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七大常委和他们的家庭

大参考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李克强以常委排名第二的地位入列，宣告了“习李”时代的到来。

　　此时，正值中国社会迫近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的关键时刻。过去3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GDP规模跃居世界第二。然而，以低成本、强势政府主导为核心特征的中国经济模式，也积累了巨大的社会风险：地方政府“公司化”，陷入GDP崇拜综合症不能自拔，法治不断给经济发展让路，导致日趋严重的污染危机、食品安全危机。在市场经济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由于政府保留了大量审批权，加之权力制衡的缺位和透明度的缺乏，“半管制半市场”的状态成了权力寻租的乐园。根据王小鲁的测算，2008年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占GDP的17％。房叔、表叔的此起彼伏，以案例的方式生动验证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

　　趋于失控的腐败、旧的经济增长驱动力衰减、政府公信力危机，构成了危险的组合。而乌坎、启东、宁波、大连、什坊等地的群体性事件，则凸显了社会稳定的隐忧。吴敬琏先生告诫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这并非危言耸听。其实，邓小平早在1993年在与弟弟邓垦的谈话中就忧虑地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4页）

　　正确的认知，是正确的行动的前提。从习近平、李克强在18大后几次重要亮相传递的信号来看，决策层对形势的判断相当准确，改革思路的把握相当到位，令人期待。

　　1、摒弃GDP至上的思维模式，是实现转型的思想基础。习近平在总书记就职演讲中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须知，影响人民幸福指数的因素众多，除了经济增长外，还有社会公平、环境质量、食品安全等等。习近平更进一步把“美好生活”具体化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样的执政理念，比起唯GDP论，是巨大的历史进步。

　　2、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受益于人口红利、“入世”红利、90年代改革红利。如今，这些因素都出现了显著衰减。如何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在21日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众所周知，中国企业必须从粗放式制造向创新转型。但是，企业的创新离不开宽松的制度环境，包括便利的融资条件、较少的行政审批限制。而过去几年，政府部门权力出现了无序膨胀，极大地扼杀了民企企业创新的空间。企业家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结交政府官员，甚至不少企业把政府关系视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批评说，“这几年政府强化监管，我个人觉得已经到了不能理解，不能容忍的程度”。温家宝、李克强都曾经提出“为什么中国没有乔布斯”这样的问题，其实，强势政府是企业家精神最大的敌人。

　　3、放权是根治腐败的必由之路。腐败是全球性难题，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的动物本能。解决腐败问题，既不能指望思想教育，也不能单纯地依赖严刑峻法。阿克顿勋爵精辟地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习近平说，“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因此，治理腐败，不能靠捉虫，而要靠改变制度。邓小平也说：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薄熙来、刘志军、许宗衡、许迈永等之所以走向犯罪道路，关键在于他们手上的权力过大、监督与制衡太少。因此，政府最小化审批权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并辅之以财政民主化、舆论监督自由化，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蔓延。

　　4、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有危险。诚然，改革既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也会带来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变，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是，面对今日之局面，不改革的危险远大于改革的风险。李克强说，“不干可能不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这句话，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

　　5、改革需要领导力。如今，改革步入深水区，主要的障碍已经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利益。1998年朱镕基在国务院全体会议强调，“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朱镕基声言要“准备100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显示了改革的勇气。最近，习近平指出，“打铁还须自身硬”，切中要害。

　　6、改革突破口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下，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面临无比复杂的局面，能否临乱不乱、快刀斩乱麻，至关重要。李克强说，“改革走到今天，问题千头万绪，眉毛胡子一把抓，有可能事倍功半。需要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这种突破口就是十八大报告所讲：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善哉斯言。要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政府必须彻底转型，从到处“乱摸”的手，转变为以维护法治、公平竞争、提供公共产品为核心的“无形的手”，充分释放市场的活力和创造性。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是中国经济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此，李克强的论述可以说抓住了“牛鼻子”。

　　雨果有句名言：“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一个时机已经到来的想法。”习李新政，呼之欲出。

　　但是，我们还必须谨记管理大师德鲁克的名言，“管理的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对企业而言如此，对国家而言亦是如此。（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

万众期待：习李新班子反腐第一刀准备向谁砍去？

   　　当下转型中国，挑战与机遇并存。党和国家领导人直言不讳，坦陈面临新形势下的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面临前所未有的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自我警醒、勇于革新、不断超越，是一个现代政党必具的民主素养和内省精神。

　　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令人耳目一新的亲民方式登场。中央新班子将如何迎接执政考验，化解重重危险，在民生和反腐上，大胆打破禁区和雷区，锐意改革，寻找迎刃而解的突破口？

　　各种迹象表明，中央新班子将选择当下中国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破冰，谋定后动。如此决策，一是解决热点问题，着力化解关乎百姓痛痒的民生难题，加快构建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让全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凸显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二是解决难点问题，凸显廉政勤政的清明政治，推进制度反腐和法治反腐，铲除百姓痛恨的官场腐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中央新班子反腐必下大决心，必下猛药，并将从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破冰，决策思考如下：

　　其一、官员腐败成为执政党的头号考验和危险，严重玷污了党和国家形象。十八大把反腐倡廉提到生死存亡的新高度，习近平就任总书记第一次讲话就直言：“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可见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败将采取“零容忍”态度。要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新局面，首先必须在反腐败上给力突破。

　　其二、反腐败是当代中国最强大的民意。中国社会此起彼伏的上访事件和突发事件，直接或间接都与官员腐败相连。人民网在十八大期间民意投票，共有17万人参与投票，民主政治54810票排名首位；反腐倡廉35225票位列第二；社会民生31358票挤进三甲；经济发展只获得12161票，跌落至与前者无法相提并论的比重。这个民意调查，说明了人民心中对于“美好生活”的内涵是很清晰明朗的，是民主、反腐、民生在制度建构上，三点对一线所指就是“公正契约”。“美好生活”不仅意味着财富，更意味着公民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而官员腐败，是百姓“美好生活”的污染源和腐蚀剂。

　　其三、把官员钱囊公布在阳光下，是反腐败突破口。这是一种防止官员贪污腐败的强制措施。世界发达国家成功反腐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反腐倡廉最为根本的制度保障。财产公示制犹如一把利刃，法律对财产申报中的违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可按刑律制裁，直刺腐败者的要害，为推动各国廉政建设、净化社会风气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世界反腐成功利器，社会主义中国应当积极借鉴，“立党为公”的执政党更没有理由排斥。

　　温家宝总理曾把官员财产公开定义为，“这是对干部手中权力的一个最重要的监督”。“最重要监督”的表述，就是强调在对官员的所有监督中，官员财产公开的地位和价值无可替代。遗憾的是，他在十年任期内，追求政治理想“九死而无悔”，也难把这一理想变成现实。官员财产公示，将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使命。公众充满期待。

　　其四、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习总书记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制度标杆。党要管党、党要治党，就必须依法治党，否则就是梦想拎着自己头发离开地面，不是不为，而是难为。引爆审计风暴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指出：“腐败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体制和制度的问题，在权力过分集中、缺少制衡机制的形势下，光靠领导干部的廉洁、清明，很难真正遏制腐败问题的出现。”这些年来，老百姓对反腐倡廉的口号，有些听腻了，而呼声很高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步履蹒跚，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羞羞答答不出台。只有在法治意义上反腐败，而不是停留在德治口号上，党在自省、自清、自律的同时，接受“他省、他清、他律”的法律监督，反腐败才能取得真正胜利。中央新班子反腐，必须动真格。

　　其五、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中央新班子将带头示范。当前中国腐败和反腐处于相持阶段，最突出的问题有三个：领导职务高的案件多、案件涉及金额数量大、查处案件中的“一把手”多。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反腐工作核心必须是制约和监督权力。

　　作为法治监督的有力武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已在中央高层、立法机关、司法界广泛酝酿、讨论和反复决策了相当长时间。领导干部财产在党内申报，已经制度化。从申报到公开，不少地区做了有益的尝试。然而从开官员财产公示先河的新疆阿勒泰，到被誉为“最彻底公开模式”的湖南浏阳，再到制度破冰、地方探索样本的浙江慈溪、宁夏银川，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最终多是草草收尾，给公众留下“虎头蛇尾”之嫌。究其原因，是缺失制度反腐和法治反腐，缺失高层领导的以身作则。市长喜欢公示，省长一定喜欢吗？基层党政部门推进廉政建设的创新努力，因此孤掌难鸣。

　　新一届中央常委对反腐败的重要性，认识极为深刻，将给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出以身作则的光辉示范。习近平、李克强作为中国党政领导核心，从政清廉、低调务实，而富有开拓魄力。俞正声在十八大期间率先公开表示：“要逐步实行财产公开制度。在制度上建立一套完备的、便于群众监督的办法，才是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最有效的途径。只要中央决定，自己很容易公开，因为我没有多少财产”。张德江、刘云山也一直大力倡导制度反腐。张高丽在离开天津时，公开约法三章：“如果有人打着我的亲属、朋友或身边工作人员的旗号来办事，无论是真是假，还是三句话：一不要接待，二不要给情面，三决不允许给办事。”而新任中央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更被外界认为是中共高层“铁腕”人物的代表。他自2008年至今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金融、商贸工作，其曾在从政生涯中多次充当“救火队长”。外界预测，王岐山上任或将强势反腐，开辟中共反腐的新格局。这个“新格局”，必是新一届中央新班子率先示范的制度反腐和法治反腐。

　　十八大后，习李新政至少会推出几件提振全国人民信心的改革措施。官员财产公示将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突破口。中央新班子上任，各种圈子尚未盘根错节，正是刮毒疗伤、保持政党纯洁性的好时候。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尽管不能完全遏制腐败，但能避免官场大面积腐败。中央新班子以身作则，践行法治，必将有力铲除特权和腐败，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品质，重树共产党的崇高民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