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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非:论国家资本主义(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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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21 14:29: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五、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
列宁于1924年去世。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先后与托洛斯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其它党内老资格的革命家就一国之内能否长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一国之内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等关系到苏联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产生激烈争论。斯大林坚持一国之内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而其它人等则持不同观点。争论的结果众所周知,斯大林取得完胜,托洛斯基被驱除出国,流亡国外,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先后被开除出党,最终被枪毙。
自列宁去世后,苏联宣布新经济政策胜利结束,开始把全部工业纳入国有轨道,在农村则全力推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制。从1928年起,苏联开始了实施第一个国民经济5年发展计划。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际上由纪律严明的高效率的官吏集团利用国家的力量,成功地统筹建设了一个大国的工业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这个经济建设的动力与自由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一种不完全依赖于金钱对经济的间接控制驱动的经济发展,这种发展仅依赖于类似于军队的高度纪律性,对经济进行产量、质量、比例进行全系统控制,最终目的是形成国家整体的强大工业制造能力,其过程并不排斥金钱的“润滑”,但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并也被纳入整体控制计划中。因此,这种模式的发展循环始终保证了官吏集团的绝对控制权,不给商人依靠金融夺取国家控制权的可能留下任何机会,也不受整个外部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任何影响。
苏联第一次5年计划的第二年就迎来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大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由于苏联自身体系与自由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的完全不同质,由于苏联作为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敌人被排斥在外,资本主义的信用体系崩溃对其没有造成任何影响,这样,苏联成为大洪水中的诺亚方舟。利用这次危机,苏联从美国和德国引进了大量技术、工程师,甚至把整个工厂都搬了过来。第一次5年计划取得了辉煌胜利,苏联又继续开始第二个5年计划。到1938年,苏联已经成为强大的工业国家。每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指导原则,就是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如再生产理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于生活资料的原则,重工业生产先于轻工业的原则,不同产品生产需要取得综合平衡的原则等等。这样的生产,不可能出现自由资本主义盲目竞争的错误,只可能出现计划人员考虑不周。
为此,在一片经济萧条的自由资本主义世界,有人从中看到了光明。作为极端反共的人士,英国的绅士凯恩斯先生巧妙变通地修改了苏联的国家全盘控制经济的理论,让这个理论能为自由资本主义诸国的资本家们能够接受。办法就是由国家控制货币的发行规模和速度,以及一些投资项目或方向。由此,为受到重重约束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吏开启了一个能够干预经济的偏门。美国总统罗斯福据此实行新政,由国家实施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容纳失业的劳动力。英国首相张伯伦开始大规模地为工人建筑住宅,改善工人的待遇。德国则更是轻车熟路,希特勒重拾俾斯麦的政策,与大资本家联合起来,垄断了国家的工业建设,同时大张旗鼓地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使得德国奇迹般地在短时间内摆脱了经济危机。德国建造了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德国为让每个工人都拥有自己的汽车而专门成立了大众汽车公司,大量建立工人疗养院,让普通的工人大批带薪休假疗养。
国家的快速复兴唤起了德国领导集团和德国人的复仇情绪和扩张野心,希特勒因此而能够挑起第二次大战。当他进攻包括法国在内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诸国时,他的力量真是横扫千均如捲席。唯独他调头向东,进攻苏联时,咬到了一颗咬不动的铁核桃。以变相的老牌古典国家资本主义指导国家建设的法西斯德国这回碰到的是更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照希特勒在准备“巴巴罗莎计划”时自己的话说,德国这一次是攻打一个比德国更有精神支柱,更有坚定信仰的国家。战争以德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这一次德国败的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惨。战争是对于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最大考验。这残酷的考验,苏联经受住了。战争的胜利不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精神力量,以及由这个制度和精神力量转化出来的坚实物质生产力。战后苏联经济又高速发展,靠着这个制度,苏联成为超级大国,与美国共同管制世界。形成了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全球对峙。
马克思主义有三大来源,分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古典哲学、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中,英国大资本家欧文是一个具体实践者,他作为资本家,在他的企业内创造了一整套提高工人生活水平,促进工人及其子女受教育的办法,合理地与员工分享了分配利润。欧文的做法,后来在苏联通过国家的强力得到普遍的实施和推广。苏联的分配制度和全民福利制度,使得全社会不同阶级的收入趋于平等,这样,生产出的产品总能被人消费。社会性的生产过剩现象被消灭,与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完全相反的一个标志性现象出现了,这就是短缺。据此为基础,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甚至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微观经济学对应,写出了《短缺经济学》一书。并指出限制这个制度下的生产企业的最大约束是资源,而限制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业的最大约束是需求。
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经济方向被定为:在工业已经完全实现国有制的基础上,逐渐把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业转化为国有制,逐步消灭工业品作为商品与农产品的交换,从而最终消灭商品,实行全面的产品管理与调拨体制。这样,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就会被消灭,阶级的残余也同时被消灭,从而成为无阶级的全民的国家,共产党在这样的条件下,也由阶级的政党过渡到全民的政党。由于有这样一个方针,苏联社会的主要矛盾被解释为“不断高涨的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由于有两大阵营的对峙,不同制度国家间存在着看得见的竞争就是科学技术与军工航天领域。在这些方面,苏联以计划经济的模式搞举国动员,取得不菲的成就。从而也刺激了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以政府的名义进行巨额投资,参与国家间的激烈竞争。
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考察这时的苏联社会,就可以发现这个社会还存在着商品,存在着商品的交换,存在城乡差别,存在着独立核算的企业单位,存在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差别,这种差别就某些方面而言,甚至是巨大的。这样一种基本状态,并没有脱离列宁设想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还存在着阶级的社会。只不过是一种较为完善的,较为纯粹的由国家全面垄断经济,在内部采用社会主义措施提高和保证工人待遇的资本主义,在思想舆论战线则倡导共产主义的国家文化。因此,对于这样的国家制度,作为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政党而言,还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还需要继续革命,需要对如此运转的国家机器进行高度的控制和利用,并为此保持清醒的头脑。但令人遗憾的是,处于晚年的斯大林却没有这样做,没有实事求是地把这些科学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并进而承认苏联社会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并在这样一种新的状态中调动苏联共产党积极投身新的阶级斗争的积极性。结果,误导了全世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共产党人。斯大林不承认苏联经济的本质是国家资本主义,因此也就不承认和回避苏联内部存在阶级的对立和阶级斗争这一客观事实。给出的一个解释是仅在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为国家资本主义时期。这一短暂时期渡过后,就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了。而在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利之后,苏联则开始宣布“进入无阶级社会,全面向共产主义社会进军”。在基本理论上则认为: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是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完全平行的体系。平行就不会相交,两家井水不犯河水。由于有这样的见解,苏联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长期得不到正视,埋下了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强国败亡的种子。
在苏联当时耀眼的光环下,各国共产党人几乎没有人敢对苏联的模式提出疑问,提出异议。只有中国历经艰难困苦革命磨砺出来的领袖毛泽东,敢于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苏联发生的一切,并对其社会进行了分析和批判。现在我们从毛泽东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讲:“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并重点提到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他又讲:“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这个讲话,实际上间接指出苏联还没有消灭阶级,甚至于社会主义制度也没有上路,并敏锐地感觉到在新的社会中,官吏与群众的严重对立。
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是一贯的,虽然不断发展,但中间没有断裂。后来,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已经发展到了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基于这个思想而发动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更加清醒地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下,阶级斗争的问题破题了。文革后期,毛泽东在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谈话中更进一步说,我们实行八级工资制,和旧社会差别不大,要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在这一期间,毛泽东和苏联彻底决裂,大搞乒乓外交,和美国改善关系,启用邓小平,批林批孔批宋江,并说了许多人们当时完全不能够理解的话。如毛泽东对江青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对斯诺说:我没有改变什么,甚至连北京郊区的小村庄都改变不了。再过几十年,我们这些人在后人眼中都是可笑的。毛泽东对毛远新说:党的政策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你要跟的上。等等。现在综合分析,毛泽东已经完全看清了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本质,而且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公开通过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试图解决这一矛盾。但受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限,仅仅靠不断的革命冲击还是无法冲破这一规律。打倒了旧的官吏,新的官吏上台后,依然还是不得不走老路。最终,他看到列宁所确立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一条非常曲折的道路,他不得不对此加以实践,但他由于生命的时间所限,只能铺路,却没有实践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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