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之声国际观察：红色帝国的战略败笔——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启迪

大参考

　　苏联的缔造者列宁，曾经在其撰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引述过注明帝国主义者罗德斯在1895年写下的一段话：“我昨天在伦敦东头（工人区）参加了一个失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里听到一片‘面包！面包！’的狂叫声。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复思考了看到的情景，结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我的一个夙愿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避免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一个帝国主义者。”

　　这段话真实的说明了西方列强崛起的根本途径——就是通过战争明火执仗的掠夺亚非拉的财富、资源、人口，用殖民地的鲜血养活帝国和帝国主义者。而事实上，帝国主义不仅仅制造暴利，西方通过豢养黄色工会、“密室协定”等一系列手段，积累了大量宏观调控的手段，并把这些手段用于调控经济，控制社会矛盾，并且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维持了资本主义的内部稳定.

　　在1918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时候，西方完全估算错误，他们没有想到俄国——这个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在列宁和苏维埃领导下，竟然将当时俄国低下的国民经济、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这个矛盾和计划调控有效结合；通过使用带有强制性的计划经济，苏联在短短三个五年计划内，通过内部积累和投资拉动，就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向，积累了日后成为世界一霸的工业基础，并为二战最终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战后，从波兰到中国，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可以西方抗衡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为了更有效的和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西方主要列强炮制了雅尔塔体系。这个体系表面上吸收了苏联，并尊重苏联作为世界一极。但是实际上西方始终没有放弃在经济上封锁苏联（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政治上敌视苏联（联合国，美英法VS苏联，中国当时打酱油）；在军事上包围苏联（北大西洋公约、中央条约、东南亚条约，三部军事条约组建了完整的战略包围圈）。可以是，当年苏联所面临的围剿也遏制远比今天的中国要严重得多，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苏联最终不堪重负。但是，也不是说苏联没有机会赢得冷战，当时作为世界一极，苏联的战略火箭、核武器、卫星等诸多尖端领域和美国的差距并不大，甚至有些领域还领先西方，同时，二战结束后，全球蓬勃发展的民族民主运动也在政治上支持着苏联的地位。而苏联把一手好牌最终打烂，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战略败笔。

　　在1967年之前，苏联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整理周边的安全和巩固周边利益边疆上面。彼时的美国也对铁幕后面的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布拉格之春保持了少有的缄默态度。但是，在1967年6月5日，一件远离苏联，但是却在日后改变雅尔塔平衡，并改变苏联战略思维的事件爆发了。在1967年6月5日黎明时分，以色列在仅保留12架战斗机用于本土防空的情况下，倾巢出动了全部184架作战飞机，在仅仅3个小时的空袭中，以色列空军就摧毁了埃及和叙利亚的29个空军基地和超过30处雷达设施，摧毁了两国近400架作战飞机（其中还有伊拉克10架飞机）。以色列国防军在随后的6天内，全面出击，分别击败埃及、叙利亚、约旦和巴勒斯坦的军队和民兵，占领了比当时以色列国土大三倍的阿拉伯领土！

　　而就在以色列发动攻击的数天前，苏联还对当时的埃及总统纳赛尔表示：以色列绝对不会首先攻击埃及。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甚至对纳赛尔打包票说：“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埃及需要的话，就告诉我们，我们将立即在塞得港或者其他地方援助你们。”可是格列奇科话音刚落，以色列就摧毁了埃及军队超过80%的技术装备，并攻占了整个西奈半岛。这无疑让苏联在全世界大丢其脸。

　　客观上说，1967年苏联并不具备对埃及提供全方位援助的能力，而且中东地区和当时的苏联也没有过多的利益交集，苏联完全可以大事化小，继续专心经营自己周边的利益边疆，直到自身实力足以和西方抗衡。但是阿拉伯地区博弈的失败，触动了苏联人敏感的神经，从此以后，好大喜功的苏联领导人开始密切关注中东的形势变化，并给予泛伊斯兰-泛阿拉伯地区不计代价的巨额援助。

　　同时，由于1967年的刺激，苏联开始关注原先并不关注的，远离其本土和军力投射范围的“热点”地区，而且随着苏联国力的上升，苏联领导人对外进行军事冒险的兴趣迅速上升：

　　1968年，苏联伙同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和东德四国军队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这是苏联第一次成功的对外武装干涉，也是苏联由社会主义“老大哥”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标志。

　　1969年，尝到武装干涉甜头的苏联领导人之一，陆军元帅格列奇科提出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以解除中国的核武装。虽然这个计划最终因走漏风声和中国的反制准备而作罢，但是，这个计划的泄露让中美苏三大国的关系在之后20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让原本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苏在20年时间里针锋相对，苏联的国际声望遭到严重打击。并且不得不在中苏中蒙边境部署百万军队，和中国保持“高度戒备”。

　　1971年11月，得到苏联全面武装的印度悍然发动第三次印巴战争，并成功肢解巴基斯坦，而苏联海军的巡洋舰分队在印度洋为印度提供了海上支援，并与美国航母战斗群正面对峙（上一篇中有记载），同时，苏联在联合国多次使用否决权偏袒印度，并在1974年直接支持印度吞并锡金。

　　1975年-1988年期间，苏联直接向安哥拉的安人运武装提供了超过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用运输机运输了超过1.2万名古巴“军事顾问”抵达安哥拉，帮助安人运彻底击败了安盟及其南非盟友，此役不仅让安人运最终夺取安哥拉的国家主权，也直接促成了非洲最后一个国家——纳米比亚在1990年获得独立。

　　1978年苏联支持埃塞俄比亚发动对索马里的欧登加战争，曾经调用当时苏军15%的空运力量，开辟了塔什干——沙特——埃塞俄比亚；克里米亚——土耳其——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多条空中航线，甚至还专门发射了2颗人造卫星负责空运调度。在短短的3周的时间内，苏联空军就空运了600余辆坦克、装甲车、百余门火箭炮以及曾经在安哥拉作战的2000名古巴军人，埃塞俄比亚依靠着苏联的空运力量，在不到3个月的战争中全面击败索马里。苏联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人口过亿的工业大国强劲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但是这也为日后苏联在阿富汗的误判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在整个70年代尝尽了武装干涉甜头的苏联，在没有仔细研究情况的时候，就于1979年冒冒失失的武装入侵阿富汗，这个著名的“帝国坟场”。虽然苏联军队在阿富汗的战术行动非常卓越，且胜多败少，但是毕竟入侵阿富汗是一场侵略战争，再怎么解释，也改变不了苏联“入侵者”的角色，而苏军所面对的也不是装备简陋的阿富汗部落战士，而是得到海湾伊斯兰富国资助，西方装备武装起来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伊斯兰圣战者”。

　　客观上说，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其实也并没有西方媒体描述的那么可怕：在历时11年的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中，苏联年平均投入军费不超过50亿卢布，而1984-1988年仅提供给当时苏联傀儡的阿富汗政府军的装备总计也不过63亿美元，同时期，没有发生战争的波兰得到的苏联军事援助高达65亿美元。苏联在阿富汗遭遇的失败远不及美国1973年在越南遭遇的惨败，甚至比不上英国在布尔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苏联所遭受的更多是国际道义、社会心理、军队士气和国际形象的损失。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文件显示，苏联入侵阿富汗完全不是为了“开辟印度洋出海口”（阿富汗是一个纯粹的内陆国家，其距离印度洋直线距离在300千米以上），而西方则隔三差五的抛出“危机之弧”那套似是而非、战略误导性极强的理论，从侧面忽悠了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最终导致了苏联侵阿，这样一个严重的战略败笔。

　　对于今天的我国而言，我们有苏联这个前车之鉴是我国最大的幸运。苏联作为世界霸权的挑战者，它曾经积累的经验、犯下的教训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平等、尊重”应该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基础，苏联74年的历时，恰恰是由列宁、斯大林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逐步向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社会帝国主义”蜕变，并最终出落成了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

　　当前，我国的经济正在快速发展，科学技术呈现“井喷”的态势，军事力量正处于自1840年一来，最为强大的时代。但是如何使用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而更好的为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保驾护航，这恰恰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课题。

　　首先，我们肯定不应该重复苏联那种动不动就对外武装干涉的路数，因为任何国家，其国力都有极限，超越国力极限的结果往往就是国运衰微，甚至直接导致国家崩溃，苏联就是长期透支国力，最终走向解体，这是我们最大的警示，因此，对于我国武装力量的运用，必须慎之又慎。

　　其次，随着我国海军逐步成长为世界第二强大的海军，以往“韬光养晦”的战略已经越来越不适合今天的中国。“有所作为”越来越成为政府高层的口头禅，而我国军队也正在逐步由“专守防卫”转向“攻防兼备”，不仅仅满足于本土防御的需要，还派遣了舰队长期驻防亚丁湾，并在非洲小国吉布提取得了人民军队第一个海外基地，并以吉布提为落脚点，把中国的武装投射范围辐射到整个东非纵深500千米的地带，这在历时上是前所未有的大手笔。同时随着“珍珠链”战略、“一路一带”战略的不断落实，中国军人的身影迟早会出现在世界各大洲、各大洋。

　　最后，虽然有网友戏称“我们没有消灭帝国主义，我们变成了帝国主义……”但是严肃的说，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依然是周总理在当年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尊重一切国家的平等权利，不谋求全球或者地区霸权，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任何国家谋求全球或地区霸权。

　　当年的红色帝国如今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是它的经验教训依然警示着今天的我们。专心发展经济，尊重他国主权，慎用武装力量，是我们最终强大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