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石：希腊为什么会成为西方民主制度的摇篮？

大参考

　　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文明，为后世的人类，尤其是西方世界提供了丰硕的遗产，并被奉为欧系文明的渊薮。而古希腊文明的一系列果实中，它的民主政治，无疑是对后世影响最大，也是最受关注的遗产之一。分权制衡的民主理念，以及由之衍生的公民大会，长老院（议事院），公民选举制度，有限期执政官等等，这些两千多年前形成的政治规则，其精神内涵对欧洲文明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一直延续至今。

　　其实要说的话，古希腊文明并不是人类世界最早出现的成熟文明体系，甚至在西方世界，也不是最先。就在环地中海地区，早在古希腊文明诞生前，就已经出现了埃及、巴比伦、波斯等一系列大型成熟文明。它们同样曾经强盛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只不过这些文明体系，大多还是采取倾向于集权专制的政体，直到希腊文明，尤其是雅典的出现，在现代蔚为潮流的西式民主，才真正崭露头角，登上历史的舞台。

　　那么，为什么希腊会产生迥异于之前，甚至当时其他文明体系的民主政治呢？在云石君看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希腊半岛支离破碎的地缘结构，决定了它无法从整体层面，孕育出一个强大的集权政治体系。

　　在之前的《地缘政治》系列章节中，云石君曾经反复说过，一个集权制国家的产生，在地缘上有一个先决条件：既拥有一个强大的本部核心板块。依托这个强势本部的影响力，压制四方边缘板块，遏制它们的分离倾向，进而将其整合为一体。而依托这个强势本部孕育出的文明，也自然而然的凭借着自身文明规模和质量的优势对周边板块进行强势渗透，逐步实现对当地土生文明体系的覆盖和抹杀，进而最终形成一个政治边界与文明边界大致契合的国家文明体系。

　　东方的中国就是这种模式的经典代表。依托黄河——长江流域这个超强本部，中国的政治力向四周扩散，并带动着自身的强势华夏文明体系大肆扩张，最终完成了对东亚的大陆这个相对独立地缘板块的基本覆盖。

　　但希腊并没有这个条件。在《地缘政治：希腊为什么会成为西方文明的摇篮》一文中，云石君曾经分析过，希腊半岛地缘结构支离破碎，全境大部为山地，为数不多的低地平原零散分布于山间或沿海，它们不仅各自规模有限，而且相互间的地缘关系也难言紧密——至少以两千多年前的文明发展水平，还远不足以将他们有机整合为一体。这种缺乏强势核心的格局，使得希腊文明先天就只能是一个松散的城邦联合体，非但不能像中国那样，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甚至连像近古时代的日本那样，形成名义上的国家都难以做到（日本即便是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也好歹还有个为各方公认的天皇，作为国家的名义统治者和精神纽带）

　　既然希腊半岛的连整合成国的基本条件都不具备，这也意味着，这个文明体系下的政治势力，只能以各自独立的形式存在。政治上的高度独立，使得古希腊文明在整体层面，天然具备分权制衡的基因。

　　而细化到文明体系下的各政治势力内部——直接点说就是城邦内部。海洋文明的特点，也决定了它们无法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

　　希腊文明是一个典型的海洋文明体系。这一点，又以希腊文明的执牛耳者——雅典城邦最为明显。

　　无论是海上贸易，还是海外殖民，它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资源和财富主要来源于海外。

　　这对集权政体的形成构成了极大的制约。

　　首先，前文中云石君说了，集权制度之所以能形成，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本部。只有本部强大，中枢才能够拥有足够的实力，进而依托其建立起至高无上的权威。

　　纵观古典时期的集权帝国，无论是东方的中国，还是西亚的波斯，这些国家之所以能能将权力集于中枢，除了本部自身实力的强大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本部与国家的边缘板块之间，能够形成较强的联系和沟通。只有地缘关系紧密到一定程度，本部才能够将自身的影响力，有效投射到国家的各个角落，而如果本部与边缘板块之间的关系过于疏离（距离太远，或者中间存在大型山脉、沙漠等强势地缘阻断），那么即便本部的实力足够强，也会因为辐射能力的限制，而无法形成有效的直接管辖。

　　这一点，中国的政治格局就是比如古代的中原王朝，对长江——黄河中下游可以通过流官制度，予以直接管理，但对西南等相对边缘，且关山阻隔的边缘板块，经常就力有不逮，只能放弃流官式的直接管辖，而以册封土司的形式，借本土政治势力之手，对当地执行间接管理。而更边远的地区，则就只能是化为外藩，轻度羁縻；而像日本这种重洋阻隔的东亚边缘岛屿，连轻度羁縻都很难做到，直接就彻底的独立成国，中原王朝对其之政治影响力几乎为零。

　　古代中国的这套政治管理逻辑，放在古希腊同样适用。希腊各城邦——尤其是雅典这种具有代表性，对希腊文明构成重大影响的强势城邦，其影响力范围也并不局限于城邦本身，而是通过海上航行，扩散到四面八方。比如雅典，除了雅典本部，在东地中海，雅典人还有大量的殖民地、贸易点等海外利益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以雅典城为核心的大范围利益共同体。

　　由于重洋阻隔，这些海外利益区与雅典本部的地缘关系相对疏离——这使得雅典本部根本无法对它们进行直接管理。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为了确保海外利益区的有序发展，还是抵御外来势力的入侵，或者激励他们进一步拓土开疆，扩大利益范围，雅典本部都有必要对自己衍生出去的海外势力予以高度授权，让它们获得较强的政治自主性。而这种权力的高度下放，使得城邦体系的权力自然而然的被拆解瓜分。

　　当然，虽然海外利益区具有高度自主权，但至少对雅典本部来说，雅典的权力中枢还是可以实行中央集权的——就像古代的中原王朝，虽然对边疆采用土司制度，间接管理，但对长江——黄河流域本部，还是通过流官制度，牢牢的将权力集于中枢朝廷之手。

　　可是，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却不是这样。它们不仅在海外利益区高度放权，甚至连本部中枢，其政治权力也被大幅拆解，形成了分权制衡而非集权专制的政治制度。

　　这是为什么？

　　套用一句现代人常用的术语——国情不同。

　　但是，别说希腊文明这个整体了，就是单个城邦内部，其主要的物质积累——也就是力量来源，也不是依靠对城邦自身的经营（比如在城邦范围内从事农业种植），而是靠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地开发。这就是说，以雅典为首的古希腊城邦，其内部的力量来源构成，实际上呈现出一种外重内轻的格局。

　　这跟古代中国是不一样的。中原王朝虽然在边疆大幅放权，但其中枢的力量来源，却依然是长江——黄河本部，而不是那些这些不太服王化的边疆地区。所以中国的力量来源构成依然是内重外轻，中原王朝牢牢占据了主导权，只不过是考虑到性价比的问题，不愿对边缘深度干涉罢了。但凭着自家的硬实力，中原王朝依然对边缘势力有足够的威慑力（就算朝廷无力实现对边缘地区彻底消化吸收，但凭着本部的强大硬实力，把这些边缘地区的现有土著势力摧毁，让当地政治格局重新洗牌，那还是能做到的）

　　但雅典们不同。鉴于希腊城邦中枢对海外的地缘影响力天然较弱，本部的较小规模，又决定了其之力量不足以对海外的形成强势威慑。

　　中枢的弱势，决定了雅典们对海外利益区的影响力，远不如东方的中原王朝。这种情况下，如果城邦中枢还希望保持对海外的有效控制，顺利的从海外获取力量和资源，那么就有必要在政治结构上进行调整，放弃中央集权的政治架构，转而采取以分权制衡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将那些主要从事海外经营的势力，主动吸纳进城邦体系的中枢政治权力框架中，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维系他们对城邦体系的向心力和认同感。

　　当然，这种政治架构能够形成，有一个前提，是海外势力不能过分强大，否则就会依托其而成的政治势力就会反过来，对城邦本部予以强势征服。而我们之前又说了，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其资源和财富来源主要是依靠海外，那么按照这种逻辑，这些城邦的海外势力，难道不会喧宾夺主吗？

　　至少对雅典这种强势城邦来说，这种事情还真不容易发生！虽然整体而言，雅典等城邦的海外势力，其蕴含的能量总和，要远大于城邦本身。不过这些海外势力很难在城邦体系之外，独立实现高度整合。

　　希腊文明的活动范围囊括整个东地中海，各个城邦建立的海外殖民地，或者海外活动地区都高度分散——这些殖民地和海外贸易区或在亚平宁，或在小亚细亚，或在北非，或在黑海沿岸，甚至有些岛屿还散落在爱琴海、亚得里亚海上。

　　这种支离破碎的结构，决定了尽管海外利益区的的整体实力，要强过雅典等希腊城邦本身，但地缘格局上的彼此高度独立，使得它们无法聚合成强大到足以抗拒乃至颠覆本部的实力，所以离心力又因此受到一定的控制。

　　这种情况下，依托海外殖民地或者贸易区形成的势力，就与本部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政治平衡，即城邦本部在政治上给予这些海外利益去一定的自主权，并在城邦政治结构上给它们留下足够的参与空间，让它们能够从城邦体系的维持中获利。作为代价，他们必须留在这个城邦体系内，其所得的利益，也必须部分回馈至本部。通过这种方式，大家将力量凝聚起来，以便抵御其他政治势力的攻击，或者进一步拓土开疆，将蛋糕做大。

　　综上所述，在海洋文明环境下，雅典等希腊大型城邦体系，其力量来源高度分散，本部在绝对实力上的劣势，和在相对实力上的优势，又使得城邦本身，与海外利益区之间形成了平衡。这种情况下，大型城邦的内部权力架构，也必然会相对分散，任何一个政治势力——无论是其是依托城邦本部，抑或依托某个海外利益区，都无法确保对体系内其他板块势力的绝对压制。如此，分权制衡，就成为城邦体系维持整体统一的最好形势。而公民大会，长老院制度，以及通过选举挑选执政官，执政定期轮换等等，其本质都是一种规范化、秩序化的动态权力分配制度，在这套制度之下，各政治势力可根据自身实力以及内外形势的演化，动态的调整权力分配，贯彻政治意图，而又不至于引发内乱和暴力冲突。

　　这就是希腊式城邦成为西式民主渊薮的根本原因。弱势的本部，和广阔的海外利益，使得希腊城邦倾向于通过分权的方式，最大限度的释放城邦体系内的能量，进而在维系城邦体系存在的同时，更多的攫取海外利益。

　　而这套政治逻辑，从希腊文明的另一个经典城邦代表——斯巴达的权力架构变化中，展现的更为淋漓尽致。受希腊文明的普遍民主基因影响，早期斯巴达的国家机构，除了世袭国王，也有公民大会、长老会议和监察官等看似民主的设计。不过在当时，国王和长老院掌握了绝大部分权力，至于公民大会，以及由公民大会选举出的监察官（其职责包括监督国王，审查国王不法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被架空位置。

　　但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由公民大会选举上台的监察官，其权力不断扩大，代替国王取得了主持长老会议和公民大会的权力，原归长老会议审理民法案件的权力也落到了他们手中。

　　公民系的监察官崛起，和寡头系的国王、长老相对式微，这种此消彼长，实际上就是斯巴达内部利益格局变化的反映。

　　早期的斯巴达，不过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一个小型邦国，主要财富来源是农业，所以由国王和长老等少数人组成的权力核心，能够以相对集权的方式，对国家进行管理。但随着斯巴达逐渐崛起，其势力范围不断扩张，海外利益区越来越多，所以其政治架构也自然而然的向雅典等经典海洋城邦靠拢，沾染了更多的民主制度基因——虽然地缘格局的限制，决定了斯巴达最终并没有形成像雅典那样庞大的海外利益区，所以也没有形成雅典式的高度民主政治制度。但这种趋势变化，却深刻的揭示了国家地缘结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益构成变化，对城邦政治结构演变所造成的影响。

　　希腊半岛特殊的地缘条件，决定了以此为基，并辐射东地中海的古希腊文明，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套契合自身环境的民主制度。而古希腊的这套民主制度，由于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吃螃蟹”地位，所以在西式现代民主制度确立，并在西方舆论包装下上升为全球“普世价值”后，也被染上了一层耀眼的光辉。但是，抛开现象看本质，古希腊民主政治，归根结底也不过是“地缘条件决定利益构成，而利益构成又决定制度设计”这套连环逻辑的一个正常体现。其之出现，不过是希腊半岛的地缘环境，与古希腊时代的文明发展水平碰撞到一起，然后结下的一个特殊果实。其本身并不具备什么普世性，更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虽不能贬低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巨大意义，但如果过度拔高，并以此作为古代西方文明优于华夏文明的论据，那就是典型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最终也不过是徒引人笑罢了。

　　下一节开始，云石地缘政治系列进入欧洲的火药桶——巴尔干半岛。

　　本文为云石地缘政治系列第13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