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新设计师规划未来30年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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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3日，人民日报客户端以《“新设计师”习近平》为题刊文指出，“走一条好路”，“走一条新路”，“干出新的事业”，规划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航程，让改革走出僵局与困境，需要一个新的设计师。习近平已经站在了这个位置上。他的勇气、担当、实干苦干的精神，让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师”的形象日益清晰。对这两年习近平“亲上火线主导改革”的成绩单，文章最后引用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的话总结道：“习式风格”已经形成，他是中国大国道路的新设计师。

　　一个设计师是否优秀，不仅在于其作品能否当下收获赞誉，更在于能否经受住时间和历史的考验。在新设计师眼中，中国面临着多条道路，有封闭僵化的老路，有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些路要么不实行改革开放，要么否定社会主义方向，都是死路。“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更张”。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指出，“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习近平强调，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加强对各项改革关联性的研判，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的体制改革有机结合。

　　而在这一系列改革规划中，最不一般的当属依法治国，他一再强调，要“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即便是眼下大刀阔斧的反腐风暴，最终也将纳入法治轨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依法治国写入三中全会改革决定，又成为四中全会主题，无疑是谋及深远。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对这种“深远”有独到分析，他指出，习近平“不是完全在考虑自己，他考虑的并不是两个任期的事情”，“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考虑后面30年的事情”。

　　《人民日报》文章越过江泽民、胡锦涛，直接将习近平与邓小平相提并论。文章说，30多年前，邓小平呐喊“不改革就死路一条”，拨正了中国这艘大船前进的航向。“今日之中国，似乎又到了一个‘改革路不平’的十字路口。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走过30多年，现在面对‘乱石险滩’，如何开创新局面？”

　　在习近平接掌中共总书记满两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正式给习近平戴上“新设计师”的桂冠，强调习近平在规划中国未来的30年，这是官方媒体将习近平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相提并论的一个重要信号，具有不同凡响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30年是个什么概念，熟稔中国政局的人士都清楚，新中国走过了漫长而又曲折的60多年，这60多年又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由毛泽东指点江山，后30年由邓小平一统江湖，新设计师为未来30年规划蓝图指明方向，意味着习近平将是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又一位影响并改变未来30年中国命运的主宰者。

　　新设计师上任伊始就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1949－1978年，这个阶段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和个人崇拜，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经济）、“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城市数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直至“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以强权暴力的方式对付异已甚至内部问题，社会上形成明显的阶级阵营。疯狂的个人崇拜把毛泽东捧上神坛，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人们要“早请示、晚汇报”，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这个时期制造了数不清诉不尽的冤假错案，只要文字或者言语表达了或者疑似表达了对社会的质疑或不满，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就是阶级敌人就是反动派就是牛鬼蛇神，就会“像秋风扫落叶那样”被残酷的批斗整肃。施暴者在长达数十年的狂热时期，没有任何负罪感也不承担任何刑责，政治制度庇护和助长了这种暴力行为。

　　自1979年开始，邓小平拨乱反正提出先富理论大力引进外资，被后人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毛泽东用革命方式极力摧毁的制度，又通过邓小平的改革之手得以复活。今天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究竟是革命的结果还是复辟的必然？改革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正是改革后30年所推翻所否定的；而改革开放所炫耀的伟大成就，比如经济市场化、所有制多元化、财产私有化等等又都是1949年之前就存在并得到保护的东西，只是被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彻底摧毁罢了。也就是说，60多年来，中国是在不断的颠覆自己否定自己推翻自已的循环中，在寻找一条新的道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一次脱离初始的运行轨道，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掌控了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命脉。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这个国家在不知不觉中被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绑架，连改革开放依赖的路径也被既得利益集团把持控制，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双赢的格局。

　　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迅速崛起了一批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司法不公，加剧了社会动荡和道德滑坡的速度，社会制度的畸形不公造成了富人与穷人，官员与群众之间的对立，造成了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巨大反差！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社会精英，都目睹经历了社会正义得不到伸张、腐败泛滥得不到惩处、民间疾苦得不到关怀的残酷现实，从而对执政者产生了更多的失望和怒怨情绪！

　　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窑洞里畅想的中国民主之路早已渐行渐远。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来到延安，在与毛泽东见面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周期率。”

　　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统一中国到公元1911年清帝退位，中国历史上先后存在过62个君主专制王朝，统治时间平均60年左右。其中延续时间200-300年的5个，100-200年和50-100年的各6个，其余都在50年以下，有的甚至只有三四年！那些王朝都经历了所谓兴亡“三部曲”：王朝肇建，君主励精图治，官员相对清廉，人民休养生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君主欲望膨胀，怠政享乐，官员腐化，掠夺加剧，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王朝衰落；或是陷于绝境的农民揭竿而起，外族入侵，众叛亲离，王朝轰然崩塌，农民领袖在旧王朝的废墟上建立新的专制政权，开启又一个新的轮回。

　　正如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所言：“依靠同情和怜悯穷人的大众革命是不可靠的，同时也是拯救不了穷人的，因为这种“革命”不是以人性为基础的。革命的暴力只能使用一次，如果革命后不建立一个有效的民主的法律与制度，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就会进入一个循环往复的继续革命的阶级斗争暴力运动之中不可逆转！”

　　当年尝未掌权的毛泽东欣然对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人民做主的民主制度，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统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也能用权力分割制衡，或者用法治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办法，来有效消除权力的独断垄断和封闭，打破权力因高度集中、暗箱操作、信息短路、不受制约等造成的必然腐败、终致倾覆的命运。

　　遗憾的是，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在长达60多年的中国发展时期，都没有大胆偿试走一条民主新路，未来30年，新设计师要规划一条什么样的新路？相信人们都在观察。虽然今天的中国拥有了许多世界第一世界第二，少数人的收入赶上甚至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但还有许多人，无论是个人收入还是生活水平并没有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也没有公平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今天的中国离世界巅峰只有一步之遥，新设计师如何带领中国跨越这一步，让世界认同中国接纳中国，中国是否愿意接受更多的世界文明和价值理念，对新设计师也是一个检验和挑战。

竹花渔

赞同支持“新设计师”这一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