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扶贫当先扶志

大参考

　　湖北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深夜发文《精准扶贫中自强感恩教育要跟上》，批评部分老百姓出现了一系列不良心态：“我是穷人我怕谁”、“我是小老百姓我怕谁”、“我掐着你玩”，无理取闹；一些贫困户“等靠要”思想严重，对政府的援助、扶贫和到家里帮扶的干部不但没有为人起码的感恩之心，反而当作“理直气壮”讹诈的机会，主张把加强贫困户的主动脱贫意识和老百姓的教育问题摆上议事日程，顿时在网上引发热议。

　　从经济角度来看，正值中国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连年快速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重大抉择之际，基层干部这类实事求是的文章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古今中外历史实践表明，包括扶贫在内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毫无疑问有其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过度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实施时间一长，都会严重削弱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甚至埋下潜在的社会动荡祸根。

　　在微观层次，包括扶贫在内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首要问题是造成了“动力真空”问题。对于中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缓解、消除了所谓“饥饿纪律”这个驱使人们提高工作效率的最大动力的压迫，而新的动力又未产生，劳动纪律懈怠、工作积极性衰减的现象随之蔓延。在西方，享受全面社会保障的第一代人经历了1930年代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艰难岁月，他们身上此种问题表现得还不是十分明显，但到战后“丰裕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全面取代老一代人之后，这个问题就日益显著，至今已经难以收拾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从1990年代起对各类转移支付投入越来越多，由于开始享受这些福利保障的人多数经历过物质匮乏时代，养成了奋斗的习惯，“动力真空”问题尚不甚明显，但至今20年下来，陈行甲等人抨击的这种懒汉、这种现象总数已经不可忽视，如果不能及时扭转，未来完全有可能泛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就总体而言，中国国民的勤奋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可贵、最令人自豪的资产，但对于工作动力已经超越了“饥饿纪律”压迫层次的我国众多劳动者而言，过度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副产品——较高所得税必将重创他们可贵的工作积极性。因为包括扶贫在内，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支出归根结底来自就业者当前和未来的税收，这部分支出过度膨胀，结果必然是税收过重；在战后西方财政税收格局变化的趋势下，尤其突出表现为所得税过重，欧美战后数十年来中等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尤重。早在1950年代英国等国家实行“福利国家”初期，所得税率之高就已经使得很多原来乐意加班加点工作的人感到自己的额外辛苦不过是在白干，加班的动力大大衰减，在1950年代的《美国经济评论》等刊物上就已经出现了关于这方面问题的调查研究。到后来，事情甚至发展到了失业者收入往往比工作者还多的地步，因为就业后的收入要纳税，而失业救济金和补贴所得无需纳税。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至现在，这种现象始终存在。由于相当一部分掌握话语权力者要么缺乏全局眼光和长远思维，以个案煽情取代对全局的冷静客观思考，要么有意哗众取宠，致使某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所谓“人道主义”长期占据了“政治正确”的地位，不仅导致失业者收入比工作者还多的问题来得更快、更严重，而且加剧了外来移民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欧洲难民危机潜藏着可能根本颠覆其社会的风险，而这一危机之所以爆发，很大程度上源于欧洲过度慷慨的社会福利。我们是否乐意看到自己国家落到这一步呢？

　　从经济与财力增长前景来看，继续大包大揽式的扶贫也注定难乎为继。扶贫支出分布在多个财政科目中，其中直接用于个人的支出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还有在基础设施、教育等领域的扶贫支出体现在其它财政支出项目。仅就“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一个项目而言，我们就可以看到该领域财政经济负担正在快速加重：

　　2008年，国家财政支出总额62592.66亿元，占GDP总量的19.76%；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为6804.29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10.87%、GDP的2.15%。

　　2015年，国家财政支出总额175877.77亿元，占GDP总量的27.31%，比2008年占比上升41%；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为19018.69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10.81%、GDP总量的2.95%，比2008年占GDP总量比重上升37%。

　　财政支出总额和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已经如此之高，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了扼杀经济活力和国民奋斗热情的边缘？前些年社会支出高速增长带来的地区、群体矛盾怨言不算太多，重要原因是当时经济和财政收入都在高速增长，增量再分配引起的矛盾相对较少；但现在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都已经明显减速，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恢复前些年增长率动辄两位数的局面，而相当一部分接受援助的个人和地区胃口已经大大吊高，由此引发的地区、群体矛盾正在快速浮现。是继续视而不见以至于最终竭泽而渔和引爆社会矛盾，还是及时控制，我们面临抉择。

　　非贫困地区对贫困个人的扶助要首重扶志，大规模接受援助的地区更需要重视过度福利的副作用。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的受援助地区某些福利项目已经超过了作为援助方的国内最发达省份、一线城市。有的省区严重依赖援助，却实行了全民免费体检，而京沪穗深四大一线城市还没有一个地方做到；定下了十三五实行15年免费教育的目标，而江苏这样一个千百年来堪称中国教育、人才模范省的地方在十三五期间不会延长9年义务教育；……诸如此类的对比，颠覆正常价值观，必然引发矛盾。同时，这些地方政府希望承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但依赖援助人为实施如此之高的福利项目，抬高了当地人力成本和物价，又没有区位优势，还能建立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吗？任何善意的初衷都无法颠覆客观经济规律，中国的区域扶贫援助政策要汲取前南斯拉夫科索沃的教训。

　　对于投资者而言，在判断一个地方商业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前景时，可以把该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对扶贫、援助等问题的认识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向后发地区产业转移时这项指标尤其有价值。毫无疑问，陈行甲的这篇文章触动了当下社会舆论流行的“政治正确”——老百姓永远正确而政府总是有错，他自己文章中也坦率地道出了这一点：“时下，一说教育当官的好像就是正确的，一说教育老百姓好像就怕政治上不正确”。从今年夏季抗洪时应城市机关干部邓文明发文《防汛过后的一些反思》直率抨击农民群众中存在的等靠要等种种不良现象，到这次陈行甲文章引发热议，湖北接连涌现敢于承受政治风险直面现实问题的干部，从这一点可以判断，其它条件相同，湖北作为产业转移承接地的商业环境更为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