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公务员话题的舆论变异与公允讨论

大参考

　　公务员一直都是舆论热衷的公共话题。

　　中央“四风”整治和“八项禁令”后，公务员话题的舆论发酵开始呈现出别样意味。马年春节之后，有些公务员慨叹过了“裸年”，他们在欣慰各类应酬减少的“清净”同时，也对各种补贴和福利的消失觉得“寒酸”。有些人表现消极还有怨气，也有公务员抱怨工资不如民工，甚至有年轻公务员要辞职...各路媒体也扎堆跟进，众说纷纭。

　　湖南冷水江市发工资网站“泄密”。人们发现，该市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几乎全在2001到4000元区间，其中绝大多数不足3000元。这改变了人们对公务员高工资的常识性想象。但人们诧异之后，不免追问：难道没有其他的灰色收入？

　　公务员慨叹“职业围城”的“苦难”，旁观者批评公务员群体矫情，媒体则对公务员待遇生态莫衷一是，凸显中国社会凝聚共识之难。在社会震荡转型和利益博弈纠葛期，大众舆论对公务员话题的持续关注，凸显人们对收入分配不公的焦虑，及对公民社会和权利均衡的期冀。就此而言，围绕公务员话题的多元表达甚至舆论变异，都有其正面意义。

　　但这种正面意义是有限的。无论是认可或同情公务员收入的舆论声音，还是对公务员待遇和心态持批评的媒体，其信息源往往来自少数人的经历，他们所曝露的公务员待遇信息，以及所呈现出来的生存状态和境遇，并不具有普遍性。

　　现实中国的阶层分化和社会治理，凝聚起统一的社会共识是不可能的。但不管是导向性舆论还是市场化媒体，以及网络生态的“自媒体”，还是应在理性公允的平台上，讲道理摆事实，以弥合社会歧见，凝聚社会正能量。

　　作为社会治理的承担者，公务员的职业进退机制，有严格的法制规定（公务员法）和考录程序（逢进必考），该群体应属于社会精英范畴。其工资待遇高一些无可厚非，这在法治国家属于通例。由于中国政情的特殊性，中国公务员并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文官制度，他们除了维系政府运转和承担社会服务职能，还担负着一定的执政（党）责任。因而，中国的公务员队伍，责任更为重大，约束机制也更为严苛，除了国法还有党纪，更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公仆）。

　　但是，严苛的党纪国法并未落实到位，公务员的道德责任也沦为空言。公务员的公共职能，变成了庸俗的官场，贪腐现象的盛行，权力寻租的存在，灰色利益的畸生，官僚作风的盛行...此类官场怪现状，和西方国家纯粹的文官制度相比，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和职业属性反而让人羞赧。

　　这是舆论对公务员群体反感挑刺的主因。不过，中央“四风”整治和“八项禁令”，效果很好。公务员慨叹的“裸年”，就是中央治理消除公务员不当利益外挂的结果。极少数公务员的怨艾，以及一部分要辞职的公务员声音，并不能代表整个公务员群体。

　　而且，公务员工资已经阳光化，大部分公务员也适应了收入待遇的公开化。冷水江一次意外的公务员收入信息“被公开”，其实也验证了公务员待遇的“没有灰色尾巴”。

　　公务员收入的全方位阳光化，不留死角的财产公开，才是媒体监督公务员群体和公权力运行的重点。至于公务员个体的不满甚至对特权时代的怀念，不可以成为舆论“阴谋化”联想的由头，这只会制造社会割裂，滋生阶层间的不信任与矛盾。

哈哈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