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非：论国家资本主义（9-11）

李非ABC

九、关于马克思历史发展规律的思考
人类正处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性演进中。这就是我们过去受马克思主义正统教育所知道的经典模式。这个经典模式除了以阶级来描述的生产关系模式外，还得到坚持各种派别、各种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普遍承认，并有客观证据的是：人类经历了渔猎、农耕、工业社会。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甚至提出：工业社会已进化到信息社会。渔猎社会自有人类出现以来，已经历了万年以上，而农耕社会存在的历史有数千年，工业社会到现在为止仅存数百年。
现在有人指出，马克思的经典划分中，漏掉了重要的一环，这个环节就是以农耕为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阶段性进化中，从奴隶社会进化到封建社会后，不是一步跳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有一个最高进化阶段，这一阶段就是中央专制社会。凡知道一点中国历史的中国人，一定能够对此有所理解。春秋战国时代，秦国一统天下，自秦以后，中国历朝历代，除大分裂时代外，都是中央专制社会。这个社会的特点，就是不封邦，不建国中之国，而是设郡、县，派官吏进行管理。这样，农业社会就从农民和地主的对立关系中，横生出一个官吏阶级。这样的社会，是三大阶级的相互对抗和相互制约，国家有较强的控制能力。因此，汉、唐、宋、明、清这样的大朝代，都历数百年而不衰。马克思在提出历史发展的阶段论时，漏掉这一环节。这与当时西方文化强盛，西方轻视东方，因此学问家普遍对东方历史不甚了了有关系，这是可以原谅的。正由于如此，尽管马克思对自己祖国实行的中央专制痛恨无比，却没有在他的著作中对中央专制体制重点研究。后人学习马克思理论，应当补上这一环。
如果世界尚没有进化到工业社会，但已全球相通的话，毫无疑问，在农耕社会的生产力基础上，中国建立了最为适应这个生产力，使这一生产力的产出达到最高的生产关系。这一生产关系的最高表现就是中央集权的官吏统治国家。而几千年来流传中国的诸子百家学说，都为这个中央集权的制度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这里犹以孔孟之道为最，历朝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的孔孟之道，其实就是为官之道，控制国家之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使整个农耕社会生产力达到最高生产效率的中央专制体制，也在新的工业生产力到来之时，尾大不掉，最不适应，最为保守，因而显得最为落后。因而近代以来，日本以中国秦以前的“化石型”封建社会，都能够迅速转型为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而步入先进国家行列，中国却不能以中央专制型的社会完成转型，却反而造成大失败，大分裂，大落后，饱受百年凌辱和侵略，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现在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既然农耕社会在生产力不变的情况下存在生产关系的演进，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官吏统治的中央政治社会，最后以中央政治社会终结。那么，工业社会是否也存在类似的生产关系演进？考察工业社会的发生和发展，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生产关系演进的清晰脉络，得出工业社会也有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类似过程。那么工业社会的中央政治社会在那里，由本文前述，这个体制从德国、日本的早期，延续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随苏联的崩溃，工业社会的中央制度延续到了中国。在这样的制度下，实际上是三大对立的阶级互相制衡，这比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一个统治阶级内部相互制约抗衡的力量更加稳固。在这样的制度下，社会有更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当官吏和资本的矛盾加剧时，资本会受到控制，反之，当官吏与群众的矛盾加剧时，资本会利用群众与官吏进行抗衡，避免官吏的错误在没有强有力制约的情况下走到极端，这都使得作为群众的第三方利益得到适当保护，使资本与官吏都受到双重节制。三大阶级之间的相互斗争和妥协，是保证这样一钟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
在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两大对抗阶级一个是控制国家力量和资本力量的资产阶级，另一个阶级是作为受雇者的广大群众阶级。在这种社会形态下，资本有成熟的手段来缓和与群众的对立。如票选制度、工会制度等等。但是，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由于资本独大，当国家力量强大时，资本依赖国家力量进一步做大，当国家力量衰落时，资本往往悄悄抛弃本国国民出逃。当今第三世界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就经常上演这一幕。而官吏作为一个阶级而言，其最大利益体现在有地理疆域的国家之内。特别是现代世界政治体系中，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官吏中个别人可能会出卖国家，但作为一个阶级，这种出卖最终会使整个官吏阶级丧失基本利益。官吏如同中国三国时代的孙权，资本如同辅佐孙权的满朝文武，曹操百万大军压境，满朝官吏尽可投降，投降不过是换了一个主公，孙权则不得投降，投降意味着丧失南面称孤的地位。苏联和东欧各国当时的“降王”，就再一次被西方搞“颜色革命”轰下了台，尝到了苦果。而国破资本照样存在，个别资本家反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得以发展。
从更为宏观的层面分析，由官吏管理的国家资本主义能够成功，这本身就说明了工业社会已经和两千年前的农业社会一样，进入成熟阶段。一种生产力走向成熟，就意味着发展和创新的停滞。事实也确实如此，近些年来，除了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外，人类已经鲜有新的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和进步了。所能够发展的创新已从实际的科技发展走向所谓金融制度的创新，结果创新不成，反而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那么，唯一可行的创新在那里，其实就是政治制度的创新，新的政治制度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制度。本次金融危机将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点，标志着曾经长期统治全球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走向终结，国家资本主义统治全球的时代将要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