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闻：悼！中国极富经济色彩外交官车祸离世（车祸示意图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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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6月18日凌晨在应邀赴武汉大学讲学途中遭遇车祸，不幸身亡，终年77岁。吴此行乘坐的商务轿车在中国市场有着广泛的应用，一般意义上，商务车最安全的座位，应属驾驶座后第一排，但令人震惊的是，此次车祸遭遇不幸的离世者，都是该排乘客，不竟让人唏嘘。
　　吴建民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语翻译，曾担任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他跻身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之列。可以说吴建民是新中国外交的见证者。
　　与其他外交官相比，吴建民有更高的知名度，他退休之后，常在各种论坛与媒体上露面宣传和普及外交，作为“鸽派”代表多次与“鹰派”人物辩论。晚年关注企业家群体，参加了很多经济类活动，是华章经管“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研究丛书”主编、发起人和项目总顾问，并为丛书作序。现重温吴大使观点，以表缅怀。

　　昨日，武汉交警通报：6月18日4时17分，孙彧（男、30岁）驾驶鄂AA9S01号别克商务车，搭载乘客吴建民（男、77岁，外交学院原院长），刘锋（男，54岁）、朱晓驰（男、52岁）、陈伟杰（男、27岁），沿武昌区梨园地下通道由北向南行驶至南出口处时，所驾车头撞击路中隔离花坛，发生单方交通事故，造成车内五人受伤。吴建民、朱晓驰经医院抢救无效当日死亡。伤者正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接受治疗，暂无生命危险，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经向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核实，外交学院原院长、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6月18日凌晨在应邀赴武汉大学讲学途中遭遇车祸，不幸身亡，终年77岁。吴建民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语翻译，曾担任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

　　从媒体公开的报道中，此行乘坐的商务车型，在中国市场有着广泛的应用，一般意义上，商务车最安全的座位，应属驾驶座后第一排，而此次车祸遭遇不幸的吴建民、朱晓驰，都是该排乘客，不竟让人唏嘘。

　　他不幸离世后，外交部欧洲司官方微博发文哀悼：“吴大使是杰出的外交官，睿智、儒雅、正直，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充分展示了中国外交官的素养，退休后依然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奔走劳碌。他的溘然离世是中国外交界的重大损失，令人扼腕唏嘘。”

　　法国驻华使馆和法国驻华大使顾山18日下午在微博上为此致哀。法国驻华大使顾山在致哀文字中写道：“惊悉吴建民大使不幸逝世, 我深感悲痛。法兰西人民失去了一位知晓法国并为法中关系做出巨大贡献的伟大朋友。值此悲伤时刻，我谨向吴建民大使的家人表示沉痛哀悼。”

　　武汉大学官方微博今日下午发布消息表示，对发生这样的意外深表痛心，对罹难逝者表示沉痛哀悼。武汉大学成立了应急处置小组，将协助公安机关开展事故原因调查。

　　回顾吴建民先生的一生，与中国外交紧密相连。吴建民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外交风雨路，曾经给老一辈领导人当翻译，曾经见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曾经在最困难的时候出使欧洲，曾经因为工作出色获得法国总统亲自授勋，也曾经在校园耕耘教诲青年学子，还登上讲坛，为新时代的理性外交大声疾呼，吴建民的一生，都与中国外交紧密相连。

　　曾任毛泽东周恩来翻译，在联合国一年写300篇文章。1959年，20岁的吴建民自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毕业，分配到外交部。据了解，吴建民大学毕业后上研究生班，刚上了一年半，突然被借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被派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去当一线翻译。

　　两个部门抢着要他时，陈毅的一纸调令，让吴建民回到外交部翻译室，一干就是6年，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语译员。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吴建民跻身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之列，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三秘、二秘。其后他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工作三年，又成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据描述，当时的吴建民，“一年要写300多篇东西，很辛苦但很充实。”他当时的梦想，就是尽可能准确地观察判断国际形势。

　　1979到1984年，吴建民回国，先在干校劳动，之后在外交学会欧洲处任职，这段时期，被吴建民形容为“人生的低谷”，他曾回忆“那时候我40-45岁，精力正好的时候。但是，这时期我却没有做很多事情，在外交学会一年只用接待几个代表团。”

　　1998年11月，吴建民任中国驻法大使，时年59岁。

　　现将吴建民生前观点整理如下，愿先生安息。

　　中国外交官需要吃钙片？吴建民回应三点意见

　　经常在国内大学、企业、机关单位演讲的吴建民，难免会遇到一些激进的听众发表外交官太软，要吃钙片的嘲讽言论，吴建民表示并不在意。他认为，观察世界，与世界对话需要有效交流，观察中国，与国民沟通也需要有效交流。“软”和“硬”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言战易，言和难”。通过讲能经得起实践考验的真话，自然能使别人心服口服。所以，关键还在于如何能有效地讲真话。

　　吴建民去年3月在国防大学的演讲，只强调了三点看法。针对嘲讽外交官太软的人，吴建民发表意见：“第一，外交大权归中央，外交部不擅权。我们所做的决定是在中央的领导之下，没有一件是外交部自作主张。第二，中国想大发展必须有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三，外交硬很容易，软很难，难在讲的道理要能站住脚，能让人信服。有时候需要一些妥协才能赢得人心。”

　　吴建民最后的疾呼：民粹、民族主义本质是反改革开放

　　2016年6月6日，吴建民在“2016中美大学智库论坛”上做题为“中美关系与世界秩序”的主题演讲。演讲中，他提到，民族主义的内涵有两条。第一，热爱自己的国家，这个没有错；第二，排斥他人。把本国面临的各种问题、责任都推到别国身上。我是好的，别人不好。这样就有问题。

　　在选举政治中，有人就喜欢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来讨好民众，提出一些口号，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只要能够赢得选票就行。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起来更加危险。民粹主义会导致从政者被民族主义所绑架，丧失理性。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中国也很危险，民族主义往往打出“爱国”的旗号，“爱国”无罪；民粹主义则装扮出“为民请命”的样子，二者均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民粹主义的本质是反对改革，民族主义的本质是反对开放。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我们中美双方智库的学者要共同努力，揭露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危害，告诉民众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会损害中美关系，损害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对这两个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

　　谈对外关系

　　我们不要一听到外国人批评就火冒三丈

　　所谓中国的形象，应当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给外界的印象。今天的中国成就斐然，也面临很多困难，但总体来看，在不断进步;中华民族有很多优点，也有不少毛病，但总体来看，素质在提高。让世界看到这两个方面就比较全面了。所以，我们不要一听到外国人批评，就火冒三丈。别人说得对，我就改；别人说得不对，也不必过于介意。我们应当相信，世界上好人居多，多数人是客观公正的。要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让世界认识到，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正在进步的中国、和平的中国、讲道理的中国。这样一个形象，对我们自己，对世界都是大有好处的。

　　对外援助不能打小算盘 欲取之必先与之

　　吴建民举例说，在中国相当困难的时候，我们帮助坦桑尼亚赞比亚修了一条铁路，花了1.5亿英镑，相当于当时中国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铁路建成之后，时任坦桑尼亚总统的尼雷尔说，“外国在非洲建过公路建过铁路，都是为了掠夺，但中国帮非洲修的铁路是为了非洲的发展。”

　　谈中美关系

　　从500万美元到5500亿美元，中美之间没有一点信任能行吗

　　中国与美国，一个新兴大国，一个守成大国，彼此之间的战略疑虑是个长期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就解决。但是比较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中美关系又不一样。双方都确认，绝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双方不走冲突对抗的老路，第二，双方共同利益大于分歧。

　　1971年，我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中的一员去美国，当时中美贸易额只有500万美元，去年是多少，5500多亿美元!谁想到中美关系会发展得这么快。一些人总是强调中美战略上不互信，但我跟美国人、中国人都讲过这样的话：“中美关系，从500万美元到5500亿美元，没有一点信任能行吗?”

　　保持中美关系平衡需要“三条腿”

　　吴建民以桌子比喻中美关系平衡：“一个桌子有三条腿，就比两条腿更稳固。中美保持关系平衡，两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本身就是对世界秩序的贡献。”

　　关于舆论关注中美之间的分歧，吴建民认为，一是对于国际关系力量的大调整、大变化，各方都有一个适应过程;二是冷战中“零和博弈”惯性思维还存在，需要警惕;三是媒体倾向报道负面消息。

　　现在的世界，已不是丛林法则

　　现在的世界，已不是丛林法则。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这是国际关系当中最大的变化。“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是零和博弈，是你死我活，但现在，时代主题变了，游戏规则也在跟着改变。中国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与时代主题变化密切相连。

　　中国如何做大国？

　　中国离世界越来越近，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却远未足够。一个与外界无论从政治制度、经济模式还是文化信仰上都存在很大差异的巨人如何让别人相信他内心信奉的是和平与友善，而不是好斗与争霸，这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巨大挑战。

　　作为前驻法大使，前国际展览局主席，资深外交家吴建民先生在他《吴建民谈外交》一书中对此尝试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吴建民先生认为，中国要想消除别国的疑虑，顺利实现和平崛起，需要在五个方面努力。

　　第一是要使我们周边的邻国乐于接受。他认为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威胁论”敏感程度很高，我们要说服别人相信我们会走和平发展道路，就需要先搞好周边外交，让周边国家感受我们的诚意。

　　第二是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从中华民族文化的角度入手。中华文化博大进深，其中包含的“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内在的爱好和平、厌恶战争。而这些也将是我们走向世界最好的名片。

　　第三是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充分利用机遇规避风险。在他看来，我们目前处于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总的来说机遇要大于危机。最大的危机就是中国是否会被推到前苏联的位置上从而成为众矢之的。

　　第四是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有一个地区依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可能的经济风险，必须要加强区域合作，形成自己的自由贸易网络。

　　第五是中国外交一定要能预见冲突并可以很好地解决冲突。随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快，在国外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只要以平常心对待，妥善处理就可以得到较好的结果。

　　这五个方面的判断显示了吴建民先生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所形成的宽广的视野和脚踏实地的作风。第一和第五点是从他自身熟悉的外交领域入手，谈到了周边外交政策和外交使命。第二点是从文化角度入手，谈到了要发挥文化潜移默化的教化影响力。第三点和第四点都是从战略角度出发做出的思考，中国要想和平崛起，一定要借鉴前苏联的前车之鉴，避免成为众矢之的，同时要看到当今世界区域一体化和区域贸易的趋势性，找到自己的地区依托。

　　谈企业家精神

　　谁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家

　　吴建民是华章经管“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研究丛书”主编、发起人和项目总顾问，并为丛书作序。本文为“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研究丛书”总序，现重温，以表缅怀。

　　研究中国当代优秀的企业家，是我长期观察世界、观察中国，逐渐形成的一个想法。我以为，研究企业家这个群体太重要了。

　　中国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结果。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没有企业家，也没有民营经济。但是，今天中国有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民营经济的总量占到中国经济的65%，创造了近80%的就业机会，这个成就非常了不起。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就是要解放生产力。生产力是由人、产品和生产工具这三大要素组成的。过去我们对“人”的理解是片面的，认为人就是劳动者。其实这个“人”应该包括企业家、发明家。而我们过去讲的生产力中的人，是排除企业家的。这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当时我们认为企业家是剥削者，是打倒的对象、消灭的对象、改造的对象。我们不仅要改造老一代的企业家，而且还通过一次又一次运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绝不允许新的企业家出现。结果是什么？大家都看到了，结果是中国商品短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票证越来越多，人越来越穷。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调整了中国这艘大船的航向，决定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采取了一个意义深远的行动。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宴请商界五老——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和周叔弢吃火锅，推动他们出来办公司。邓小平很明白，要发展，必须解放生产力，企业家就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必须给企业家的成长打开一条通道。荣毅仁就在邓小平的委托下办了中信公司，越办越兴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小平的这一行动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带来了中国企业家辈出的春天。

　　改革开放以来，曾出现过三次创业的浪潮，这三次浪潮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企业家。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兴办乡镇企业，过去人民公社里的一些干部、一批优秀人才成了兴办乡镇企业的主力。第二次浪潮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人的思想大解放，一批干部、知识界的精英下海办公司。第三次浪潮是进入21世纪初，一批海归派回国兴办企业。这三次浪潮，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没有千千万万的企业家去奋斗，去拼搏，去创业，中国的经济不可能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企业家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应当名垂史册。

　　然而，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从旧时代发展而来的。中国的现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旧思想的惯性，诸如封建时期轻商的惯性、革命时期把企业家视为打倒对象的惯性，都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今天中国社会上的一种仇富情绪就是上述惯性的表现，一个仇富的社会肯定是缺乏生气的社会。仇富情绪的蔓延会打击人们创业、创新的积极性，不利于解放生产力，不利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今天中国大学毕业生择业的首选是当公务员，这并非是一件好事。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进步源源不绝的动力，是来自创业和创新。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初，乃至21世纪头几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大学毕业生的首选是下海、创业。

　　中国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要进步、要发展，必须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研究中国当代优秀的企业家，研究他们成长的过程，研究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从失败中爬起来继续奋斗，研究他们的成功之路，研究他们的个性和共性，这是一件很值得做的工作。这项工作会给企业家正名，给当代中国青年带来众多的启示，转变他们的观念，推动更多的优秀青年去创新、创业，成为中国发展、进步的动力。

　　中国社会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全世界都赞叹不已。但是，毋庸讳言，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今天的中国面临着诸多挑战，人们经常谈论中国面临的三大危机：信仰危机、诚信危机和公信力危机，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正视的挑战。

　　我想了很久，这三大危机是如何出现的？这三大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新的主流文化尚待构建。

　　中国人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不一样，全世界（除中国以外的地区）85%的人信教，而中国85%的人不信教。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人的行为是由文化来规范的。

　　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曾经经历了百家争鸣的时期。当时中国的社会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中国向何处去”是当时中国人关注的大问题。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这次思想大解放催生了一批思想家，诸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孙子、韩非子、墨子等。我们今天读他们的一些著作，还能感受到他们的思想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在百家争鸣的基础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逐渐形成以儒家为主线的封建主流文化。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时两千多年，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都相当长，长的有三百多年，短的也近百年。这种现象，在西方文明史上是不多见的。中国的封建王朝之所以如此长命，是因为中国存在着一个主流文化，可以改朝换代，但是主流文化不变，一以贯之的封建主流文化保证了封建王朝的稳定。

　　然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迎来了又一次百家争鸣。中国人在列强的欺凌之下，痛定思痛，认识到要前进，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所以，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是革命的需要。因为，如果大家都遵守孔夫子的教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么革命就是非法的，是大逆不道的，根本就不应当进行。

　　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革命对中国的封建主流文化进行了猛烈的冲击。革命总是矫枉过正的，本来革命成功后，我们就应当像毛泽东主席在革命时期所提出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华文化，剔除其糟粕，继承和发扬其精华，构建新的主流文化。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原因，这项工作没有人去做。相反，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次又一次运动，特别是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对中华文化的否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

　　“文革”结束后，我们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大批外国人也来到中国。我们走出国门后发现，世界并不像我们过去所想象的：全世界2/3的人还在受苦受难。恰恰相反，发达国家的情况要比我们自身的情况好得多。

　　打开国门后，我们看到了外部世界的精彩，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外国的东西比中国好，现代的东西比古代的好，新的东西比旧的好。所以，今天中国人给公司、商品取名字，总要沾一点洋味。这是一种社会现象。

　　主流文化的缺失，是导致“三大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重新构建中华主流文化，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我以为，有待构建的中华主流文化，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一是中华文化中经过两千多年的实践，证明是真善美的东西，我们必须将它们纳入中国正在形成的主流文化中去。

　　二是我们在不同时期打开国门后，从国外学到的好东西，我们必须把这些好东西吸纳到中华主流文化中去。

　　三是100多年的革命所创立的、经过实践证明的好东西。

　　我所说的新的主流文化有待构建，并不意味着这种主流文化在今天的中国完全看不到。新的东西总是在旧的母体中逐渐发展形成，中国新的主流文化也不例外。中国30多年的大发展，这么伟大的成就，没有文化的支撑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各条战线上，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人。他们当中有国家干部，有知识分子，有企业家，有工人、农民，他们在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工作中，孜孜不倦地探索，不畏艰险，敢于拼搏，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优异成绩。这些人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身上具备的精神就是新的中华主流文化的体现。

　　构建新的中华主流文化，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若干代中国知识分子长期努力才能够完成。构建不能从概念出发，而要从事实出发。因此，就要研究这一批中华民族的脊梁，特别是企业家。

　　由我本人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正和岛创始人刘东华先生共同发起的“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研究”项目于2013年5月初正式启动，本项目由正和岛研究院管理执行，邀请知名财经作家苏小和先生为本丛书主笔。苏小和先生撰写的这本题为《国企改革家：市场的博弈者》一书，就是对研究中国企业家有益的探索。苏小和把中国的优秀企业家同外国的优秀企业家进行比较，这个做法是可取的，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的优秀企业家。

　　是为序。

　　吴建民
　　2013年初冬于北京

　　附：吴建民简历
　　1939年3月30日出生于重庆，汉族
　　1959 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分配到外交部。外交部安排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再读3年翻译班（研究生）
　　1961 借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
　　1961—1965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布达佩斯），任代表翻译
　　1965—1971外交部翻译室
　　1971—1977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三秘、二秘　
　　1978—1979 外交部北郊干校劳动1979—1983 外交学会欧洲处　
　　1983—1985 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一秘、处长　
　　1985—1989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　
　　1989—1990 中国驻比利时王国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首席　
　　1991—1994 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　　
　　1994—1995 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1996—1998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特命全权大使（1996年8月提为副部级）
　　1998—2003 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2003.6.27—希拉克总统授予荣誉勋级会大将军勋章　
　　2003. 7— 2008.4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　
　　2003. 12.12—国际展览局主席
　　2005.3 —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
　　2008年4月30日卸任外交学院院长