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宗国：元代时儒生为何沦为“臭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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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大都知道过去有“臭老九”一说，其实这种说法最早是在元代初期出现的。那时的文士儒生被蒙元统治者打入社会最底层，沦为比娼妓都不如、只比乞丐稍微好一点的第九级，是历史上最倒霉的时候。

　　据南宋谢枋得著《叠山集》和后来的《郑所南先生文集》记载，蒙元所实行的是一种界线森严的等级统治，而且在初期对汉族知识分子的非常轻贱，蔑视。当时民族分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汉人、南人被压在低层；社会职业分为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文士儒生竞屈居第九级，位于娼妓工匠之后，仅先于乞丐一步，称为“九儒十丐”。他们的记载虽然有人提出怀疑，但也说明当时文士儒生的社会地位是很低下的，这符合蒙元时期总体政治状况的基本史实，至少在废止科举的几十年间是这样的。历史学家郑天挺就曾在《元史讲义》中引述《元史》等有关史料说：“九儒十丐之等第，必在太宗提倡儒术之前也”。

　　文士儒生在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倒霉呢？那是因为蒙古贵族进入中原占领全国之初，还不懂得利用儒家思想统治人民，而文士儒生又比没文化的普通汉人思想复杂，难于征服，所以对他们格外敌视打压。元朝初期并不看重中原文化，而是杂用西亚文化，提倡蒙古至上主义。统治者极力推崇藏传佛教，在政治上大量使用色目人，根本不想从汉族文人儒生中选拔官吏，科举制度被中止了七八十年，这是不能不承认的史实。废止科举，中国的传统政治秩序为之崩溃，士大夫文化式微，文士儒生仕进无望，又别无所长，当然受到歧视和苛待，他们的社会地位必然下降。

　　这样一来，那个时期的文人儒生就处于困厄绝望之中。有的决心不再为文，居然“断其右指，杂屠沽中”，许多人常常到勾栏瓦舍里去打发无聊的日子。作为有文化有思想的文士儒生，他们感受的痛苦比普通老百姓更深沉，因为除了政治经济的沉重打击，他们还有更严重的思想上的痛苦。他们历来都是受儒家的教育，深信社会历史发展有区别于暴政的仁政道统，也知道孔夫子早有“披发左衽”的教训，许多人都抱有“士可杀不可辱”的士节，现在耳闻目睹二帝被俘，朝廷南渡，抗金失败，奸佞掌权，西湖歌舞，崖山蹈海，蒙古铁蹄，异族统治，王朝更迭，家国破碎……这些惨烈的社会变迁和残酷的现实，不能不给他们带来内心深深的痛楚和惆怅。姑且不论当时文士儒生的社会地位是否真的不如娼妓，他们在思想上确实陷入了由汉代以来最深的郁闷之中。

　　这是中国历史上文士儒生最痛苦的时期。它比南北朝时期还要痛苦，那时虽然北边是“五胡乱中华”，南边是王朝更迭仇杀，也只是名士们醉酒麻木，啸傲山林，疯疯癫癫，放浪形骸，没有像元初这样、文士儒生整体沦入社会底层。它也比后来的满清统治时期还要痛苦，满清贵族虽然让所有的汉人都蒙受了“留发不留头”民族屈辱，但毕竟懂得只有用儒家思想才能有效地奴役人民，对文士儒生采取拉拢利诱、有限制的使用的办法，不像元初这样一味敌视和摒弃。

　　文士儒生的这种厄运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整个元朝只维持了97年，是中国在经历几千年封建时期过后、一个由落后民族统治的奴隶制王朝短暂复辟，只是在后期的延祐年间（1314年），元仁宗才开始提倡汉化，以儒治国，尊重儒学。他册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且推崇理学为官学。仁宗初年恢复开科取士，史称“延祐复科”，文士儒生的的命运才有所转变。

　　本来，在元朝初期，文士儒生就分化为合作派与抵抗派。合作一派以华北儒者如耶律楚材、杨奂、郝经、许衡等人为代表。他们主张与蒙古统治者和平共处，将中华的典章制度带进元朝，以儒教感化蒙古人，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投入了“吏进之门”。另一派以江南的儒者如谢访、郑思肖、王应麟、胡三省、邓牧、马端临等人为代表。他们以南宋遗民自居，消极抵抗元廷，隐遁乡里，终生不愿意出仕。“延祐复科”以后，及第者都感谢天子的恩宠，抵抗派渐渐转化，南北两派都愿意重走仕途为元廷效劳，这些文士儒生的社会地位也就有所改变。

　　不过，文士儒生在元初最倒霉的时期，也有一些有高度文化素养的文人与杂剧艺人相依为命，组成书会，成为从事剧本创作的“书会才人”。他们一方面学习汉族民间艺术的成就，同时在杂剧创作施展自己的文学才华，倾吐自己胸中的郁闷，表达民间疾苦，对元杂剧的兴盛起了很大推进的作用。元代涌现杂剧作家200多人，创作了剧本700多种，并产生了了关汉卿那样的莎士比亚式的剧作家和《窦娥冤》那样的享誉世界的伟大古典悲剧，形成了中国古代戏剧成熟兴盛的黄金时期。这些文士儒生在遭受最冷酷打压的时期誓做“蒸不烂、煮不熟、槌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为中国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历史的黑暗中闪现出耀眼的人文光芒，堪称响当当的“臭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