有人要算帐,觉得错在导演班子,要求他们下课;有人则为导演班子叫屈,认为导演都是好导演,错全在编剧,就是那些所谓精英。

  精英也喊冤:我们全心全意为民,数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怎么错都在我们?本博十分体惜精英的苦楚。他们根本没有读懂,也没有能力读懂那本他们据以改变剧本的原美国政治小说。他们如此“全心全意” ,除了极少数人大红大紫、荣华富贵之外,大多数得到的无非是那一点可怜的虚名和不需要多少钱就可以装点出来的体面,说冤也真冤。民骂你几句,也还没有像我号召的那样“抡起拳头,见一个揍一个”,官也没有“坑”你们,算是你们祖上睡了好坟头,说不冤也真不冤。——这里的“精英”是特定含义下的狭义的“精英”,即知识分子精英(详后)。



  实际上,精英一词,现在用的很不严格也不严肃,我是很少用的。根据我的观察。眼下至少有两个互相关联的基本事实:一是许多人把精英和精英主义混为一谈;二是这个本来早先正面含义十足的词,现在越来越具有负面含义。因此,需要先说说精英。

  我以为,精英有一般含义和特定含义,在特定含义下,又有广义和狭义。

  就一般含义而言,“精”,出于粗,取于粗,要成为“英”,就得归于粗,融于粗,服务于粗,就像炒菜的味精那样,就像酿酒的酒釀那样。这个“粗”,是“众”的意思。

  社会精英,当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作为物质存在来源于社会各个阶级和各不同行业,又作为精神存在回归各个阶级和各不同行业,即整个社会,去谋求整个社会的状态的不断改进。他们是改进社会的先行者,是大众的楷模,用毛泽东时代的用词来说,就是“榜样”,正如父母是家庭的楷模,孩子的榜样。现在一些人特别爱好佛、道,就个体心性的修养而言,这是一种自我“精化”的过程,是一种“自觉”。这样的人若将“自觉”限于自己,是值得尊重的,若到处宣扬,要别人也入佛、入道,仿佛他们也“作为精神存在,融到了社会,在谋求社会状态的不断改进”,那么性质就变了,那就成了泛爱论,泛善论,是虚伪的博爱。爱一切,宽容一切,把罪恶也作为爱的对象,宽容的对象,告诫人们:眼一闭,万事皆空,退一步,海阔天空,无为即有为,何必烦恼?那么,这实际上就是爱邪恶,爱罪恶,否定任何正义斗争的必要性和有效性。进而,这本身也就是邪恶,也就是罪恶。这样“觉人”的人,决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精英。

  人们谈到精英的时候,不是把他们做为社会中自然个体考察的,而是把他们作为社会关系中的政治人考察的,因此有必要通过两次经典的革命,对作为政治人的精英作一般性含义的考察。

  第一次经典革命是1911年孙中山为首脑的资产阶级精英领导的辛亥革命。这次革命赶走一个皇帝,以袁世凯的复辟帝制而闹哄哄收场。其革命的不彻底性,远离工农大众的自我满足,在鲁迅的《阿Q正传》和《药》里得到最充分的表达。

  第二次经典革命(起点不好确定,毛泽东是将其确立为“54运动”)是以毛泽东为最主要首脑的共产党精英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分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第一阶段革命的最后成果是1949年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第二阶段革命的最后成果是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旨在建立配套上层建筑体系的文化大革命。

  第二次经典革命在时间和内容上包含了国民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些战争中,资产阶级精英和共产党精英全部卷入了,共同的目标都是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但却有时候互为革命对象,作对厮杀,有时候相互休战,共同对外,然后又烽烟再起,江山罹难,人民遭殃。这些你来我往就使得作为政治人的精英的含义具有了复杂性——今天许多反毛颂蒋的人,恰是在这里的复杂性上做足文章,欺骗后世,把当时“江山罹难,人民遭殃”的责任推给毛泽东,把蒋介石打扮成谦谦君子,救苦救难的菩萨。

  读者或许注意到了,“精英”在这里增加了不同的修饰语,变成了“资产阶级精英”和“共产党精英”(无产阶级精英)。这个修饰语是不是多此一举,我以为不是。如果我们承认领导辛亥革命的那些人是精英,后来的国民党领导集团中的人是精英,那么为什么共产党革命的领导人就不是精英呢?

  “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和被“五四运动”唤醒的大批热血青年,作为同窗好友,他们曾手挽手一同参加当时的爱国运动,后来又分赴两大阵营:一部分到上海南京后来到重庆,一部分到延河水边到吕梁山到沂蒙山,曾经手挽手的战友,此刻各怀不同的救国救民方案,疼苦的手握手,彼此含泪说:战场上见,到时候和我拼刺刀的时候,别手下留情。

  这样原本志同道合、一样接受教育、一样寒窗苦读、一样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人群,分开后,凭什么说到大城市的就是精英,到农村山区的就不是精英?

  这里取决定作用的是救国救民的方案,是理想,是信仰。信仰决定目标的选择、方法的选择、道路的选择。所以,根据信仰的不同,在精英之前分别增加“资产阶级”和“共产党”(或无产阶级)加以区别,既承认精英的“自觉而觉人”的一面,又可以区分他们“自觉而觉人”的不同程度和不同的社会效果。

  这就是说,放在历史进步的视野里,社会精英,从一般含义上讲,正如以上其在历史上所起过的作用那样,代表的是社会中一个思想嗅觉和政治嗅觉敏锐性超出一般大众主体人群,在社会变革的前沿时期,较早觉悟并愿意去觉悟大众主体人群,一同推动和迎接历史变革实际到来的数量居少的人群。这个“自觉而觉人”的程度也如上,是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异和因事情而异。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目标的资产阶级精英,无论自己觉悟的程度,还是觉悟社会大众的能力,受时代客观因素和他们头脑中主观因素的双重局限,显然都无法达到毛泽东的共产党精英的水准。因此,他们的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和推动社会进步的程度,也都不及毛泽东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革命。

  孙中山革命的对象是代表封建皇权的封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精英相对于这个阶级,虽是以自己小团体的根本利益为最后目标,但客观上还是通过革命推动历史向前了。所以,他们在当时理所当然代表的是历史的进步。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这个历史的进步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当时的共产党精英,或者来源于背叛他们本属阶级的进步人士,或者来源于本属的大众阶级,是大众阶级中综合素质相对更为优秀的成员。无论哪种来源,他们最终都是回到并融入社会大众阶级,引领大众为大众阶级自己的解放和整个民族的解放作出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样的精英再次从社会的各行各业涌现出来,他们中有如雷锋、王进喜、焦裕禄、陈永贵这样知名人物,也有许许多多当时被评为标兵、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又红又专积极分子却并不见于历史文献的优秀人物。

  通过以上两次经典革命,对精英做对比性一般观察,就会发现,就一般意义而言,无论是资产阶级精英还是无产阶级精英,都是顺应所在时代的进步潮流,推动历史进步的正面力量。但是,现在大众一般而言的精英,显然不是这种一般意义上的正面的力量,而是别有所指。也就是说,现在一般所谓精英,是特定含义下的精英。

  作为特殊含义下的精英,狭义地讲,就是“新左派”旗手们专门为泛左翼树立起来的攻击靶标——右翼知识分子精英;广义地讲,则是指当下那个反动的、退步的整个新生资产阶级国家管理集团,他们可以具体表达为政治精英、权力精英、知识精英、法律精英、商业精英、文艺精英、经济精英等等。读者是在什么含义上使用精英一词的,不妨在评论中自报家门:是一般意义上,还是特定意义上,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

  这个新生资产阶级精英集团是代表了曾经在不同时期分别代表各自时代的进步力量的两股精英的合流。从三民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两股精英合流于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精英是被改造进的),代表的是革命和进步;从社会主义退回到三民主义,两股精英合流于三民主义,代表的就是反动和退步(这时无需任何改造,只需要顺应人性之自然恶)。这便是理解当前精英性质的关键。

  综合以上,一般意义上,我以为存在资产阶级精英和无产阶级精英的差别。但是,无产阶级精英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认为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并不认为自己是精英,更不会提倡作为与社会主义对立存在的精英主义(详后)。因此,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下,也就是特定含义下,虽然精英就是指资产阶级精英,但为了不造成写作和阅读的误解,不造成对实际存在的无产阶级精英的否定,我建议在批判精英的时候,还是用“资产阶级精英”明确之。



  接下来,需要看看精英一词含义由正面转负面的过程。

  如果历史没有走到现在这个阶段,就是说,若不是某公的“肥皂大剧” 导语中的“摸着石头过河”实际已经“水落石出”,老百姓呛足了水,被扔在浅滩里浑身是泥,石头没见着,全让精英攒在手里,大家也不会对精英二字那么反感,说不定还是继续赞扬,自己还梦想弄个精英桂冠戴上。

  无论是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由当时的社会精英顺应历史潮流发动起来的。当叙述历史,不得不笼统使用社会精英一词来谈论这两大经典革命的领导阶级时,着重的都是精英的革命性、进步性,即使是孙中山的革命,也没有因为当时的资产阶级精英没有发动民众参与革命而赋予它过多的消极意义,只是把他们的行为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予以谅解;如果用来指称共产党,那就更有了革命性和进步性,赋予精英以民族脊梁的含义,代表着国家的未来。

  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我国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的共产党向来提倡社会主义价值观,提倡为人民服务,并不把自己当作精英,而是把自己视为人民的公仆。因此,在我的印象中,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早期这个时间段的文献、书报、学术著作和现实生活话题,很少出现或者根本没有精英一词。但这也并不说明精英一词具有负面含义。

  1980年代,国家公派留学生计划催发过一轮留学潮,1989年后因为众所周知的某个事件的影响,早先派出的公派留学生大量滞留欧美国家,拒绝学成归国。与此同时,全国爆发肥皂大剧上演以来第一轮大规模自费留学潮,不仅应届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纷纷赴美欧留学,而且不少在社会上占据了相当好位置,并在各自领域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人,也舍得一身剐,加入了留学队伍。这一现象,一时间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人才外流”便成为报章热词和一切关心国家发展的人们之间随时随地谈论的话题。在当时的私下的谈话中,普遍可以听到这样的句式:“外流的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可惜了,国家花了多少钱才培养出来的啊!”

  如果我的看法不错的话,自“肥皂大剧”开演以来,精英一词就是在这个时期伴随着“人才外流”的讨论,逐步从私人谈话场所进入公共媒体的,而且它的含义完全是正面的,体现了社会对于训练有素的人才的重视与关爱,和对于他们流失到海外的惋惜,因为当时能够进入大学成为“天之骄子”的人毕竟还是少数,社会基本认可进入大学接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人被称为社会精英,而且那个时候,新的阶级分化还没有出现,新生资产阶级还是一个隐性的存在,说大学生、研究生是社会精英,往往含有说他们是无产阶级最优秀接班人的意思,因此,正面含义雷轰不掉。

  事情出现转折,大约是在2000年前后。自那时以来,“肥皂大剧”导演班子,越来越显示出毫无理性的右倾机会主义本色,越来越不顾社会已经出现的严重两极分化,继续加大经济领域资本主义化力度,越来越对于底层老百姓的现实生存问题表现出假仁假义、束手无策和货真价实的漠不关心。与此同时,号称是社会精英又一直在向导演班子提供续编剧本的知识分子,不但不走进现实社会去了解老百姓的现实生活处境,根据老百姓通过怀念毛泽东主席所表达出的政治诉求,适当校正剧本的目标所指,反而更加肆无忌惮,从巩固他们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的狭隘情感出发,有恃无恐沿着既定目标,通过加速取材欧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编入“肥皂大剧”剧情,来加快剧情发展,试图让“肥皂大剧”在最短的时间直达彼岸,立即给全剧打上“剧终”二字。“改革进入深水区”,“杀出一条血路”,“36条”,“新36条”等等都是这个剧情加速展开的标志。这样一来,老百姓的日子就更加水深火热,精英一词被老百姓赋予负面含义,就在所难免了。

  伴随精英二字负面含义出现的,是当下精英的阶级属性发生根本性改变: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原本具有的无产阶级属性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属性。他们的“社会存在”就如此地决定了他们的“社会意识”(所谓“屁股决定脑袋”)。换句话说,这实际上标志了我国“肥皂大剧”开演以来,导演班子领导下的全套摄制班子彻底资产阶级化、社会内部阶级的完全分化和阶级分化后的固化的全过程(即我所谓“等级制格子构造”王者归来的全过程)。就此而言,精英含义由正转负是当下我国社会阶级分化和固化的指示器。



  精英主义与精英是完全不同的,好比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完全不同。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做斗争、争取自身解放的武器,而马克思只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成员,作为个体成员,即使他持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斗争哲学,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哪怕最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具体成员依然要友善,不能毫无道理动用斗争哲学或者拳头斗争。例如,他在一次旅行中邂逅一位德国皇室女成员,那位贵族太太对着他把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理论骂了个狗血喷头,马克思极有耐心听完她的痛骂,不做任何辩驳,只是彬彬有礼帮助贵族太太安置行李,放松心情,然后给她讲许多有趣的历史故事,巧妙的讥讽了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贵族太太因为得到了平生最愉快的一次旅行,便对眼前老男人的幽默风趣礼貌周到赞叹有加。后来,她从报端侮辱马克思的报道中看到马克思的照片,发现那个被资产阶级报纸描述为十恶不赦的共产主义魔鬼,就是那个她还当面痛骂过又还让她获得一次平生最愉快旅行的大胡子,不胜感概。这里的马克思是马克思的一个缩影。马克思主义呢?它在马克思逝世后,掀起20世纪全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这是马克思万万无法做到的。马克思自己创造了“批判的武器”,他自己却不怎么会将其转化为“武器的批判” (会转换的是后来居上的列宁和毛泽东),连一个“第一国际”也没有好好维持住。这便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一个简单梳理。

  读者百度一下就很容易获得“精英主义”词条的全面解释。我在这里仅扼要提供些许关键性参考。

  18世纪末期的法国革命(1789-1799)撬动过欧洲传统思想板块,自由平等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反宗教主义等思潮,被拿破仑复辟之后用刀剑和枪炮输送到欧洲各国。因此,19世纪刚一睁开眼,欧洲各国贵族就被这些思潮弄得眼花缭乱,纷纷接受洗礼。一些贵族很快明白过来:非顺应历史潮流不能保全自己,固守君主制是毫无希望的(这比我国还晚他们半个多世纪的康有为、梁启超们聪明多了!)于是,主动接受法国革命的一些进步思想,为自己所在的社会寻找出路。基于现实主义原则,他们提出一套以他们的理解来阐释现实政治,以他们自己为唯一领导力量来构建未来社会的理论。这套理论就是最早的所谓精英主义。

  对于这些主动正在转型为资产阶级精英的贵族来说,过去不久的法国革命的流血记忆,简直是噩梦。而且,法国革命也使社会主义思潮得以迅速传播,例如欧文就是在这个时期搞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的。他们害怕社会主义者,也就是大众阶级人群,像法国革命的“暴徒”那样,搬来“人民主权”、“公意”一类的东西,搞出“暴民政治”,让他们这个所谓精英人群(即资产阶级代表)狼狈不堪,甚至流血牺牲,于是,就在设计未来社会发展的时候,完全垄断设计权。

  因此,欧洲的精英主义,一诞生就天然的带着关键的两个胎记:一是强调资产阶级精英人群与生俱来的高贵血统和素质,二是排除大众阶级人群,垄断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解释权和重构权——读者不妨联想一下,毛泽东文革中,试图反其道而行之,为了建立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配套的上层建筑,是如何被红色贵族整得“头破血流”的。这些贵族等毛泽东一死,就开始反攻倒算,说毛泽东搞“暴民政治”,搞“法西斯专政”,制造社会动荡,文革是一场“浩劫”。然后,就开始编剧和导演“肥皂大剧”。

  此后的欧美精英主义不论怎么与时俱进,以上两点最根本的东西,从来就没有消减丝毫,不过是身体上多系上一些时代的新标签而已。例如20世纪的精英主义在70年代走向精英民主,依然是把大众民主当作民主的敌人。精英主义在不同的领域都有表现,例如在政治层面是精英政治,在经济层面是市场拜物教即自由主义(人家掌握100亿,你只有100元,你肯定“自由”不过人家,所以,自由主义对精英主义者来说,是聚宝盆,是维护政治地位的刀剑,对老百姓来说,就是上吊绳)。

  精英主义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和社会主义对抗。在初创期,是对抗法国革命平等思想和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稍晚,是对抗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20世纪初,列宁革命成功,社会主义实践取得实质性成功,于是意大利为基地的精英主义得以蓬勃发展并趋于完善;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汇入世界社会主义潮流,震撼了世界,毛泽东文革把“大民主”推向了历史的新纪元,精英主义就系上了精英民主的领带,显得那么文质彬彬。

  总之,精英主义是明目张胆的为压迫大众阶级的统治阶级构建的统治理论,是为各种利益集团服务,对抗大众阶级利益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西方世界遭到大众阶级人群的普遍的唾弃。但也正是在那个时候,精英主义被总导演和他的导演班子走私贩运到我国。



  在90年代初期我国出现那一轮严重“人才外流”的时候,我曾和一个瑞士学者谈到过人才流失问题,我觉得那些出国的都是精英,都到欧美留学不归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损失惨重。因为谈到了精英,他当时对于精英主义的愤怒和不屑一顾,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告诉我精英主义在欧洲是最不得人心的一种政治哲学垃圾,要我不要在乎精英流失,待到10年-20年后中国发展了,会有更多的人才回归中国。他还告诉我,瑞士当年也是那样,许多的钟表手艺人遍布欧洲全大陆,后来瑞士自己的物质丰富了,他们带着老小都回到瑞士,然后是瑞士手表的世界霸主地位。现在回想起来,这位友人的预言是完全应验了,不但人才海归,而且精英主义在中国也开始遭到大众的痛恨。

  但是,把精英和精英主义混为一谈的人大有人在。例如,一个人可能对另一个觉得自己比较出众又有点傲气的人说:“你有精英意识”,意思是“你有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的思想”。我以为他实际是指“你有精英主义意识”。这就明显是把“精英”和“精英主义”混为一谈。有“精英意识”无不可,但有“精英主义意识”则万不可。

  区分精英和精英主义的不同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本文的分析,一般意义上的精英是顺应历史潮流而动的,根据我国两次经典革命的具体实践,甚至即使从欧洲精英主义的起源来看,莫不如此。在我国在20世纪初期至中期,社会主义革命覆盖了资产阶级三民主义革命,然后在20世纪末期又再被三民主义反覆盖。这样就让现在的话语体系完全混乱。但是,存在“资产阶级精英”和“无产阶级精英”是毫无疑问的。若不分青红皂白,拒绝这种区分,那么就会使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步意义不能体现出来,现在的资产阶级精英的反攻倒算的历史退步意义也不能体现出来。就是说会以当代资产阶级精英的退步意义去否定孙中山当年革命的进步意义。

  另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精英可以分“资产阶级精英”和“无产阶级精英”,但“精英主义”却没有“无产阶级精英主义”和“资产阶级精英主义”之分,因为精英主义就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存在物存在的。说“社会主义”不必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说“精英主义”也就不必说“资产阶级精英主义”。这一点,也反过来强化了不能混淆“精英”和“精英主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精英主义在走私进入中国之后,就成为中国的精英主义。但是,精英主义并没有得到官方的宣传,在右翼学术界其实也是躲躲闪闪,故意把“精英”和“精英主义”混为一谈,害怕有人把窗户纸给捅破了,让他们失去“市场”号召力。现在他们似乎连精英二字也要放弃使用了,以便逃脱人民的法眼。现在,我就把这纸捅破。

  那么,这些年来中国的精英主义是怎样地表现的呢?它能万古长青吗?请见下一篇《中国精英主义的穷途末路》

  (注:本篇原为《中国精英主义的穷途末路》的上篇,扩充细化后单独命名《精英和精英主义》)

  201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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