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石：从斯大林到普京—俄罗斯为何钟情个人崇拜和领袖独裁？

大参考

　　纵观俄罗斯近现代政治史，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既政治强人大权独揽。从当年的沙皇，到后来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袖，再到当代俄罗斯联邦的叶利钦、普京，俄罗斯的政治权力，多数时候都集中于一人之手。

　　这其实是有点不正常的。沙俄时代倒还可以理解，毕竟当时正处于近代向现代转型期，不光是俄罗斯，就是其他发达国家，也有许多保留着皇帝掌权的旧时代残余。但从苏共时期开始，人类政治文明基本完成了从农耕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转型，政治强人陆续退出舞台，俄罗斯却依然不断涌现政治强人，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当然，形式上，俄罗斯也接受了一些现代民主理念。比如在沙俄末期，俄罗斯便建立了议会制度（杜马），苏联时代，虽然苏共一党专政，但在内部，也确立了政治局集权领导的原则；至于现代的俄罗斯联邦时代，更是在形式上建立了西式的三权分立。

　　不过这并不能改变俄罗斯强人政治的本质。沙俄时代自不必说，杜马的影响力，被君权强力压制。至于苏共时代，苏共中央总书记（第一书记）基本把握了全部大权，其他政治局常委大部分时候不过是其附庸；及至现代，虽然形式上三权分立，但总统的权力，却凌驾于政府、法院与杜马之上，被形容为“超级总统制”。

　　这种格局，与世界主流完全不符。当代世界，崇尚分权制衡的西方国家自不必说，哪怕是作为经典中央集权国家的中国，虽然早期也出现过一言堂的情况，但随着时势演变，也已经逐渐摆脱了强人政治格局，而逐渐转变为集体领导制，总书记虽然是执政党领袖，但并不具备一言堂式的绝对强权。这与普京一人之下，其他权力皆受其钳制有着本质差异。

　　而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俄罗斯的这种一人政治架构，还不能称之为不合理：纵观俄罗斯百年历史，但凡一人掌权，基本上都是俄罗斯国家稳定，实力上升或强盛时期。而相反，当俄罗斯出现权力分解时，则大多会陷入混乱和动荡。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强人，似乎是俄罗斯的一种政治宿命。

　　为什么俄罗斯会这样？云石君觉得，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地缘结构的复杂性。在之前的《地缘政治：俄罗斯为什么离不开强权政治？》云石君曾经说过，俄罗斯疆域太过辽阔，地缘结构十分复杂，而作为主体核心板块的东欧平原，区位上处于国土最西端，与广袤亚洲领土的地缘关系相对疏离——这严重影响了其对亚洲板块的控制力。只不过，由于俄罗斯亚洲领土自然环境过于苦寒，无法大规模开发，以至于无法形成强有力的本土势力，这才使得东欧本部获得了足够的相对优势，抵消掉地缘关系上的天然不足，这才得以将亚洲部分收入囊中。

　　只不过，这种地缘结构，终究是有缺陷的。加上作为俄罗斯本部的东欧平原，本身也不是什么第一流的地缘板块，却要依托其辐射面积高达一两千万平方公里的边缘领土——这明显有些力不从心。这也就是说，俄罗斯这个国家，依然缺乏足够的稳定地缘结构支撑，是一种相对而非绝对的存在。

　　这和中国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主体板块——东亚大陆中东部，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可开发程度较高，其地缘实力本身就强于俄罗斯的本部——东欧平原。至于地缘区位，中国核心本部的区位也相对更加合理，能够较好的将自己的影响力辐射到国家的大部分地区。

　　当然，中国也存在一些本部地缘影响力较难辐射到的边远地区——比如西藏和新疆。但和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这种边远地区的体量较小，二来中国的领土本身也没有俄罗斯辽阔（领土面积和东西跨幅大约只相当于俄罗斯的一半），这决定了，边远地区对中国政治结构的影响较小。总的来说，中国的国家版图的形成，是与地缘结构的基本规律相符合的。而中国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也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一种水到渠成式的正向设计（内部地缘结构相对紧密，本部实力强大且区位较近正中，本部对边缘有足够的天然吸引力，所以权力结构也自然而然的有利于集中）。

　　而俄罗斯则不同。前面云石君已经说了，俄罗斯的地缘结构本身，不太符合中央集权的条件，只不过是由于边缘地区在自身实力方面实在过于孱弱，使得本部获得了一定的相对优势。这也就是说，俄罗斯的国家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违反地缘结构规律的，是靠后天强力的霸王硬上弓。

　　所以，俄罗斯的中央集权，与中国的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不同，它是要用这种政治上中央集权，来弥补地缘结构的不足，是一种逆向设计。既然要弥补地缘结构的先天撕裂，就要求俄罗斯在权力的集中方面，比中国更进一步。鉴于中国在最顶层权力设计方面，已经采用了小范围的集体领导制；俄罗斯还想比中国更进一步，那就只有一人说了算的强人政治、甚至于领袖独裁了。

　　这是从地缘结构层面来说的。而更具体一点，我们还可以从经济、文化方面探寻原因。

　　经济上，俄罗斯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首先，内部经济整合度较低。俄罗斯的版过大，且彼此间地缘关系也较为疏离，这意味着，各板块之间，缺乏有效的经济整合。

　　这跟中国不一样。中国除了西藏、南疆等少数地区外，绝大部分地区，地缘上的关系比较紧密。而且，中国的可开发领土面积和开发潜力也高于俄罗斯，这使得中国更容易将国家大部分在经济上有机整合为一体。

　　而俄罗斯不一样，像俄罗斯的亚洲领土，与本部不仅地缘距离上更远，而且自然环境恶劣，很难与本部之间建立高紧密型的地缘通道（迄今为止，主要地缘通道依然只有西伯利亚铁路一条），这使得俄罗斯东欧本部与亚洲领土之间的经济交流受到严重限制。

　　至于东欧的传统势力范围（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前苏联欧洲加盟共和国），虽然对这里，俄罗斯本部具备足够的能力与其连接。可它又必须与西方那些经济水平更高、体量更大的欧洲文明竞争，所以即便将其纳入领土，也很难将其彻底消化吸收，一及自身衰落，这些作为俄欧交流桥头堡，与西方有极大经济关联的地区，就会抢先脱离而去。

　　区域经济整合度的不足，使得俄罗斯的统一，缺乏有效的经济基础支撑。这种情况下，要想维持国家统一，就只能在政治层面继续加码——既集权度进一步提高。

　　这是从区域角度来分析。而从产业角度分析。俄罗斯是典型的资源立国。矿产资源，以及高度依赖矿产资源的重工业，是俄罗斯的经济支持。至于轻工业，以及军工以外的高科技等新兴产业，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地位无关紧要。

　　这种情况下，只要掌控了矿产资源，尤其是能源产业，就掌握了俄罗斯的经济命脉，以及国民财富的分配权——当大部分国民的财富来源，并非源自自身的日常劳动创造，而是资源开发的获利时，那作为资源掌控者，也就能够获得极大的权力。

　　当然，俄罗斯的资源分布极为零散，所以如果各项资源，被不同的人掌控，那既然无法形成一人独大的政治格局。

　　但俄罗斯的地缘环境，又为一人独大提供了便利——俄罗斯的资源主要分布在亚洲领土，这里气候过于苦寒，人烟稀少，所以天然不具备形成强势本土势力的条件；而且，由于北亚资源产地大多不具备本土工业开发的条件，所以所采集的资源，必须要运出去才能产生效益；再加上北亚不具备基本的自给自足能力，所需生活生产物资都严重依赖于外部输入，所以这就又使得各资源产区对唯一有能力主持大规模交通运输的中央，产生高度依赖。

　　这种高度依赖性，不仅为中央集权提供了很好的支撑，而且，鉴于这种经济模式对稳定的极端追求（一旦社会陷入混乱，那不仅资源运不出去，国家没钱花，连资源产区工人的基本生活都会出现问题），又为强人的出现创造了良好条件——既然连哪怕很小的政治动荡都难以承受，那还是让强人长期执政，指定继承者这一套来的稳定。

　　第三，则是国家人文同一性的缺失。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国家，苏联解体前，俄罗斯族人口仅占苏联总人口的51%（70年代末人口普查数据），解体后的今天，俄罗斯族的人口也只有八成。而且，由于历史原因，俄罗斯的人口分布，并不像美国那样各族混居在一起，大量的非俄罗斯族人口，在亚洲、高加索等边缘领土聚族而居，自成一体。

　　这种各自为政的民族分布结构，再加上俄罗斯地缘结构的松散型，导致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文化构十分复杂，斯拉夫文化在许多地方并未占据主体地位。甚至，由于地域太过辽阔，各板块独立性太强，所以即便是在俄罗斯族内部，要维系文化和国家认同的高度同一性，也不是那么容易。

　　心理认同同一性的缺失，只有靠政治强制力来弥补。通过塑造政治强人，最大程度的消弭中央权力内部的分歧，维护中央的权威；同时，也可以利用对强人的个人崇拜，增加国人的心理同一性，和对国家的认同感。

　　最后，则是外部压力倒逼。通常来说，中央集权之所以能形成，除了内因外，外部压力也是重要因素。只有来自外部的压力足够强大时，内部各派系才有调和自身分歧，齐心对外的动力。

　　这一点，在中国的中央集权历史上有充分展现。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最经典的中央集权国家，很大一个外因就是，农耕时代，中国农耕区必须应对来自塞外游牧势力的巨大军事威胁，以至于必须通过中央集权，最大限度的整合内部资源以应对。

　　到了近现代，虽然游牧武装的威胁消失，但是来自先发工业国的威胁更加恐怖。这个阶段，外部势力不仅在武力上，就连在文明程度上都已超过华夏文明，所以中国第一次有了亡国灭种的威胁（古代游牧武装，只能在政治上消灭中原汉族政权，但却无力铲除华夏文明）。因此，这个阶段，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不仅没有被弱化，反而不断强化，并上升到强人大权独揽的程度，政治领袖在某些方面（尤其是精神领域）的权威，甚至超越了古代的皇帝。

　　直到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国际环境改善，外部威胁降低；另一方面中国国力快速增长，重回世界主流大国行业，这种情况下，外部压力有所减轻，强人政治也慢慢消散，转为集权程度较轻的集体领导。

　　而俄罗斯，也跟中国一样，面临着强大的外部威胁。苏联早期自不必说。就是二战后，苏联成为超级大国，但依然面临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强势打压，始终处于弱势一方。冷战结束后，虽然来自外部的直接压力有所降低（美苏正面对抗结束、中俄和解），但自身国力衰落的更快，这意味着俄罗斯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威胁。

　　这种持续的整体受压，使得俄罗斯依然有强人政治的必要，对内压制分歧，维持稳定；对外则集中资源，强势应对。而且，由于俄罗斯国运的衰颓，俄罗斯国民的国家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都急剧滑落。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有必要打造一个强势总统，通过煽动对国家领袖的个人崇拜，来间接增强人们对国家的信心和爱戴之情——所谓的硬汉普京，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总而言之，强人政治作为中央集权的最高形式，其之出现，与国家的先天、后天形势有着极大的关联。俄罗斯地缘结构的先天不足，以及由此延伸出的一系列内部经济、文化差异，使得政治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再加上俄罗斯的外部环境十分恶劣，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只能剑走偏锋，采用比经典中央集权大国——中国程度更高的强人独裁方式，通过最高程度的政治强力，来维护国家的稳定。

　　说完了俄罗斯的政体成因，从下一节开始，我们来讲一讲俄罗斯的国运兴衰。看看这个赫赫有名的世界大国，在近现代的浮沉，背后有何规律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