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学东：基金子公司1亿的资本能创造8000亿的资产，这就是泡沫

大参考

　　笔者在去年6月份发生股灾时，在私下里半开玩笑提到到治市三策，其中有一条叫“央行接管证监会”，当然是个猜测，不过最后的方向证实了笔者的猜测大体差不多。随后、高层在救市的过程中，大力度进行反腐，打掉两个证监会最大的大老虎，一个副主席姚刚，一个是主席助理张育军，此后主席辞职。接着此前担任央行副行长、长期在央行金融稳定局任职的刘士余担任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助理李超担任证监会副主席。

　　此后的证券业监管进入严格监管时代。

　　最典型者当属近日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在内部培训会上的讲话。李超说，“过去常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现在要敢于动真碰硬，发现问题绝不含糊，对违法违规触犯监管底线的行为坚决采取措施，重大问题要移送稽查。”

　　这段话信息量很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对过去监管券商机构的一个形象概括，笔者在多篇文章中指出，中国证券市场之颓败，端在监管，监管的症结在机构监管，尤其是券商。去年大股灾，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券商搞出来的，尽管有货币大放水的基础，但是券商急功近利业绩导向，加杠杆，伞形信托等，才是推波助澜的黑手。试想，没有券商的引导，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配资公司，配资公司在赚钱的同时，券商收了多少佣金呢？

　　对于券商们的这些弊端，监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多年来对机构的监管主导思想是：悉心呵护，即使有问题也尽量掩盖。而券商在疯狂的业绩导向的管理西路之下，各种杠杆累积，A股成为一个杠杆市，然后大盘成为一个人造牛市，最终形成股灾。

　　李超直陈行业问题：在批评机构存在投资者保护不力现象时，李超指出，有的机构投行保荐工作，为了抢占市场甚至伪造工作底稿，有的甚至与发行方合谋。

　　“在去年证券市场异常波动期间，有些公司在客户开立账户过程中，未按规定审认真查客户，了解客户的真实身份，忽视对客户异常交易行为的监控，为非法经营业务活动提供了便利。销售金融产品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了解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将包括分级基金等直接销售给客户，缺乏必要的适当性审核程序。”

　　李超说，一些风险比较大的业务要重新定位，比如类似信托的业务，不该干的业务要压缩。要求机构梳理组织架构方面，李超要求公司业务范围、资本要与法律法规相适应。并举出典型案例：一个基金子公司1个亿左右的净资本，而资产规模已经达到8000多亿；如果子公司出问题，会引发基金公司风险，最后受损失的就是基金持有人。

　　李超这样说，盲目扩展业务，发展路径存在偏差。一些机构脱离自身管控能力和人才储备，盲目扩张，重规模、轻质量，抢占地盘，无序设立分支机构，组织架构混乱。子公司、孙公司，甚至重孙机构庞大，母公司对这些分支机构，子公司、孙公司管控，有些强一些，有的相当弱。对子公司、孙公司所为无从知晓，不仅无制度，管控体系形同虚设。有的机构还涉及非持牌业务，甚至非金融业务。

　　监管更加重视的事实上是投行，并购业务，次新股的暴涨，新股上市就是几十涨停板。固然有上市制度的混乱，但是发行人和投行一起合谋联合操纵股价是主要原因。这个问题因为很难监管，没有证据，监管没有提到。但是比如他提到，员工职业道德水准不高、行业形象不佳，履行社会责任不够。行业内出现内幕交易、欺诈、飞单、老鼠仓等行为，这些行为诋毁了行业的形象。

　　中国的投行业务最有戏剧性的当属中信证券，这几年从业务上看真的是相当威猛，每个业务无论是质量还是规模都远远走在同行前面，尤其是把中金这个行业老大彻底甩开。在投行业务方面更是日益精进，誓做中国版高盛，为中国资本市场建设，中国直接融资的发展做贡献等等，甚至舆论也把他们当作中国版高盛看待。但是好景不长，一个股灾后，便出现重大问题，高管和中层大多数被抓，几乎全窝端，这是中国投行业务发展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大损失，尽管案件的权威结论还没有出来，但是李超指出的中国券商界的这些问题的确存在而且很严重。

　　因此监管层此次把券商作为监管对象，事实上是找准了中国市场的七寸。

龙夏

什么八寸七寸，根本就没说准，
问题是现摊子坏了，不用用谁的问题，一开始就指导思想错，后面自然出问题

龙夏

始作俑者，能无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