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而左：新一代小资，美酒加咖啡离你们有多遥远？（下）

大参考

　　新一代小资，美酒加咖啡离你们有多遥远？（中）

七

　　（到底为什么新一代小资会遭遇上文描述的命运并必将为时代所进一步捕杀？）

　　答案就在于中国社会的现实构造和这个构造下的人们的行为方式。

　　最近30多年来中国社会逆毛泽东之路而行，走了一条政治上宗派化、文化上复古、经济上退向原始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反现代化之路。具体表现是，以儒家道统为依据的封建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先在改革开放的口号下，继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鼓动声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全面地死灰复燃了。来自底层社会的成员，无论出在哪个地域、哪个行业，都实质上失去自身能量，变成被动的和死的社会质点，被安放并固定在这个等级系统的格子构造之中，无法动弹。

　　这个格子构造的最初设计者，是前文提到的改开初期的“权力顶层及其附近的小股人群”，时至今日，它的维护者、加固者、修订者和完善者，已经发展壮大为一个更加复杂的综合人群，其成员不但来自那个特定的小股人群及其后代，更来自前文同时提到的另外两个人群（“智者”群和“另册”群）及其后代，最为关键的是，还来自最有知识最有活力最有进取精神最大程度上掌握了话语权的老一代小资和任何社会阶层（含社会边边角角）经济上跻身中产及中产以上阶级者(包括黑社会成员)。这个综合人群可以简而言之称做“成功人士” 。

　　一般而言，“同质”的人具有“同质”的思维。就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而言，“成功人士”彼此具有同质性，相互之间相容性较高，因此不论他们在什么社会具体位置，彼此是否认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具有趋同性和相对一致性。这好比教育程度类似的、生活阅历类似的、年龄接近的、兴趣爱好类似的不同人群，归类后内部之间彼此容易沟通理解，思维和行动容易彼此形成默契。这一同质性思维和行为，决定这些“成功人士”的自觉行为，不自觉地形成一张罩住整个社会、有利于他们自身的“天网”，将任何闯入者捕杀之，用做他们自己的食物和补充营养，就像蜘蛛结网捕杀蚊虫那样。如果他们的自觉思维一时间达不到高度的默契，不能自觉产生共同一致的行为，去维护他们共同的利益，那么他们就会通过顶层权力及其操控的宣传机器发出的信号，自觉完成行为整合，或者通过如同各级党校这样高度组织性的公开的合法的内部系统协调相关行动（读者略略考察一下现在的宣传机器的发声方式和各级党校定期集聚包含以上所有各类人群的“成功人士”进行培训，就不难理解这些）。

　　政治上，他们最关注最倡导社会和谐，最高调宣传法制和公民意识，“决不承认”阶级的存在，“拒绝”任何形式的阶级斗争，并且把有这种倾向的任何个体和组织确定为罪犯或者恐怖分子。他们要求这个群族以外的人对他们要遵循中国的传统伦理，即，共存法则，死到临头也不要做任何反抗；而他们反过来对于这些人却遵循西方人的传统伦理，即自然法则，生存还是死亡？凡异我之心者，置之死地。

　　在经济上，他们是这个社会最理性的“理性人”群族，在过去30多年社会重新向等级系统的变迁中，以最小的付出获取了最多的好处，完成了各自财富的积累。这个积累与一般而言的合理合法的“个人奋斗”没有什么必然性因果关系，实质上就是一场顶层权力发动的几个群体联合瓜分毛泽东积累起来并留给子孙后代的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财富的空前绝后的历史犯罪。任何人，包括新一代小资，不要希望他们会良心发现，将犯罪攫取的财富自觉返还给历史，成就工农阶级重建毛泽东社会主义制度的愿望和新一代小资们的小资梦。

　　“先富带后富，走向共同富裕”是一个真正的“乌托邦”。试想，现实中即便是一个家庭内又有多少人富有之后会去带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富有？充其量是有些人会不自愿的或者迫于伦理道德压力，给出一点接济。有血缘关系的尚且如此，那么自相残杀的“理性人”之间又怎么愿意“先富带后富”呢？现实的共同富裕之路，必然只能是社会主义的集体富有之路，而不是原始资本主义的剥削之路。卢梭早在约270年前就告诉人们：人不可能通过行善而变得富有，也不会将自己的财富散发一空以救济穷人减轻穷人的苦难。因为这是违背人类自身贪婪之天性的。人类本性贪婪，要变得富有，就得积攒每一个便士，就必须铁石心肠拒绝慷慨。一旦变得富有，他们将不会以穷人的眼光看待世界。穷人所以对于穷困带来的苦难感觉敏感，仅是因为贫穷之故。最容易获取财富之路是最不道德之路。致富的努力，一有机会，就将驱除行善的欲念。这也就是说，社会主倡的“理性人”学说，让“先富带后富”的致富理论，在实践中必然破产，对比于社会主义的集体致富学说，它才更是真正的“乌托邦”。

　　“成功人士”的行为具体到他们之中各个具体的人群，不难看到，第一类，顶层权力及其附近的小股人群及其后代，因为他们具体掌握着国家机器，是这个等级制下格子构造的最坚决的保卫者；第二类，“智者”族，他们寄生于这个等级制的罪恶性，进退有度，自身的善恶表现依情势而定，但绝不会充当这个等级制的破坏者；第三类，“另册”族，他们曾是这个等级制重建过程中的底层施工者，场地工头等等，他们正是依靠这个等级制的再造，才扬眉吐气，摇身一变，从“另册”转入“正册”，他们中的任何幸存者只会坚决的站在第一类“小股人群”的立场，最坚决的维护这个等级制，而且“小股人群”不便出面的诸多恶行，他们都会乐意去干。事实上，我们的社会的腐败以至于此，一定程度上，就是他们和第一类“小股人群”合谋的杰作。社会其他各阶层（包括边边角角）的诸多人群（包括黑社会）都陆陆续续成为了这个人群的后备军、新鲜血液，不断加入其中，壮大着这个人群。

　　这就是新一代小资做着小资梦的时候必须要全力面对的复活后的等级制的格子构造和这个构造中主要的“成功人士”及其行为方式。基于这些，我认为新一代小资将为这些人群所主宰的时代所必然捕杀（这几个人群中少数通过继承父辈的物质财富又通过自身的精神嬗变而成为新一代小资者除外）。

八

　　以上我有意忽略了“成功人士”中“老一代小资”。

　　老一代小资的行为是最微妙的。他们具有十足的两面性，并正在发生着对立的分化。这个人群是毛泽东曾寄托希望的群体，他们许多人拥有“突击队员，劳动标兵，铁姑娘，知青，回乡青年，造反派，红卫兵，红小兵，少先队，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等等” 身份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同时他们也是这个时代走上“反现代化之路”以来表面上的直接得益者和得意者人群之一，他们事实上参与过“瓜分犯罪行动”中的“喝汤”，以至于挤身于中产阶级，成为老一代小资。他们是第一类所谓“小股人群”试图彻底驯服而为自己所用的一群，但他们从来没有整体性屈服。因为，他们中有向忠发式的叛徒，陈独秀式的“二次革命论”者，却也有卢梭式的忏悔者，聂赫留朵夫式的复活者（注：聂是托尔斯泰《复活》的主人翁，他自身不是小资而是贵族，他“复活”后皈依基督教为我所不赞成），……，总之，五颜六色，丰富多彩。他们是新一代小资天然的和道德的前辈，新一代小资可以从分析他们的历史演变和分化过程，完成自己小资人格的建造。此处，我不对他们进行多层面的观察，仅就他们如何曾经获得合适的社会起点条件给新一代小资们一些参考。

　　1977年-1985年入校（本文确立为“老一代小资”入校的年份）平均每年不过30万左右，就以30万概算，九年累计不过270万。

　　这些人，就算全部留在国内，一个没有亡故，全部成为小资，也只有约270万。事实上，这270万有巨大的分化，改开以来公派留学生主要出自这些人，而滞留国外未归者达数十万，77年和78年高龄入校的现在已经有一部分离退休了，270万中余下的很多到现在为止，也只是工作稳定，小有职权，住着原住公房房改来的住房，温饱之后略略有余，只有很少部分成为大型工矿企业领导、商贸企业CEO、各级政府官员、博士生导师、科学家等等。另有一小部分敢于冒险者，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刮起的市场化狂潮中下海转身成为商人而大富大贵（1980年代下海的主体基本上是前文中提到的三类人，尤其以第三类人——“另册”群为最多）。经过这样的分化之后，确实成为本文意义上之小资的“老一代小资”其实数量很少很少。所以，我在第五小节里说：至于这个“许多人”到底是多少，具体数量则又是一把可以戳破改革开放实际成果的尖刀，也是足可以震醒新一代小资之梦的又一声炸雷。

　　关于这老一代小资人群成功跻身小资行列的具体社会起点条件，为了增加说服力，我只好再来一次“现身说法”（在“老江湖何新”文的第二次说明中，我已经现身说法一次了）

　　1983年我大学毕业，时年20周岁。读者可别以为右而左是过人的聪明，其实不然。1983年毕业的大学生很大部分是20-21岁（16-17岁入校。只有1977-1978年入校的大学生年龄偏大，有的还非常大，儿女都上初中甚至高中了，因为他们主要来自社会上的中青年。79年入校者基本是应届生）。这得益于文革提出的教育改革：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革命之后，从小学到高中实行9年制教育（1973年邓小平复出，有过短暂的“资产阶级教育回潮”，延长学制半年，合计9年半。后来恢复高考，时间是夏季，而不是传统的冬季，也是此次“回潮”延长半学年的产物）。

　　历来都有不少孔子的孝子贤孙立论说是孔子使中国教育平民化了，而科举取仕则显示了中国古代社会各阶级的平等。他们立论的主要依据是孔子不光接纳地主贵族奴隶主的后裔为弟子，也对平民敞开办学的大门，科举考试则让平民子弟可以和官家富家子弟同场竞技，平等进入主流社会参与国家管理。可是，在这样的“平等”之下，几千年来，真能读出“黄金屋（升官发财）和颜如玉（靓妻美妾）”的，还几乎都是官家和富家子弟，平民子弟凤毛麟角，所谓“平等”实际上不过是水月镜花，实乃孔子的孝子贤孙们的愚民宣传而已。

　　1905年，废除科举，引进新学，但是略知历史者都知道，教育依然没有真正走向平民，更不用说普及化，以至于1949年毛泽东初掌中国，还是主要地依赖旧知识分子（其中少有平民子弟，延安红色政权培养的不算）来管理国家。这决定了“1957年事件”的阶级基础，也决定了毛泽东后来不惜一切代价，将学校开向平民，努力建设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教育队伍和接班人队伍。这样才有文革中的教改。

　　国家当时那样贫穷，却要向全国工农子弟免费敞开各级学校的大门，高校更是特别降低门槛，大门向田头的农民、生产线上的工人和哨所的解放军战士直接敞开（改开以来直到今天，总有小资和其他人在嘲笑未经过严格高考就进入了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就是张召忠这样的“大家”，也在被嘲笑之列。他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期间，对战争进程有过不符合后来实际进程的预测，我就曾读到有人调侃他预测不准是因为他是“工农兵学员”，底子薄。这类人的举动，反映出的恰是他们自己对历史的浅陋无知和他们内心的卑微与黑暗。我敢说，张将军预测不准，什么都可能是理由，唯独“工农兵学员”身份不是理由）。

　　毛泽东完成的教育革命，真正击碎数千年的教育体制，实质上做到了而不只是像孔子那样名义上做到了使教育平民化，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在平民化的基础上又更进一步实现了教育的普及化。中国改开以来的一切所谓经济成果和社会成果，无不是以毛泽东完成的教育平民化和普及化为根本前提和保障，现在每年接近6百万的大学生毕业，根本上讲也无疑是这个教育平民化和普及化的社会成果的进一步延伸。

　　国家基本制度让每个国民享受到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是我一个湖北偏远山丘地区农家孩子（兄弟五个，本人行三）能够20岁系统完成高等教育的第一前提。它奠定的是当时我这样的农家子弟和其他红色贵族阶级子弟基本一样的人生起点。我和我的工农阶级的同龄人，一些后来能够成为老一代小资中的佼佼者、商人、大型工矿企业领导、商贸企业CEO、官员、博士生导师、科学家等等，都是因为这个相对平等的起点。

　　“后空翻转体三周半”永远只属于10米高台上的竞技者。试想，如果我们是站在3米跳板或者跳水池池沿，官家富家子弟是站在10米跳台上，我们是无法做出比他们更优秀的跳水花样的。即使他们是最拙劣的竞技者，10跳台的金牌也一定属于他们。本届奥运会上，体现奥运会原初纪念涵义的马拉松长跑金牌为乌干达选手获得、银牌铜牌分别为肯尼亚选手所获得。如果没有国家不分大小，不分穷富，都有平等的参赛资格，奥运竞赛有相对公平公正的规则，三位黑人选手是不会有机会站在全部奥运会中惟一在闭幕式上举行的最隆重的颁奖仪式上的，乌干达、肯尼亚的国名也不会为世界那么多人所知道，就是知道也只会是因为那里的战火、贫穷或者爱滋病。

　　是否同样的起点决定此后的竞赛是否公平和公正，竞赛结果是否具有正义性和合道德性，这正如重量级的拳击选手击败轻量级的拳击选手，完全不具有正义性和合道德性。毫无疑问，我们这一代所获得的人生起点是毛泽东所确立的社会制度提供的，而不是来自1977年恢复的高考体制。即使没有高考，我们也绝对能从各个位置脱颖而出。因为这才是毛泽东设计的社会制度的本来目标。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无法解释，我们那些没有考取大学的中学同学，一部分在物质上并不在我们之下，而他们在各自家乡所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治强力和社会地位，更不为任何后来者所能撼动。

　　接下来在毕业分配中所体现出的机会均等、择优录用，又一次见证了当时社会的主体的平等，并决定性地确立了我们这些人的终极命运（后来参与“喝汤”只是展开了这个命运的物质化过程而已）。

　　那时，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实行包分配，我的同学，除了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者外，成绩好的进入国家级科研院所和国家机关，中等的留校任教，差一点的也是省级科研机构和省直机关，个别同学则响应号召，主动到边缘地区如新疆西藏安家落户。同学来源有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也有陕西的黄土塬、秦淮河畔的水上人家、河南的桐柏深山，……。分配中虽然个别人会搞些小动作，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出现了北京的留不到北京，上海的回不去上海，广州的只能梦回广州，黄土塬的到了中国科学院，桐柏深山的到了上海市政府机关，而我这个上大学之前没有进过县城的湖北山沟的则进了国务院某部，……，决定去向的主要不是后台，不是姿色，不是富有，而是综合考试成绩、在校的综合表现和同学的评议等等。

　　有些人可能以为这实在是太童话世界了，然而，基本事实就是这样。它代表的是当时全国大学毕业分配中的绝对主流，而非主流的，也就是在绝对秘密中完成的，很可能仅在涉及一个特别集团里的人群时才发生。例如，我到某部位报到之后不久，和从全国各高校新分配来的学生一道接受相关领导的训示，我们之中有一位，比我们大家的年龄要大很多，他穿着打扮，行为举止与我们大家也完全两样。后来，我得知他是某大人物的公子。大概一个多月之后，他就神秘失踪了。若干年后，我发现他自己也已经成为大人物了。

　　这位当时某大人物的公子所代表的，就是“顶层权力附近的小股人群”。他们的父辈就是那些逆毛泽东之路而行，以改开名义设计了“等级制下格子构造”，领导中国走反现代化之路的那些人。这种当时事涉某特殊集团子弟的非主流的暗箱操作手法，预示了社会重归等级化的变迁，而且随着这一变迁的实际发生，就逐渐演变为社会的绝对主流行为。这种状态一经形成，今日中国社会的等级制下的格子构造就宣告定型，各底层阶级来的社会成员就变成了被动的和死的社会质点，被固化在原位。一些人想像出身底层阶级的于连那样向上层阶级穿越，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也只会是牢房和夺命的枪弹。

九

　　新一代小资从以上文字里读出了什么，我实在并不完全知道。文章写到这里，原本要说说小资们在这个格子构造中该如何化蛹为蝶，细思之后还是决定留给以后单作一文，先奉赠以下一些后续思考。

　　有位在特大型央企工作的老一代小资朋友，因公去了趟印度，看到名气很大的印度城市竟然脏乱差如同我国落后地区的农村小镇，回来后毫不掩饰自己的民族自豪感。朋友问我，印度为什么还是那么落后，比我们中国落后了几十年？——朋友嘴里的“落后”单指物质方面，精神方面的，他走马观花，无从说起。我告诉他：“因为印度种姓制度没有被消灭”。朋友不解，嫌我这解释太抽象，不着边际（类似地，我想，读到以上我关于等级制复活和格子构造的叙说，一些人也会觉得我太抽象，不着边际）。

　　印度的落后，当然有许多其他原因，但毫无疑问，最根本的原因是代表社会等级不可逾越的种姓制度，隔断了各种姓之间的平等交流，使各种姓之间公平开发和利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成为不可能，即使有所谓民主政治制度为依托，其社会发展也不可能与世界现代文明发展要求合拍。前些时候，有报道说有印度政府组织的一个青年考察团来华，种姓高的团员对同团中种姓低的团员颐指气使，视同奴仆，还性侵种姓低的女团员，甚至对中方的女翻译也不放过，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印度国内一些媒体怒斥“这些印度败类损害了印度的国格，丢脸丢到中国去了”。这个事件不过是印度种姓制度造成的汪洋大海的社会问题中的一个小小例子。观一滴水而见大海，种姓制度对印度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于此可略知一斑。

　　在我国，儒家道统构建的等级制，两千多年来，在毛泽东之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真正撼动。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先贤，曾在约100年前大力倡导全社会向孔教猛烈开火，所谓“砸烂孔家店”，但事实上，因为提出的目标抽象，行动不得法，他们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接过这些先贤旗帜的毛泽东则不同，他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和中国社会的全貌进行分析之后，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明确提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是四种具体的“封建特权”：皇权、父权、夫权和宗权。

　　毛泽东指出的这四种恶瘤，基本就是儒家等级制主干构件，同时又如同毛细血管深入到我国社会肌体的每一个微细组织（包括家庭），形成我国某台湾学者提出的“大传统”（庙堂文化传统）和“小传统”（民间文化传统）。其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就如同印度种姓制度对于印度社会的危害。这些具体扫除目标的确立，使当时中国的革命在反帝的同时所进行的反封建不再是书生论道，而成为自下而上目标具体明确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运动。此后凡数十年，毛泽东都在和这四种具体的势力斗争，在不同社会阶段，依据社会矛盾的主次变化，确立不同的斗争对象，到他去世的时候，四种封建特权，基本都被他击碎，留下的是他未来得及清扫的满地垃圾和碎片。

　　在《平等，何以再度成为大众的天梯》一文里，我写道：“中国社会迈向现代的沉重包袱曾被毛泽东在文革中卸下，对比文革前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的变迁，将毛泽东1956年后曾一度退居二线，后又重返封建角斗场，向奴隶主们开战，不难发现，具有封建君主皇权意识的不是毛泽东本人，而是他曾经带领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那支队伍！”。我是否可以说，这几句话的份量，即便是那些对毛泽东及其思想有过系统了解的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掂量得出来的？最近30多年来的历史所走出的反现代化之路及其现实后果，已经雄辩地为我这番话做了背书：正是毛泽东曾带领着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那只队伍中的成员，在毛泽东走后，拾起毛泽东打碎的儒家等级制的碎片和垃圾，驱除了社会平等，重建了中国社会的等级制。

　　本文（上）曾提到“后文要对比观察”“新一代小资梦的现实梦境”。通过以上历史反观，我愿新一代小资对自己的梦境多了一点理性认识，明白这梦境缺乏什么样的五彩缤纷。

　　1983年大学毕业时我身上背着已经不再时髦的军绿色书包，穿着带补丁的劣质的确良衬衣（的确良是当时的一种布料名称，补丁是我自己补的），裤子因为是几年前的而身体已经突飞猛进，裤口就自动上提几寸，整个裤子紧紧绷住下身，几乎和90年代一度在女士中特别流行的“萝卜裤”一模一样。工作后，靠着见习期48块，转正后52块的工资鸟枪换炮，穿起了劣质的牛仔裤，往往又是一年四季就一条，结果就膝盖部位彻底洞开，两膝盖疯狂露峥嵘，完全不是后来的牛仔裤，磨边造旧穿洞露膝，为的就是个时髦，扮酷。因为要节省工资接济还在上中学小学的两个弟弟上学，我一年也理不了一两次发，慢慢的就长发披肩，被同事和朋友说成“港味十足”。这样一个当年落魄的家伙，凭什么就成为老一代小资中的佼佼者，甚至也有资格被列入1%甚至0.1%之中？

　　新一代小资不如我这老一代小资吗？不会！

　　自己一代的问题，最终还得自己一代去解决。

　　……

　　耳旁响起主席那浓浓的湖南音：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全文完）

　　2012-8-30

qysyp

卢梭早在约270年前就告诉人们：人不可能通过行善而变得富有，也不会将自己的财富散发一空以救济穷人减轻穷人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