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平度血案，反映出公权力很纠结

大参考

　　媒体报道：平度被征地块“价值1亿多元的土地‘蛋糕’中，村民和村集体只能分得其中的四分之一。即便如此，村民仍不能足额领取，目前只获得总计800余万元的补偿费用，而这竟是以失去17年的土地承包权为代价。”

　　这已经血案发生的缘由盘托出来，是利益分配失衡所致。如果就事论事，解决类似问题也便简单化，中央发一个平衡和调整利益关系的文件或政令即可。实际上，深入分析便发现，问题远没有这样简单。

　　一方面，其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关系。西方国家的土地大量属于私人占有，且存在历史传承，这就决定了当代人不会再讨论公平与否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获得成功后，土地收归国有，在国有的同时又出现了实质上的集体共享，又在集体共享的前提下出现了个人承包，也就是阶段性专属。如此复杂的利益关系，显然不容易厘清。如果把这块蛋糕的主要部分切给村民，所带来的则是更大范围的不公平。

　　另一方面，其间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制度背景。拆迁过程中政府成了最大“利益攸关方”，这确实损害政府形象，甚至是党的形象，搞不好会异化党和政府。但要政府退出利益角逐，形易实难，表面看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推进全面改革，只须顺势而为即可化解矛盾，问题在于这种退的背后必触及政治制度和权力运行模式。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制度差异在哪里？主要在政党领导模式与政府资源掌控能力。西方的政党几乎等同于选举党，选举过后几乎再难看到政党的影子，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深入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和群体，且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通过“看不见的手”，社会运行依靠非政府组织和自治组织，由此决定着政府就是“守夜人”、“敲钟人”。这也是美国政府可以关门而不影响社会，美国一个城市的市长是一只小猫咪，且能任职十几年不辞职的重要原因。中国政府掌握着绝对的社会资源，因此才有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此外再加上私权与公权界限与划分上的差异，文化传统与价值观上的差异。结果就是我们与人走了走了两种不同的道路，或者说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制度。

　　进一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的线路图，核心是权力分解。所谓“开列权力清单”，所谓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等等。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说，只要我们的政治观不发生大的变化，这种下放和分解权力都是有限度的。所以，平度血案不能简单化，只是“严肃处理”，不会避免类似血案再度发生。

　　补充一点，对于政府主导的长达30多年的拆迁运动，需要客观评价。如果按照西方的逻辑和人权观，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不可能真正建设起面貌一新的中国。虽然中国的建筑领域问题多多，但总体而言，仍然算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至少从建筑规模上讲是这样。我们是要通过改革来改善和消除拆迁过程中的矛盾，但在尚未找到替代运行规则前，还是不能简单要求政府全面退出拆迁领域。

　　当下中国式拆迁，解决问题的重点不在于改变动力来源，而在于调整利益分配关系，至少今后较长时间内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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