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他们退赃1.7亿，未必就干净了

大参考

　　近期，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做客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线访谈”时指出，到今年4月，全省有5646人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自己的违纪问题，有2万多人次主动向“红包礼金专户”退交钱款，超过了一亿七千多万元。这些措施使相当一部分干部放下了包袱，看到了希望，对于进一步“遏增量、减存量”，净化政治生态，包括解决精神不振、“为官不为”等这些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资源大省，山西官场的腐败程度虽触目惊心，但也并未过于超出公众的想象力，甚至一些网友认为，十八大之后山西“落马”高官多，只因他们没有“潜伏”好或者说运气更不好，其它地区的总体腐败程度其实与山西也不分伯仲。近期有媒体将江苏“老虎”与山西“老虎”比较，确实有点意思。

　　要说山西官场“地震”，应该是集中暴露于2014年。是年2月27日，山西省委副书记、人大副主任金道铭“落马”，算是拉开了山西官场“塌方式腐败”的帷幕，随后半年时间里，竟有7名副省级高官被查，除令政策、任润厚外，其他5人还均为省委常委（金道铭、杜善学、聂春玉、陈川平和白云）。此外，其间“落马”的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及随后“落马”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梁滨，也应该是山西“塌方式腐败”的一部分。此外，山西还有一大批厅、处级官员“落马”，极具代表性人物如山西省纪委常务副书记杨森林，成为十八大之后被查的第一个省纪委副书记；山西省晋中市委副书记张秀萍和高平市委副书记、市长杨晓波，成为纪委通报中首次使用“与他人通奸”的女性官员。

　　作为十八大之后被查高官最多的省份，按照中纪委的说法那叫“塌方式腐败”，而以新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的说法就是腐败呈“一坨坨”状态。

　　我相信中央在2014年8月将王儒林从吉林平调至山西任书记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反腐，是整顿一个地区吏治的迫切需要。但笔者以为，一个地区政治生态的优劣，那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整治工作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从“一个八九十人的选拨名单送到了吕梁市一名市委常委手中。廉政谈话之后，只有31人愿意参加县委书记选拔，有五六十人主动表示不愿意参加”看，王儒林担心新提拔的干部也不干净，担心自己将来会被追究失察之责就很正常了。因此在省管干部空缺300多人的情况下，仍不敢在省内干部中提拔、任命，而是在“清理门户”的同时，从陕西、河南等邻省“进口”厅处级干部，直到上月中旬“山西一口气公示73名省管干部拟任职人选”，王儒林应该是自信已遏制住了山西官场严重腐败的势头。

　　而全省有5646人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自己的违纪问题，有2万多人次主动向“红包礼金专户”退交钱款超过1.7亿，也说明中央在山西的“高压”反腐，对山西官场那些腐败分子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但从这个数字看，平均1人次还不到1万元，说明这仅仅是他们逢年过节时收到的所谓“礼金”。虽然随着煤炭价格的大幅度下滑，晋官的“含金量”也是相应急剧萎缩，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况且这1.7亿也仅相当于山西22国企补交党费8000余万的两倍，实在是微不足道。也就是说，这2万多人次主动退赃超过1.7亿，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干净”了。

　　此前先例太多，如贵州省黔东南州原副州长、州首府所在地凯里市原市长洪金洲连续16年收受贿赂380余次，从最少4000元到最大一笔583万元，共计受贿3900余万元，还有3100余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惧怕事情败露，在案发前陆续主动上交5500余万“廉政金”。

　　一些人之所以主动向“红包礼金专户”汇款，更多是为了掩人耳目，以便事发后增加欺骗组织的理由。笔者多年前在《县委书记受贿1575次，“廉政账户”成遮羞布》一文中，曾介绍过河南省封丘县原县委书记李荫奎，他在担任封丘县县长和县委书记期间，贪污受贿上千万元，先后一千五百七十五次受贿，创下县委书记受贿次数之最。与洪金洲如出一辙的是，李荫奎在确保妻子、孩子名下均无大额财产之后，多次上缴“廉政账户”资金，共计639800元，然后在面对办案人员时竟大言不惭地声称：“你们查吧，家庭情况可以说明我的问题。面对金钱诱惑，我抵抗住了。但碍于人情，也收下了一些钱，我都上缴廉政账户了。”

　　可以预计，山西主动退赃1.7亿的这2万人次当中，不久就会挖出“但碍于人情，也收下了一些钱，我都上缴廉政账户了”的贪官。这些善于“廉政秀”的官员，平时拥有的是“侥幸心理”，一旦与反腐机构短兵相接，很快就会束手就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